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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作者簡介:陳來,男,西元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溫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礦冶學院(現(xiàn)名中南大學)地質系本科畢業(yè)。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yè),哲學碩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畢業(yè),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現(xiàn)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導師,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參事。著有《朱熹哲學研究》《宋明理學》《古代宗教與倫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現(xiàn)代儒家哲學研究》《孔夫子與現(xiàn)代世界》《近世東亞儒學研究》《仁學本體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儒學美德論》《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等。 |
荀學與大陸儒學的復興
作者:陳來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十日己巳
耶穌2016年2月17日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第一天,我到張岱年先生家,請教讀書法,張先生說,先看《荀子》。為什么呢?因為《荀子》在難易之間,一開始太難的不容易看,太簡單的,比如看《論語》達不到訓練的目的。要培養(yǎng)、訓練自己,最好是從《荀子》入手。那時候《荀子新注》還沒有出來,我就去琉璃廠,十塊錢買了王先謙的《荀子集解》,線裝書,已經沒有函套了。買回來后,按照張先生的建議,拿紅藍鉛筆一邊圈點一邊看,同時參看郝懿行的《荀子補注》。第一學期除了上課,我就看《荀子》,細細地看了一遍。
我當時沒有明確的研究目的,只是一個讀書的訓練。剛才梁濤說我的新書《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里面有幾篇關于荀子的文章,其實那是2006年我在哈佛訪問時寫的。當時國內好幾位搞中國哲學的,陳靜、梁濤、干春松等都在哈佛,杜維明先生就跟我商量:“這么多搞中國哲學的學者,機會難得,是不是大家湊在一起讀讀書?不要散了?!庇谑俏覀兙驮诙畔壬腋阋粋€seminar。我們上半年讀《五行》,下半年讀《中庸》。讀《中庸》是因為杜先生一直很關心《中庸》,讀《五行》則是因為有了新的出土的文本。我當時去得早,5月份就去了,梁濤他們可能是到9月份才去的。當時學校放假,沒有什么人,我就到圖書館借了一堆書,寫了四篇《五行》的論文。等到開學以后開始讀書了,我就接著寫了幾篇荀子的論文。所以我在哈佛那一年寫的幾篇論文都是與先秦有關的?;貒螅谊P于荀子的文章沒有發(fā)表在正式的刊物上,當時鄧正來在辦《中國社會科學輯刊》,急著問我要文章,我就給了他,也在復旦作了演講,后來發(fā)表在鄧正來那個刊物上了。《輯刊》不是正式刊物,屬于以書代刊,進不了檢索系統(tǒng),“中國知網”上查不到,也不屬于CSSCI,所以我寫的那幾篇文章很多人都沒看到。其實這幾篇文章在2008年就發(fā)表了,所以今年我出新書就把這幾篇收入其中了。
荀子(中華再造善本 唐宋編 子部 2函10冊)
關于荀子的研究,比較起來,我覺得近些年來,在海外,荀子研究是一個重點。大家知道,海外新儒學重視的是孟學的傳統(tǒng),比如杜維明先生對孟子情有獨鐘,但在美國其實屬于少數,呼應杜先生的人并不多,相反研究荀學或接近這一系統(tǒng)的聲音反而比較大。比如說比較早的時候,有一位分析哲學家芬格萊特。一般美國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都不算是有名的哲學家,但芬格萊特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他出版了一本書《孔子——即凡而圣》,這本書主要是講孔子,但書的封面印了一個大大的字——“禮”。他強調應該用禮去理解孔子,雖然我們一般不接受他的看法,但反映了他對孔子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在美國學界影響很大,所以芬格萊特開啟了美國漢學家和哲學家關注禮學的傾向。我們知道,禮學是荀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他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芬格萊特的書在美國產生了一定影響,美國人對禮也越來越關心。而國內研究孔子,包括先秦儒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強調、重視仁的,這與美國的情況不完全相同。
大家知道,美國東部有“波士頓儒家”,但所謂波士頓儒家是以查爾斯河為界分,河北哈佛以杜維明先生為代表,重視的是孟子;河南邊波士頓大學,以南樂山(Robert Neville)、白詩朗(John Berthrong)為代表,他們都在波大神學院任教,是基督教的傳統(tǒng),比較重視禮,重視荀子的研究,與杜維明先生不太一樣。在美國西部,倪德衛(wèi)(Nivison)先生是一個代表,他早年關注、研究荀子,他的學生萬白安(Bryan Van Norden)幫他編了一部書——《儒家之道》。這本書已經翻譯過來了,里面有他關于荀子的研究。萬白安也專門研究荀子,發(fā)表了大量作品。總體來看,美國的漢學界、思想界還是比較重視荀子研究的。故若放眼世界來看,荀子的地位還是很重要的,海外漢學也是非常重視荀子研究的。
我們海峽兩岸四地,孟學的影響還是比較突出,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xiàn)實的原因。從歷史上看,由于《孟子》一書入經,孟子進入了道統(tǒng),他的地位和影響自然較之荀子要大。另一方面由于港臺新儒家自1949年以后在海外一直有發(fā)展,產生了一定影響,他們是從孟子的系統(tǒng)講的,對孟子是比較重視的。相比較而言,荀子在大陸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1949年以后荀子是受到重視甚至是推崇的,但主要是在唯物唯心、儒法斗爭框架下講的。改革開放后,荀子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有一些新的講法,像周熾成強調荀子是性樸論,挑戰(zhàn)過去的說法,有一些新的氣象。另外,2007年在山東臨沂召開了荀子思想的國際研討會,是由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這兩年梁濤在邯鄲先后舉辦了兩屆荀子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國際重要的研究荀子的學者都邀請到了,勢頭是很不錯的。
荀子
最近幾年,臺灣荀子的研究也開始升溫。牟宗三先生去世后,壓力不那么大了,儒學研究出現(xiàn)多元化的發(fā)展。當然新儒家還是主流,但孟子之外荀子也受到重視,這方面政治大學的劉又銘教授算是一個代表,他不僅從事荀子的研究,還提出要發(fā)展荀學,搞出一套新荀學來。此外臺灣中興大學的王慶光教授長期研究荀子,他年齡與我們差不多,去年他送我一本新書——《荀子與齊道家的比較》,是講荀子與黃老關系的。臺灣大學哲學系的佐藤江之教授在荀子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文獻工作。臺灣荀子研究的氣象或者說元氣在回升,總體情況是不錯的。其實新儒家也是重視荀子的,只是評價不夠高。牟宗三在1953年出版《荀子大略》,對荀子定了一個調:大本不正,大源不清。以后牟宗三的弟子如蔡仁厚等,基本是在這個思路下研究荀子的?,F(xiàn)在劉又銘、佐藤江之起來,就是要扭轉這一研究范式的。這個趨勢我認為值得肯定,代表了臺灣荀子研究的新方向。
剛才梁濤講,我們現(xiàn)在面臨大陸新儒學的建構,荀子或荀學應在其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我認為這之間的確存在著呼應的關系。荀子“隆禮義而殺《詩》《書》”,雖然也重視《詩》《書》,但更關注的是禮義秩序,是制度建構,是一種政治儒學?!盾髯印窌杏嘘P于儒的討論,有俗儒、雅儒、小儒、大儒各種說法,他最推崇的是能夠治國安邦、平定天下的大儒?,F(xiàn)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大陸新儒學與港臺新儒學的不同,是不走心性儒學的路子,而強調政治儒學的意義。這個路子大的方向當然是從公羊學來的,但也應該注意與荀子的關聯(lián)。在這個意義下,研究荀學,角度更多地發(fā)現(xiàn)荀學的當代價值,這個與現(xiàn)在注重政治儒學的詮釋,好像也是可以相呼應的。
另外,在我們這里關注政治哲學已經有十幾年了,政治哲學從21世紀初就已經開始熱了,這兩年反而有些降溫。受此影響,我也留意政治哲學研究。我在哈佛寫的幾篇荀子的論文,有一篇就是講荀子政治哲學的。當時列奧·施特勞斯的影響很大,國內在積極引進。我寫那篇文章,就是想借鑒施特勞斯研究霍布斯的方法來研究荀子的政治哲學,因為以前有學者提過荀子和霍布斯的類似處。這些方面的工作我覺得還可以加強,即如何從西方古今政治哲學,包括從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到20世紀的政治哲學里面,找到能夠對照、借鑒、理解、詮釋荀子的一些理論資源,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只是做了一點,但是我剛才說,這篇文章好多人沒有看到,沒有起到帶動作用。其實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去進一步研究荀子,特別是了解歐洲早期、現(xiàn)代和美國20世紀政治哲學的發(fā)展,我覺得對荀子研究應該能有新的促進。一方面要加強傳統(tǒng)的研究,包括思想、文獻的研究,但是也要發(fā)展新的研究,結合歐美思想史與現(xiàn)代思想的一些資源,把荀子的研究再提高一步。
荀子(中華再造善本 唐宋編 子部 2函10冊)(圖二)
這種比較研究也不限于政治哲學,還可利用其他理論資源,比如說社群主義,美國漢學對禮學的關注就與社群主義興起有關。社群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美國就開始興起,美國學者重視禮的一個背景也是與社群主義的興起有關。為什么強調禮?強調禮必然接近社群主義的立場,因為禮就是社群的規(guī)范體系。這個思潮在美國當代政治思潮和哲學里面,可以算是三分天下居一分吧。但是國內好像利用社群主義來從事儒學研究的還不多,這點是可以加強的。
司馬遷說荀子是趙人,就是今天河北,我覺得河北的儒學研究是大有可為的。戰(zhàn)國有荀子,漢代有董仲舒,兩位儒學大家都出在河北??梢詫④髯雍投偈嬉沧鲆粋€綜合的比較研究,不一定只是把荀子與孟子去比,與孔子去比,也可以與董仲舒比。因為這兩個人時代是比較接近的,二人的思想有承繼的關系,當然也有巨大變化,但是為什么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出現(xiàn)這樣兩位大的思想家?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對后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個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這也是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河北應該是當仁不讓的。這是從先秦到漢代,若要講到唐代人物就更多了,韓愈祖籍河北昌黎,孔穎達是河北衡水人,河北的儒學研究大有可為。
梁濤近些年提出了“新四書”的說法,也關注儒家道統(tǒng)的研究,希望將《荀子》一書由子入經,以此重新肯定、評價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實朱熹編“四書”的時候,本來叫“四子”,比如朱熹寫的《書臨漳所刊四子后》一文,當時題的是“四子”,叫“四子”或者“四書”,不是一開始就稱經的。但是由于朱熹著《四書集注》,通過“四書”建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對儒學思想做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適應了那個時代的需要,使“四書”逐步超越了“五經”,在實際的傳承過程當中,具有了與經相等的地位,甚至超過了“五經”。到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才將“四書”放到經類。所以我覺得“新四書”的說法比較好,容易立住。朱熹一開始也沒有說作為經,只是稱“書”,在實際傳承過程當中,地位高了以后,就被后人稱為經了。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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