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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寬容和嚴厲

作者：余東海

來源：作者賜稿 儒家網(wǎng) 首發(fā)

時間：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初十日庚寅

           耶穌2017年10月29日

儒家仁恕，但并不一味寬容。該寬則寬，該嚴就嚴，因人因地因時而制宜，寬嚴結(jié)合，寬猛相濟。

首先，儒家寬于過失而嚴于罪惡。罪過罪過，罪與過性質(zhì)不同。罪是罪惡，罪行。過是過失，過錯。過失屬于道德問題，不妨有所寬容；罪行屬于法律問題，必須法律解決，予以相應的懲罰。

王道政治，德主刑輔，明德慎刑。慎刑是刑法適中，不罰無罪，不殺無辜，不是不罰不殺。刑罰輕重，因時而異。慎刑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刑罰世輕世重”，刑罰要根據(jù)時代、社會情況確定輕重寬嚴?！吨芏Y·秋官司寇》規(guī)定：“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p>

對于法律解決不了、懲罰不了的罪惡，就要訴諸于武力征伐或私力報復。法律懲罰是義刑，個體復仇是義殺，武力征伐是義戰(zhàn)。《尚書·甘誓》說“恭行天之罰”，《湯誓》說“致天之罰”，《泰誓上》說“旅天之罰”，《泰誓下》說“恭行天罰”，都是替天行道的征伐和義戰(zhàn)。

邪見必須受到批判，罪惡必須受到懲罰。君子厭惡三種人：邪惡者、助惡者和一味寬容邪惡者。對邪惡一味寬容，就是縱容，從輕說，是不負責任，是責任感、正義感和惻隱心匱乏的表現(xiàn)；從重說，是對人民和國家的犯罪。

對邪說，文化人有責任依據(jù)正知正見批判之；對罪惡，政治人有責任通過義刑義戰(zhàn)懲罰之；對于父母兄弟之仇，身為子女或兄弟者，有責任通過各種方式報復之。

其次，對于過錯，王道政治也并不一味寬容。請看《康誥》中的一段話：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p>

大意是說，一個人罪過最小，如果屢教不改，不可不嚴懲；一個人因為偶然過失犯了大罪，釀成災禍，依法適當處罰既可，不可刑殺。

《康誥》是周公封康叔時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監(jiān)和武庚所發(fā)動的叛亂后，封康叔于殷地。這個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以攝政王的身份對他所作的訓辭。這里，周公將明知故犯與過失犯罪區(qū)別對待。過失犯罪，可以從寬，明知故犯、屢教不改，即使小罪，也可從嚴。

同時，對于過失錯誤，儒家又有“三寬三嚴”：寬于人而嚴于己，寬于民而嚴于官，寬于外而嚴于內(nèi)。這“三寬三嚴”是儒家道德的特征，故適用于處理道德范疇的過失錯誤。

另外，儒家嚴于惡行而寬于惡言。罪惡只有落實于行為，才是惡行罪行，才適合法律懲罰。至于邪言惡語、錯誤言論，屬于非禮的范疇。官員非禮，輕則警告、降職，重則削職為民；民眾非禮，政府無權(quán)懲罰。所以我說過，非禮是庶民的特權(quán)。法律不能罰及思想言論，無論其思想言論多么邪惡。這就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真義。

或問：“對于錯誤言論，不能法律懲罰，那錯誤言論泛濫成災怎么辦？如此言論自由，豈非不負責任？”答：法律問題法律解決，言論問題言論解決。政府不僅要依法懲惡，更要開展以儒為本的文化啟蒙、輿論引導和以身作則的道德教化，文化群體則應放淫辭、辟邪說和批判錯誤言論。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