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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儒學思想探微

原標題：陳寅恪儒學觀之思想理路透視

作者：曹景年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穌2017年7月5日

摘要：陳寅恪雖沒有專門談過儒學問題，但他對儒學還是很關(guān)注的。他的儒學觀大致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儒家之道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價值，是必須要堅持的；其二，高談抽象的精神學問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學通過吸收佛教思想，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學，它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是將來中國文化復興的關(guān)鍵；最后，儒家之道的涵義在于尊崇道德氣節(jié)，貶斥勢利。他不但通過頌紅妝表明此，而且立身行事無不踐行。

關(guān)鍵詞：陳寅??；儒學觀

陳寅恪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他學識廣博，治學精深，其研究成果對學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他的主要精力雖用在史學考證方面，對思想史哲學史較少關(guān)注，如他自己所言：“寅恪平生頗讀中華乙部之作，間亦披覽天竺釋典，然不敢治經(jīng)。”[1]又云：“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但實際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的問題上，陳先生都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其深刻性足以跟專治思想史者相媲美。尤其是儒學方面，近代關(guān)于儒學的討論實在是甚囂塵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陳先生雖然沒有專門談這個問題，也無意參加那些爭論，但在一些文章中對儒學的歷史現(xiàn)狀以及優(yōu)劣都有明確的判斷，還關(guān)涉到立身行事的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陳先生的觀點對我們的儒學研究還是有很大啟發(fā)的，本文擬就陳先生的儒學觀作一述論，以求教于方家。

一

儒家作為先秦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學說，影響中國幾千年，并不是毫無道理的，雖然它有很多歷史性的東西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過時，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這就是它的的根本精神，而這是必須要堅持的。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陳先生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3]按《白虎通》卷八詳論三綱六紀之義，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绷o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三綱六紀是“張理上下，整齊人道”的總綱，三綱的理想是剛?cè)嵯酀?，陰陽和諧，即所謂“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六紀的理想是“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4]這些都是極為抽象的理念，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tài)，而儒家學說甚至整個中國文化無不是圍繞這個三綱六紀的理想而展開的，所以說陳先生提出三綱六紀為中國文化之定義，貌似偏頗，很多人也會覺得不以為然，什么三綱五常都是封建糟粕，怎么可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呢，什么天人合一啊等等才是，其實那都不是本質(zhì)的東西，真正的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三綱六紀。這種抽象的理念，即先生所謂道，所謂仁者，是一種通性，這就說明，從根本上說，它是古今一貫的，而且還是中外一貫的，不但中國需要，整個世界都是需要的，是絕不能廢棄的。正如吳宓在1961年再次見到陳先生時感嘆的：“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盵5](p143)所以對世界都有裨益，正是因為它有一種通性在里面，即所謂永恒價值，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理念被公認為是永恒價值，但中國文化中也有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陳先生的這一觀點對我們研究傳統(tǒng)文化具有重大知道意義。

陳先生把這種通性歸結(jié)到儒家的禮制上。他對禮制一直十分關(guān)注，并有過專門的研究，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一篇就是論述禮制的淵源。陳先生認為儒家最重要的東西就在于禮的學問，禮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東西。他說：“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shù)所寄托之專家?！薄胺ǖ錇槿寮覍W說具體之體現(xiàn)?！薄岸陙砣A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關(guān)于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zhuǎn)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彼e例子說：“六朝士大夫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義之行，嚴家諱之禁，此儒家之教訓，故無預于佛老之玄風者也。”[6]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影響，完全在于它外在化為了具體的禮制，更方便于實施，對大多數(shù)的人民來說，儒家即是制度規(guī)范，是禮教。禮首先是進退揖讓等世俗之禮，這是禮的最顯性的表現(xiàn)，但這些東西都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也就是說具體之禮制因時代之不同是不可避免要變更的。談到清季的形勢，他明確指出：“近數(shù)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會經(jīng)濟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撞擊而已銷沉淪喪于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3]他從清末社會的大動蕩中看到了具體禮制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永遠保存的，而是要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遷而改變，但禮制并非僅僅是一種外在的約束與形式，而是有其“本”的，這個本就是道，就是仁，正如孔子所說的：“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7](p185)這個本就是陳先生所說的“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這是不會變的，也是應該堅持的。錢文忠先生也說：“關(guān)于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wěn)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于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盵8](p10)即儒家之禮制的根本精神必須遵守，這是根本，是體，絕不能廢。這種特殊的禮制的思想使他區(qū)別于頑固的守舊者墨守傳統(tǒng)的一切東西，抱殘守缺，他不像王國維那樣，使自己的生命僅僅系于一姓之興旺，一種制度之盛衰，舊的制度的滅亡在他看來其實是無法避免的，他經(jīng)常說他從來不屬于任何黨派，任何政治團體，平時也絕少參與政治事件，他是一個用特有的冷靜眼光觀察歷史的人。

二

在這一點上，他特別強調(diào)了道德理想建設的重要性，一個民族的復興和強大，必須要有一種精神上的抽象學問，即所謂的形而上學，來作為支撐，這也就是他上面所講的“抽象理想之通性”。放在中國的古代學術(shù)環(huán)境當中，就是宋明新儒學津津樂道的“天理人事之學”，這種學問抽象，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對各種問題的一個根本解決。他說：“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nèi)f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jīng)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碧^關(guān)注現(xiàn)實，只重視實用的東西，而“不圖精深之救藥，勢必致人欲橫流，道義淪喪?！盵5](p9)其實探究天理人事的學問，自古以來就有的，司馬遷就以“究天人之際”為其目標，邵雍也說：“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也。”代表了宋明儒學追求形上哲理的心態(tài)。但是，中國的儒家思想從一開始產(chǎn)生，就以現(xiàn)實社會和人生為它思考問題的核心，現(xiàn)實感十分強烈，而缺乏這種形上之思，他說：“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專趨時用者，則乏遠慮，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短處即實事之利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盵5](p10)這里的孔孟之教不是指整個儒家，而是特指的先秦儒家。陳先生對包括孔子儒學在內(nèi)的先秦學術(shù)評價甚低：“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5](p10)也就是說，中國哲學的形上之思在先秦是很不發(fā)達的，但是后來的宋明新儒學卻具有了高度的思辨性，而為陳先生所大力稱道。陳先生把新儒學的出現(xiàn)稱為一大事姻緣，他說：“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chǎn)生及傳衍而已，”[6]在《贈蔣秉南序》中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12]又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9]而宋代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新儒學的產(chǎn)生，可見他對宋代新儒學的認同和高度評價。陳先生認為，宋代的新儒學的產(chǎn)生，是中華文化發(fā)展的頂峰，雖然現(xiàn)在中國衰落了，但并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后來的中國文化的復興，必然是宋代文化的復興，“終必復振，譬如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盵9]先生對新儒學的殷切希望，于此句話中表露無遺。

宋明儒學的所具有的思辨的特征絕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那么究竟來自何處？陳先生對此有深入探討，他認為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至巨，新儒學實際上是吸收佛教思想而產(chǎn)生的。佛教一傳入中國便以它特有的精密理論風行南北，而使中國的固有學問儒道二家相形見絀，韓愈辟佛，就是因為佛教在社會的影響已經(jīng)逐漸開始超過儒家，所以儒家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學問，而佛教精深的義理之學正可以補救中國舊的儒學的缺失。他舉例子來說明佛教實為宋明新儒學的先導：“如天臺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與李習之之關(guān)系，實啟新儒家開創(chuàng)之動機，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為先覺?！盵6]他又具體分析了程朱吸收佛教義理建立新儒學的邏輯過程：“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復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jīng)，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避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佛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于中國甚大?！盵5](p11)把宋明儒對佛教既批判又吸收的心態(tài)揭露無疑，但并不因此對他們持鄙夷態(tài)度，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發(fā)展，是有功勞的，十分符合他所主張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本來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觀念，進而由對新儒學的崇敬進而轉(zhuǎn)到其思想資源佛教的崇敬。他又說：“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沒。而今人以宋元惟為衰世，學術(shù)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歐洲之中世，名為黑暗時代，實未盡然。吾國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發(fā)明之也?！盵5](p11)對宋元時代的文化成就進行了充分肯定，并對過去人們把宋元時代目為黑暗時代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而這都是歸功于佛教的幫助。在道教方面，他認為新儒家所受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新儒家之產(chǎn)生，關(guān)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學說，其所受影響甚深且遠?！盵6]“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guān)之佛教為之先導也?！盵6]但是道教本身就吸收了很多的佛教思想，實際上成了新儒學的一個先導和范例，他說：“綜觀二千年來道教之發(fā)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種外來學說之刺激，而所受外來之學說，要以佛教為主?！盵10]故新儒學所受的影響歸根結(jié)底還是來自佛教。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陳先生的獨具特色的既有開放性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觀。他認為中國文化得以發(fā)展的最大動力就來自外來文化的影響，并通過思想史的考察認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本來民族之地位?！盵6]這就是他一貫主張的“中體西用”，與過去守舊頑固派對“中體西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三

陳先生強調(diào)儒家的抽象性，突出儒家所具有的通性之道的作用，那么他所認為并要求堅持的儒家之大道具體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尊崇道德和氣節(jié)，貶斥勢利小人，這正是真正的儒家仁圣之所極力提倡發(fā)揚的。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11]所謂的古今“仁圣”自然是儒家的道德高尚，氣節(jié)獨拔之士，他們是擺脫世俗利益和欲望，引導世道人心歸之淳正的楷模和精神力量。如他所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shù)無裨益耶?”[12]

其實他認為不僅是那些標榜儒士的人，一般的人，甚至是女子，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和氣節(jié)，都是應該表彰的，這使他事實上擺脫了后世儒家的迂腐教條的束縛，而從更高的精神層次上來堅持儒家的理想。先生晚年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惟剩頌紅妝”，[13](p137)因為他看到了傳統(tǒng)的士大夫已經(jīng)嚴重腐化和頑固，被名利二字沖昏頭腦，失去了儒家本有的精神面貌，變得可惡和可憎了，“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shù)?！盵5](p9)而在那些被人忽視和輕視的女子中，卻不乏崇高偉大之人格。先生在論到《再生緣》的思想時說：“則知端生心中于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后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14]通過這段話有人會認為他實際上是極力反對三綱的，這就與前面所說的贊同三綱六紀相矛盾了，其實產(chǎn)生這種疑問是因為沒有真正理解陳先生的意思?！栋谆⑼ā匪f的三綱是抽象理想，是根本精神，但是后代之三綱已經(jīng)根本違背了它的本來精神，變成排斥自由，束縛人心的枷鎖，是要“摧破”的，所以陳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才更為陳先生所珍視。在另一部類似的著作《柳如是別傳》緣起中，他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禁之馀，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fā)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于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15]他正是要通過為一個小女子立傳來表彰道德和氣節(jié)，貶斥迂腐和勢利。有這樣的理想，陳先生對時事的變幻看的很淡，那些世人無謂的爭論，他不屑去理睬，但他并非對現(xiàn)實漠不關(guān)心，他最看重的還是世道人心。對于一些激進的改革者與一些時髦的理論，他說：“九縣三精，飆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zhuǎn)，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盵16]在他看來，民主論者雖然時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風俗頹敗，道德淪喪，也不值得去討論。而對于一些舊勢力的沉渣泛起，他尤其痛恨：“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盵16]他不在乎是民主還是君主，他關(guān)注的正是如何來挽救“廉恥道盡”的讓人痛心的情形。

綜上所述，對于儒家思想，陳先生既有深入的理論的探討，也有在思想上的提倡和尊崇。他的關(guān)于儒家禮制的研究，對我們現(xiàn)在如何繼承儒家思想是很有啟發(fā)的。他對抽象理想的追求和強調(diào)，事實上揭示了一個真理，即一個民族只有精神上強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強大起來，民族的精神就像一個指路明燈，引導我們實現(xiàn)偉大的民族復興，而這正是我們現(xiàn)在所需要的。陳先生不但提倡儒家之道。而且處處踐行之，作為作為立身行事的準則，這是至關(guān)重要和至為難得的。在《贈蔣秉南序》中他對自己一生的行事總結(jié)說：“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12]這正是他的氣節(jié)的真實寫照?？鬃釉疲骸叭娍蓨Z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盵7](p95)陳先生在建國后備受批判和打擊，但其立場從未改變，依舊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正是傳統(tǒng)儒家的氣節(jié)之士的所為，也因此永為后人敬仰，他雖然不是專門的儒家學者，但對弘揚儒家思想?yún)s又有莫大功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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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陳寅恪.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經(jīng)典陳寅恪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