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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21世紀歷史密碼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 ? ? ? ? 原載多維新聞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六日乙卯

? ? ? ? ?耶穌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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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香港結緣多少有些偶然，但似乎也是必然，因為香港問題高度嵌入了中國現(xiàn)代化與國際化的深層斗爭及發(fā)展脈絡之中。在一個中國重新生長的大時代，香港作為西方殖民秩序的“優(yōu)等生”，曾經(jīng)是中國大陸的“就近課堂”，但香港優(yōu)于大陸者，基本為西方現(xiàn)代性之“干貨”，而大陸的學習過程終究會過渡到一個“六經(jīng)注我”的主體性階段。港臺“引路人”或對標意義的相對下降，所反映的是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與制度轉型的結構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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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呈現(xiàn)出日益辯證與自主的節(jié)奏，“中國性”是理解香港問題的“新密碼”。但西方現(xiàn)代性的“舊密碼”并未完全失效，或者仍然在較長時段內(nèi)構成中國文明崛起的主要制約因素。如何深切學習西方而最終超越之，是中國執(zhí)政者面臨的頂層戰(zhàn)略挑戰(zhàn)。而香港是否能夠及時轉向把握以“中國性”為內(nèi)核的21世紀歷史密碼，實現(xiàn)一個主從位置及主體性內(nèi)涵的結構性置換，是香港是否可能在21世紀繼續(xù)留在“一國兩制”框架內(nèi)及世界歷史舞臺上的真正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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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是處于這一新舊歷史密碼的轉換陣痛期，國家與本土派有著對香港不同的歷史理解與愿景，展開了面向未來（2047）的激烈憲制競爭。港中文民主墻事件就是這種“同床異夢”之深層精神陣痛的發(fā)作。憤怒撕下海報的內(nèi)地女生，其行為絕非僅僅是校園民主內(nèi)部的分歧意見之爭，更是有“國民教育”背景和國家發(fā)展期待的內(nèi)地人民與缺失這一背景與期待的香港居民之間的理想性差異和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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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將香港所處之“一國兩制”內(nèi)部的分裂性特征充分暴露出來。這種精神分裂性不是近幾年社會運動激進化的結果，而是長期潛伏于香港社會內(nèi)部的歷史復雜性以及在中西關系上的“國際化”站位決定的。97之后的“人心回歸”本質(zhì)上是香港作為歷史游子的“返鄉(xiāng)”過程。香港學生越深切地擁抱港獨，就越?jīng)Q定性地拒絕“返鄉(xiāng)”，這種拒絕表面上是香港教育之過，本質(zhì)上則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文明優(yōu)越論”在香港的殖民投射與遠期發(fā)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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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獨直接沖突的是基本法秩序本身，其背后是中國的主權國家意志。港獨不是什么一般性的憲制上可容許的言論自由，與國家統(tǒng)一并不處于對等的對話平臺，而是違憲違法行為。港獨本質(zhì)上是嚴格的革命，是違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甚至也違反《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行為，其基礎性預設是：香港人是一個具有完全自主政治主體地位及制憲權的“人民”，是一場將地方性的“人民”提升為與中國人民并列地位的憲制革命。盡管本土化論述有不同版本，但在根本邏輯上并不排除港獨。事實意義上的不支持港獨和價值意義上的反港獨及認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基礎，香港社會的政治曖昧與吊詭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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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國兩制”的另外一種實踐取向，就是明確地依據(jù)基本法給出的空間展開一場“國家建構”運動，一場關于國家權威重建的政治補課運動，這一運動的基本支撐是依法治港與經(jīng)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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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港是要全面準確實施基本法，將高度自治權置于一個相對嚴謹?shù)膰覒椫浦刃蛑?，不僅政治上可控，而且法律上可塑造。作為一種規(guī)范化調(diào)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國家建構行為，這一取向十分符合現(xiàn)代國家的治理原理，比如美國就不斷通過聯(lián)邦司法審查（尤其是擴張解釋“州際貿(mào)易”條款）對州權形成決定性憲制優(yōu)勢，確保美國的國家統(tǒng)一及聯(lián)邦治理目標的實現(xiàn)。美國從《邦聯(lián)條款》到《聯(lián)邦憲法》再到林肯的憲法修正案，所走的是一條不斷強化國家建構及有效約束地方分離的憲制國家化道路。這一道路對于美國的自由與繁榮起到了政治奠基的作用。所謂崛起的大國不可能分疆裂土。1860年代美國南方分離勢力在一個崛起的美國面前訴諸分離，終于破壞了美國建國憲法中分治南北的“一國兩制”，客觀上使得美國國家建構進程加速。殷鑒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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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法治將日益成為國家治理香港的主要制度方略。已經(jīng)有香港人敏感感受及表達出香港法治“威權化”的傾向，其實這里面存在誤解：其一，香港法治的公正性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對于嚴肅而職業(yè)化的香港法官而言，如果一味放任“抗爭權權利”，拒絕任何關于公共秩序及國家利益的兼容考量與保護，那么必然與一個崛起的大國及基本法內(nèi)合理的國家建構進程發(fā)生規(guī)范性沖突，其結果必然是損害香港繁榮穩(wěn)定及破壞香港所處之“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其二，法治必有權威，這權威亦為國家所分享及支持，因此國家利益因素納入香港法治不是所謂的“威權化”，而是香港法治出現(xiàn)了“國家權威”的理性自覺，是一種法治進步；其三，香港法治是基本法秩序下反對港獨及維系香港民主化與憲制秩序平衡的最后自治武器，如果香港法治不作為或作為不當，則屬于一種嚴格的憲制上的失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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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濟融合的故事沿著“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qū)等國家戰(zhàn)略快速展開，而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則是香港被整合入國家新戰(zhàn)略的基礎設施連接點。高鐵網(wǎng)就是權力秩序網(wǎng)，這一地緣政治學與政治經(jīng)濟學的憲制內(nèi)涵，香港反對派完全明了，因此不惜冒著觸犯香港民眾利益的風險加以反對，理由是反對派的“香港夢”（從高度自治到完全自治到港獨）與國家整合戰(zhàn)略發(fā)生了直接沖突，反對派對于整合后的香港生活圖景完全喪失想象與規(guī)劃能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香港人“北望神州”時的絕對優(yōu)越感陡然切換為局促驚懼感，操持熟練的西方現(xiàn)代性密碼似乎不大奏效了，而對中國政治與發(fā)展的“中國性”密碼又是完全陌生的。這已不僅僅是認同轉換的問題，甚至是整個世界觀的重置，其所激蕩起的“文化震驚”或“文化休克”在香港是有現(xiàn)象學根據(jù)的。注意，這里不是在講泛泛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而是現(xiàn)代競爭語境中精英化的公共文化。葉蔭聰先生在《爭斗式民主與公共文化：關于香港政治的觀察》一文中細致梳理了香港政治文化的公共性危機，而呂大樂教授則在《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感慨香港仍未自主發(fā)展出一種真正基于“一國兩制”的完整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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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習慣于“舊密碼”中的規(guī)范及成就，但這一切在今天已遭遇國家體制模式的重要挑戰(zhàn)與整合壓力。香港不是孤處歐美腹地的小國，無法在晚期資本主義體系中“安享晚年”或“安樂死”，而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特區(qū)，無論多么特別，最后都必然要跟上國家發(fā)展的高速列車。樹欲靜而風不止。國家不可能允許香港脫軌（港獨），也不可能放任香港孤芳自賞而日益衰落，因為這里不是別的什么，而是“中國香港”，國家承擔最終治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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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學生歇斯底里的“港獨”發(fā)聲中，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先生怒稱港獨學生是失敗者（loser），更有建制派何君堯議員聲稱要對港獨“殺無赦”。這些道德與政治憤怒固然有合理之處，但卻未能深切理解香港處于新舊歷史密碼轉換期的精神病理。這些港獨學生不是能力上的失敗者，他們之中仍然有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但卻可能是時代精神上的失敗者。而導致這一“死角”效應的不僅僅是香港自身的原因，也有國家治理上的不足。國家如果不提供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的全面、公正、平等制度管道以及持續(xù)展現(xiàn)國家改革的規(guī)范取向，又如何窮盡追問香港青年的離心傾向呢？幸好，國家治港在“法治”與“融合”方面已經(jīng)確定了正確的戰(zhàn)略方向。既往那種“這也不讓說，那也不讓提，這也怕，那也怕”的有組織不負責任的官僚制異化現(xiàn)象正在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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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香港新舊歷史密碼的轉換是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中西關系結構變遷的一個絕佳指標器，從而也是香港研究所具有的宏大理論意義的基本根據(jù)。因著這些緣故，香港研究需要進入一個“國家建構”的新時代，一國兩制需要明確的國家維度，在此共識與秩序期待下，香港的一切問題才可找到解決的根本方案。對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港獨學生，不要簡單譴責為失敗者，因為誰都失敗沉淪過，也不要“殺無赦”，要精解病理，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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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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