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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與司馬光，誰說的更有道理？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丑四月初八日丁卯

           耶穌2021年5月19日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比如都不貪圖享受，都不好美官，都不納妾，都不喜乘坐轎子。宋人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识缴嗌??！钡麄冊谡姺矫鎱s存在著幾乎是全面的分歧：司馬光維護祖制，王安石強調(diào)變法；司馬光贊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視“富國強兵”；司馬光主張“節(jié)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認為“開源”即意味著政府要增設(shè)苛捐雜稅，王安石則認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卻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拋開情感與價值偏好的因素，我們?nèi)绾慰创醢彩c司馬光的這個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有道理，還是司馬光的“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馬光說的更有道理，那么顯然，人類社會的物質(zhì)文明將不會有任何進步，因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shù)”嘛。但肉眼可見的事實是，現(xiàn)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相比，貨財百物何止增長了千萬倍？因此，哪怕是替司馬光辯護的學人，也不得不承認司馬光的判斷不合現(xiàn)代社會：“我們親身經(jīng)歷、耳聞目睹了社會財富的飛速增長，四十余年間，小到個人、家族，大到城市、國家，財富的增長規(guī)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天地’還是這個‘天地’，其間的‘貨財百物’，卻早已不知翻了幾番。所以，我們會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了?！?o:p>

但是，贊成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往往又補充說：司馬光的判斷雖然不合現(xiàn)代社會，卻適用于古代社會，比如趙冬梅教授說：“諸位有沒有想過，這四十余年財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學發(fā)展、技術(shù)進步，特別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領(lǐng)。而這些，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討論‘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fā)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現(xiàn)社會財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財富總量不增長，那么，理財?shù)膯栴}歸根結(jié)底還是一個分配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協(xié)調(diào)的問題。司馬光所說的并沒有錯?！?o:p>

類似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寫《蘇東坡傳》的林語堂：“不必身為經(jīng)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chǎn)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chǎn)，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chǎn)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yè)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關(guān)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o:p>

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時代，理財只能是一個分配問題，貨財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南宋陸游對此有過一番闡述：“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則在官?！湔f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shù)？或在權(quán)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o:p>

趙宋開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因此貧富懸殊，賦稅不均，田連阡陌者多隱瞞田產(chǎn)，以逃避田賦。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稅法”，用意即是“使分配更為得當”，讓兼并之家承擔更多的賦稅，平民相對減輕稅負，這不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辦法之一？

更何況，在王安石那個時代，通過發(fā)展生產(chǎn)來增進社會財富真的“絕無可能”嗎？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就是：宋朝去唐朝未遠，宋朝的國土面積小于唐朝，但宋政府通過懇荒、灌淤、精耕細作、引進并推廣良種占城稻、保護私有產(chǎn)權(quán)等方法，使得耕地面積大大增加，糧食畝產(chǎn)量也高于唐朝，所以宋朝才有大量剩余糧食用于釀酒，酒業(yè)空前發(fā)達；宋人才有底氣稱“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yǎng)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可以肯定地說，宋朝的社會財富總量與人均收入水平都超過了唐朝，而且同時還保持著人口的快速增長。這難道不是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泵鞔钯椨幸欢闻u司馬光的話，可作為王安石這一主張的注腳：“（司馬）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shù)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昆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chǎn)于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o:p>

王安石的變法，既是再分配的過程——所謂“抑兼并”是也；同時也是擴大生產(chǎn)的過程——所謂“資之天地”是也，比如在“農(nóng)田水利法”施行期間，“中央政府修建了超過11000個灌溉和防洪工程”，增添了一億多畝農(nóng)田，按最低畝產(chǎn)量（一石左右）計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萬石糧食。

除了農(nóng)業(yè)水利工程建設(shè)，神宗時代的宋政府還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運河、碼頭、橋梁、水磨的修建，投入于銅礦、鐵礦、煤礦的開發(fā)，投入于對工商業(yè)的扶持與刺激。我們看看這組數(shù)字，便可想見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社會財富增長是何等規(guī)模：

1）熙寧—元豐年間，宋政府每年鑄錢數(shù)額，高者達500萬貫，鑄造兩年，相當于整個明王朝200多年的鑄錢總額。

2）美國學者郝若貝認為，元豐年間鐵的年產(chǎn)量達7.5—15萬噸，葛金芳也認為北宋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chǎn)量才有14.5—18萬噸。

3）從神宗朝開始，煤礦得到大規(guī)模的開采，宋人說“汴都數(shù)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即始于神宗時代。

4）宋政府設(shè)立的市易司，主營商業(yè)與金融業(yè)，下轄各州市易務(wù)，工作人員數(shù)以萬計，可謂是十一世紀的“托拉斯”。

5）熙豐變法期間，宋政府的市舶收入達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約有二百萬貫的市舶收入。作為對比，晚明政府每年從月港貿(mào)易（明政府只開放一個月港）中征收的引稅、水餉、陸?zhàn)A、加增餉等，合計不過二三萬兩銀，只是宋朝市舶歲入的一個零頭而已。

所以，如果要我總結(jié)一句，我會引述黃仁宇的這個論斷：“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jīng)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chǎn)與流通。如果經(jīng)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xiàn)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o:p>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