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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園詩人到青年法學家  

——35歲年份上的追憶與致敬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fā)布

          原載于 《漣水日報》2018年10月18日、《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六日己丑

         耶穌2018年10月24日

十年前，在青島海邊度假時，高中班主任周紅老師聯(lián)系我，希望給母校80周年華誕寫點慶祝性文字。那時我剛剛結束北大法學院碩士學位的攻讀，準備繼續(xù)讀博。更關鍵的是，那時我還是一名“失蹤”之前的校園詩人，曾自編詩集《臨海聽音》（目錄詳見：http://flyingdragon.fyfz.cn/b/269382），所以也許確實可以寫點文字，而且是特別的文字。據說，偉大的詩人都是法學院逃逸的學生，而我進行的是逆向逃逸。對漣中母校，我是深懷感情的，她是我人格成熟與世界觀形成的關鍵階段。為了表達對母校感銘之情，在青島海邊的一個午后，我奮筆寫下了百行長詩《大山與驛站》（詳見法律博客個人主頁：http://flyingdragon.fyfz.cn/b/256068），以“大山”喻人生特定的知識與意義迷障，以“驛站”喻接力支持個人成長與知識突圍的關鍵支撐。是的，盡管人生有許許多多的“大山”需要翻越，有千山萬水需要跋涉，也有諸多的“驛站”需要感銘，但高中歲月卻是第一次最為關鍵的“大山”之旅，也是最為銘心刻骨的“驛站”所在。恰恰，我又是一名“高四生”，因為理想而轉進滯留，竟對母校有了相對他人更深切的碰撞與互動。

不久前，孫輝校長帶隊拜會北京諸校友，在座者當然是有些“杰出”意味的。我頗為誠惶誠恐，不僅因為自己年資偏淺，更因為自己已經不再寫詩了，甚至不再有十年前那種奮然向外、馬不停蹄、俾睨天下的豪情壯志。我知道，特定的情懷是與特定的年齡及生存處境相關的。孫校長邀請我寫點文字，我自然是需要答應的，但卻不可能再寫詩了。于母校而言，已90華誕，作為代際相承的“教育法人”，它在邏輯上是不朽的。因此，這里的90所相對的不是凡人生命的尺度，而是一種關于教育理想的長遠尺度，故母?？梢砸恢碧幱凇扒啻悍既A”。但具體的個人是有朽的，其年齡與壽命的大致比例就是一種生命成熟與道德成熟的測量指標。因此，如詩歌般的青春逐漸逝去，詩歌的時代結束了，而理性的散文時代開啟了。這是我在35周歲年份上的真切感受。故而，給母校的文字就只能是散文了。這是大山之外的回望，這份回望是真切的，甚至是有些沉重的。因為一旦打開記憶的閘門，拂拭久違的曾經往事，就難免舒張那因為奮斗前行不得不裹緊的靈魂，任著思緒與情感回溯流淌。

一、寄宿漣中：人生開始獨立

我是1998年入讀漣水中學的。那一年的中考，我記得是考了全縣第三名，也是我初中母校第五中學歷史上中考成績最好的。那時漣水的教育格局還沒有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代，大致相當于“西周”鼎盛而衰之際，漣中當時是“一枝獨秀”，能夠考上漣中，尤其是考上免收培養(yǎng)費的“統(tǒng)招生”，對鄉(xiāng)下學子而言是一種確定的榮耀。那時漣水的鄉(xiāng)下初中實力還比較強，有不少好師資和好學生，因此高一入學時，我能夠感覺到周圍同學的大致經歷與志向。當時的鄉(xiāng)下孩子，經常被教育要好好讀書，其目的大體是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之類的傳統(tǒng)功利主義價值觀，但即便今日我已確立牢固的獨立價值觀與理想，又何能輕慢父母輩曾經的無私付出與正當期待呢？在他們的生活經歷中，有著太多的辛酸、卑微與不甘，因此這種通過教育的理想性寄托，即便有所功利，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高中是住校的，這也就意味著自己需要獨立生活了。這種校園寄宿制非常重要，它使得我開始獨立面對及處理學習、生活及情感上的遭遇和挑戰(zhàn)。鄉(xiāng)下的學生是普遍選擇住宿的，而城里的學生則大多繼續(xù)住家。我覺得，這是鄉(xiāng)下學生提前獨立成長的好機會。學習當然是首要的，對于我們鄉(xiāng)下學生來說，學習不好不僅很難找到推卸理由，更是觸及某種“道德原罪”。你會發(fā)現(xiàn)，當父母不顧一切、起早貪黑地掙錢供養(yǎng)你讀書時，盡管你覺得很感動，但同時也極有壓力。我當時就感覺到周圍鄉(xiāng)下學生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及精神緊張，我也有一樣的遭遇。后來在看趙薇的電影《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時，特別感動的是這樣一句話“農村孩子的一生就像只能建造一次的建筑一樣”，當時已無可掩面。2018年高考后，有一個考上北大的女狀元寫了一篇“感謝貧窮”的文章，轉載甚眾，好評如潮，但我也替她捏了把汗，因為這條路不會一直平坦，更因為這樣的出身沒有向后的退路。

我的高中共遇到過四位班主任。第一位是馬文睿老師，他是資深的語文老師。應該說，我的寫作，由文字感覺提升到文字能力，與馬老師的訓練、激勵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馬老師經常在課前“訓話”時簡要提及農民生活的艱辛，父母的不易，這樣的“憶苦思甜”式教育對我而言絕非說教，而是必要的提醒及道德責任的加重。馬老師還要求我們寫日記，并且在初期檢查日記。日記是私密的，但日記寫作也是一種寫作訓練。馬老師不是為了窺探學生隱私，而是強化寫作訓練。過了半個學期，日記不再檢查，但我的日記寫作習慣卻一直保持下來，直到大學四年級。日記是一場心靈自查式寫作。這種習慣我之前沒有，但經過半個學期的訓練及要求，竟然養(yǎng)成為一種自我要求。從此，在獨自面對高中生活種種壓力與遭遇時，日記成了可以暫時逃遁與棲息的理想居所，日記中偶爾也寫點小詩，但更多是散文，夾雜著對人生、理想與時政的稚嫩分析。除了日記，馬老師對我的“作文”訓練與寫作規(guī)范指導也很用心。有一次，他出了一道“我眼中的孔子”的作文題，我以自己的大膽行文贏得了老師的贊賞。當時我并不知道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之分，但朦朧之中感覺到儒家必將在民族復興進程中“重新公共化”。讀大學之后，每逢寒暑假我都還有拜訪馬老師的習慣，但后來工作日漸忙碌，回家很少，聯(lián)系不再頻繁，但心中還是時常牽掛。今日的自己，通過專業(yè)積累和公共寫作，成為一名有一定公共影響力的學術型專欄作家，與馬老師在道德責任及寫作能力上的著意培育密不可分。

高一結束時文理分班，我的文科總成績與理科總成績排名均為年級第一，我是非常熱愛文科的，但當時的態(tài)勢是理科至上的，好的師資與學生基本都集中于理科，而且關于理科更有前途及更有用的說法是壓倒性的，我選擇了讀理。人生有時候是被社會觀念與多重外部期待所塑造甚至強制的，但我并不埋怨這樣的塑造和強制，因為它們有著“愛”的質地，而且學理對于進一步強化自身的邏輯思維能力及推理習慣有著重要的意義。高二上學期的班主任仍然是馬文睿老師，這似乎是一種幸運的繼續(xù)。但一個學期后，學校又要求將所有理科班的前三名合組為一個“奧林匹克班”，簡稱“奧賽班”。在這個新班級，我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孫中亞老師。孫老師是一位優(yōu)秀的數(shù)學老師，和藹可親，樸實真切。但奧賽班有個特殊的影響，也就是成績優(yōu)秀而相近的學生過于密集，競爭壓力陡增。這種“群狼”班固然可以激發(fā)斗志，提升戰(zhàn)力，但也對很多同學造成了過大的壓力和負擔。當然，這是學校的一個實驗，是應對外部競爭及保障升學質量的理性選擇。一年半之后的高考，即2001年高考，不少原來成績很好的學生在奧賽班里并沒有發(fā)展得很好，高考結果也不盡理想。當然，這是一種實驗，也是一種心智磨煉。歷史不能假設，不能設想沒有這個新建制，我們今天會如何。

奧賽班到了高三，我遇到了第三位班主任周紅老師。這是一位資深的英語老師。我復讀時的第四位班主任陳桂軍老師也是英語老師。兩個“高三”，對我而言是昂揚的，也是壓抑的。一方面，高考前的教育已到終點，所有的前期積累和榮辱皆系于最終考試，父母與師長的所有期待也凝聚于此，所謂“一考定終身”。這種“決戰(zhàn)”氛圍，有時我特別不習慣，不僅僅是第一次遭遇這種抉擇時本能的慌亂，也是因為所謂的“農村孩子沒有退路”的緊箍咒。后來的我還經歷了一系列的考試，跨過一座座“大山”，我記得唯有2008年考博前一夜失眠過，其他好像都沒有太多的波瀾。另一方面，青春人格開始成形，有某種“叛逆”情結，或者一種“反規(guī)訓”沖動，希望證明自己不僅可以通過成績保持考上很好的大學，還可以在最后一年的高中歲月里“惡補”前期人生的虧欠，比如學生會競選與履職，比如開啟一段有節(jié)制的情感之旅。但所有的叛逆和任性都是有代價的。第一年高三下學期的狀態(tài)及心緒有些漂浮不定，既驕傲自大，又患得患失，終于沒有圓自己的“北大夢”。

二、高四歲月：心智的反思與成熟

2001年的暑假回想反思了許多，心智加快成熟。挫折是財富，我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在調整心態(tài)復讀的日子里，周紅老師成了我的心靈摯友，對我?guī)椭艽蟆：髞碛龅搅舜髮W及研究生階段的很多老師，比較而言，我發(fā)現(xiàn)高中老師非常樸實真摯，沒有“老板”（Boss）氣息，沒有對學生的忽視或漠視，而有著一種近乎“親情”的關懷。我想，一切“不樸實”都是名利密度的函數(shù)。高中的師生關系，保有了一份天然的純真，這也是我一直感銘的因由。那一年，上不了北大，但成績也還可以，被南郵錄取了，與我同一屆的文科第一名劉昊昊似乎也沒有考好，但選擇上了南郵。我知道，人各有志。我不甘心，那么就吞下所有的艱難困苦以及心理波折，再來一次吧。當時想，如果那一次經不住摔打，受不了挫折，以后的人生路上又何談披荊斬棘而勉力向前呢？而且一定會后悔。

復讀之前有個插曲，就是漣中東鄰的競爭對手、新建的鄭梁梅中學教務處長來我家里游說去復讀，并承諾提供優(yōu)待。我婉拒了。當時的朦朧想法是，如果第二年我考好了，何顏再回漣中面對師長，而如果再次考砸了，更是無地自容。還是回漣中復讀，在曾經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無非是要克服某些誤解與自己內心的虛榮不安而已。這種選擇是一種不逃避、不回避的選擇，是一種內心的感念和倔強，也是對漣中的一往情深。復讀的一年，讓我人生更加豐富，不僅增加了兩厚本日記，而且心智沉穩(wěn)勇毅，這似乎是復讀選擇的最寶貴財富。這也是一種類似“心靈闖關”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我在這一年里充分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熱愛與責任，堅定地立下了“文以載道”的人生理想。在復讀的獨特處境中，我在一次作文里寫下了自己微妙而堅強的心智取向，作文題目是《蓮葉與荷花》，以楊萬里的“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切入，以“荷花”自況，追求一種強烈的“精神精英化”與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這篇文章被年級語文組拿到各班作為樣板作文宣讀學習。這是一種走出“大山”的強烈愿望，一種在日記寫作、復讀遭遇、情感波瀾、前途浩渺之際的“自我立約”。當時的想法趨近于：此生不求富貴，但求思想有功于民族及人類。這種開闊心智，在之前的三年高中生活中不曾出現(xiàn)，是復讀的一年給了我敞開理想之門的內在動力，感受到了一種內在的召喚。

第二年的高考輕松許多，因為心智沉穩(wěn)與基礎扎實，發(fā)揮得也不錯。分數(shù)超出了北大線，但沒有信心選到自己心儀的專業(yè)。父母希望我讀軍醫(yī)大學，認為學習一門技術很重要，而且包分配，無論政治如何變幻，都有口飯吃。我早就受到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影響，怎肯“棄文從醫(yī)”？我最想報的專業(yè)是中文系，我隱約感到改革開放帶來了物質極大進步，但道德人心無從收拾，需要有“文以載道”的思想性作家出現(xiàn)。但父母堅持認為中文系畢業(yè)沒有前途，在市場經濟中會迷失。學校自然希望我報北大，給母校增光，不管上哪個專業(yè)。但我最終聽從了自己內心的召喚，又適當做了妥協(xié)與修正，選擇了南京大學法學院。不過，本科四年，我聽了無數(shù)的中文范疇講座，自我訓練為一名校園詩人，寫作了無數(shù)的散文。我覺得，這種纏繞在“法學”本體上的文學與思想之夢，不是對“法學”的反動，而是一種提升與擴展。沒有文化和文明根基的“法學”只能是精致功利的工匠之學，但我在意的則是“法意”、“法哲學”與“時代精神”，是通過法律與法學傳遞和表達的獨立思想體系。

總之，走自己的路，發(fā)現(xiàn)自己的熱愛，是我高中四年生活的精神主軸。給予我巨大幫助的當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四位班主任，還包括每一位具體的任課教師。在走出第一座“大山”的崎嶇道路上，母校嚴謹?shù)膶W風、樸實的師資與教誨、不屈的奮斗精神及充滿溫情和善意的細節(jié)扶助，成為我人生無法忘懷的寶貴記憶與財富。

三、砥礪前行：在“法治報國”的路上

2002年9月，我進入南京大學法學院學習。南京大學是非常適合我的綜合性大學。除了專業(yè)課程，我還有機會聽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學科講座。本科四年，我一半多的知識以及對“法治”理想與使命的透徹理解，竟然是來自跨越文史哲、政經法的各種講座。中國的法學界不乏才華橫溢的詩人及公共思想家，他們的言談舉止尤其是文字和觀念力量，通過講座及公共寫作傳達于轉型中國的多重角落。這種“法學公共性”對我吸引和啟發(fā)很大，這不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文以載道”、“學以致用”嗎？

我聽講座有個習慣，就是必須記筆記，先草記，事后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別感興趣的問題，講座中又沒有搞清楚但給出文獻線索的，我會去圖書館查資料自主研究。我當時感覺這是一個非常幸福及有意義的知識探險過程。這種跨學科聽講及延伸學習，不會增加學分，甚至與專業(yè)課程沒有直接關系，但我認為非常關鍵，塑造了我對更寬廣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知識的興趣。不要小看了這種跨學科的知識興趣，它會幫助人養(yǎng)成一種特別的思想氣概和風度。我現(xiàn)在的公共寫作甚至專業(yè)寫作，也會時時展現(xiàn)這種跨學科與整全主義的思想風格。這種風格更像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而不是19世紀以來科學主義盛行后的專家。當然，身處我們這樣一個技術理性主宰的精細分工時代，一個優(yōu)秀的學者必須在專業(yè)槽與思想面之間求得動態(tài)平衡，否則或者“一葉障目”，或者“志大才疏”。因此，我現(xiàn)在常常給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最優(yōu)秀的法學家必須做到一流思想家、公共知識分子與政府咨詢專家的結構性融合。

本科四年，我最終以年級第四名的成績獲得保研北大法學院的資格，在2005年9月下旬經過激烈競爭通過了北大法學院的保研考試。我清晰記得，保研考試那一天，李敖先生在北大公開演講，而第一次走進北大，繞湖徜徉之際，赫然見識“未名湖”碑，未名地感動，認為自己最終屬于這里。這也許是一種冥冥中的緣分，高三與高四錯過的“北大”又在本科畢業(yè)之際來臨。碩士兩年，博士四年，我立足“憲法與行政法學”的專業(yè)訓練及公法學思想基礎的打磨，取得了學術上的較大進步。2012年7年，我博士畢業(yè)，入職北航，成為一名法學講師。2016年7月，我晉升法學副教授。

在“法治報國”的路上，從學術選擇與布局來看，經過了一個逐步探索和聚焦的過程。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是村民自治，這與我農村生活的切實感受及對中國基層治理秩序的深切憂慮有關，當時的學術思考是以“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重構村民自治，將村民塑造為合格的現(xiàn)代公民并通過自治民主維護村民合法權益及參政權利。但隨著新型城鎮(zhèn)化及國家主義法治邏輯的向下延伸，以及不平等城鄉(xiāng)關系帶來的農村社會的“半社會化”，村民自治的“民主遞進”理想沒有實現(xiàn)，甚至其自身也遭到了鄉(xiāng)鎮(zhèn)行政權力的重重滲透與控制。這是自治民主與國家建構的法權難題，我們處于“強國家，弱社會”的法權結構之中，村民自治難以按照原初規(guī)范設計順暢運行。于是，在博士攻讀階段，我選擇了“政治憲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作為主攻方向，希望通過對宏觀憲制結構及民主政治過程的制度激活，推動國家政治的規(guī)范轉型。這一學術方向需要進行法學與政治學的多重知識準備，也是我在學術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體系化的關鍵階段。博士論文最終在2015年以《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為名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洋洋40萬字。原高二（4）班舉行畢業(yè)15周年師生聚會時，將我的這本書作為回報禮物贈送給參加聚會的每個老師，得到好評。這也是我頗感欣慰的一種回報形式。這個學術方向得到了一直的堅持，它事關對中國憲制模式的整體解釋與改革設計，也事關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類型化比較與建構。這一方向的延伸研究已有新的專著體現(xiàn)，即《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014年—2015年，我有機會受邀赴香港大學法學院擔任為期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Leslie Wright Fellow），從事關于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專題研究。這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即一國兩制。這是憲法學研究的一個子領域。一國兩制是中國整體現(xiàn)代化與國際化戰(zhàn)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具辯證法色彩、制度實用主義與改革試驗精神的憲制安排。一國兩制最初針對臺灣問題設計，但優(yōu)先適用于港澳，并具體形成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成果。在這一領域，我堅定了國家改革開放及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看到了國家治理的彈性與智慧，看到了國家主導下的一個中國版“全球治理”樣本的形成。一國兩制的成功，尤其是近來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成功，將使世界確信，中國是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負責任大國，是全球制度公共品的正當供給者。在這一領域，我已相繼出版兩本專著：《香港政改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和《后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我還有幸受邀作為嘉賓做客CCTV4的回歸特別節(jié)目，解析一國兩制二十年的成就與智慧。

從村民自治到政治憲法再到一國兩制，這些具有現(xiàn)實關懷又深植法學理論根基之中的學術研究方向，對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學思想體系有著奠基性的作用。當然，我還時時記憶并保持著高中時代歷練而成的思想與寫作習慣，不僅在國內諸如《人民日報》、《法制日報》等主流媒體發(fā)表法學評論文章，也在諸如《南華早報》、《明報》、《多維CN》等開設“名家專欄”，以學識和責任感向海外解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與內在智慧。

總之，這是我在母校90周年華誕之際提交的一份游子答卷，也是一種真摯的回報與回饋。我了解并理解，這些年漣水的中等教育格局早已打破了曾經的“西周”范式，而進入了一種“春秋戰(zhàn)國”式的大分化格局，更有來自市區(qū)名校對優(yōu)質師資與生源的殘酷競爭和吸納，因而母校之發(fā)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zhàn)。但通過我這些年與母校老師及師弟師妹的實際接觸來看，母校整體上的樸實奮斗的精神依然強健，只要政策配置合理、激勵得當以及堅持優(yōu)良傳統(tǒng)，其未來發(fā)展仍然可以期待更加輝煌。有高潮就有低谷，有輝煌就有挫折，這本是人世萬物之常態(tài)常理。

這是我的個人回憶與理解，也希望為母校的再接再厲及轉進奮斗提供一種獨特的精神支持，更希望能夠為具體奮斗在一線的每個母校教師和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局部可參照的過往個案，也許他們某一刻的困惑及求解與我類似，因此可據以獲得知識及精神突圍的某種啟示。“大山”依然橫亙，高考依然顯示其最公平和最殘酷的本質，而母校的“驛站”角色與功能必將在90周年華誕之際更加異彩紛呈。除了祝愿與分享，作為母校校友的一分子，個人始終保持一種愿意回報及密切關注的熱情，我想這也是90年“漣中精神”給我們校友打上的必然烙印。

（本文摘要發(fā)表于《漣水日報》2018年10月18日和《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漣水中學2001/2002屆校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