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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語》與新時代的“論語學”

作者：魏衍華（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

來源：節(jié)選自“《孔子家語》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新認識”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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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書·藝文志》、孔安國《孔子家語后序》等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看，至遲從漢代時期開始人們就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孔子家語》與傳世本《論語》之間的緊密關系，并且成為傳統(tǒng)中國社會學者們的一種共識，比如歷代編修的正史“經(jīng)籍志”或者“藝文志”皆將《孔子家語》置于《論語》之后，這就是一種非常好的體現(xiàn)。可惜的是，自唐宋時期疑古思潮興起，不斷有學者開始懷疑王肅《孔子家語》注本的真實性，逐漸將它視為一種典型的“偽書”。正因如此，以往人們構(gòu)建的“論語學”體系中自然也就很少它的身影，造成《家語》在漢唐以后論語學體系中的缺位。既然《孔子家語》成書與《論語》《孝經(jīng)》等“并時”，它的材料也主要來源于孔門弟子整理的“孔子遺說”，與《論語》就可謂是同宗同源。新時代人們要構(gòu)建的“論語學”新體系，自然應將它納入其中。這不僅可以更好地解讀《論語》“正實而切事”的特點，也能更加深入細致地解讀早期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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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孔子家語》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如楊朝明先生主編的《孔子家語通解》、宋立林先生主編的《孔子家語》、高尚舉先生等撰寫的《孔子家語校注》、王國軒等先生撰寫《孔子家語》等。在長期遭受冷落、視為偽書棄而不用之后，《孔子家語》這本珍貴的典籍開始逐漸重見天日，使它有機會重新成為“論語學”的重要文獻之一，有機會成為研究孔子儒學的重要根據(jù)。比如龐樸先生曾說：“以前我們多相信，《家語》乃王肅偽作，雜抄自《禮記》等書?！F(xiàn)在上博簡《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轟然打破了我們這個成見。對照竹簡，冷靜地重讀《孔子家語·禮論》和《禮記·孔子閑居》，不能不承認，它們確系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后人偽造所成。”[①]在這樣的基礎上，楊朝明等先生認為“與包括《論語》在內(nèi)的眾多文獻相比，該書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②]。從這樣的角度說，《孔子家語》無論在傳統(tǒng)還是在現(xiàn)代“論語學”體系中都應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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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傳統(tǒng)上有不少人將《孔子家語》視為“偽書”，但在中國傳統(tǒng)“論語學”體系構(gòu)建過程中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曾8次引證《孔子家語》中的材料，其中《論語集注》5次：《論語·雍也》篇1次，《先進》篇3次，《衛(wèi)靈公》篇1次。以《衛(wèi)靈公》篇為例，朱熹在注解“直哉史魚”一語時說：“史，官名。魚，衛(wèi)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盵③]朱子屢次征引《孔子家語》，清代學者陳詩早就已經(jīng)注意到，他說：“子朱子于《四書章句集注》嘗屢引之，而顏監(jiān)注《漢書·藝文志》則以為‘非今所有《家語》’?！盵④]從這樣的角度說，將《孔子家語》和《論語》“兩證”應是傳統(tǒng)“論語學”體系建構(gòu)的一條非常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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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官方將《孔子家語》視為僅次于《論語》的“論語類”文獻。當然，由于學者們懷疑它為“偽書”的聲音不絕，在中國傳統(tǒng)論語學體系中的作用自然是有限的。這里所謂“論語學”，并非是指中國傳統(tǒng)說的《論語》注本的注疏、闡釋和“微言大義”，也并非指中國傳統(tǒng)社會《論語》注本的翻版，而是以傳統(tǒng)“論語學”體系為基礎，對傳世本“論語類”文獻進行整合，至少包括“論語學”文獻研究、理論研究、經(jīng)義研究以及學術史研究等。這里所說的“論語學”文獻并非單純指《論語》及其注本，而是包括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遺言”在內(nèi)所有的傳世文獻?！稘h書·藝文志》所列“論語類”文獻至少有《論語》《孔子家語》《孔子三朝》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⑤]。正確認識以《孔子家語》為代表的“論語類”文獻的學術價值，有助于人們正本清源地認識“孔子遺說”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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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構(gòu)建的“論語學”應是此前“論語學”的一種延續(xù)。此前“論語學”大體經(jīng)歷了原創(chuàng)期、漢唐經(jīng)學期、宋明理學期和近代以來論語學體系構(gòu)建期等階段?！霸瓌?chuàng)期”是指孔門弟子及其后學對“孔子遺說”的整理期，或者說是初創(chuàng)期；漢唐經(jīng)學期主要是學者根據(jù)時代需要對《論語》文本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宋明理學期是以程朱、陸王為代表的學者對《論語》文本的解讀；當代論語學體系的構(gòu)建期則是以康有為的《論語注》為代表，直到今天這個過程仍在繼續(xù)。正如葛兆光先生說“思想史”不僅做“加法”，而且也會做“減法”[⑥]。就傳統(tǒng)“論語學”而言，每個時代都在做著“加法”與“減法”的工作。漢唐時期的學者將《孔子家語》等“孔子遺說”做了減法，同時根據(jù)每個時代的需要對《論語》進行解讀，則是做了“加法”。當然，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此起彼伏的互動關系，決定因素則是時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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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漢唐時期的“論語學”而言，《論語》是作為“六經(jīng)”傳的面貌出現(xiàn)的。正如漢代學者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的“《論語》者，《五經(jīng)》之錧鎋，《六經(jīng)》之喉衿”[⑦]，這一時期學者關注的是《論語》與“五經(jīng)”的關系，需要的是《論語》中治國理政的智慧。所以，盡管劉向父子注意到《孔子家語》與《論語》的密切關系，并且將他錄入《六藝略》之中，但當時學者的關切點不在文獻的價值，藏在秘府中的《孔子家語》也就逐漸散落甚至遺失了。所幸的是，孔安國做了相應的整理工作，并作為孔氏家學世代傳習，最終由孔猛獻給王肅。在見到《孔子家語》之后，王肅非常震驚，自比得斯文于孔子的“斯文在茲”說。王肅首次為《孔子家語》做注，為后世特別是“論語類”體系構(gòu)建做“加法”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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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顏炳罡先生所說：“《論語》是無限敞開的意義系統(tǒng)，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學，必成一代之用。處于偉大民族復興歷程中的一代中國學人，對《論語》應做出合乎這個時代要求的理解，以成就《論語》的當代之用?！盵⑧]那么，相對于原始儒學、漢唐經(jīng)學、宋明理學，我們這個時代應該構(gòu)建怎樣的論語學新體系呢？王鈞林先生曾提出與當下論語學構(gòu)建相關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今天應該如何讀《論語》，第二個問題是現(xiàn)代論語學應該如何轉(zhuǎn)型，第三個問題是今天研究《論語》的理論與方法?！盵⑨]應該說，王先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這些問題都應是今天構(gòu)建論語學體系需要直面的核心問題。唯有解決好此類問題，新時代構(gòu)建的論語學體系才會具有更鮮活、更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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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說，要確保新時代所構(gòu)建的論語學能有旺盛的生命力，當下所要做的緊迫工作就是補齊中國傳統(tǒng)論語學的短板，找到問題的根基，并結(jié)合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新課題，給予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智慧回應。重新認識以《孔子家語》為代表的“孔子遺說”的文獻、學術和思想等的價值，通過更翔實的文獻資料才更容易從中汲取孔子儒家的智慧；重新梳理《孔子家語》與《論語》的關系問題，補足《孔子家語》在中國傳統(tǒng)“論語學史”中的“缺位”，把漢代學者所做的“減法”根據(jù)時代需要重新做必要的“加法”；重新審視當前國家和世界面臨的核心問題，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思維規(guī)劃新時代的“論語學”體系。應該說，與傳世本《論語》的語錄體、簡短的言語相比，《孔子家語》的內(nèi)容更為豐富，其中蘊含的思想更容易使人們理解。相信有了《孔子家語》的“復位”，新時代論語學的轉(zhuǎn)型會呈現(xiàn)一個新的面貌，進而推動像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類似的傳世之作問世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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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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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龐樸：《話說“五至三無”》，《文史哲》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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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楊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研究》，參加《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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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2-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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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清〕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上海：上海書店1981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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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16-17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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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讀書》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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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清〕焦循注，劉建臻整理：《焦循全集·孟子正義》，揚州：廣陵書局2016年版，第25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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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顏炳罡：《論語探研·序》，載唐明貴、劉偉著：《論語探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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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王鈞林：《關于當代論語學的幾個問題》，載魏衍華主編：《論語學研究》（第二輯刊），青島：青島出版社2020年版，第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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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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