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寶】家風浸潤下的《漢書》撰述與史學精神
家風浸潤下的《漢書》撰述與史學精神
作者：靳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初六日丁丑
耶穌2024年5月13日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大一統(tǒng)的皇朝史，首創(chuàng)紀傳體斷代史，成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范本。了解編撰者班固及其家族的歷史變遷，從中探尋家族文化蘊含的獨特品質與風格，是我們研讀《漢書》的一個重要窗口。論世，也要知人，知人論世是統(tǒng)一的方法論體系。
家有賜書 內足于財
據《漢書·敘傳》記載，班氏為楚令尹子文之后，似乎說明班氏與楚文化有某種關聯(lián)，又隱含著班氏先人既有神性又有德行，這樣的書寫是在尋求一種文化傳承之源和文化自信之流。秦滅楚之后，令尹子文之后裔遷到晉、代之間，以班為氏，預示著這一區(qū)域既是班氏發(fā)家致富的地方，也是班氏文化品格和學術風格孕育的地方。由此來看，班氏家族的演變與發(fā)展受到楚文化與晉文化的滋養(yǎng)和影響，這是我們認識班固及《漢書》的重要文化基礎。
秦始皇末年，班壹為避亂遷徙到樓煩（今山西寧武縣），開始了畜牧經營。漢初“以財雄邊”，成為北邊牧主，且有示范意義，“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這是班氏家族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稘h書·地理志下》“代郡”屬縣有“班氏”，也顯示出班氏家族在北方邊地的文化影響。
從班壹之孫班長這一代開始，班氏進入仕途的發(fā)展階段。雖所任官職并不高，但相對以往北邊牧主而言，這是一個重要轉變。特別是班長之孫班況，不僅做過上河農都尉、左曹越騎校尉，而且送女兒入宮，為婕妤，史稱班婕妤。這使得班氏家族與皇權產生關聯(lián)，成為皇親國戚。隨后，班氏在長安落戶，為扶風安陵（今陜西扶風縣）人，政治地位有了極大提升。
班況有三子，班伯、班斿與班穉。班伯有很深的經學造詣，在漢成帝時備受寵幸，“與兩師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于公卿”。班斿博學有俊才，不僅進入政治領域，任高官，地位尊崇，而且有幸參與劉向主持的國家典籍整理，特別是漢成帝賞賜的皇家藏書的副本，這對于班氏家族而言，是何等的政治榮耀。這也為班氏家族學術發(fā)展和史學事業(yè)奠定了文獻基礎。當時，皇家藏書不允許查閱和傳播，除了特許或史臣外，即使皇帝叔父東平思王劉宇請求閱讀《太史公書》及諸子書，大將軍王鳳上奏不許。這樣的對比書寫，是班固有意凸顯班氏家族受到皇帝的恩寵。
班氏家族還有自覺的史鑒意識。班婕妤有“觀古圖畫，賢圣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的勸誡，所寫賦中有“陳女圖以鏡監(jiān)兮，顧女史而問詩”的表達，對此元后發(fā)出了“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的贊嘆。班伯以商紂王“沉湎于酒”而亡國的歷史故事告誡漢成帝遠離張放等佞臣，用心治理國家。這些都是班氏家族自覺史鑒意識的體現，對班彪、班固父子的著史立言是有影響的。
在立身處世上，受地域文化影響，班氏家族擁有“志節(jié)慷慨”“方直自守”的品質與風格，這對班彪、班固父子的學術追求和史學精神也起了積淀作用。
拒逐鹿之瞽說 揚漢家之天命
班彪乃班穉之子。班穉端方正直，不媚上、不隨俗，持身有法。他不愿為了奉承帝王大臣而輕易表態(tài)太子的選任，盡管他們兄弟與王莽關系甚好，但拒絕為其撰文偽造、粉飾太平。這樣的品質影響到班彪，正如班固概括的，“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漢書》的這段記載是對班彪一生節(jié)行的最好概括，反映了班彪的思想品質與學術風格，即做官不為俸祿，治學不為取悅他人，文章不求語言華美。
班彪年少時在“家有賜書，內足于財”的生活中度過。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崇尚的是儒家學說。班固的這句敘事，是以比較的方式有意點出其父班彪的思想傾向，成為班彪之后“復漢”心路的思想引領。
盡管班氏沉浸在對皇恩的感激與享受的政治情結中，但漢朝早已搖搖欲墜。王莽建立新朝，漢朝“中絕”。王莽敗亡后，更始政權建立，一時出現了劉姓漢家的復興，給世人帶來希望。更始政權一度得到響應和支持，且實行輕法、無為、因循的休養(yǎng)生息政策。但更始政權的“亂政”，使得這一燃起的希望變成了失望。
班氏家族的政治經歷，奠定了其維護漢朝為正統(tǒng)的立場基礎。在對劉姓漢家的認同意識與信仰意識的強烈指引下，班彪開啟了艱難的“復漢”之路。班彪北征西行，來到天水郡，成為隗囂的賓客。之所以選擇西行，根本原因是隗囂豎起了“復漢”大旗，立高廟、祭祀漢高祖，建年號“漢復”等一系列行為，給人“復漢”的希望。但隗囂并沒有堅定的雄心壯志，在他看來，天下會出現戰(zhàn)國縱橫之勢，割據一方似乎是一種歷史的選擇。而在班彪看來，這種縱橫之勢不會出現，劉姓漢家復興是必然之勢。這顯示出班彪對西漢一代歷史盛衰有精深的把握和深邃的歷史認識。班彪的這段答疑，是站在周漢這一大歷史、長時段中進行分析的，可謂一篇短小精悍的歷史理論文章。
當面對“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的反駁時，班彪意識到要想真正實現“復漢”，必須從理論上回答西漢皇朝建立是基于逐鹿還是天命這一根本問題。于是，班彪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在這篇宏文中，他表達的核心觀點是劉姓漢家“神器有命”，主要目的是“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從天命和人事兩個方面再次申明漢室復興不僅是可行的，也是歷史的選擇。班彪將西漢中后期以來的“漢家堯后”說進一步改造成證明劉氏受命于天的首要根據，由亡漢的根據轉變成為興漢的根據，這是他的理論創(chuàng)造，不僅對班固及《漢書》撰寫有很大影響，而且為東漢政權的正統(tǒng)性構建、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國家體制的維護與鞏固提供了理論支撐。
專心史籍 斷漢為書
班彪“知隗囂終不寤，乃避地于河西”，投奔割據河西地區(qū)的竇融集團。不久，他又跟隨竇融歸順了光武政權，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復漢”的理想追求。入東漢后，他并沒有熱衷于政治追求，而是專心于史學事業(yè)。正如范曄所言，“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
班彪在史學方面有兩大貢獻，一是對以往史學發(fā)展作了簡要概括，寫了一篇“略論”。這是目前見到的較早的中國史學簡史，也是較早的一篇史學評論。范曄《后漢書·班彪列傳》全錄其文。在這篇七百余字的文章中，班彪對史學的產生、發(fā)展及演變作了簡略而又清晰的梳理，指出每一部史書的出現或每一階段史學的形成與發(fā)展，都與所處時代變革密切關聯(lián)。他重點對司馬遷著《史記》及其利弊得失、司馬遷的史學思想特點等作了詳盡闡述，進而引出他所要編撰的“續(xù)太史公書”。他在以往補續(xù)《太史公書》的基礎上，重新改編《太史公書》體例，突出《春秋》之義，編撰了一部漢史即《續(xù)太史公書》（也稱《史記后傳》）。朱維錚先生指出：“班彪的目光，專注于從劉邦開國到王莽代漢的前漢興亡過程?！币蚨安徽摪啾胗行幕驘o意，他對《史記》漢史部分的修補續(xù)作，都開創(chuàng)了‘斷漢為書’的雛形”。這是班彪在史學方面的第二大貢獻。
班彪死后，班固接續(xù)其父的史學事業(yè)，撰寫漢史。然而，突如其來的一場國史之獄，讓他的思想及人生發(fā)生了轉變。雖然班固在經歷多年的修史考驗后，可以繼續(xù)撰寫漢史，但卻具有了官方修史的性質，皇權的滲透是較為突出的特點。不過，作為“不為章句”之學的通儒，班固深受其家族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其父班彪的影響，“方直自守”的品質與風格深深刻印在《漢書》中，實錄精神是班固在《漢書》中必然體現的史學精神，關乎國家大體的現實主義書寫原則，成為《漢書》這一經典著作備受歷代關注和傳播的重要推動力。因此，認識班固及《漢書》，不得不了解班氏家族的方方面面，知人才能更好地論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中國之治”的歷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22VLS006）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