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孔子的“憤”與“樂”?從《論語》中的一段對話說起。
張爾田與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以章學誠為紐帶,成為惺惺相惜的學術知音,旗幟鮮明地倡揚章學。作為彼時中日學界名望頗重的學者,他們有關章氏之學與中國經(jīng)史傳統(tǒng)的看法,構成一種潛在的跨文化對話關系,為討論章氏之學的越境受容與思想學術的古今之變留下了空間。
“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為現(xiàn)實中不適宜民眾的、民眾不認可的,應當放手讓民眾使用智慧尋找解決方案。綜上,“民可民不可”可考慮這樣翻譯:(在現(xiàn)實生活中)民眾可以做的,任由民眾去做;民眾不可以做的,任由民眾使用智慧去探索。這樣理解或許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孔、顏自得其樂,外物不能打動他,但世間常人居多,總有人“惡衣惡食”而“不堪其憂”,無法忍受居陋巷、飯疏食飲水的生活,他們自然是厭棄之的??梢韵胂?,那些“惡衣惡食”之人一定也曾替孔、顏憂慮,甚至責怪他們不求富貴、不夠上進、不去競爭,而他們豈知孔顏之樂樂在何處呢?這有點像某些專家批評今天的年輕人不求上進。
新冠發(fā)生時,在日本,寫過幾則想法。2020年3月回國,隔離十四天(3、21—4、4),期間有感而發(fā),每天寫想法一則,計十四則,近八千字。耳聞目睹,心有不安,故不憚譏罵,萌生推出之念,若這些隨手記下的淺薄而雜亂的想法有裨于時事,則幸莫大焉。
錢鍾書對理學家詩的批評體現(xiàn)了其思想“趨時”的雙重性:表層的與意識形態(tài)相呼應的“趨時”和深層的與二十世紀以來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國傳統(tǒng)的潮流相激蕩的“趨時”。前者表現(xiàn)為在《宋詩選注》中理學家詩的大規(guī)模缺席,后者表現(xiàn)為他以理念說、審美無功利說等西方現(xiàn)代美學觀念為理論資源“重估”理學家詩與中國詩學傳統(tǒng),對詩的認識亦藉此發(fā)生···
武漢新冠病毒,引發(fā)一系列病毒,既有新冠文人病毒,也有“停課不停學”的新冠教育病毒………它們糾纏在一起,昭示出各種制度與思想上的問題。歸根結底,是觀念與思想偏失過甚而有今日之禍。而百年來之學問越講越狹,越講越謬,或是高頭講章,虛談性理,酸文假醋,面對現(xiàn)實,全無思想力量,徒然一碗雞湯而已,弊大利薄。近來五內如焚,衡諸···
朝向多維時間,所朝向的是真正的自由、活力與包容,形態(tài)各異之時間藉此而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萬物因之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中國之謂中國的根本與生生不息之源點即在于此,舍此,中國將失其所是,也便與自己的山河歲月相隔邈遠,永遠沒有自己的時間,世界之世界性何嘗不是如此?
孔子周游列國,多次到衛(wèi)國,在衛(wèi)居住的時間也最長,衛(wèi)國曾有意用他,孔子卻無意接受,以至決然離去,這是為什么呢?個中原委,或可從衛(wèi)靈公與孔子的一次對話中一探究竟。
無論是強調男女有別的內外共建,還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體,在傳統(tǒng)政教秩序中,共同的個體德性建設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點,因此在中國政教傳統(tǒng)中對個體修身重要性的強調就顯得尤為突出,它無疑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以實現(xiàn)的前提與基礎。
張爾田、陳寅恪關于李商隱巴蜀游蹤諸詩的認識存在分歧,集中體現(xiàn)在對李商隱《無題》(萬里風波一葉舟)詩之系年及寓意的箋釋上。陳寅恪以“假設”論史,注重事實的考證與證成“理念”導引下的系統(tǒng)性歷史的存在;針對陳寅恪具有現(xiàn)代氣質的治學方法,張爾田持質疑態(tài)度,他強調“知人論世”與綜合事實和經(jīng)驗的“論理”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