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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誕正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表

          原載多維新聞網2017年12月24日

平安夜，世界表面一片祥和，朋友圈分享著各色人群的“圣誕老人”扮相及孩子們在節(jié)日的童真氣息。人們似乎忘記了圣誕節(jié)只是西方人的“耶誕節(jié)”，而將之作為全球化的節(jié)日對待，作為一種普適價值的文化象征?！耙Q”而有“圣誕”之名，并且還成功地全球化了，這不是人類史上從來就有的，而是1500年以來之西方“地理大發(fā)現(xiàn)秩序”的附屬成果，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獨特成就。我缺乏充分的實證材料去考察圣誕節(jié)在伊斯蘭世界的遭遇，但對這一西方節(jié)日在中國公共文化語境中的爭議性卻有所耳聞及體驗。  

圣誕在中國遭遇“文化正義”問題，主要是兩種精神力量在對抗：其一，老左派的“毛誕正義”，認為毛澤東才是中國的“國父”及文化象征，是真正的“圣人”，故紀念毛澤東應當超越對圣誕的紀念；其二，文化保守主義的“孔誕正義”，認為孔子是中國的人文導師，是中國人心靈秩序的締造者，甚至是“孔教”的創(chuàng)教之主，耶穌只是外來的“洋和尚”之一，不配享有“圣誕”之名。

這里觸及了中國現(xiàn)代性框架中復雜的“正統(tǒng)性”問題，中國人的信仰世界到底以何種秩序與象征為主，是一個嚴格的“文化主權”與“歷史正義”問題，而不僅僅是個體中國人的自由選擇問題。這里遭遇的是一個集體身份的“認同”問題，有著具體的歷史邊界和民族性范圍。

在這個平安夜，一如過去數(shù)年間的中國公共文化混戰(zhàn)景觀，“圣誕”、“毛誕”與“孔誕”的“三誕演義”是難解難分，難有共識。在20世紀的主要時間里，有時是“圣誕”占優(yōu)，比如民國時代（蔣本人就是基督徒）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期；有時是“毛誕”占優(yōu)，比如毛澤東時代；“孔誕”較少占據主導，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原因是整個20世紀的革命與改革是以拒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歸責孔子為前提的，左右都有這個默契，只是各自主張的變革方案不同而已。晚清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科學”與“民主”聯(lián)手取代“三綱五?！保笥伊α颗c論述提出了對“科學”與“民主”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案。儒家文化及“孔誕”在整個20世紀是“飽受壓抑”的境況。        

伴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tǒng)論述建構，執(zhí)政團體在合法性及意識形態(tài)上與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決定性的和解，不僅續(xù)補傳統(tǒng)馬列主義教義在全球化時代的理論短板，而且有重整“文化河山”共拒“文化殖民”的政治問題意識。同時，大陸新儒家日益突破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低端”及其卑微姿態(tài)，從文化到政治的廣泛譜系上開展著“儒家重新公共化”的學理與政策儲備及行動。

近些年，大陸新儒家興辦民間書院，參與公共政策，推動國學學科化，擴大對外文化對話，傾向政治儒學及其現(xiàn)實化，甚至有“新康有為主義”的沖動。十九大報告更是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基于5000年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以及中國的全面現(xiàn)代化必須堅持中華文化立場。這些動向和社會效應已經呈現(xiàn)，于是在圣誕節(jié)問題上的某種“文化民族主義”便更加強勢地登場了。

對“孔誕論”者而言，“毛誕”是體制前提，無可反對，而且存在“改革法理”對“毛誕”的有效平衡與節(jié)制，尚可容忍，但“圣誕”則以西方“耶誕”之一隅真理而僭居“圣誕”之名位，以西方之“圣”為我方之“圣”，是中國人文化上的主動“跪低”和政治上的“殖民奴性”。在儒家式“文化民族主義”的義憤填膺中，有百余年文化壓抑的悲情氤氳，有對國人盲目崇外之數(shù)典忘祖的精神批判，有對自身正統(tǒng)性歸來的隱忍與期待。

盡管存在太多的歷史與文化理由去理解甚至同情儒家式的“孔誕焦慮”，以及對當下中國文化秩序混亂無依的悲憤彷徨，但嚴格的“文化民族主義”并不符合儒家處理外來文化的從容法則（大一統(tǒng)與包容性超越夷夏之辯），也不符合中國重新“經略世界”的文明帝國性格及新全球化之文化立場取向。面對“圣誕”，固然不應當將其理解為單調唯一的普適價值，卻也已經成為中國人之精神選擇的一個選項，是中國現(xiàn)代性與西方百年溝通的一個成果與象征。

如果硬性排斥“圣誕”及其文化系統(tǒng)，將造成無休無止的中國人“文化內戰(zhàn)”，不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團結利益?！耙Q”而有“圣誕”之名，只是反映了20世紀某一時段中國人的精神傾向，甚至這一譯名本身就閃爍著特定歷史時段的精神局限光芒。今天是需要將“圣誕”還原為“耶誕”，卻沒有必要進一步排斥“耶誕”及批判過“耶誕節(jié)”的中國信眾。甚至，由于圣誕節(jié)的全球化及通俗化，它的宗教象征意義和教義約束性已大大減弱，未必有反對者想象的那般破壞力。

從中國文化重建及全球化的正面來看，不僅不應該簡單排斥西方文化，倒是應當好好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成功全球化的系統(tǒng)經驗，包括一系列文化策略與技巧。大陸新儒家之一支尋求儒家的宗教化甚至國教化，其實就是在模仿西方基督教的建制化經驗。除了這種宏觀面的對稱性設想與變革之外，以“圣誕節(jié)”為例，我們是否也可以圍繞“孔誕節(jié)”設想與創(chuàng)制出一系列的故事、儀式、道具、偶像呢？我們是否能夠生產出與“圣誕老人”并肩的人物形象呢？這就進入了文化建制化和創(chuàng)意化的實質性層面，是文化競爭力的具體構成層面，而不是停留在相對抽象及無解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與類型學的對立沖突之中。

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還是一門生意，一個好玩的文藝類別，一種能夠觸及最幼稚心靈的柔軟的意義載體。大陸新儒家在反對甚至抵制“圣誕”的時候，不能僅僅抒發(fā)悲情，更不能隱性期待政治公權力的悍然干預及對自身的“一步到位”的扶正，不能有“董仲舒情結”，而是需要正視中國文化多元性的現(xiàn)實，從自身的短板及缺失入手，該改革的改革，該模仿的模仿，該超越的超越，不僅僅引經據典教訓人，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吸引人。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基督不是一日成“圣”，中國文化之軟實力與正統(tǒng)性的重建，必然是在包容超越意義上逐步、有機地生成的?？空伪Ｕ系?，也會一夕之間為政治所破壞。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固然可以助力，但對民心民意的研判、競爭與吸引才是本質。“圣誕正義”背后的“孔誕焦慮”完全可以理解及同情，而且身為中國人，即便達到了信仰基督教的程度，對自身文化也仍然有割不斷的、日用而不知的潛在影響，是謂“文化基因”。

可是，僅有“基因”是不夠的，還必須經過“文化工程”才能現(xiàn)實化為具有真正競爭力及持久存續(xù)力的當代文化體系，不僅重現(xiàn)于中國，更要走向世界?！霸绞侵袊?，就越是世界的”，這是中國文化、本質上也是一切文明帝國文化應有的精神秉性。文化民族主義的過度保守性需要克制，簡單粗暴的文化批判及對政治權力干預的默默仰望需要反思和警惕，立足理性與現(xiàn)實的文化建設及穩(wěn)健的建制化才是正途。

放寬局促難安的本土文化心智，我們發(fā)現(xiàn)孔誕、毛誕、耶誕都已具有了某種當代中國的內在精神品性，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精神選擇，也結構性刺激了中國文化與政治的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中國文化是開放包容的，是堅定自信的，是有天下倫理和偉大復興抱負的，因而不能稟有文化民族主義式的封閉心智，不能以固化心態(tài)與眼光看待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及發(fā)展性。

我們需要面向世界的大歷史觀和“通三統(tǒng)”的思想方法論，唯有如此，我們才不僅可以文化自存，更可以包容吸收而有所創(chuàng)造。當世界主要精神要素消融整合于開放包容的中國體系之中時，中國才真正實現(xiàn)了民族偉大復興及對人類和平與發(fā)展的“范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