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何心隱之死再考論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一日乙酉

           耶穌2015年5月9日

內(nèi)容提要：筆者曾撰《何心隱之死考論》一文，論及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飭學政、毀書院之內(nèi)在關聯(lián)。今搜集相關史料，再考論其事。其一，指出時任巡按湖廣御史郭思極為王之垣之外，直接置何心隱死地的又一人。其二，據(jù)瞿九思《王之佐列傳》稽考何心隱所被并入的“曾光”一案詳細情況。其三，再論張居正與何心隱之死的直接關系。

關鍵詞：何心隱 張居正 郭思極

一、王之垣之外直接置何心隱于死地的又一人——郭思極

筆者撰《何心隱之死考論》[1]，曾提及《國榷》萬歷七年（1579）八月甲申條下如此之記載：

甲申，巡按湖廣御史郭思敬奏“布衣何心隱私立求仁書院”，命捕治之。心隱一名梁汝元，游俠江湖間，竟獄死。[2]

今稽考相關史料，“郭思敬”當作“郭思極”，《國榷》此處有誤。其人實為王之垣之外，直接置何心隱死地之又一人。嘗試論之。

關于郭思極，雍正《畿輔通志》有如此記載：

郭思極，字致中，魏縣人，隆慶進士。擢御史，晉大理少卿，尋升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以母憂歸。[3]

雍正《湖廣通志》卷二十八“巡按監(jiān)察御史”條下亦有“郭思極，魏縣，進士”之記錄。

郭思極作為直接置何心隱于死地的主事者，見于《明神宗實錄》萬歷十一年（1583）十一月壬辰之相關記載：

禮科給事中王士性劾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郭思極，前以御史監(jiān)臨湖廣科場時，取中故相張居正子張懋修。又因講學士人何心隱昌言居正短喪之失，斃之獄中。[4]

萬歷十八（1590）年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王明所上《憸媚邪臣，因劾躐轉(zhuǎn)，乞賜罷斥，以昭公道疏》論列陳與郊之失時，亦曾如此申說：

與郊力薦之郭思極，殺何心隱以媚權(quán)相，非有東山之望也。[5]

明人姚旅撰《露書》卷十一“梁夫山”條下載何心隱之死時有如是之說

張（張居正——筆者注）憾之（指何心隱——筆者注），授意于楚兩臺，必置之死。[6]

所云“兩臺”，即指巡撫與巡按，時任湖廣巡撫為王之垣，巡按則為郭思極。

此事尚見于王世貞與郭思極私人來往的信件中：

竊嘆毋論公祖，即逝者如舒侍御亦寃也。十二年以前，仆時憂居鄉(xiāng)，則見有談何心隱與邵樗朽，皆大俠也。其所為，如在吳興、在新鄭諸事，皆目所不忍聞也。毋論其捕逮與瘐死非公祖所繇，即自今而后，二三直指，不能衡情法而斃一大俠，此又何說也？江陵之忮愎與一時之奉行者誠有之，然不至人人皆奉行，事事皆忮愎也。今有所不合，則皆援之正；而有所合，則皆斥之邪。仆以為毋論被斥者，即江陵不為冤，亦未盡不冤也。[7]

由王世貞信中語“毋論其捕逮與瘐死非公祖所繇”可知，當時有論此事及于郭思極者，郭思極或辯稱其事非自己所為，故王世貞有如此之勸解。此亦可從一側(cè)面證明其事與郭思極非全然無干者。

按明代官制，巡撫與巡按皆為中央派駐地方的官員，二者品階雖相去甚遠，然巡按御史的實際權(quán)力很大，幾可與巡撫相抗衡。厘清此一點，謂郭思極乃殺何心隱主事之又一人方可成立——以其實有如此之權(quán)力。

稽考相關史料，殺何心隱一事，湖廣兩臺與湖廣地方官員是有所沖突的。時任湖廣左布政使者為劉志伊，明天啟四年刊《慈溪縣志》載其事如下：

晉湖廣□□□□□□□□何心隱上書□□□□□□□□□□□將陷之，□謂伊曰，心□□吉水人梁汝魁（此處敘事有誤，何心隱本名梁汝元，乃吉安府永豐縣人，非吉水縣人——筆者注），公司理時，以無行訊決，故牒存否。伊直應曰，某在吉水，未嘗訊梁汝魁，脫有之，安知其即何也。直指語塞，士論快之。[8]

此中缺文甚多，詳情可參諸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補刻本《寧波府志》的相關記載：

晉湖廣左布政使，時布衣何心隱上書諷張居正終喪，直指希旨，將陷之，謂心隱本吉水人梁汝魁，志伊嘗司理吉安，曾以無行訊決，冀得一言為證。志伊曰，某在吉水，未嘗訊梁汝魁，脫有之，安知其即何也。直指語塞。遷應天府尹……[9]

《慈溪縣志》與《寧波府志》所載之事甚為具體，是劉志伊和“直指”關于何心隱事的直接對話。“直指”即巡按御史，其人當即郭思極。據(jù)《寧波府志》，劉志伊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以廉明稱，召入為御史”，則劉志伊曾于嘉靖年間為吉安府推官，郭思極希望他能提供其當時“以無行訊決”何心隱的相關證據(jù)，劉志伊申明不曾有其事，并言即有此事，也無法斷定“梁汝魁”與“何心隱”為一人。

二、“曾光”案之來龍去脈

筆者《何心隱之死考論》中言及何心隱死后摻入“曾光”一案被定罪，并引述《明神宗實錄》、《萬歷野獲編》相關記載以考證其事，引張居正《答楚按院郭龍渠》書（郭龍渠即郭思極）以說明張居正曾過問“曾光”一案?！霸狻币话?，以《萬歷武功錄》卷六《王之佐列傳》對其來龍去脈述之甚詳，以此案于何心隱之死關涉甚大，錄其全文于下：

王之佐者，商州人也，又名守斌。少失父，孤，家貧落魄。稍長，剸以醫(yī)卜為務，欲糊口四方。佐為人靈明，好鼓琴，諸藝無所不通，尤精兵法，?？挥写笾尽＠镏兄T少年常侮之曰：“若為醫(yī)卜，得無饑寒足矣?！弊粜υ唬骸把嗳赴仓欩]之志哉。”

嘉靖末，自以曉習太素脈為名，行游巴蜀。會白蓮教反，佐欲入其黨。事覺，遁，逃入關中。已，走鄖陽，登武當，以為此可以號召諸土兵矣。先是，佐有金神劍光符，欲以營惑諸土吏，顧未路耳。而會武當?shù)廊嗽?、道士衢天瑞，及太湖人鄭士韜，靖江人雷得鳴、劉洪，南昌人張一德，高安人傳珠一，武崗人歐陽蒙，靖州人劉宗文，皆相聚，夙有異志。及見佐，喜。佐見韜等，亦喜曰：“悔相知晚?！庇谑浅龆卷w等。所載皆讖語，語大要言，土吏得天下，怪不載。韜等即坐佐東鄉(xiāng)，執(zhí)弟子禮，師事之，號曰三臺貞人，而佐亦號韜曰云峰，它皆易名姓，有號。乃作起運天書，屬剞劂王三，相與別去。

而是時曾光名最著。曾光別號旸谷，莆田人也，聲音又似江西人。身長瘦，面赤，微須，三丫骨，額上有一大黑子。歲時冠唐巾，穿藍袍，系黃絳，常手執(zhí)豹皮以自雄也。于是屬斌往常德，韜往靖州。靖州賈邦奇、石自高方為諸生，夙有異志。韜行間遇奇，乃微告以故。奇喜，偕往高所議，議頗堅。是日，即立奇為從約長，號曰三才真人，高為副約長，號曰名世真人。韜乃以黃蠟造璽曰太乾太極皇帝之寶，付奇。

前是丁丑（萬歷五年），彗星出，韜等常大喜曰：“此天贊余也?！蹦斯鳎畎钇?、自高往永順、保靖。奇乃以天書圖像屬楊時貢往也。事覺，時貢為湖北使使者所逮。使者跡至奇家，果得大乾起運書，如貢言矣，奇就獄。于是韜欲往泗城，佐亦欲往車里猛密。先是，蔡天爵、陳納與韜習祈禱，都清彭副使，使使者執(zhí)天爵等來獻。已，于都勻土舍楊治安所生得韜，而佐竟奔亡黔中矣。

亡何，都御史何起鳴使都護張奇峯兵張文部，索至黔中。行間遇佐，逮之，箯輿膠至貴陽，與邦奇、之佐并棄市。乃繪曾光面貌，大索天下，是歲戊寅（萬歷六年）也。

明年（萬歷七年）冬，靖州生得劉宗文、王三，武岡生得歐陽蒙，湖北生得楊仲魁，即曾光。于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思極請于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后臺御史王緝大會楚臺，輕重當宗文等罪以請。宗文故諸生，陽蒙故太學生也，事下御史大夫陳炌，而當宗文為民，楊仲魁、陳大勛等適邊，陽蒙竟以為求醫(yī)藥得贖。

初，韜等與邦奇約曰，吾以一日起水西而下鎮(zhèn)遠，子以一日起永順、保靖而出荊襄，大會于秣陵登極，然后以一使守徐州之險，一使據(jù)臨清之倉。我聞韜行至貴陽，見兵衛(wèi)甚設，輒自焚毀妖書去也，諸臣皆叩頭誦“陛下神武如是夫”。

贊曰：《王制》曰，執(zhí)左道以亂眾，殺。此輩乃自古有之矣。王之佐起閭閻，奮荊棘。徧（當作“偏”）袒一呼，而從者至數(shù)人，欲有亂，多見其不知量也。俗傳曾光術至高，豈誠善幻乎？不然，郭御史疏即稱仲魁即曾光矣，而御史大夫又言招稱大勛即曾光，何也？當是時，江以西大盜楊青山久著名，而楚所捕楊廷俊乃亦號青山，異哉。[10]

瞿九思此中所述當甚為可靠。其《萬歷武功錄自序》述撰著該書之“大艱難”時，追溯及于“歲甲申……不意囚系武昌獄三年”，而后“徙居庸塞”事。[11]按，此“甲申”當為“甲戌”（萬歷二年，1574）之誤，參諸《明史》瞿九思傳所載可知：“（瞿九思）舉萬歷元年鄉(xiāng)試，居二年，縣令張維翰……坐九思倡亂?！睋?jù)其自序，瞿九思謫戍塞外，并未實至其地，而是“出帝城西百里許竇德城高叟家止舍”[12]，且逗留長達五年之久，并在這段時間經(jīng)?！拔⒎刖煛彼鸭度f歷武功錄》之相關史料。揆諸時日，何心隱萬歷七年秋獄死，乃至萬歷八年“曾光案”審結(jié)于京師，適為瞿九思在京師搜集資料之時間。瞿九思自述相關情形如下：

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中，微服入京師?！巳兆叨Y部前正陽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紀載綸音簿籍，余乃從所知交在省中者購得，密登錄之。乃執(zhí)是走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與存科合，無闕遺，乃愉快，取大巵酒飲數(shù)升。設第闕一疏，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必盡得乃已。[13]

除了至書肆搜索而外，其中所謂“存科”、“報章”以至奏疏，皆為官方一手文書?！锻踔袅袀鳌匪?，當為據(jù)此類官方文書而成者，而此傳贊語中提及“郭御史（郭思極）疏”、“御史大夫（陳炌）又言”等內(nèi)容，亦可證其曾見當時之奏疏。唯瞿九思所述亦頗有含混不清處，此或以“曾光”案本或為“莫須有”之案，瞿之贊語亦指出究竟楊仲魁為曾光，抑或陳大勛為曾光，郭思極與陳炌所論不一。另需提及一點的是，瞿所據(jù)為可靠的官方文書，然文書所述內(nèi)容是否即為真實情況，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惟由瞿傳可見官方對相關案件之舉證，議處。

由瞿之敘事可知，曾光實與王之佐案并為一案而由湖廣、貴州方面官員會審以請于朝，最終由都察院酌定論處的。張居正之答郭思極書中數(shù)語可與瞿文互為參照：

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zhì)，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zhì)證，獨卷案存耳，恐無以明正其罪也。楊仲魁即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即以為曾光而誅之，萬一后獲真犯，何所歸罪。惟公慎之。[14]

所謂“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zhì)”，即瞿九思傳中所云“湖北生得楊仲魁，即曾光。于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思極請于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所謂“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zhì)證”，“彼中渠魁”當即指瞿傳中所述已于萬歷六年戊寅（1578）“棄市”的賈邦奇、王之佐等人。略需注意的是，張居正信中唯疑及“楊仲魁即曾光”之說，而對于楊仲魁、曾光之相關罪責，并無疑及。即以楊仲魁一案而論，“妖書（當即瞿傳所稱“起運天書”、“大乾起運書”、“妖書”）之有無”尚屬疑問，但張居正仍以為楊仲魁既然承認了“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此即足以明定其罪，不必非認定楊仲魁即曾光，這是張居正提醒郭思極所要“慎之”的。瞿傳中透露后來陳炌又炮制陳大勛為曾光之說，與此是否有關聯(lián)，則不得而知了。

筆者于《考論》一文中析《明神宗實錄》所言“下法司審訊”時指出，何心隱之所以死后仍“下法司審訊”，以所加“妖人謀反”罪名過大，非地方一級官員可以了事，并據(jù)《萬歷野獲編》“下刑部定罪”而指實之。據(jù)瞿傳，則最終結(jié)案在都察院（與刑部俱為三法司之一），而非刑部。瞿傳所言時任御史大夫之“陳炌”，據(jù)《明史·七卿年表》，正于萬歷五年丁丑（1577）十一月至萬歷十一年癸未（1583）七月[15]間任都察院都御史之職。

《萬歷野獲編》所云“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耳目”，準之瞿傳，則都察院所定之罪，劉宗文取消“諸生”之資格而“為民”，楊仲魁、陳大勛“適邊”，較之“妖罪”，所處甚輕。而最為荒誕的是，歐陽蒙“竟以為求醫(yī)藥得贖”，瞿述傳時，加一“竟”字，亦表其對如此論處之不解。而《萬歷野獲編》“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耳目”之解讀為不虛。

三、再論張居正與何心隱之死

筆者于《考論》一文中曾指出，張居正于何心隱一案而言，起碼為“知情者”。今綜合相關史料，謂何心隱之死實出于張居正之“授意”，亦不為過。退一步而言，即便非張居正之直接“授意”，然張居正與何心隱本為舊識，曾光一案，張居正更直接過問，何心隱之并入曾光一案，張居正即便只是聽之任之（實不止于此，由張居正過問曾光一案可見），其于心隱之死亦難辭其咎。另需提及一點的是，何心隱案主事之官員多與張居正有較大關聯(lián)，而反對何心隱一案之官員則多開罪于張居正，此亦可從一側(cè)面說明一些問題。

如何心隱于萬歷四年（1576）被緝于孝感主事之人，時為湖廣巡撫之陳瑞，《罪惟錄》有如此記載：

（萬歷六年）夏四月，首輔居正請假歸葬，允之。湖廣廵撫都御史陳瑞詣居正喪次，哭盡哀，跪謁居正母，母指私役小閹幸一垂盻之，瑞起揖閹：“瑞安能重公，公重瑞耳?！盵16]

其媚態(tài)居然可見。而郭思極之于張居正為言官所論者尚有一事，如前揭《明神宗實錄》所載：“禮科給事中王士性劾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郭思極前以御史監(jiān)臨湖廣科場時，取中故相張居正子張懋修。”兵科給事中王亮亦有此論：“僉都御史郭思極前提調(diào)江西鄉(xiāng)試，中居正子嗣修”。[17]

為“曾光”一案最終定罪的陳炌，張居正死后亦為言官所論?！睹魃褡趯嶄洝啡f歷十一年（1583）二月有如是記載：

御史于有年劾左都御史陳炌阿諛權(quán)勢，傾害忠良。先御史趙應元按楚時，當大學士張居正回籍葬父，獨未往吊。炌參論應元，落職為民。員外王用汲忠憤所激，具疏參論，被炌挾私中傷，亦坐為民。乞?qū)㈥悶土T斥，為大臣諂諛之戒。[18]

于有年所論之事載于《明史·王用汲傳》：

萬歷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廵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guī)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diào)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19]

《實錄》謂于有年因此遭“罰俸半年”處罰。據(jù)《明史》，陳炌后最終因此事為御史郭惟賢所論而罷去：

保（馮保）敗，（郭惟賢）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quán)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20]

如果說陳瑞、郭思極與陳炌等人此類事情尚可解釋為單方面地“取媚”于張居正，那么，當時同情于何心隱之官員多開罪于張居正，當有其非偶然處。如前所提及的湖廣左布政使劉志伊，于何心隱死后次年己卯（1579）入京考察，有如是之遭際：

己卯入計，所留羨金六萬有奇，以失江陵意，投閑南中。歷京兆廷尉。三載，江陵歿，改北，尋升工部右侍郎。[21]

何心隱死后，其弟子胡時和因“哭于市”而被逮，后為金學曾所釋，金學曾其人后亦被劾而歸?？滴酢度屎涂h志》載其事如下：

（金學曾）旋擢湖廣學憲……憲臣阿江陵意，報布衣何心隱，隱門人胡生者哭之市，并置之法。學曾視臬篆，展牘恚曰：“殺人媚人?！绷⒊鲋?。直指某希指劾學曾，鐫三級，遂拂衣歸。……江陵歿，起天下遺直，出補閩。[22]

乾隆《杭州府志》載此事略有異：

（金學曾）督學湖廣……布衣何心隱死，門人胡生者哭于市，欲并置之法。學曾曰，殺人媒人，吾不為也。立命出之。奪情之事起，以十揭上居正。居正不之省，按臣朱璉阿居正意，劾學曾歸。居正歿，起為福建按察使……[23]

《仁和縣志》稱金學曾被劾乃“直指希指劾”，據(jù)《杭州府志》，則為“按臣朱璉阿居正意劾學曾歸”?！犊h志》敘金學曾被劾于責“殺人媚人”事后，《府志》則敘其于張居正“奪情”事后。需說明的一點是，以時間而言，何心隱被殺在后，張居正奪情在前，《府志》敘事之次序，于時間上有顛倒。

前面所提到的疏論郭思極之王亮，于何心隱被逮時為進賢縣令，何心隱押解至進賢時曾受其禮遇，心隱于《謝進賢王大尹書》中言及此事：

臺下不惟憐元，且欲救元，而若自恨未有可救之權(quán)，惻惻溢于辭色。又嘆元莫已，又思處元莫措，乃躑躕頃刻，即赒以元路費，又赒以元肩輿……[24]

此事康熙《臨?？h志》載之如下：

王亮，字穉玉，號樓峰……丁丑（萬歷五年，1577）進士，釋褐進賢令……會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姓名，云謀不軌，擒解赴京（此誤，心隱經(jīng)進賢非解赴京城途中，乃自祁門轉(zhuǎn)接南安途中——筆者注），道出進賢，公手釋其縛，給以輿夫。居正聞之，怨刺骨，六年不調(diào)。迨居正歿，授兵科給事中，遇事敢言，首祛江陵弊政……[25]

準此可知，王亮竟以禮遇何心隱而獲“怨刺骨”于張居正，并因此而于進賢令上“六年不調(diào)”，至居正歿，方得授兵科給事中。

綜合上述，劉志伊、金學曾、王亮等人在何心隱一事上的態(tài)度及其后來與張居正之遭際，當有其非偶然處，此亦可見當時盛傳的何心隱之被逮出于張居正“授意”，并非無據(jù)。

四、張居正何以“殺”何心隱

考述至此，我們?nèi)圆坏貌挥兴蓡枺頌槭紫嘀畯埦诱我圆贿z余力置一布衣何心隱于死地？此卻有迥出常情之處，李卓吾“何公不足仇”之說亦頗合于情理。

此事或有以為緣于張居正“奪情”事起，何心隱諷其終喪者。如前揭《明神宗實錄》載王士性劾郭思極疏所言：“何心隱昌言居正短喪之失……”，再如雍正《寧波府志》云：“時布衣何心隱上書諷張居正終喪……” 又如康熙《臨海縣志》所云：“時張江陵柄政奪情，永豐老儒梁汝元以詩投居正，勸其終制，且揚言入都面斥之……”[26]然張居正父喪于萬歷五年丁丑（1577）九月，“奪情”事在此后，何心隱之遭遇追捕則早在萬歷四年丙子（1576）。張居正“奪情”事起，何心隱在逃亡之中，當無心情“上書”、“投詩”諷其終喪。然似此之傳言或有其淵源所自，何心隱最終被逮在萬歷七年，其《又與鶴山書》中稱述其因云：“況鄒進士之諫于丁丑（1577），又疑為元鄰邑親，不啻疑為黨也。”[27]即指吉水人鄒元標疏諫張居正“奪情”事而言。

筆者于《考論》中曾論及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中飭講學、毀書院之內(nèi)在關聯(lián)，唯當時因限于所見材料，不能肯定何心隱之死出于張居正之“授意”，故以推測、議論成分居多。今所見相關材料多指向心隱之死出于張居正“授意”，筆者所論有了更為直接的支撐材料。我們在張居正與何心隱之間比量權(quán)衡之時，往往容易忽略何心隱的一個重要身份，即“諸生”。實則“諸生”在有明一代已逐漸成長為一重要的政治力量，這一點則與明代“書院”之興盛頗有關聯(lián)。

有明一代“書院”除了是儒家士大夫、士人講學論道之所而外，其日常所承擔的主要功能實則對于居于各級學宮的“諸生”的再教育。而明代所盛行的儒家士大夫、士人之“會講”（其場所多為“書院”），我們也往往容易忽視作為聽眾的“諸生”。究其實，府學、縣學的教育目的在于習“舉子業(yè)”，書院的教育目的則在于“圣學”，二者目的雖有不同，其主要教育對象則是全然重合的。換言之，明代書院之興起，其原因即在于儒家士人深感于以傳習“舉子業(yè)”為目的的學宮教育使儒家之“圣學”精神淪落，而于教育體制之邊緣別興“書院”，以回歸儒家“希圣希賢”教育之本位。這也是有明一代“士風”之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諸生通過舉子業(yè)步入仕途，另一方面，受書院教育熏陶的諸生，尚保有擔荷儒家道統(tǒng)正脈的真精神，以免于步入權(quán)力世界后的沉淪。曾疏爭張居正“奪情”的鄒元標于《仁文書院記》中論及書院之興起及其與“學政”之關系時曾申說此意云：

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圣緒，如白鹿、鵝湖、石鼓、岳麓，皆其過化名區(qū)，后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仿黨庠塾序余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盻，子弟之所傳頌，惟占畢是習。稍一譚正學，群相訌嘩，以為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齊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譚，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nèi)媿，勃然神悚，回心向道者，非夫也。[28]

鄒元標所論，書院之興起，實為“輔學政之所未逮”，其所論，亦主于“圣學”之層面而言。此外，與學宮教育之“對策”部分相應，書院教育亦多有針對于政治時事而發(fā)者，并由此逐漸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士論氛圍——此亦“士風”一重要表現(xiàn)。為今人所熟知的后來東林書院得以主天下之是非，即是這一點的有力證據(jù)，此輿論、士論甚至足與“朝廷之是非”相抗頡。職是之故，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倡導“公是非于學?！?，就不是顯得那么突兀了。何心隱生活的時代，書院、諸生之議政雖尚未成東林之氣候，然已足為東林之先聲。這一點足以激起熟悉權(quán)力世界之運作，對“言路”保持高度警惕的張居正之警覺。張居正于專權(quán)之初飭講學、毀書院，其目的即有出于此者。萬歷三年（1575）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奉旨頒行，疏中所針對者則多為約束“諸生”而發(fā)，中有引及明太祖臥碑，以鉗制“諸生”議政者：“我圣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后生員務遵明禁……”[29]

何心隱之講學友，亦以“諸生”居多。如我們稍加留意的話，瞿九思《王之佐列傳》所述“曾光”案牽連諸人甚多，其中，明言其為“諸生”之身份者有三人，為賈邦奇、石自高與劉宗文，而歐陽蒙則為“太學生”。其中，未必不有一二人受冤屈如何心隱者。

【注釋】

[1] 《泉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2] 《國榷》卷七十，頁4353。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3] 《畿輔通志》卷七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明神宗實錄》卷一四三，頁2670。

[5] 載《萬歷疏鈔》（明萬歷三十七年刻本）卷十九“糾邪類”。

[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1，頁743。

[7] 《與郭中丞》，載《弇州四部稿》續(xù)稿卷一百九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此“與郭中丞”雖未明言為誰，然審信中相關內(nèi)容，當即為郭思極。

[8] 《慈溪縣志》卷八。

[9]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10] 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六《王之佐列傳》（按，該書目次題作《妖賊王之佐列傳》），《續(xù)修四庫全書》0436冊，頁357-358。）

[11] 《萬歷武功錄》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0436冊，頁87。

[12] 同上，頁88。

[13] 同上，頁89。

[14] 《張?zhí)牢募肪砣唬?79-3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5] 《明史》卷一百十二，頁3474-3476。

[16] 《罪惟錄》卷十四。

[17] 《臨?？h志》（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卷八。

[18] 《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三，頁2477。

[19]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頁5995-5997。

[20]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頁5968。

[21] 《慈溪縣志》（明天啟四年刊本）卷八。按，據(jù)《明神宗實錄》劉志伊最終于工部右侍郎任上致仕，則因言官指其中張居正子懋修鄉(xiāng)試：“（萬歷十二年三月甲申）兵科給事中張維新言，工部右侍郎劉志伊昔在湖廣科場，取故相居正子懋修中高等。附權(quán)欺罔，難膺大工之任。令致仕去?！保ň硪凰钠撸?738）《慈溪縣志》亦載其事，并為劉志伊辯護：“言官摘張懋修楚闈事，詞連伊□□□中事甚晰，太宰楊巍合疏留之，竟致□□……”未審其事究竟如何，附識于此。

[22] 《仁和縣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卷十七。

[23] 《杭州府志》（清乾隆間刻本）卷八十一。

[24] 《謝進賢王大尹書》，《何心隱集》卷四，頁84。

[25] 《臨?？h志》（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卷八。

[26] 《臨海縣志》（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卷八。

[27] 《何心隱集》卷四，頁84。

[28] 《愿學集》卷五上，頁183-184?！端膸烀魅宋募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9] 《張?zhí)兰肪砣?，?96。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