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合聲明是一份有效、重要且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國際法律文件,但它絕不為任何外國勢力建構任何超越1997年時間框架的管治權和監(jiān)督權。香港基本法不僅完全吸收了聯(lián)合聲明中的中方單方面聲明,而且基于中國主權意志而增加了普選條款,提升了香港民主權利。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zhí)政以來,從其根本性的臺獨黨綱出發(fā),在兩岸關系上否認“九二共識”,尋求“離岸替代”,實行極端的轉型正義和去中國化政策,在島內治理上則一方面政治封殺國民黨,另一方面則濫用執(zhí)政權全力準備“臺獨”相關條件。
原有的基本法框架有問題,主要在于中央沒有落地執(zhí)法權和司法終審權,這也是遲遲不能在香港推行真正雙普選的原因。
我們知道,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當中有個說法,叫做“紐倫港”,就是紐約、倫敦、香港,大家打開24小時的全球時區(qū),這三個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們是全球金融市場秩序的時空和秩序連續(xù)性的關鍵節(jié)點。
連日來,香港反對派激進分子不斷刷新暴力破壞行為的下限,對香港法治與民生利益造成持續(xù)性損害。8月11日,香港發(fā)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彈襲警事件,包括灣仔警察總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襲擊事件導致一名警員受傷,這不僅有著進一步暴力升級的意味,更有著將示威活動變質退化為“港式恐怖主義”的可能性。
香港反修例運動已經明顯偏離了“逃犯條例”的最初聚焦點,演變成一場癱瘓香港管治權并極限挑戰(zhàn)“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政治反對運動。這場運動以“無大臺”的青年學生為主,以周期性“游擊”方式與不斷升級的暴力沖擊行為刷新了香港社運激進化的紀錄。
今天一國兩制面臨困難,重新站在十字路口,北京有責任,香港也有責任。北京當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相關政策當作此長考。香港當知家貧不嫌母丑,赤子之心拳拳在焉。華夏子孫,皆當反求歸己,修辭立誠,拋開過往,團隊一致向前看,共謀華夏復興大業(yè)。
香港反修例運動綿延數(shù)月,從和平示威一步步發(fā)展為極限施壓式的暴力沖擊,已經公然挑戰(zhàn)憲法和基本法權威、中央政府權威、國家主權安全,嚴重損害了香港非常珍貴的法治精神,損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嚴重傷害了包括700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感情。當持續(xù)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時,香港的法治與民意的歸位就···
十多年前,“讀經運動”進入高潮,國內涌現(xiàn)了近百家讀經學堂,大批少年從傳統(tǒng)教育體制中跳出來,進入讀經學堂求學。然而,讀經到底是在培養(yǎng)人才,還是在毒害孩子?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爭論不休。
中國雖然承諾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五十年不變,但不等于在具體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據(jù)實際運行情況進行調適修補。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只有夯實一國的基礎,才會讓兩制健康成長。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應該拿出政治勇氣和政治決斷力,實事求是地檢討《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擔負起中央政府的憲制責任,由全國人大進行修訂。
香港、澳門《基本法》“特別行政區(qū)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這一機制的運轉并不暢通。一國兩制的復雜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點,聯(lián)邦制普通法國家司法權的安排,都說明完善此人大釋法機制對“一國兩制”的成功極為關鍵。
事實上,陳云與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計到其理論誤用和濫用的嚴重政治后果。不過,任何理論之風行,也絕無可能僅僅是理論家的咒語功夫,而是與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精神困境有關。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轉型、大變革的社會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強化了晚清以來的“文化對待觀”,具體表現(xiàn)為古與今的對峙以及中與西的劃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對立,雖然在當時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啟蒙,但同時也在觀念上帶來了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對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立,開啟了后來思想文化···
在中國古代家訓史上,有一本十分重要的家訓書籍,那就是北宋袁采所撰的《袁氏世范》。清代四庫館臣給予它極高評價,認為它“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該書不僅為教誨袁氏子孫所寫,也寫給“田夫野老、幽閨婦女”,說理深入淺出,別具一格,海內外不少學者均對此書有研究。
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博物館里,收藏有人稱“救時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親書的“藩籬”碑碣。該碑碣長85厘米,寬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題款“大唐開元三年”,左下題款“姚崇題”,中間楷書“藩籬”兩個大字。這是時年六十五歲的姚崇在開元三年(715年)回陜州硤石故里時揮筆留下的,是目前全國唯一發(fā)現(xiàn)的姚崇手跡。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fā)嚴重的政治沖突,導致特區(qū)政府宣布暫停修例程序,開展進一步的公眾咨詢和民主協(xié)商。修例本于港府善良動機以處理涉臺嫌犯移交及一體解決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qū)未簽署移交協(xié)議條件下的個案移交法律基礎問題。
反對派從一開始就缺乏認真且專業(yè)性討論修例法律細節(jié)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對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沖擊性,無限制地放大恐懼感,制造謠言,進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誤導與動員。當然,僅僅依靠反對派自身的蠱惑與動員是絕無可能造成今日之對抗態(tài)勢的,國際勢力在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的敏感時刻積極介入干預,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因素。
如果說長程的歷史總是遵循“正—反—合”的辯證邏輯的話,那么,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后,世變時移,是不是也該輪到一度被置于“新文化”對立面的“儒學”,在更高的層次上與“五四”握手言和了呢?
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建設,重視良好家風的培養(yǎng)與傳承。作為家風的重要載體,家訓歷來也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眾多著名家訓中,廉政文化是所強調的重要方面之一,至今仍值得學習和借鑒。
傳統(tǒng)祭禮的歷史傳承對當代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宋元時期,浙江省浦江縣“義門鄭氏”在“以禮治家”思想的指導下,遵循行于今不悖于古的禮儀原則,依照朱子《家禮》制定《鄭氏家儀》。在祭禮的施行過程中,不僅表達了后人對祖先的崇拜,同時也對族人的言行、思想進行規(guī)范和管控,實際上祭禮已經成為鄭氏家族加強家族管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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