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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錢穆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的當代啟示

欄目:學術研究
發(fā)布時間:2024-11-02 10:05:43
標簽:
劉強

作者簡介:劉強,字守中,別號有竹居主人,筆名留白,西歷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陽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xiàn)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詩學研究中心主任,詩學集刊《原詩》主編、古代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出版《世說新語會評》《有刺的書囊》《竹林七賢》《魏晉風流》《驚艷臺灣》《世說學引論》《清世說新語校注》《論語新識》《古詩寫意》《世說三昧》《穿越古典》《曾胡治兵語錄導讀》《世說新語研究史論》《世說新語資料匯編》(全三卷)《四書通講》《世說新語新評》《世說新語通識》等二十余種著作。主編《原詩》四輯、《中華少兒詩教親子讀本》十一卷、《世說新語鑒賞辭典》及論文集多種。

錢穆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的當代啟示

作者: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原載《走進孔子》2024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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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百年歷史進程中,傳統(tǒng)書院的發(fā)展一波三折,迭經磨難,式微之嘆,不絕于耳。時值傳統(tǒng)文化“靈根倒懸”“花果飄零”之秋,如何守先待后,與時俱進,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有效會通、中學與西學的有機結合,一直是擺在有志于傳經弘道的儒者面前的一大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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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近世大儒,新亞書院創(chuàng)辦人錢穆與復性書院創(chuàng)辦人馬一浮一樣,都以“文化托命者”自期,都是孔子的信仰者和追隨者,都有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正名”“續(xù)命”的宏圖大志,只不過相比之下,馬先生乃是一傳統(tǒng)的理學家和學問家,先生則是一位更具現(xiàn)代精神的史學家和教育家。有些巧合的是,復性書院于1948年秋在杭州宣告結束,歷時凡十年;而第二年秋,也即1949年10月,新亞書院在香港宣布成立[①]。加上錢穆曾是馬一浮復性書院的見證者和特邀“講友”之一,這就為我們觀察兩家書院提供了一種特別的歷史淵源和現(xiàn)實契機。關于馬一浮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的始末及得失,筆者已有專文述論[②],本文僅就錢先生新亞書院的成功經驗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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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錢穆先生一生從事教育,歷任多所大學教授,著述等身,弟子遍及海內外。錢先生一生學問,有其皇皇1700萬字的近百部著作可以為證,而其一生事功,不妨說盡在新亞書院。欲了解新亞書院的歷史,有兩本書可供參考,一是《新亞遺鐸》,一是《師友雜憶》。通過這兩本書,可以窺見錢先生如何殫精竭慮,終于在戰(zhàn)亂后的香港撐起一片現(xiàn)代私立教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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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備受感動的是,馬、錢二先生在學術精神和教育理念上頗多相通相似之處。比如,錢先生雖未以“復性”論學,卻對“養(yǎng)性”尤為注重。他在《略論中國教育學》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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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人,大同而小異。異者在其身,同者在其心。異者在其欲,同者在其性。色聲嗅味食衣住行在身,為欲。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在心,為性。欲偏對物,性偏對人?!圆粡募阂蝗擞?,亦不在己一人成,必求通于人而見。故縱欲則為小人,以其分別專在一身上,其范圍小。養(yǎng)性則為大人,以其必在與人和合相處中,可擴至國,擴至天下,擴至后世千萬年,其規(guī)模大。故中國人以下流為小人,上流為君子大人,乃有人之流品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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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故中國人之教育宗旨教育精神,主要乃為一全人教育,首在培養(yǎng)其內心之德。茍有其德,則其對人群自必有其貢獻與作用。天地生人,本不為供他人之用。供人之用者當為物。但人之為用與物之為用大不同。物之為用,在其機能。人之為用,則在其德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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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和馬一浮一樣,錢穆也對現(xiàn)代教育深致不滿。他在《事業(yè)與性情》的演講中說:“今天的教育只講普及化、大眾化,論量不論質。只問事業(yè)所需,不問性情所宜。只求成才,不求‘盡性’。把人生只當作一種工具,專為外面需要,不問內部生命之真實所在。若是我們要講品種、講性格、講后天培養(yǎng),則以前像英國牛津、劍橋的教育方式,倒有些地方可以借鏡。它的教育方法,確有些近乎中國宋、明時代的書院。它分了許多學院,各自隔別,日常人生,照顧周到。不像今天的教育,都已社會化,不容特立獨行之士。只講多數,只要隨從眾勢,這在陶鑄人才上,是有大問題的。”[⑤]而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又說:“蓋今世之教,則亦僅為謀生之一職業(yè)耳。不知中國古人惟有學業(yè),無教業(yè),終其身惟有一大事業(yè)斯曰學,而謀生有所不顧。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盵⑥]似此,皆與馬一浮復性書院的主張并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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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所私立學校,新亞書院的創(chuàng)辦正好處于古今、新舊、中西的交匯點上,而其最終能作為一所中西兼通的書院進入現(xiàn)代大學體制,則與錢穆對傳統(tǒng)私學和私立教育的長期關注大有關系。錢穆在《論私立教育》一文中說:“西方學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屬之地方,而屬之教會,此則雙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學校教育重在私辦,則大致無異?!庇终f:“惟論中國歷史,遠溯之先秦,孔孟講學,豈不皆由私人。漢武帝時,已有國立大學,各郡亦有公立學校。然自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講學尤為社會所重視。宋代書院興起,私家講學之地位聲勢均在國立公立學校之上。蓋因西方政教分,中國則道統(tǒng)尤在政統(tǒng)之上,故教育權當操自社會下層,不當操自政府上層,此為東西雙方所同?!粽撝袊?,則家塾黨庠自漢代已遍國皆是,所教皆以修身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稱為乃是一種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謂國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論中國社會之文化傳統(tǒng),心理積習,實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層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盵⑦]“果使民國以來,中央政府知此深義,于私家興學善加誘導,多予褒揚,則聞風興起,全國慕效,誠指顧間事。乃不此之圖,學校必國家公立,無錫如俟實、東林兩校,毀后重建,皆改為公立。而私立學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國教會來內地辦學,其地位亦必在本國社會私立之上?!盵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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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錢穆無論治學還是辦學,念茲在茲的都是“發(fā)揚中國文化”。1949年10月10日,錢穆在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禮的致辭中說:“我們的大學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tǒng)的,不能隨便抄襲別人家的制度。中國的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于書院制度。私人講學,培養(yǎng)通才,這是我們傳統(tǒng)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⑨]1959年雙十節(jié)暨校慶日,錢穆反復強調:“我們在此大波瀾中,創(chuàng)辦此一學校,也有許多同學一意欲赴外國,而且去了不思再返。有如此意圖之同學,大可不必進此學校。不信仰中國,不愿做中國人者,不必進新亞。”[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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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堅持私學相對于政府的獨立地位,以及堅守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的價值本位上,錢先生與馬先生可謂“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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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對西學的態(tài)度上,舊學出身且未入過新式學堂、更無留學經歷的錢穆,卻比馬一浮更為開放和包容。其所撰《招生簡章》即明確指出:“本院……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盵11]錢穆深知,“香港在地理上與文化上皆為東西兩大文化世界之重要接觸點,亦為從事于溝通中外文化,促進中西了解之理想的教育地點”,本著史家特有的敏感和睿智,其考慮問題就更具全局意識和世界眼光。新亞書院不僅有校訓、學規(guī),還有?;蘸托8琛eX穆寫于1953年的24條《新亞學規(gu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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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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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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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家庭、愛師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yè)有貢獻,為求學做人之向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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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祛除小我功利計算,打破專為謀職業(yè)、謀資歷而進學校之淺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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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業(yè)僅為個人,事業(yè)則為大眾。立志成功事業(yè),不怕沒有職業(yè)。專心謀求職業(yè),不一定能成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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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有偉大的學業(yè),才能有偉大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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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偉大學業(yè)與偉大事業(yè)之最高心情,在敬愛自然、敬愛社會、敬愛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敬愛對此一切的智識,敬愛傳授我此一切智識之師友,敬愛我此立志擔當繼續(xù)此諸學業(yè)與事業(yè)者之自身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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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求參與人類歷史相傳各種偉大學業(yè)、偉大事業(yè)之行列,必先具備堅定的志趣與廣博的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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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于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做專門之進修;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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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類文化之整體,為一切學業(yè)事業(yè)之廣大對象;自己的天才與個性,為一切學業(yè)事業(yè)之最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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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從人類文化的廣大對象中,明了你的義務與責任;從自己個性的稟賦中,發(fā)現(xiàn)你的興趣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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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專長;只想學得一專長的,必不能具備有通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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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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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xiàn)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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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每一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門完整的學問。每一門理想的學問,其內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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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智識,但多方面的智識,不能成為一個活的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智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智識而求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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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yè)與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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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yè)與事業(yè)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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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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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你須使日常生活與課業(yè)打成一片,內心修養(yǎng)與學業(yè)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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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在學校里的日常生活,將會創(chuàng)造你將來偉大的事業(yè)。在學校時的內心修養(yǎng),將會完成你將來偉大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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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起居作息的磨煉是事業(yè),喜怒哀樂的反省是學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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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以磨煉來堅定你的意志,以反省來修養(yǎng)你的性情,你的意志與性情將會決定你將來學業(yè)與事業(yè)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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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學校的規(guī)則是你們意志的表現(xiàn),學校的風氣是你們性情之流露,學校的全部生活與一切精神是你們學業(yè)與事業(yè)之開始。敬愛你的學校,敬愛你的師長,敬愛你的學業(yè),敬愛你的人格。憑你的學業(yè)與人格來貢獻于你敬愛的國家與民族,來貢獻于你敬愛的人類與文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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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樣與時偕行、平易近人的“學規(guī)”,不禁感嘆,“新亞”之所以為“新亞”,端賴有此一種“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D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新亞校歌》)的“新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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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還創(chuàng)辦了一份刊物,即《生活周刊》(后改為《生活雙周刊》,又改為《生活月刊》)?!缎聛喩铍p周刊》四卷一期《本刊進入第四年》一文中說:“這一份刊物,我們創(chuàng)辦時的用意不外兩點:一是逐期報告學校師生們生活的實況,一是預備作將來校史之一份重要參考材料用?!盵13]錢先生是歷史學家,故記錄歷史的習慣一直伴隨其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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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之“新”,還表現(xiàn)在對現(xiàn)代學科建制的全方位吸納上。閱讀錢先生寫于1952年的《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即可知道,草創(chuàng)不到三年的書院在學制、院系及課程安排上已經是“體大思精”,氣象雍容。不僅設有三院(文哲學院、商學院、農學院)、六系(文史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系、商學系、農學系、新聞社會系)、四年學制的基本框架,且開設有研究所、文化講座、新亞夜校、附屬中小學等,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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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錢先生不僅是一博通古今的大儒,更是一行政能力極強的帥才,尤其是在與港府的交涉中,他既能恪守原則,又能靈活變通,不是一味自堅城壘,而是善于斡旋,期在必成。作為一位人文學者,他欣然同意創(chuàng)建新亞理學院,而且“主張第一年先設數學系,第二年增設生物系,至于物理、化學兩系,先籌建實驗室,在第三年后,在絡續(xù)成立”。不僅如此,還在新亞“一文不名”時,強烈主張創(chuàng)辦藝術科,最終成為新亞藝術系,這是對孔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之精神的身體力行。惟其如此,新亞書院才能在早期“教授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學校的校舍和設備,也永遠如是般簡陋”[14]的條件下,獨立潮頭,乘風破浪,腳踏實地,穩(wěn)健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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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草創(chuàng)伊始,經費緊缺,步履維艱。不得已,錢穆乃于1950年冬赴臺北,向國民政府申請救助,蔣介石親自接見,終獲總統(tǒng)府辦公經費專項撥款?!坝啻诵袨樾聛喦巴灸说靡淮蠼鉀Q。歸而告諸師生,皆欣慰萬狀”[15]。1953年,新亞書院又獲得美國雅禮協(xié)會的長年資助,得以擴容校舍,使辦學規(guī)模上一大臺階。其中,盧鼎教授幫助最力,而錢先生與其談合作諸事,在堅持原則——“決不輕向雅禮作經濟上之任何請乞”——的基礎上亦能善為妥協(xié),從善如流。另有一位羅維德先生在新亞并入香港中文大學事宜中亦不遺余力,多有襄助。錢先生回憶:“我嘗告羅維德先生:雅禮與新亞合作,其事易,因雅禮先承認了新亞之獨立地位。而港政府與新亞之合作,其事難,因港政府似乎只想辦一獨立大學,而把彼所欲網羅的那幾個學府之獨立地位,事先在港政府之意想中,并未明白先加以肯定。我不想出賣新亞之獨立,來爭取港政府之經濟援助。此曾蒙羅維德先生深切同情?!盵16]可見,在捍衛(wèi)書院之獨立自主、絕不依附于財團和官方一面,錢先生與馬一浮并無二致。所不同者,是錢先生更能因勢利導,從容斡旋,好謀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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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香港大學授予錢穆榮譽博士學位。時任港大教授的劉百閔發(fā)表感言說:“錢先生這次獲授港大學位,對錢先生自己來說是沒有什么意義,或者會感到‘尊之不足加榮’,但是對我們說,卻是同感光寵,尤其是站在中國的學術文化的立場來看,其意義卻是重大的。”[17]要知道,劉百閔乃馬一浮弟子,曾任復性書院總干事,是馬先生當年的左膀右臂。他發(fā)表這一通感言時,應該會回想起馬一浮當年所辦的復性書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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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因新亞書院并入新組建的香港中文大學,錢穆遂辭去院長一職,移居臺灣。其所撰《新亞書院創(chuàng)辦簡史》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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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新亞決定參加大學,去意亦早定。大學既成半年,乃商之趙冰董事長,得其同意,辭去新亞院長之職?!詣?chuàng)校以來,前后十六年,連前亞洲文商學院夜校一年,則為十七年。亦為余平生最忙碌之十七年。惟董事會允余一九六五年為正式辭職之年,此一年則為余之休假年。時余年七十一。余旅居香港之辦學生涯遂告終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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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錢先生始終想保持新亞書院的獨立地位,及至大勢已去,即所謂“參加大學”,則又能急流勇退,來去自如。所幸,其所堅持的校名“中文”二字終得保留,新亞之精神也得以在現(xiàn)代大學中賡續(xù)不絕。正如郭齊勇先生所說:“錢先生有時也要遷就現(xiàn)實,那是在理想還有實現(xiàn)的可能時,一旦理想成為泡影,他便不惜決裂,重回到自己現(xiàn)實中找生活。無論做什么事,他能拿得起放得下,灑脫自在,不為物所累,不為名所限,心境永遠是和平寧靜的?!盵19]相比馬一浮先生,錢先生的書院實踐無疑走出了一條新路,算得上“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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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仡檹托詴汉托聛啎旱霓k學歷史,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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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立足傳統(tǒng),面向現(xiàn)代。作為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傳統(tǒng),書院教育首先應立足中國文化之發(fā)揚,否則便不足以稱書院,也不必稱書院。在這一點上,馬一浮先生的復性書院和錢穆先生的新亞書院,皆可為楷模。不過,世上并無一成不變的傳統(tǒng),立足傳統(tǒng)并非抱殘守缺,一味復古。換言之,只有因應時代發(fā)展,跟上時代步伐,傳統(tǒng)才能真正成其為傳統(tǒng)。因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并無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只有面向現(xiàn)代,才能真正守護好傳統(tǒng),真正使傳統(tǒng)落地生根,綿綿不絕。其次,弘揚“中學”之外,亦不必排斥“西學”。這一點,錢穆先生的新亞書院顯然比馬一浮先生的復性書院做得更好,更值得借鑒。目前不少大學都在校內設立書院,盡管初衷復雜,良莠不齊,但畢竟是傳統(tǒng)教育與現(xiàn)代教育的有益嘗試,而這方面,新亞書院可以說早就“道夫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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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保持獨立,堅持開放。作為傳統(tǒng)私學教育或者說民間教育,書院應當保持相對于官學或者說體制內公辦教育的獨立性,應在辦學理念、課程設置、教材使用、教學方法和學校管理諸方面,建構自己的體系,養(yǎng)成自己的性格,形成自己的特色。至少,應該從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中解脫出來,無論是成人教育還是少兒教育,都應以立足經典、守望純粹、培養(yǎng)通識、養(yǎng)成君子為目標,而非如一般教培機構那樣,以學科教學為訴求,急功近利,成績掛帥,從而造成“內卷”。但話又說回來,獨立并不等于封閉,馬一浮先生“以佛氏叢林制施之儒家”、“禁不談政治”、與大學與大眾“絕緣”的“叢林寺院式”書院,恐怕在今天就顯得不合時宜,也不值得提倡。我曾經提出過讀經教育的“三不主張”:“不主張強制的運動式讀經”、“不主張封閉的絕緣式讀經”、“不主張迷狂的宗教式讀經”(《讀經三問》)。當時是有感于那種脫離體制教育、全天候封閉式讀經的私塾和書院的現(xiàn)狀而言的,現(xiàn)在看來,馬一浮先生的復性書院似乎是更早的“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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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以人為本,有教無類。書院教育既然是教育,就應該人為本,有教無類?!傲x理”之學固然重要,但“做人”之學同樣不可輕忽。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一個人自小至老,時時在學,最快樂的就是學‘做人’。”[20]如果動輒以“學為圣賢”相要求,以“義理之學”相苛責,或者因為學生“根器太劣”就棄之不顧,甚至連“不屑之教”都懶得施予,那么,即使培養(yǎng)出一兩個“圣賢”來,又于道何補、于眾生何益呢?就此一點而言,錢先生又比馬先生更有教育家的情懷與擔荷,其辦學理念及對待學生之態(tài)度,更顯親切而溫潤,其教化之功亦更為深沉而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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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守正創(chuàng)新,智慧經營。無論我們對傳統(tǒng)書院寄予多么高的敬意,有一個事實恐怕不可否認,即在中西文化不斷合流的當代,書院只能作為體制內教育的一個補充和輔助,所謂“堤內損失堤外補”,書院教育可以、也應該爭“獨立”,但不可、也不必爭“正統(tǒng)”,成“主流”。對于今天的書院同仁而言,一方面應該守住傳統(tǒng)文化這一根本,不做趨時媚俗之想,更不能追名逐利,但另一方面,書院除了是一個傳統(tǒng)文化的“道場”,同樣也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職場”,無論在都市、社區(qū),還是在鄉(xiāng)間、山林,書院都應該是一個學術、文化、教育的“小共同體”,是一個書院人的“心靈之家”。既然是“家”,就要有“人氣”,不僅要“聚人”,還要能“養(yǎng)人”。既然是“家”,就要“顧家”“養(yǎng)家”,甚至是“齊家”“旺家”,就要善加經營,妥善管理。尤其是,在當下管理機制和營商環(huán)境中,作為一種新生的“業(yè)態(tài)”,即使書院并非盈利機構,也會被要求遵守各種法律法規(guī),遵循各種經營規(guī)則,要想遺世獨立,“非不欲也,實不能也”。所以,馬一浮先生的“清高”和“傲骨”我們恐怕學不來,更多的要向在不違背良知底線和道德底線的基礎上善于斡旋、懂得妥協(xié)的錢穆先生學習。與此同時,還應學習現(xiàn)代管理及經營之道,匯聚各種科技人才和公益人士,廣結善緣,集思廣益,因勢利導,從長計議,如此,方可引進活水,灌溉學田,開物成務,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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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3日寫于守中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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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前身為亞洲文商夜校,1950年秋季改為新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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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參見拙文《馬一浮復性書院的始末與得失》,《走進孔子》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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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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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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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錢穆:《新亞遺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533-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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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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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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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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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錢穆:《新亞遺鐸》,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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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錢穆:《新亞遺鐸》,第212-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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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錢穆:《新亞遺鐸》,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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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錢穆:《新亞遺鐸》,第9-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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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錢穆:《新亞遺鐸》,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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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錢穆:《告新亞同學書》,《新亞遺鐸》,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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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錢穆:《告新亞同學書》,《新亞遺鐸》,第5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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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錢穆:《新亞遺鐸》,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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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錢穆:《新亞遺鐸》,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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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錢穆:《新亞遺鐸》,第5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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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郭齊勇、汪國群著:《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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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錢穆:《為學與做人——香港蘇浙公學講演辭》,《新亞遺鐸》,第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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