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珺天】汪琬與清初學風
汪琬與清初學風
作者：關珺天（南開大學歷史學院2020級本科生）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初四日丙子
耶穌2024年3月13日
汪琬（1624-1690），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累官戶部郎中，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授編修，與修《明史》，有《堯峰文鈔》《鈍翁前后類稿》《鈍翁續(xù)稿》等集存于世。汪琬與侯方域、魏禧并稱“清初古文三大家”，其詩與王士禛并稱“汪王”，又名入“海內八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典范敘事中，他長期被視作一個古文家、詩人，卻是學術史上的邊緣人與失語者。
汪琬早年以舉業(yè)為的，參加過四次鄉(xiāng)試，并終在32歲時登榜二甲進士。此時的他雖以文成名，但對“文”背后的“學”體認尚淺，“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科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鈍翁前后類稿》卷四十八）。順治十五年，汪琬入京補戶部福建司主事。在初至京師與周容的書信中，汪琬談到，自中第以來，他便一直在思考“古學者之道”為何的問題，并將學習詞章的方法由時文寫作轉移到對韓、歐諸集的研讀上來。汪琬既開始潛心于韓、歐之集，就自然會進入古文家“文-道”之辨的語境。韓愈講“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歐陽修講“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皆是追求文以載道、文道相合的先驅。汪琬批判明季士人“束書不觀”，只習時文、耳食剽竊，導致了“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鈍翁前后類稿》卷二十六）。故而當今想要振興世道風俗，就不能再專于科舉時文。
汪琬認為，好的文章必須是“載道之文”，得于道深，則文章不求工而自工。同時，文章也是“道”的載體，如果不寫“載道之文”，其后果不僅僅關乎文事，就連天地之道都將無法托傳，人倫教化也會面臨泯滅。反過來說，文章如果“角逐辭章”、追求“新奇可喜”，則不僅“昧于辭義”，更“叛于經旨”，有“亂道”之害，形同前人所謂的“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在他看來，“后世辭賦章句”與“孔子之所謂文”的本質性差別正在于此。（《鈍翁續(xù)稿》卷十五）
那么，如何寫出“載道之文”？
汪琬輕視明人學術，但獨重歸有光。在為《明史》所作《歸有光傳》中，他總結出“有光之學，原本六經”，顯然已經接受了為文要“知古人之學”，尤其要本諸“六經”的取向。他認為，“經非文，無以發(fā)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經，又不足謂之文”，“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強調文章必須根柢六經。（《鈍翁續(xù)稿》卷三十、《鈍翁前后類稿》卷三十三）
從他自述為學進路中也可看出，研習“六經”對其寫文章產生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夫琬之于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于其中。于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shù)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于既久，則稍舉而筆之于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鈍翁前后類稿》卷十八）
汪琬接觸六經，雖然本意是服務于作出“載道之文”，防止文章陷入“剽竊牽綴、浮游不根”“若風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無足恃”之窠臼（《鈍翁續(xù)稿》卷十五），但日復一日的研習必然加深其對經學的理解。康熙十二年前后，他的學術興趣開始向經學偏移。汪琬于里居之時，保持著“穿穴經傳”“聊用自娛”“琴書都廢閣，惟課凈名經”的生活狀態(tài)，著書務疏經義，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以求至當。（《鈍翁前后類稿》卷九、四十六）他撰寫《古今五服考異》八卷、《詩問十四則》，于《詩》《易》《儀禮》《尚書》《春秋》等方面多有所得。這段時間，他心中所念是“經術慚迂闊，文章悔琢磨”“樸學愁難繼，雄談幸不違”，已顯露出在“經術”與“文章”之間的糾結，并更偏向于“樸學”。（《鈍翁前后類稿》卷九、《鈍翁續(xù)稿》卷二）
晚年時他對經學的看重則更加明確：“文章自可讓余子，學術要須趨大醇。燈火青熒人跡絕，夜窗獨與圣賢親?！薄袄戏螂Ｒ訏仛埖?，惟抱遺經守空谷。區(qū)區(qū)樸學待君傳，還鄉(xiāng)勿厭專耕讀。”（《堯峰文鈔別錄》卷一）可見汪琬晚年已志在學術，不在文章?！坝韫氏矠楣盼脑~者，晩歲乃大悔之”“予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見聞遺忘，輒撫卷嘆息”等自白更是其學術轉向的明證。（《堯峰文鈔別錄》卷二）
僅僅圍繞汪琬的交游唱和圈，便可發(fā)現(xiàn)清初不少人都與他類似，有著從文人轉向儒者，由好詩文轉向潛心經學的經歷。如王士禛之弟王士祿，“自少以文章名，尤工于詩。晚歲益潛心六經”（《鈍翁前后類稿》卷三十五）；董文驥早年為御史時曾與汪琬“以詩歌古文詞相磨礪”，晚年轉而“潛心《三禮》之學”，“集中所載《經說》，猶班班可考”（《堯峰文鈔別錄》卷二）。由此可見，清初一批文人可能正是在由追求“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的轉變中，開始接觸經典，最終走向經學。此種“以詞章入經學”的學術路徑在清初學風轉變、學術轉型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似不容忽視。
對于汪琬的經學研究，觀其同時代人陸隴其的評價：“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三魚堂日記》卷上），尚比較認可其在《禮》學上的成就；四庫館臣論《堯峰文鈔》時也認為“（汪琬）與若璩論《禮》相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亦將汪琬的學問與閻若璩、顧炎武相提并論。汪琬還曾親炙惠周惕，有學者指出其經學當為漢學吳派之近源。但或許是因為汪琬漢宋兼采、不立門戶，在乾嘉學者眼中這種學術駁雜不純，故從惠棟開始就避而不談汪琬對惠周惕的影響。在傳統(tǒng)思想史敘事中，乾嘉漢學的學統(tǒng)建構往往根據“后果”去追溯“前因”，不斷做加法，把閻若璩、胡渭等人牢牢立于樸學先驅之位的同時，也對一些思想者做了“減法”，造成后世對他們的遺忘和誤讀。這種線性敘事顯然會使思想史陷入過度精英化、經典化之窠臼，遮蔽了清初學術轉向的復雜性與多元性，我們應力求重建這批清初被“減去”的思想家之歷史。不可否認，汪琬的古文成就較高，相比之下他的經學研究或許并不深刻，但是正如葛兆光強調，“一般的思想家”亦有其意義（《中國思想史》），今天我們應該在清代思想史、學術史的譜系中重新找出他的位置。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