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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術的定位與研究進路

作者：林存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廿六日乙丑

          耶穌2024年10月28日

有清一代，既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又是由傳統(tǒng)向近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在長達兩個半多世紀的進程中，可謂升平與動蕩、有序與失范、理想與落寞等相互交織，呈現(xiàn)出一幅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內涵豐富、特征鮮明的歷史畫卷。盡管其間有一些問題需要反思，然客觀而論，許多歷史遺產或資源也值得正視。

學術界有一個基本認識，即清代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這一特點，既表現(xiàn)在政治權力的高度強化、統(tǒng)一多民族的不斷融合、經濟的繁榮、人口的眾多、疆域的廣大，也表現(xiàn)在文化的豐富多彩、思想的激蕩交織、學術的流派紛呈等方面。而作為清代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清代學術以其對中國數(shù)千年學術的整理、總結為表征，不僅隨社會變遷而顯示出發(fā)展的階段性，而且因自身演進的內在邏輯而呈現(xiàn)后先相接的一貫性。基于此，清代學術遂與先秦子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媲美，共同形塑了中國學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風格和氣派，成為中華文明、中國文化的根脈與底色。不過，因應于不同的時代境遇與訴求、學術理念與闡釋，關于清代學術的衡評、定位，自20世紀初以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鑒于時弊而發(fā)為針砭之論，或著書立說以糾正前人之失，或循前轍而續(xù)有推闡，或開新途以導夫先路，等等。這既反映了此一議題的復雜性和存在的張力，亦表明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時至今日，各方面條件大有改觀，如何在借鑒前賢認識的基礎上，對清代學術重新予以審視和定位，依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或課題。

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對清代學術的定位

早在清王朝還未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有學者即開始對清代學術進行研究、總結。章太炎《清儒》一文（《訄書》重訂本，1904年；《檢論》，1915年）可謂開風氣和先河者。章太炎此文不僅對清代學術做了精辟評價，而且梳理了清代學術演進的大脈絡，尤其是從學派、師承、地域的角度進行了定位，還對清代學者做的經書新疏之成就予以肯定。此一扼要、宏觀的勾勒、分析，對梁啟超及此后的很多學者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其所揭示的“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其成學著系統(tǒng)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等，更每每為學者所稱引，成為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一個經典范式。

繼章太炎之后，梁啟超對清代學術進行了不斷細化、深入的論析。在《近世之學術》中，他雖然認為清代學術乃“思想最衰時代”，但也指出其間“有不可思議之一理趣”，即“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同時，他還對清代學者的治學精神、特色、派別做了勾勒和評價，提出“本朝學派，以經學考據(jù)為中堅”的論斷。其后，梁啟超所撰《清代學術概論》，從“時代思潮”的新視角，對清代學術進行了全景式的呈現(xiàn)。在他看來，清代學術可分為前半期的“考證學”和后半期的“今文學”（從前者衍生而來），其最大特色乃“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解放”。進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梁啟超對清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做了詳細探討，著重分析了“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梳理、歸納了“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尤其是他強調清代學術演變有一個“學術主潮”——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此外還有一個支流，即“排斥理論，提倡實踐”。而與梁啟超視角不同，錢穆在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則從理學演進立論，把握和評判有清一代學術嬗變的軌跡。針對“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的觀點，他強調：“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也就是說，清代學術的發(fā)展，始終與宋學相關聯(lián)。

深入學術脈絡重新定位清代學術

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對清代學術的關注、探究和評價，無疑是研治清代學術史隊伍中的佼佼者，其論斷亦具學術典范意義。風氣既張，同時并鳴、繼起者頗有其人。如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胡適、謝國楨、侯外廬、柴德賡、楊向奎、張舜徽等，可謂群星璀璨，其弟子、門生賡續(xù)薪火，繩繩相繼，不斷開辟新視域，推出新認識。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內外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更是呈蓬勃發(fā)展之勢，至今愈益興盛，而對清代學術的定位，亦不斷提出新說。在《多維視野中的20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一書中，武少民將諸前賢的研究特色做了提煉，概括為民族主義視野、理學反動說、每轉益進說、早期啟蒙說、經學史視野、文獻學視野、比較視野、社會史視野、西學視野、民族精神的弘揚、個案考察與宏觀論述并重、顧炎武情結、學術文獻的梳理與學派研究相結合等，可謂高屋建瓴，得其肯綮。而觀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張麗珠《清代學術思想史》等著作，尤能對有清一代學術之演進嬗變，有一整體、宏觀的了解和把握。

正是在對清代學術持續(xù)而深入的梳理、剖析下，前哲時賢遂提出漢學、考證學、考據(jù)學、實學、樸學、清學、征實學、新理學、新哲學、新義理學等，概括和指稱清代學術或乾嘉學術。這些概括和致思，既反映出學者們的不同認知取向、學術個性，以及所處時代的學術風氣，也反映出一個共同的問題意識，那就是如何更貼切、準確地歸納、體現(xiàn)清代學術的總體特征和特色。當然，這個問題迄今尚無定論。不過，如果我們在借鑒、吸納前輩學者智慧的基礎上，深入清代學術的歷史脈絡和思想世界，還是能有新的體認和創(chuàng)獲的。

利用大數(shù)據(jù)、跨學科研究重新定位清代學術

近三百年的清代學術，經史子集，包羅宏富。隨著眾多清代學人全集、詩文集、著作、日記、年譜、家集、地方性文獻等的整理、出版，以及諸如《四庫全書》系列、《清經解》系列、《清代詩文集匯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等大型叢書和專題文獻的推出，文獻的廣度和深度皆大為改觀，這為在更扎實文獻、更廣闊視域基礎上重新審視和定位清代學術，提供了便利和可能。而電子資源、數(shù)據(jù)庫、大數(shù)據(jù)等高科技的使用，有效助力了文獻的獲取、查找和分析。近一二十年間的這些新變化，是之前學者難以想象或不具備的。憑借豐富的資源和便利條件，我們對清代學術的面貌和特征，或許會有新的觀察和認識。比如，通過搜索可以發(fā)現(xiàn)，在清代學者的學術話語中，考據(jù)、考訂、考證、考核、漢學、樸學、實學、古學、漢學家、考證家、乾嘉樸學等已屢見不鮮，頗有助于對20世紀以來學者對清代學術定位淵源的認識。而觀乾嘉時期學人對實事求是、通經與明道關系等的論說，亦有裨于對之前認為的該時期沒有思想、哲學及為考據(jù)而考據(jù)、為學問而學問等的省思。歷史研究的立足點永遠在社會現(xiàn)實之中，這是歷史學的活力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因此，深入清代學術的歷史情景，不啻為對其進行再定位的根本取徑。

為了更清晰、完整地把握和呈現(xiàn)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其一，文獻的深度發(fā)掘和闡釋。研究學術史，文獻是最基礎的工作。目前雖然整理、影印了一些學術文獻，然有待發(fā)掘的仍有不小的數(shù)量。對學術文獻發(fā)掘的程度，將直接關系到對清代學術定位的準確性。其二，充分、有效地利用新技術、新手段。借助數(shù)據(jù)庫、大數(shù)據(jù)等，可以快捷地勾勒學術發(fā)展的脈絡、思想的關聯(lián)、時段或時代特征。當然，這需要開發(fā)、制作更多電子資源和數(shù)據(jù)庫。其三，多學科互動和融合。清代學術內涵豐富，涉及面廣，如果按照史學、哲學、文學等學科劃分，固然可以做專而深的研究，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不易呈現(xiàn)完整性或整全性。因此，加強學科間的互動和融合，是總體把握和定位清代學術的必由之路。其四，觀照一般與具體、階段與整體。清代學術既是一個整體，又有階段性的發(fā)展；既表現(xiàn)為學人、師承、學派，又表現(xiàn)為家族、地域、國外影響等。如何通過對具體、階段的探究，揭示一般、整體性的特征，尚有不少工作要做。

綜觀而言，自20世紀初的百余年來，學術界對清代學術的研究，不僅成果豐碩，而且大家、名家輩出，其認識和理念亦隨時代變遷而更新。究竟以何名稱概括和定位清代學術，前輩學者已做了一些探索。隨著各種條件的變化，我們當下?lián)碛辛烁鼮楸憷騼?yōu)越的資源，沿著前賢開辟的道路，對清代學術的定位予以更好的回答，不唯解決了一個眾見紛呈的大問題，也是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體現(xiàn)。相信在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對清代學術的定位，應該能夠別開生面、達成共識。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