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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耶對話與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生成和發(fā)展》序

作者：楊國榮（西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廿六日壬戌

??????????耶穌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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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許蘇民教授的遺著。與蘇民教授的其他著作一樣，此書既有扎實的歷史文獻根基，又展現(xiàn)了深沉的理論洞見，有其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作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課題的終端成果，這一研究不僅圓滿地完成了項目的要求，而且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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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許蘇民教授交往時間雖不長，但也有20多年的歷史。平時盡管接觸不多，并且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幾乎沒有推杯換盞的“親密”，然而，其學術成果卻一直為我所重。在去世前的春節(jié)，許蘇民教授還以短信問候，未曾想到不久就獲悉他溘然長逝。這讓我既深感悲痛，又覺得意外。現(xiàn)在，他的學生發(fā)現(xiàn)他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撰述的項目成果，并且作為遺著出版，這使我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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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中西文化的交流為主題。如所周知，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展開為一個歷史變遷和衍化的過程。在早期，中國文化（首先是其中的儒學）除了先后傳播于周邊區(qū)域，如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東亞或東南亞地區(qū)之外，對世界的其他區(qū)域并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影響。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傳統(tǒng)（包括西方文化）之間，主要表現(xiàn)為空間上的并存關系，而沒有內涵上的實質交流和互動。然而，到了明清之際，情況開始發(fā)生某些變化。從中西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看，明清之際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早期來華的傳教士開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臘以來歐洲的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學思想，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思想介紹、引入到中國。與此同時，他們也逐漸將中國古代的若干典籍，首先是儒家的經典，翻譯、介紹到西方世界。17世紀的時候，《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都已被比較完整地翻譯成拉丁文，并漸漸為當時主流的西方思想家們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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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這一時期主流領域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如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以及萊布尼茨的后學沃爾弗，等等，都開始對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涵加以關注。萊布尼茨便對中國文化予以很高的評價，認為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不如中國人，而且，“中國文化比古希臘人的哲學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學”（萊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史研究》1981年第4期）?？紤]到萊布尼茨時代基督教神學在歐洲仍具有獨特的地位，這一評價無疑是相當高的。萊布尼茨同時認為，中國的倫理學要比西方更完善。他的后學沃爾弗進一步指出：“自身包含有基礎的東西就是真，自身不包含有基礎的東西就是偽。運用這塊試金石來判斷，中國文化的基礎有其大真?！保ㄎ譅柛ィ骸蛾P于中國人道德學的演講》，《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基于以上看法，沃爾弗肯定：“中國人的哲學基礎同我個人的哲學是完全一致的。”（沃爾弗：《關于中國人道德學的演講》，《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頁）這里體現(xiàn)了從理論的層面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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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重要的中國思想家，從徐光啟、方以智到王夫之，對西學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觸，然而，以往人們主要關注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對西學中技術性的層面，如歷法、數學、實測之學，等等的興趣，對于他們在哲學層面對西方思想的普遍思想內涵、價值觀念的融合與排拒，則有所忽視。這樣，在一般印象中，相對于萊布尼茨、沃爾弗、伏爾泰等對中國文化普遍內涵的關注和實踐哲學等方面的推崇，中國文化家似乎沒有在這方面給予西學以同樣的關切。但許蘇民教授的這一著作，卻以翔實的材料，表明中西之間在當時已有多方面的對話，并不僅限于科學、技術。通過對王夫之論“依有、生常”之義的論述，許蘇民教授指出了其具有走向現(xiàn)代唯物主義的“新客觀實在論”的特點；以顧炎武“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看法為切入點，他注意到這一時期西方政治哲學東漸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之突破；同時，許蘇民教授還具體地考察了中西之間關于自由意志、友朋關系和精神之愛的同異，并由此分梳了倫理學對話與近代自由、平等、博愛觀念之生成。在更普遍的意義上，他提出了在對話中發(fā)展中國哲學，建立世界哲學的意向，表現(xiàn)了歷史研究與未來展望的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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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西之間的相通，許蘇民教授對二者的差異和不同，也作了具體考察，以宋明以來普遍接受的萬物一體說而言，他特別提及了西方傳教士對此的批評意見，認為他們無法接受萬物一體的觀念。確實，萬物一體與西方的基督教觀念存在不相容之處：基督教認為上帝不僅是全能的，而且高居于萬物之上，萬物一體說顯然無法對上帝的這種至上性給予適當定位。利瑪竇便指出，認為天主（上帝）內在于萬物而與萬物為一的說法，是錯誤的。這里既可以注意到基督教與儒學的分歧，也不難在更廣的意義上看到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對這種不同的具體分析，對把握這一時期儒耶對話的內容以及中西文化之間的艱難互動，顯然不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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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表明，中西文化既有共同趨向，也存在深刻的分異。從歷史衍化看，中國文化需要進入西方主流文化的視野，以此不斷克服二者的對峙。當然，這可能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展開并不取決于熱切的倡導、標語口號式的呼喊。就翻譯工作而言，西方和中國的學人在這幾百年中已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但中國文化的研究卻至今依然主要止步于漢學圈，沒有真正進入主流的西方思想世界。中國的哲學如欲真正走進西方主流的哲學，首先便必須把中國文化中真正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思想內涵，以西方主流的思想所能理解和認可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應該使中國文化在西方主流哲學的視域中不再是某種特殊乃至“異己”的存在的形態(tài)，而是人類文明中普遍性的思想成果。唯有如此，中國文化才可能逐漸走進西方文化思想的內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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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哲學傳統(tǒng)，都是人類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思維成果，這種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同時構成了今天哲學思考和建構的資源。以哲學建構和發(fā)展為進路，中國文化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解題的層面，而是需要一方面立足于自身的思想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以開放的視野面對待西方文化的思維成果，以多重的智慧資源建構自己的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的哲學（包括儒學），便是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晚近以來，馮契、李澤厚、牟宗三等哲學家以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研究，對性與天道、宇宙人生等根本的問題，作出了自身的獨特思考，形成了具有個性特點的哲學系統(tǒng)。這種哲學思考和建構既是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延續(xù)，又使之獲得了當代新的形態(tài)，可以說，它從理論建構的層面，彰顯和突出了中國文化的普遍意義。如果這樣的哲學研究繼續(xù)深入地、持之以恒地加以推進，那么，中國文化在建構哲學思想系統(tǒng)、深化對世界和人自身的認識這些方面所具有的意義，也將得到真正的確認。由此，中國文化也將不再單純地如一些西方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其意義上主要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圈之中，而是同時突顯其普遍的品格，并真正融入包括西方主流文化在內的世界文化過程之中。以明清之際和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之間互動為背景，這一意義上的“進入世界哲學”，意味著中西文化相互承認、彼此肯定，唯有基于以上前提，中西文化之間才能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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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方面看，《儒耶對話與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生成和發(fā)展》這一著作不僅僅表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課題成果，而且以其豐富的內涵呈現(xiàn)更普遍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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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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