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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臣”與自稱“奴才”，有什么不同？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廿七日甲午

          耶穌2025年3月26日

歷代王朝，不管是漢、唐，還是宋、明，臣僚面對君主，都是自稱“臣”，惟獨清王朝是個例外，清朝人經(jīng)常自稱“奴才”，如果我們?nèi)プx清代大臣的奏折，便會發(fā)現(xiàn)，許多折子都是以“奴才某某謹奏”、“奴才某某跪奏”結(jié)銜；如果是謝恩的折子，少不了要向皇上表白“奴才犬馬戀主之忱”、“犬馬報主之心”；如果接到皇上的圣諭，則趕緊表態(tài)：“奴才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如此措詞，在其他朝代的大臣奏疏上是不大可能見到的。

臣僚自稱“臣”與自稱“奴才”，有什么不同嗎？若按乾隆皇帝的說法，“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好像臣與奴才并無什么區(qū)別。但乾隆帝的說辭無異于“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臣仆何種情況下稱“臣”，何種情況下稱“奴才”，乾隆帝最是斤斤計較。署理涼州鎮(zhèn)總兵喬照因為在奏折內(nèi)“書銜稱臣”，即被乾隆帝“傳旨嚴行申飭”。該稱“臣”而不稱“臣”，擅自稱“奴才”，那也不行。御史馬人龍奏公事，因為折內(nèi)書銜自稱“奴才”，也受乾隆帝斥責。如果稱“臣”與稱“奴才”沒什么分別，為什么乾隆帝要對此錙珠必較？

那么，稱“臣”與稱“奴才”的差異體現(xiàn)在哪里呢？以我們今人的觀感，會覺得“奴才”是賤稱，奴才的地位比臣卑賤。但是，按一名清末太監(jiān)的自述，“其實奴才并非卑賤之稱，請看各世襲王公對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稱奴才，皇上對太后稱兒臣不稱奴才，皇后對太后和皇上自稱奴才，妃以下王妃命婦等對皇后亦是自稱奴才，乃至隆裕之生父桂祥見隆裕太后時須跪下自稱奴才。約言之，只要受皇家眷養(yǎng)者必須自稱奴才?！蹦切┰谇宓鄹白苑Q“奴才”的王公貴族，怎么可能比自稱“臣”的漢官更卑賤？以為稱“臣”尊貴而稱“奴才”卑賤，恐怕是我們的錯覺。

然而，是不是可以說，“奴才”比“臣”更尊貴？也不是。試想象一下，一群原來稱“臣”的朝廷命官，被要求以“奴才”自稱，難道就是地位更尊貴的表現(xiàn)？清史研究方家杜家驥先生認為，清王朝的漢官爭著自稱奴才，是“自賤其身”，“往代漢族士大夫的那種廉恥觀念與剛直氣節(jié)在他們身上喪失殆盡”。這個評論是完全符合現(xiàn)代人之感受的。即使我們不以今律古，就從當時的旁觀者看來，大臣自稱“奴才”也是有辱尊嚴的表現(xiàn)，乾隆朝時來訪的朝鮮使臣便說：“和珅、福長安輩數(shù)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使令，殆同皂隸，殊無禮貌，可見習俗之本然。”

不過，我認為應(yīng)該跳出尊卑對立的視角看待稱“臣”還是稱“奴才”的問題，稱“臣”與稱“奴才”，跟官員地位的尊卑并沒有必然關(guān)系，乾隆皇帝宣稱“并非以奴才之稱之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倒也不完全是詭辯。按形成于乾隆朝的慣例，稱“臣”，還是稱“奴才”，主要看官員身份與奏事性質(zhì)：文官上奏公事，原則上都稱“臣”；奏私事，包括請安折、謝恩折，旗人須自稱“奴才”，漢官也有稱“奴才”的；武員奏事，一概以“奴才”書銜，不論漢官或者旗人，也不分公事還是私事。

為什么清王朝會形成“奴才”與“臣”兩套不同的官員自稱？意義在哪里？我們需要拉寬歷史的視界，從“臣”字涵義之變遷、千年政制之演變的角度進行考察，方能抵達問題的本質(zhì)。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縛之形，在上古社會，什么人會被捆縛起來？通常都是戰(zhàn)俘，所以，“臣”字的本義指戰(zhàn)俘；戰(zhàn)俘被俘后，往往會被罰為奴隸，因而“臣”字又有奴隸之意。囚俘、奴隸，就是“臣”字的本義，甲骨文時代（殷商時期及之前）的臣，一般都是指囚俘與奴隸。

大約到了西周時期，“臣”字多被用來指稱事君的臣僚，這可能是因為，最早的臣僚正是從奴婢演變而來的。作為奴婢主人的君主，往往會將奴婢中選拔若干頭領(lǐng)，讓他們管理家族事務(wù)，這些獲得提拔的奴婢從執(zhí)役到執(zhí)事，身份便從家仆變成了家臣。西周以后，臣通常都是指事君的臣僚，這也是“臣”字最廣為人知的一個義項。

這里我們要注意，在西周“家天下”制度下，臣都是家臣，因為天下、封國是由一個個“家室”組成的，“家室”是最重要的政治單位，周天子雖是天下共主，但他直接治理的領(lǐng)地，也僅僅是位于王畿之內(nèi)的“家室”而已，“周天子是一個家，齊國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天下為此許多家庭所分割。那時在大體上說，則只有家務(wù)，沒有政務(wù)”。而協(xié)助各級領(lǐng)主治理“家室”的人，便是隸屬于領(lǐng)主的家臣。

家臣與家主的關(guān)系為人身依附關(guān)系。在西周封建制下，臣—君之間的關(guān)系就是一對一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一個人認另一個人為君，自己為臣，即意味著將自己的人身交給君主，要發(fā)誓永遠效忠于君主，義無反顧，直至為君主犧牲性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請注意，臣誓死效忠的對象是君主個人，而不是君主之上的國家、天下。

綜上，早期的臣具有強烈的“私”的屬性：他們是君主的私臣、家臣；他們與君主之間也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ān)系、人身依附關(guān)系。雖然此時的臣不再是奴隸充任，甚至可能還出身于貴族，但他們的人身必須隸屬于君主，君臣關(guān)系就如主仆關(guān)系、主奴關(guān)系，乾隆稱“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倒也沒有說錯。

但是，春秋—戰(zhàn)國以降，在建構(gòu)王權(quán)制國家的歷史進程中，臣的身份與君臣關(guān)系又得到了重塑：

1）王權(quán)制國家建構(gòu)的過程，亦即封建領(lǐng)主“化家為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君主的家臣也完成了從“管家”到“治國”的職能轉(zhuǎn)換，從而，臣獲得了公共性身份：由家臣、私臣演變成國臣、公臣。而仆與奴，則一直保留著私人依附的屬性，好比猴子一直留著尾巴，沒有進化。乾隆認為“仆即臣”，就臣的本義而言，雖沒有說錯，卻忽視了從私臣到公臣的演化。

2）原來的私人效忠性質(zhì)的君臣關(guān)系也受到了挑戰(zhàn)?？鬃犹岢觯骸熬钩家远Y，臣事君以忠?！本贾g應(yīng)當相互尊重，君對臣以禮相待，臣對君才誓死效忠；而且，臣對君的效忠應(yīng)該合乎道義，“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若無道，臣便沒有效忠的義務(wù)。經(jīng)由孔子的闡釋，君臣關(guān)系不再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ān)系、人身依附關(guān)系，而是“君臣以義合”、“從道不從君”的公共關(guān)系。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家臣先于國臣存在，國臣由家臣轉(zhuǎn)化而來，不僅中國王朝如此，英國中世紀的樞密院，原本亦是國王的私人顧問機構(gòu)，之后慢慢演變?yōu)橛淖罡咝姓C關(guān)，樞密院首席秘書也從國王的家臣變成國家的政務(wù)大臣。

秦制建立以后，雖然出現(xiàn)了君尊臣卑的趨勢，但臣乃是國家公臣而非天子私臣的屬性并沒有改變。我們看秦漢時期的官制，臣由私臣轉(zhuǎn)型為公臣的蛻變痕跡是十分明顯的：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原本是封建領(lǐng)主的家宰，周秦之際，封建領(lǐng)主紛紛“化家為國”，建立王權(quán)制國家，領(lǐng)主的家宰也就順理成章地演變?yōu)閲?，從一家之家?wù)總管變成一國之政務(wù)總管——丞相。作為宰相屬官的九卿，從前都是王室私臣，現(xiàn)在也都成了政府大臣，他們掌管的事務(wù)，也從王室家務(wù)擴展為國家公務(wù)，比如九卿中的太常卿，原是管王室祭祀的家臣，演變成政府大員之后，便兼管國家的文化教育事務(wù)，相當于文化與教育部長。

當然，歷朝皇室通常都保留了一班私臣、家臣，他們的工作本是服侍君主生活起居，或充任君主私人秘書，原則上不應(yīng)該介入朝堂政治，但在實際上，很多君主都會讓寵信的私臣參與朝政，比如西漢的尚書、中書、侍中，唐五代的翰林學士、樞密使，都是天子的私臣，也都介入朝政，甚至執(zhí)掌大權(quán)。但即使他們權(quán)傾朝野，從身份上來講，卻是皇室的家臣、家奴，這一身份也體現(xiàn)在他們的自稱上，如唐朝權(quán)閹李輔國在要挾皇帝時說：“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后梁的知崇政院事（即樞密使）敬翔稱自己“實朱氏老奴耳”。

但私臣介入朝政之后，經(jīng)過長時間的演化，又會不可避免地轉(zhuǎn)型為國家公臣，就如西漢的中書、侍中、尚書，本是天子家臣，但到了唐代，已經(jīng)演變成正式的宰相機構(gòu)——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長官的身份不再是天子私臣。又如唐代的樞密使與翰林學士，前者是天子的家奴，后者是天子的文學弄臣，而在宋代，樞密使已是專掌軍政的執(zhí)政大臣，翰林學士雖未完全褪去“天子私人”的色彩，但其身份也是朝廷的正式職官。

事實上，宋朝可謂是歷史上惟一一個“政治之純出士大夫之手”、不允許皇室私臣預(yù)政的王朝。宋徽宗以宦官童貫領(lǐng)樞密院、掌兵權(quán)，只是極少數(shù)的例外情況。而且，請注意，童貫是以朝廷命官而非皇室家奴的身份執(zhí)掌權(quán)柄的，這一點與漢、唐、明三朝的宦官專權(quán)形態(tài)很不一樣。宋代宦官的自稱也有異于其他王朝的宦者：漢、唐、明諸朝宦官跟皇帝說話時，都是以“奴婢”、“老奴”自謂，宋朝宦官卻自稱“臣”，說明宋王朝并非將宦官定位為皇室家奴，而是列入國家的職官體系內(nèi)。

那么，政治“純出士大夫之手”，與操之皇室私臣之手，這個區(qū)別很重要嗎？很重要。因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宋人引述儒家經(jīng)典說：“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w官爵者，天下之公器?！睔v代皇室私臣里面，或有忠良之人，但他們的身份都是天子私人，與君主（主人）的關(guān)系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ān)系，君主以家臣掌國柄，便是公器私授，將國家當成私產(chǎn)與家人分享，豈是治國之道？

宋朝士大夫當中，固然不乏不肖之徒，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自許“士當以天下為己任”，自我定位就是治國平天下的主體，而不是受帝王驅(qū)使的工具客體。他們當仁不讓地要求與君主“共治天下”，如北宋文彥博對宋神宗說：君主當“與士大夫治天下”；南宋御史陳淵說：“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迸c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自然應(yīng)當“從義而不從君”，“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至于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而家臣、家奴的行事準則是服務(wù)于主人、服從于主人。

因此，宋代士大夫要效忠的對象，與其說是君主個人或一家一姓，不如說是超越于一家一姓的國家、社稷。他們追求的君臣關(guān)系，不是私人性的主仆關(guān)系、主奴關(guān)系，而是“各有職業(yè)，不可相侵”的具有公共屬性的分工合作關(guān)系。“各有職業(yè)，不可相侵”之語出自南宋朱熹的一份劄子，在這份劄子上，朱熹提出了一個多少有些超過我們想象的觀點：君臣各有職守，君主也不可侵奪臣僚的職權(quán)。敢于抗議皇帝侵大臣之權(quán)的士大夫，除了宋朝，在其他王朝中恐怕很難找到吧。

那么，臣的職守是什么呢？朱熹以詔命的制定（“制命”）為例加以解釋：詔命都是以天子的名義制定的，因為天子才有“制命”之權(quán)。但是，天子的權(quán)力是形式性、象征性的，士大夫才是治國理政的主體，主導了“制命”的各個程序：首先，執(zhí)政大臣參與決策，形成詞頭（謀之大臣）；然后，由中書舍人草擬詔令文本，中書舍人若認為詞頭不妥，可封還；詔令文本擬好，進呈皇帝畫可，發(fā)給事中審核，給事中若認為詔令不當，可繳駁（參之給舍）；審核通過，即由宰相副署、頒行。這就是宋王朝的制詔程序，臣的職守體現(xiàn)在這一程序中。

如果詔令不走這個程序，而出于皇帝獨斷，便是侵奪了臣的職臣。朱熹抗議皇帝這么做：“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zhí)、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痹谥祆淇磥恚龣?quán)獨斷就算正確，沒有出錯，也決不是“為治之體”。

顯然，在朱熹解釋框架中，君與臣都是公的代表，而不是私的化身，君臣關(guān)系是公的君臣分職關(guān)系，而不是私人效忠關(guān)系，朝廷之詔命，必須體現(xiàn)“公議之所在”。朱熹追求的“為治之體”，亦即宋人強調(diào)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體。

與朱熹闡發(fā)的君臣關(guān)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清代乾隆皇帝欽定的君臣關(guān)系。這里也有一個例子：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博學多才，被乾隆帝任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一日乾隆帝入四庫全書館，找紀昀討論南巡之禮儀，紀昀卻說：“隋煬屢幸江都、明正德嬉戲南北，皆非正道；為人君者，但洗濯其心，用賢退不肖，天下自可平治，尚多巡幸何為？”乾隆帝一聽，勃然大怒，變色謾罵：“汝一書生耳，何敢妄談國事？朕以汝文學尚優(yōu)，故使汝領(lǐng)《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yōu)蓄之耳。汝何敢妄談國事？”于是“倡優(yōu)大學士”之名，嘩于輦下。

在乾隆帝看來，翰林學士不過是天子“以倡優(yōu)蓄之”的家臣、弄臣，不要給點顏色就開染坊，以為自己可以教導皇帝如何為人君。翰林學士若論淵源，可追溯到唐代的翰林待詔，正是倡優(yōu)之類的弄臣，從這個角度來說，乾隆帝也沒有說錯。就好比，你非要說人就是沒毛的猴子（所謂“裸猿”），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這么說也沒有大錯。只不過，進化的進程與結(jié)果被你漠視了。

講述至此，我們再來看清代大臣稱“臣”抑或稱“奴才”的問題，便可以看出問題的要害所在了。

稱“臣”與稱“奴才”兩套稱謂并行，我相信確如乾隆帝所言，并不是為了區(qū)分臣僚地位的尊卑貴賤——自稱“奴才”既不能說明更卑賤，或者更親貴；自稱“臣”也不能說明更受寵幸，或者被疏遠。我們應(yīng)該記住“臣”與“奴才”的關(guān)鍵差異：臣是公共的，奴才是私屬的。大清皇帝要求旗籍臣工在私折中稱“奴才”，實是為了強調(diào)皇帝作為恩養(yǎng)旗人之主子、臣子作為皇家私有之家奴的身份，確認旗人對皇帝的私屬性質(zhì)與效忠義務(wù)，維護皇帝與旗人之間“終身不能更易”的主奴關(guān)系。哪怕是貴族出身的宗王、貝勒，在皇帝面前，身份也是家奴，也得自稱“奴才”。在這里，貴族制與家臣制、王大臣的貴族身份與奴婢身份，不可思議地融合在一起。

盡管按皇帝的要求，只有旗人與武官才有自稱“奴才”的義務(wù)，但實際上，清王朝的君臣關(guān)系是被主奴關(guān)系“劫持”了的。因為：1）朝廷的重要職務(wù)，如軍機大臣、地方督撫，多數(shù)都是旗籍大臣任其職，換言之，朝廷大臣多由皇室家臣充任；2）一部分漢官也爭著自稱“奴才”，以加入皇室的家奴圈子為榮，主奴關(guān)系已經(jīng)溢出了八旗范圍；3）軍機大臣不論是否為旗籍，都以皇帝私臣的身份入值辦差，這是中樞大臣的私臣化；4）總督、巡撫等地方大員通過私人通信形式的奏折、密折，建立了且維持著對皇帝的私屬性的效忠關(guān)系，這是地方大員的私臣化；5）朝中大臣未聞有面折廷爭之舉，給事中失去封駁之權(quán)，內(nèi)閣中書不能封還詞頭，臺諫官不敢諫議，總之臣的職守已失守，難免往奴的方向滑落。

國家大臣家臣化，公職身份私屬化，君臣關(guān)系主奴化，構(gòu)成了清代政治迥異于其他王朝的一大特點——元朝雖有大臣自稱“奴婢”，但可以找到的例子不多。而在清王朝，堂堂大臣競相自稱“奴才”，領(lǐng)班軍機大臣兼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自謂為官之道“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翰林學士紀昀被皇帝直斥為“以倡優(yōu)蓄之”，聽起來似乎有些刺耳，不過放在君臣關(guān)系主奴化的大背景下，又有什么可驚奇的呢？

如果我們用前面朱熹關(guān)于君臣之道的闡述作為參照系（更別說以現(xiàn)代價值觀為尺度來衡量了），量一量清王朝的君臣關(guān)系，馬上就會看到制度與觀念的退化。若按大清乾隆帝的說辭，“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云云，那么，漫漫歷史長河中，從家奴到家臣再到國臣的百折不回的文明演進，算是白折騰了。

等到清末，才有廷臣上疏提議“永革奴才稱謂”，因為“以臣工而稱奴才，經(jīng)傳既未概見，名詞亦不雅馴”，——終于委婉地承認“奴才”這個稱謂上不了臺面。但“奴才”的問題其實不在于“名不雅馴”，而在于“君臣關(guān)系主奴化”。晚清之時，有一個概念從域外傳入，那就是“公仆”，從字面看，也是不甚雅馴，卻代表了一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公職身份。從家奴到家臣，從家臣到國臣，再往前演進，便是公仆了。不管怎么說，清廷總算意識到“奴才”二字太難聽，采納了廷臣之議，于宣統(tǒng)二年（1910）初下詔，正式宣布廢除“奴才”之稱，“一律稱臣”。但這個時候，大清諸臣已經(jīng)沒有多少時間稱“臣”了，因為“辛亥革命”快要發(fā)生了。

責任編輯：近復(f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