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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的“論語學”

作者：楊朝明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初七日乙酉

? ? ? ? ? ?耶穌2017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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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本文吸收了宋立林、崔海鷹、房偉、楊傳召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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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十年來，早期出土文獻不斷問世，加之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引入，傳統學術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就《論語》研究而言，涌現了許多對于《論語》文本的譯注、考釋、解讀，同時還有不少“《論語》學史”的研究成果；既有文獻的考證，也有哲學與思想的詮釋。每年相關的論著往往在十幾部、幾十部以上，論文更是不勝枚舉?？傮w看來，《論語》研究的成就不可謂不大。但不可否認，當前的《論語》研究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那么，如何才能促進《論語》研究的學術水平真正實現質的提升？《論語》研究應該具有何種范式？我們認為，要實現上述突破，就必須將構建中國的“論語學”提上日程。如今，經學重建已成為熱議的話題。而對于“論語學”的構建，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學界雖然有“論語學”稱謂，但無論其具體指向還是實際研究，都具有明顯的局限，有的甚至將“論語學”等同于“《論語》學史”?，F在是時候認真考慮“論語學”的問題了。當前大力構建中國“論語學”，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條件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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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語學”應立足于“論語類”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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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論語學”，人們自然會首先想到《論語》。在我們看來，“論語學”固然首先要研究《論語》其書，但卻不能僅僅研究《論語》一書，它應當涵括整個“論語類”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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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中，“六藝略”就包括了“論語”一類，這一類排在“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后，與之并列。后面還有“孝經”與“小學”類。在“論語”類中，《漢志》共列舉了“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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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表述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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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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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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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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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說》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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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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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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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王駿說》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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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傳說》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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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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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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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三朝》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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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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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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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后而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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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所涉及到的十二家都屬于“論語”?？梢哉f，《漢書·藝文志》對于“論語”的定位比較明確，就是所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言論。其中有的是孔子親自言說，乃“孔子應答弟子、時人”；有的相當于門人轉述，即“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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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舉“論語十二家”之后，《漢書·藝文志》還介紹了漢代傳承“論語”的各家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列舉的十二家中，還包括了《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這三家也屬于“論語”一類。一般人認為這三家已經亡佚，但事實上，現存的《孔子家語》和保存在《大戴禮記》中的《孔子三朝記》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二書。關于《孔子家語》，由于戰(zhàn)國時期出土文獻的佐證，學術界已經基本擺脫了“《孔子家語》偽書”說的認知；《孔子三朝記》也是這樣，從宋代王應麟開始，越來越多的人認定《大戴禮記》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七篇就是已亡佚的《孔子三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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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古代典籍，離不開作為現存最早目錄書的《漢書·藝文志》，其所傳達的學術信息十分重要，不容忽視。在研究《孔子家語》和《孔子三朝記》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它們被歸于“論語”類的事實；同樣的道理，在研究“論語學”時，我們也要意識到“論語類文獻”不僅僅只有《論語》一書。這一理念轉變，將不僅對于研究《論語》其書的相關問題，且將對于包括《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其他相關文獻的研究，都可能會有想象不到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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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語學”要特別關注孔子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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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論語學”要關注“論語類”文獻，它所面對的就應該是包括《論語》其書在內的所有孔子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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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孔子遺說”需要認真研究?，F存孔子言論的直接材料，可以用“孔子遺說”加以概括。所謂“孔子遺說”，即孔子生前所留存下來的言論。例如，《論語》和《孔子家語》都是孔子與其弟子及時人的言論集。孔子“述而不作”，但其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培養(yǎng)了大批弟子，其相關言論一直為弟子重視并輯錄。這些孔子言論，以“子曰”“孔子云”“子言之”之類的形式，賴孔門弟子的整理得以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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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遺說”是中國儒學研究的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關鍵，但歷來研究者既多，分歧也極大，其間還存在許多不正確的認識。特別是，長期以來盛行的疑古思潮，從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致很多古籍被打入“偽書”行列，多數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后置，甚至不少珍貴材料被“武斷地加以剔除”。以致經過疑古學者的剝離，與孔子有關或可信資料“似乎只有《論語》一書了”，更為極端者，甚至《論語》也受到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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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歷史跌宕之后，多數學者的認識趨向理性、平實。但是，在“論語學”具體研究中，相關資料仍嫌缺乏、單一，難以把握。有感于此，屢有學者多方收集孔子言行、事跡資料，例如，清人孫星衍輯有《孔子集語》，至今人郭沂有《孔子集語校補》；復旦大學姜義華、張榮華、吳根梁編有《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曲阜師范大學李啟謙、駱承烈、王式倫合編《孔子資料匯編》；不久前，在國際儒學聯合會的支持下，郭沂在自己多年積累的基礎上，又編輯出版了《子曰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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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批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地下文獻問世，帶來大量關于孔子、孔門弟子及早期儒學的新資料，也“激活”了許多久已被忽視的傳世文獻。因此，以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相結合，從探討孔子與六經之關系入手，系統闡發(fā)蘊涵其中的教化學說，并深入探討“孔子遺說”的形成及其歷史價值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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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孔子遺說”的形成與整理?！翱鬃舆z說”由孔門弟子記錄，于孔子去世后纂輯而成。據《禮記·文王世子》，周代即有“乞言”傳統，特為重視長老耆宿們的善言嘉語?？鬃印白媸鰣蛩?，憲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故當時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門弟子格外重視孔子的言論?？鬃右簧寂c弟子們相伴，孔門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們習聞、珍視進而記錄了孔子的許多日常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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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典型的依據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子張聞孔子講做人要“言忠信，行篤敬”之言，馬上將老師之言“書諸紳”，即書寫、記錄在衣帶上，可見其珍重之意態(tài)。相關資料還大量見于《孔子家語》，如《入官》篇子張“退而記之”，《論禮》篇子夏“敢不記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記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識之”“志之”等。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孔子晚年講論時，就有弟子輪流加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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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孔子遺說”形成系統，進而流傳下來，有一個集中纂輯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肇端于孔子歿后孔門弟子間的“分化”。弟子們稟性不同，對孔子所講內容的接受、體會自然各異；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異，不拘一格，以致弟子們或“皆有圣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鬃尤ナ篮?，弟子們游走四方，設帳授徒，必然稱揚和發(fā)揮孔子學說，無形中又強化了這一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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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眾多，又各有所記，孔子遺說必是豐富乃至龐雜，這便亟須能力、地位、影響足以服眾者出面主持、領纂。符合這般條件的大概可舉出子貢、有若、子張、子游等人，他們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響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對孔子學說理解更深的當屬曾子。孔子去世后，曾子為群倫推重，孔子嫡孫子思也從而問學，故曾子應是纂輯“孔子遺說”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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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輯“孔子遺說”，絕非短期完成。曾子以后，主持其事者必為子思。《孔叢子·公儀》記子思之言說：“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他整理“孔子遺說”，并堅信所記實得孔子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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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出簡帛中多有關于“孔子遺說”的相關資料。其中，上博竹書《從政》篇與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屢次出現“聞之曰”。我們認為，所謂“聞之曰”，即是聞之于孔子如何如何，相當于“子曰”。而“聞之”的主體即應是子思，這一特殊的語式質樸地反映出所記遺說的來源以及子思與孔子的特殊關系，從而也印證了這些言語資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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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孔子遺說”的形成與整理有著復雜的過程。所有這些遺說，除少量為后世諸子假托外，絕大多數系由孔子弟子記錄，曾子、子思等人纂輯而成、傳流而來。此后，隨著文獻的傳流、播衍，孔子言論則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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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語學”要把握孔子遺說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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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孔子遺說”的形成、匯集整理等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后，就要分析其特點，把握其性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開掘“孔子遺說”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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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充分估量，并正確理解和認識“孔子遺說”的整體性?，F存“孔子遺說”，都是孔子思想某一維度和方面的反映，我們應盡可能地將“孔子遺說”合觀參驗。《論語》絕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資料，其僅為“孔子遺說”材料中“正實而切事者”材料的選輯，遠非全體?！墩撜Z》類于“語錄”，缺乏孔子論說的相關背景與情形的記述，令人難得要領，甚至產生誤解。這就需要參考其他文獻資料，除常見的《禮記》《大戴禮記》等外，更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語》類于孔子弟子筆記的匯編，《孔叢子》則可謂孔氏家學的學案。尤其《孔子家語》，內容豐富、材料真實、價值極高，當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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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辯證認識弟子“潤色”與保存“本旨”的關系?？组T弟子記錄孔子言論，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學說，忠實記錄孔子思想宗旨，其記錄工作的最重要原則應該就是“存真”。然而，耳“聞”與筆“記”之間畢竟有時間差；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也會有距離；稟性與學養(yǎng)的不同會在理解上出現偏差；匯纂和編輯時也必有主持者的潤色之功。從絕對的意義上講，現存“孔子遺說”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論的實錄。然而，無論是一般弟子，還是主持匯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觀愿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學說的“本旨”。對此，我們應理性、客觀、辯證地進行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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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動態(tài)考察與客觀看待篇卷分合與文字訛變等情況。隨著簡帛古籍的出土與研究，人們認識到古書的形成要經過復雜的過程，其間往往有多種傳本，且經過若干學者之手，一般都要經歷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因此，應以一種動態(tài)的眼光看待文獻傳流，對各種“孔子遺說”的傳流當然也是如此。只要對《孔子家語》傳流中的各種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就能發(fā)現在特定條件下，其文本所出現的文辭歧異、篇卷分合、文字變更等各種情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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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特別應注意，遇有時忌或不合時勢時，傳世文獻往往會不得已進行改動或調整字詞語句。這種情況在漢代較為普遍，其中尤以《禮記》《大戴禮記》的纂輯最為典型。如果將《孔子家語·哀公問政》與《禮記·中庸》相應部分進行比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賢”“篤親親”“敬大臣”“子百姓”“來百工”，分別變成后者中的“勸賢”“勸親親”“勸大臣”“勸百姓”“勸百工”，動詞“尊”“敬”等皆改寫為“勸”，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將《孔子家語》與二戴《禮記》進行比較，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把握住這一規(guī)律，僅僅從“孔子遺說”文獻中，也能將儒學由先秦“德性儒學”到漢代“威權儒學”的這種演變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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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確認識“論語學”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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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具體的語境中，“論語”可以成為“孔子遺說”的代名詞。對于孔子在長期從事教育的過程中留下的這些遺說，我們當然應該進行一體思考、整體觀照。也正因如此，“論語學”的研究對象不應是拘泥的，而是寬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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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論語學”的內涵應該十分豐富，它不僅要研究《論語》及“論語類”文獻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還要研究《論語》在歷代流傳與研究的歷史，更要研究《論語》在當代的認識、理解與運用。關于“論語學”的研究對象，其實包涵了幾個層面的學術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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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論語》研究與“論語學”的關系。不言而喻，“論語學”首先要研究《論語》其書。按照一般的理解，“論語學”應該是以《論語》為研究對象的學問。事實上，以往的《論語》研究也早已經廣泛展開，研究范圍已涉及到很廣闊的范疇，如前人已經歸納過的《論語》之編纂者、成書年代、版本變遷、真?zhèn)慰急?、篇章結構、文字訓詁、名物考釋、學術價值、學派風氣、注譯傳播等，并涉及哲學史、經學史、經濟史、倫理史、教育史、文化史、歷史學、文字學、版本學、校讎學等多門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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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論語學”首先以《論語》為研究對象，但不能僅僅以《論語》為研究對象。也正如前面已經說到的，我們應該把“論語學”的研究對象由“《論語》”擴大到“論語”，也就是說，“論語學”研究對象不能局限于《論語》本文。如前所言，“論語”其稱謂本來就沒有排斥其他的孔子遺說。因此，包括《論語》其書在內的“論語類文獻”都應一體思考。在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二戴《禮記》以及《荀子》中的大量孔子遺說，當然還包括出土簡帛文獻中的孔子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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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思想性研究與編纂學研究的關系。無論《論語》其書研究還是“論語類”其它文本研究，都要處理好這個重要關系。例如《論語》屬于思想性文獻，它的意義和價值在于它是中華民族的思想經典，它的思想永遠是研究重點。很多的研究只注意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就往往會缺乏判斷力、鑒別力，顧此失彼，缺乏嚴謹，由此造成一些錯誤。有的不顧及文本的思想性，單純進行成書研究、真?zhèn)握撟C、年代考辨，有的則不了解早期儒學及其時代，就進行《論語》學史的斷代研究，都容易出現此類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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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無論進行實證的還是義理的探討，都不能不知道“論語學”的特殊性。當然《論語》（或其他“論語類文獻”，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以及《禮記》《大戴禮記》《易傳》等）的編纂、成書與流傳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其進行編纂學的研究，就是要講清楚它的材料來源、作者或編者、成書時間、編纂目的、內在結構等諸多問題。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文本思想的研究才更加可靠，才建立在更加扎實的基礎之上。反過來，對文本思想了解越深入，對文本的形成認識也就越透徹、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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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語》的最初編纂，對于當前許多人熱衷于進行的“論語類纂”一類的工作亦具有啟示與借鑒意義。一般說來，對《論語》或“論語類文獻”的文本進行分類編纂，往往是利用它的學說，借鑒它的思想。如果不了解文本的形成，那么，以思想內涵為標準對文本進行分類編纂，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比如，如果我們承認《論語》的篇章之間存在內在聯系，那么這些所謂的“類纂”就解構了原來文本的聯系，文本的意義流失就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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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文本的編纂是思想內涵研究的基礎，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經文”研究之于“經義”研究的意義。只有在進行踏實的基礎性研究之后，才能更深刻、更準確地探究其思想內涵。如果不顧《論語》的編纂學的諸種問題，孤立地研究《論語》的思想與哲學，往往就像不重視文字?？庇栐b那樣，其結論面臨著很大的局限甚至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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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處理好“論語學”與“《論語》學史”或“論語學史”的關系。近代以來，經學被宣告死亡，但是經學史的研究則蓬勃開展起來，正如學術史研究中出現了“詩經學史”“尚書學史”“三禮學史”“春秋學史”“易學史”等一樣，“論語學史”的研究也受到了許多關注。但是，“論語學”包涵“《論語》學史”，甚至包涵“論語學史”，但畢竟不同于“《論語》學史”。也就是說，我們要放開視野，要清楚地知道“論語學”研究不能脫離“《論語》學史”或“論語學史”的研究，但是卻不能只局限于“《論語》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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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指出的是，經過多年來尤其近年來學者們的勤奮探索，在“論語學”方面已經積累豐碩成果，相關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構建“中國論語學”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要構建中國的“論語學”，除了對《論語》及“論語類”文獻本身進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之外，對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必須給予充分的關注。例如，在結合出土文獻對于傳世文獻的研究方面，出土文獻激活了很多傳世的孔子遺說文本，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還有散見于《禮記》《大戴禮記》《易傳》（包括帛書《易傳》）等，這些文本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哲學的、思想的世界，給“論語學”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因此，歷史上、現代的相關文獻集成性整理也應該盡早著手開展。為了推動“論語學”的建構與研究，我們倡議有條件的地方（尤其科研機構或高校）建立相應的“論語學”研究平臺，進而組建全國性的“論語學”研究組織，以更好地擴大對話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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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刻理解“論語學”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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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進行“論語學”研究，必須認清“論語學”的特點，把握“論語學”的特質，清楚“論語學”的特殊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論語學”本身的重要性、研究的必要性，進而理解其亟待開展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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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學”首先屬于經學的范疇?！罢撜Z學”自身的特征非常明顯，這正如《論語》在儒家經典中具有特殊地位那樣。不過，正如傳統上“四書”也像“五經”（或“六經”）被稱為“儒經”那樣，“論語學”與“詩經學”“尚書學”“三禮學”“春秋學”“周易學”一樣，也屬于經學的范疇。然而，其間畢竟有差異之處。而孔子整理“六經”，“六經”功能也各不相同。誠如孔子本人所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笨梢?，孔子所說“六藝于治一也”，其言值得細細品味?！傲嚒北緛砭褪恰跋韧踔洹??？鬃诱怼傲洝焙?，以“六經”或“六藝”（《大戴禮記·保傅》所謂“大藝”之“藝”）教授生徒?？鬃雨U發(fā)“六經”奧義，其思想則集中在“論語”（包括《論語》在內的“論語類文獻”）之中，這就決定了“論語學”的經學性質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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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論語學”從屬于“經學”，它就具有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各種屬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須遵從傳統學術的規(guī)律，只有這樣，“論語學”才能開辟新天地，結出豐碩成果。“論語學”屬于“經學”，當然也就屬于“孔學”“儒學”或“傳統文化”領域，由此，“論語學”研究關涉極大。反過來，不了解“論語學”的特性，不了解它的這一特點，就可能會像疑古思潮盛行時期那樣，把《論語》與相關文獻的研究“降‘經’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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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人研究孔子儒學，視野受到了很大局限，造成了許多的誤解。這種局面產生的原因，要放在中國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下考察。近代以來，由于外敵的入侵，許許多多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長期以來疑古思潮的盛行更是加劇了其負面影響，形成了一種“反傳統”的傳統，從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重要的文化典籍遭到懷疑，很多關于孔子的文獻材料也被棄之不用，“孔夫子”甚至幾乎變成了“空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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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論語學”直接關系到對于中華文明高度、深度與寬度的認識，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問題。如果我們“照著講”，就要了解“照著講”的對象；如果人們“接著講”，不了解“接著講”的對象，或對“接著講”的對象認識不清楚、不全面，“接著講”實質上就是盲目的。實際上，孔子“述而不作”，乃基于他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他是站在中國上古三代歷史文明漫長發(fā)展的基礎上，今天的“論語學”研究，也必須置于這一廣闊背景之中。在走出疑古時代，重新估價中國上古文明，找回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過程中，加強對“論語學”的研究，加強對孔子遺說的綜合探討，就能逐漸拂去塵埃，開辟孔子思想、中國儒學、中華民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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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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