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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事件之觀感
作者：王志宏（云南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發(fā)布
時間：西元2025年5月10日

【編者按】2016年上海儒學院成立，未經(jīng)同意而把裘錫圭先生掛名為顧問，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小小的學界風波，作者稱之為“裘錫圭事件”?？此浦皇寝k事程序的問題，實則源于雙方的理念分歧。今天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舊文重刊，回顧那一段往事，既是對最近去世的裘錫圭先生的紀念，更期引起對儒學復(fù)興之未來方向的再度思考。

最近，復(fù)旦大學成立了一個名叫“上海儒學院”的機構(gòu)，在它的顧問名單上“列舉”了一些名頭很大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裘錫圭。裘錫圭號稱當代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人，在甲骨文、金文、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有口皆碑，現(xiàn)在擔任復(fù)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儒學院一廂情愿地“想要”拉大旗作虎皮，邀請裘先生做顧問，但是引起的后果卻是“拿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在上海儒學院貼出公告后一周左右，裘先生發(fā)表了一個聲明，表示上海儒學院把他列入顧問名單的行為事先并未征得他的同意。上海儒學院很快做了道歉，對此裘錫圭又續(xù)作了一個說明：

今日接到復(fù)旦大學上海儒學院的致歉信，現(xiàn)照樣登出，並把我10日的聲明撤下。

我對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學和科研機構(gòu)之外以國學、儒學一類名義另立研究機構(gòu)是不以為然的。2005年回復(fù)旦以後，看到母校尚未沾染這種風氣，深以為幸，不想終究不能“免俗”。所以我是不會支持這一類事情的。為了避免外界誤以為我撤下10日的聲明，就表示我願意接受這方面的所謂顧問一類名義，故作此說明。

此致歉信和說明在半個月後從網(wǎng)上撤下。

裘錫圭
2016年9月12日

在裘錫圭的“說明”中，一是他再次強調(diào)他不出任顧問的決心，二是昭告他之所以不答應(yīng)出任上海儒學院顧問的理由。作為古文字學者，他從事古文字研究，是求真的，非常討厭中國有儒學院、國學院這樣的機構(gòu)，因為在裘先生的眼中，現(xiàn)在的儒學研究大部分都如韓非子所言在畫鬼，而不在畫人畫貓畫狗。即使儒學院方面事先和他溝通過，鑒于他對于儒學院研究學術(shù)品格的判斷，甚至鑒于他對中國古代文化之品格的判斷，他們本是歧路人，學術(shù)研究之旨趣判若天淵，南轅北轍，他決不想成為儒學院的顧問。

在學術(shù)界、輿論界對此事的議論紛紛之中，我頗感受到一股“反潮流”之趨勢，他們追隨裘錫圭，對于儒學院之做法和儒學院之實質(zhì)冷嘲熱諷，指桑罵槐。由于當代中國尤其是公知學者、青年學生大多數(shù)都還是五四下的蛋，這種情況在當代中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要表態(tài)，我既贊成復(fù)旦成立儒學院，也在一定程度上贊成裘錫圭拒絕成為顧問。上海儒學院理事長謝遐齡指出，我們現(xiàn)在處在儒家文化的第三期，歷史和儒家文化賦予我們的使命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大變局當中重新塑造中國性，中國之為中國。這個時候，有一班人站出來想要成立一個儒學院，為承擔這個任務(wù)而盡綿薄之力，要把它重新樹立起來，并且要不停地在上面添磚加瓦。這個工作對不對頭？我個人認為是對頭的。與此同時，裘之拒絕擔任顧問也是對的。他不想到處掛名以至于耽誤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有人為其喝彩，說在其中看到了五四精神中的狂狷之氣，誠不虛也。我表示傾心佩服！惟愿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多。

但是另一方面，我對雙方又同時表示批評。從上海儒學院的角度來講，我認為，他們擬聘請裘錫圭先生為顧問是一個糟糕之舉；與之相對，裘錫圭表達拒絕時所列舉的理由也透露出他對于中國文化和中國古學的理解的真面目。

從儒學院的方面來講，第一，令人最為擔心的是，儒學院對于自己的歷史使命恐怕仍然沒有清晰的、明確的認識。一班想要真正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學者，首先應(yīng)該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和決心，而不是今天拉一個人做同行，明天再拉一個人擔任顧問，狐假虎威，攢雞毛湊膽子。儒學院要以“天之將降大任于己”自期，要知道自己的事業(yè)遠勝于某些名流、大師，遠不止于尋章摘句，釋讀甲骨帛書，任重而道遠，當以大局為念，而不必斤斤于小事，比如請顧問。

第二，儒學院必須要有自己在儒學方面的精深研究，并且陶鑄出一批偉大的人格。儒學跟別的學問都不太一樣，儒學不是知識，不是宗教，甚至不止是思想，它無遠弗屆，無內(nèi)不侵，是國家文教、民族心理、思想體系和個體人格的統(tǒng)一體。在儒學看來，全部學問最深的根源是人格，最終的歸宿是通過教化以養(yǎng)成風俗。一個人可以“不立文字”，卻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他的人格在人類歷史上永遠是個高標，誰都無法超過。與之對照的是，有一些著述等身的人，尤其在現(xiàn)代學院體制下，套用臧克家的詩句說，他的書比他的人死得更早。

第三，復(fù)旦儒學院應(yīng)該力求成為一個儒家學者共同體，要學會免俗，不要動不動到處去拉大旗作虎皮。儒學院要明白，我們在一切處事的方式上都能夠讓別人看到希望，看到儒家的氣象，而不是跟通行的、流俗的做法一樣沆瀣一氣，重新跌入到泥潭之中。中國的儒學學者必須讓自己的道德和文章經(jīng)得住時代的檢驗，抓得住時代的脈搏，扭得轉(zhuǎn)時代的風俗；我們所進行的儒學研究不再只是現(xiàn)代學術(shù)評價體制下的幾篇論文，所從事的活動不再只是為了邀名獲利，行為處事的方式不再只是學術(shù)會議、學術(shù)刊物等有名無實的東西，更不能以儒學之名行各種蠅營狗茍之事。

第四，要認清裘先生的真面目，要認清當代中國學術(shù)和某一種對于學術(shù)的理解的真面目。我們不否認裘先生對于文字學和文獻學的重大貢獻，也不否認他的論著對于儒學研究有所幫助，但是這既非聘任一事的充分條件，也非它的必要條件。我們期望團結(jié)更多的人，大家勠力同心，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古老而年輕的中國，但是這種風貌需要儒者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力量來“修己以安人”，才能使得“近者悅，遠者來”，而不是憑靠論文、學術(shù)或其他外在的東西。今日以儒自飾者多矣，或以儒冠儒服，或以儒書儒學，其中固然有不少人懷瑾握瑜，但以儒為術(shù)、干祿求名者夥矣。儒學研究者要有宋初三先生扭轉(zhuǎn)時代風氣的魄力，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有與“釋老”劃清界限的勇氣，更要提防有的人或有意借儒家之名，或因為所學與儒家相近而敗壞儒家精神。

從裘先生的角度來講，第一，這件事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證明裘先生有狷介之人格。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人格。夫子曾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敝杏挂筇?，但是狂狷還是可以做到的嘛，雖未達大理，但是違道不遠。在這個時代，很多人喜歡藉虛名以自雄，以當代中國的學術(shù)語境，裘錫圭能夠這么做，我覺得他真是不錯。

第二，他也有他的問題，他的古文字研究其實是一種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他認為復(fù)旦成立儒學院，或者當年人大成立國學院，是未能免俗。值得追問的是，他為什么會認為這是“俗”呢？那是因為他自己堅信近的說五四以來的、遠的說近代西方確立的學科分類。依照從西方而來的以及為現(xiàn)代西方文明精神所主宰的當代學科體系，國學和經(jīng)學這樣的科目和現(xiàn)代學術(shù)的建制是背道而馳的。裘先生到現(xiàn)在還持有這樣一種觀點，以一個對中國古代文化之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學者，見識竟然如此之短淺和膚泛，一定程度上還是有些不能接受的。

比這些更為深切的是第三，即我們從不否認裘錫圭先生的學術(shù)貢獻，但是也毫不隱瞞地判定裘錫圭先生對于中國文化的本性的無知，對于當代中國歷史處境的無知，以及對于儒學歷史與現(xiàn)實意義的無知。我引裘先生的兩段話來說明他對于國學研究的理解。他說，“國學研究者的責任并不是四處推銷國學，而是要在現(xiàn)有條件和研究的基礎(chǔ)上，盡可能通過研究，把古代文化的面貌還原到最接近真實的狀態(tài)?！边@是第一句。

第二句，“國學研究者沒有扎實的研究，不僅對國學的發(fā)展無益，對我國文化形象的推廣也是大有害處?！痹瓉眙孟壬J為研究儒學或中國古學有兩個基本的目的，一是要“把古代文化的面貌還原到最接近真實的狀態(tài)”，二是要向世界各國“推廣我國文化形象”，怪不得他無法理解上海儒學院成立的意義，怪不得他對之像看到某種惡心的東西一樣唯恐避之不及。

如果說孔孟是儒學第一期，那么董仲舒應(yīng)該是第二期，程朱陸肯定是一期，但陽明及其后學也許是又一期。我們要問的是，這三期儒者都是儒者嗎？如果是，這三者中誰是抑或都是唯一真正的儒者呢？唯一真正的儒者的標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壓根兒就不存在什么“唯一真正的儒者”。儒學從來沒有也不需要一個唯一真實的儒家真義，我們研究儒學也不是要回到孔子自己的理解。恰恰相反，我們的研究是為了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們不是要帶著一定要創(chuàng)新這樣一個目的去研究學問，而是生活自身是不斷維新的?！捌埲招?，日日新，又日新”，這就是我們所有的生活和我們?nèi)说谋拘?。學術(shù)研究是與生活之展開相伴相隨的，共生共屬的，所以研究儒學不是要回到原始儒學的基本要義，而是為了我們每一代進行研究的人自身的安身立命而獲取它的真精神。如果不是在這個意義上，而只是尋求一個只具有歷史學意義的東西的本真，還原到歷史中原來的一模一樣的位置和模樣，這就叫實證主義，歷史主義。

近代中國學者大多基本上是歷史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衡量和批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這個最為本質(zhì)的地方，裘錫圭才是未能免俗也。真正的歷史性命運在于以儒學來應(yīng)對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現(xiàn)代性危機，而不是要回溯到儒家的本來面目，只要歷史在發(fā)生，以歷史的面貌回到原初的面目就是不可能的；更不是去到裘錫圭先生說的那個更糟糕的地方——要把我國的文化形象推廣到世界上去。

研究古學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廣什么文化形象，我們的文化形象在于我們的文明的創(chuàng)造之中，在于我們的文明對于為解決當代世界問題所提供的靈感之中?？吹揭晃焕险?、長者、尊者居然說出如此低級的話來，“我心傷悲”。我們的古學研究不是向別的文明展示古代中國的某種形象，而應(yīng)該是在古學的激勵之下為這個世界創(chuàng)造點什么，留下點什么，唯有如此，以后的世世代代才會對我們的形象感興趣。

最后，我不禁想起了西方近代古典學界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尼采發(fā)表《悲劇的誕生》之后，非但沒有贏得他最尊敬的導(dǎo)師李奇的贊揚，而且遭到了當時的古典學新秀、將來的古典學祭酒維拉莫維奇的攻擊。也許在專業(yè)的古典學家看來，尼采的實證研究不合格，但是他們無法想象，從事古典學研究本來就不是為了“命題與事實相符合”意義上的真理，而是人生的真理。尼采讓希臘重新回到現(xiàn)實的世界，為我們現(xiàn)代人反思和批判現(xiàn)代性提供了銳利的武器。儒學研究和國學研究不管現(xiàn)在如何幼稚，我們也要容許它犯錯誤，因為它所努力走向的方向配得上那句偉大的箴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2016年10月9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