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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代意識切入中國文明史——悼念余敦康先生

作者：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乙卯

          耶穌2019年7月17日

世界上有兩種哲學家，一種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觀規(guī)律為己任，他的哲學與他的為人處世沒有必然聯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識論系統；另一種哲學家則要通過哲學探索為自己尋找安身立命之道，他們的人生就是他們哲學的寫照，用中國哲學的話來講，他們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這樣的求道者。

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大家，但他的研究卻不僅是在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以鮮明的時代意識切入中國文明史的深層河床，在古今之變的視野中體察中華文明精神的根本所在及其現代方向，使得其學問在當代學壇上卓然成家。

比如，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周易》研究中，他并非只把這部“人更三圣，歷三古”的典籍看作一部古書，在他的心目中，這部用數千年時間寫成的人類奇書依然活在當下，那依然活著的就是中華文明精神，所以他的易學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歷程，而非一般訓詁可比。這種研究視角使得他的易學研究能夠取得非凡成就?；诖耍拍軌虬l(fā)現與眾不同的東西，并對于兩千多年的《易經》古注和近代疑古思潮之下的《易經》詮釋同時作出極富見地的批評，認為傳統的以傳解經和牽經就傳，意在守護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統傳承。但是，從思想史的研究來看，則是有見其同而不見其異甚至于穿鑿附會，為價值而犧牲了歷史的真實；疑古思潮下的近代易學雖然完全分立經傳，是有見其異而不見其同，為真實犧牲了價值，淪為歷史考據學，他本人則致力于探索一條兼顧易學史歷史真實和價值真實的新路徑。正是這一高遠的視角與理念，使得他的易學思想上接軸心突破期所開創(chuàng)的價值世界，下貫當代中國人精神荒漠化的現實，顯現出強烈的文化憂患意識，使他在易學研究上獲得了新突破。

如果說他的易學研究旨在探索民族文化的生命，他關于魏晉玄學的探研則與個體生命的境遇與出路息息相關。20世紀50年代，他在北大讀書時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改造，后又擔任中學教師，一直到1978年才到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其間20多年的蹉跎歲月，消耗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華，但這并沒有帶來生命的沉淪，卻促使他在魏晉玄學中發(fā)現了一片新天地。他在極其苦悶的情況下閱讀玄學家的著作，發(fā)現自己的性情是如此地契合于他們，他從中找到了莫大的精神慰藉。但是，玄學對于他不僅僅是個人寄托而已，他開始從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入手，重新審視玄學史上的重大學術問題并收獲頗豐。他說，在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觀照下，一些單純訓詁式的問題，比如郭象到底有沒有剽竊向秀等，在他的心中突然成了次生性問題，而魏晉名士“少有全者”的命運坎坷，則牢牢吸引了他，促使他從言意之辨的視角，透過那些眼花繚亂的言語名相，去探求玄學家們的言外之意、韻外之旨，他所做的正是得意忘言的工作。他由此斷定，玄學家在極其苦悶凄慘的個人命運中，依然苦心孤詣地去探求天人之際的新義，解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才是魏晉玄學的真正本質，玄學研究由此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以上兩個例子足以表明余敦康先生為學之道的特點所在。他做古代思想史研究首先不是為了古人，而是為了今人，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古代，而是為了當代。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過于理性化、客觀化的潮流中，他力圖將中國學術返回到為己之學的品格。哲學家們在歷史進程中所看到的，是他們的高度所允許他們看到的，那是他們思想的上限。余先生的為學理念，使他的研究采取了“六經注我”的形式，并在古今之變的大視野下，將自己的生命與古人的精神打通，進而與時代打通。

正因為如此，如何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成了他思想深處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許多人至今依然陷于中西之爭的二元對立思維中無力自拔，而余先生則堅定地認為民主科學可以與中國古代文化相貫通，認為唯其如此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舊邦新命”。他說，這是自己從大學時代一以貫之的思想。他于是寄語當代青年學人：要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開放之心態(tài)，去展開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歷程。

余敦康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堪稱一時獨步，同樣富有魅力的是他的人格。中國士大夫歷來崇尚儒道互補，并對于魏晉名士的精神風流心向往之，一些文化情懷深重的學者，甚至常常為自己錯過了崢嶸的歷史歲月而惆悵不已，發(fā)出“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嘆。然而，當今遇見了余敦康先生之后，他們的遺憾便會一掃而光了，因為余敦康先生正是活在當下的魏晉名士，是儒道互補的人格典范。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儒道相輔相成的文化精神，活生生地體現在他的言行之中，令人有時空交錯之感。

余先生的魏晉風度，首先體現在他之飲酒。關于余先生與酒，坊間有種種美麗的傳說，比如說他招考博士研究生要加試酒量，以及與二三好友煮酒論古今，做長夜之飲等等。據我考證，均非空穴來風，但這些畢竟不是我的親證。我來到世界宗教所儒教室時，余先生已經年過80，早已退休多年，此時還在受邀與北大講堂講解中國哲學，但他此時早已經過了飲酒的高峰，家人也出于健康考慮嚴格限制他的酒量，但我去拜訪時，他依然常常要拿出酒來招待。余先生飲酒時，雖然頻頻向你舉杯，其實并不太在意你是否同步進行。他的飲酒，并非好酒，實在是為了以酒助興，把他的思想與上下古今打通。與余先生對飲，聽他侃侃而談，縱論古今，坦率，深刻，幽默，風趣，是美妙的精神享受。談到高興時，他會舉起酒杯示意你來一杯，其實并不太在意你喝不喝，而你此時卻也在不知不覺地跟著一飲而盡了。

此情此景如在昨日，余先生卻已然作古，永遠離開了這個他一直放心不下的世界。哲人其萎，小子何述焉？余先生的學問、人格，以及有關他與酒的種種美好傳說，已經走進了歷史，但從余先生一生的上下求索及其豐厚的學術貢獻，已經轉變?yōu)橹袊幕竦挠袡C部分，成為超越時空的精神財富。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