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達文】中年問學記憶
中年問學記憶
作者：馮達文
來源：“記憶”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十五日乙丑
耶穌2022年11月8日
真的不知道時間都到哪里去了，很多書來不及看，很多想法來不及表達，竟然就來到八十有一，滿滿的80后。
人老了總喜歡回憶。
還記得青少年間的生活，要自己挑著米擔著柴到縣城讀書。周六下午課后穿過山林摸黑回家，周日下午又沿路去學校求學，二十公里的路程。
又還記得青少年時的志向，幾乎參加過修筑公路、建筑水庫、平整土地、大煉鋼鐵的所有勞動，希望用青春熱血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1965年大學畢業(yè)，我們還是唱著“到農(nóng)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上工作崗位的。
我們那一代人在信仰中長成，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光景。
大學畢業(yè)被留校任教，旋即發(fā)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直至1977年，“文革”結束，才真正開始自己的教學生涯。已經(jīng)三十有六，人到中年。
這是理性生活年代的開始。
這里所謂理性，是說的面對現(xiàn)實。已經(jīng)有了老婆孩子，得去養(yǎng)家糊口，計算著一個月能拿到多少錢，每天可開支幾元幾角幾分。國家已經(jīng)開始打破計劃經(jīng)濟，每個家庭還得堅守計劃經(jīng)濟。
誠然，上個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國家雖已轉到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生活的改善卻還有待時日。物資匱乏，我們只得自己養(yǎng)雞取卵。1982年前，我住16平方，灶臺下面就用來養(yǎng)雞。82年搬去28平方，86年搬去36平方，廚房都得養(yǎng)雞。有一天，竟然在雞籠里發(fā)現(xiàn)一窩幼鼠。
學術交流也沒有錢。1979年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山西太原召開，我陪李錦全老師坐三十多小時火車抵石家莊已為凌晨四時，待到早上八時再坐火車前往太原。散會后北上云崗石窟，從云崗坐車往北京，我們都只能躺在硬座椅子下度過幾十個小時。到北京住煤礦學校招待所，一個晚上5塊錢，很是便宜，但條件可想而知。直至1992年，陪李錦全老師去開封參加會議，火車晚點十一個小時，我們就在廣州火車站從白天眼巴巴呆到晚上。
▲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錦全
1992年上半年，我家鄉(xiāng)一個副市長來家探訪，問我一個月工資多少？我把工資單拿出來讓他一看，他驚呆了：怎么才二百多元？
幸好有孔子提點：“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wèi)靈公》）。只要有書讀，有學教，即便滿心喜歡。
1977年我被劃歸中國哲學教研室，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1965年畢業(yè)，至此已荒蕪十二年，什么是哲學？又從何切入中國的哲學？空空如也?；琶χ邢日野ò计?、李達等人的一批哲學著述，和從蘇聯(lián)翻譯過來的討論哲學概念和基本問題的若干論作開讀，喚醒與增強哲學的原先記憶。爾后拜讀尹達、林甘泉、侯外廬等老一輩大家關于中國原始社會的研究著作，期望可以找到中國哲學的原生點。歷經(jīng)半年，有點失望。只好往后推移，來到“有冊有典”的殷商西周年間。中文系古文字學的名家張振林、孫稚雛幾位紛紛借閱甲骨文、金文資料。王國維、郭沫若、于省吾、陳夢家等大家的研究成果得以有所涉獵。但我沒有能力去作識字功夫。我只想了解一些重要概念如“帝”、“天”的指涉對象，和概念之間的連接方式，以為正是概念的指涉和特定的連接方式（判斷與推理）體現(xiàn)著思想的營造與開展過程。
我這算是不經(jīng)意對古文獻作了一種“語言分析”。這一研究成果構成為我講授與研究中國哲學的起點。以往的中國哲學論說受前蘇聯(lián)的影響，以本體論、發(fā)展觀、認識論和社會歷史觀四大塊切割思想家的思想體系，顯得破碎而且思想史發(fā)展的邏輯進程不清晰。我的意圖是要使思想家原有的與潛在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家之間思想交流與演變的邏輯進路還原出來，使中國哲學獲得知識形式的意義。
1980年從向77級、78級同學授課開始，這樣一個研究與講課理路，讓同學們感到有所收獲。1989年，講課內(nèi)容作為研究成果，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以《中國哲學的探索與困惑·殷周—魏晉》為題出版成書。
上個世紀90年代，對高校老師的評價還算不太刻薄。我只有一本書和幾篇二、三流雜志的作業(yè)，于1992年便被評為教授，93年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博士生導師名號，同時也成為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那期間特殊津貼其實每月只有人民幣100元，算不上豐厚，不過也增加了收入。直至90年代末，教授們的月收入也沒有超過1千元。經(jīng)受不住商業(yè)大潮的沖涮，個別年輕老師便下海去了。我所在的哲學系，則通過辦起MBA班，總算讓老師們有了一點額外收入。人心浮動，但“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心態(tài)，仍為大家所共許。
我從9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2015年最后一屆，二十年間，含港臺生，入讀的有69人，畢業(yè)的54人，獲得學位的51人。其實，在我名下能夠畢業(yè)并拿到學位的學子，并不需要太多的指導。上世紀初撰寫《淮南鴻烈集解》的名家劉文典曾對學生說：“我將來出名全靠你”。劉文典說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我們這一輩。
90年代本想續(xù)寫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哲學流變，但因佛學部分難以把握，只好跳至宋明，撰寫《宋明新儒學略論》。但是，這段時期做的最值得記掛的事，是于1999年把中山大學近現(xiàn)代哲學研究室擴建為中山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另創(chuàng)建宗教學碩士點（2003年通過為博士點），并于2000年建立起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一度任兩所所長。
宗教學科點的創(chuàng)立與宗教所的建立，還曾有過歧見：這是要傳教嗎？其實，我自己不信教，長期浸潤于思想史，深知過份盲目的宗教信仰甚有危害，但是平情地說也不無獨特的價值。人類無疑要生存在物質(zhì)的空間里，然而人類如果只有一重物質(zhì)生活空間，便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爭奪與搏殺。幸好有人文學的營造，為人類拓開了另一重人文的空間，在這重空間里，寫詩作畫還可能爭得更多快樂。只是，這重空間不是誰都能進去的。唯宗教信仰開出的空間，才能為成功者失敗者共同地接納，使快樂的心靈知道感恩，苦難的心靈獲得慰藉。顯然，在生存空間拓寬的意義上，我們無法抹去宗教信仰的作用。因之，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在人類心靈結構中的影響，便有重要的意義。在世界范圍內(nèi)，至今大多數(shù)人仍然信奉著種種不同的宗教。如果我們不予了解，如何走得出去？
宗教學科點作為一個平臺，我曾經(jīng)設想培養(yǎng)若干學人，將來有可能會在世界宗教研究論壇上發(fā)出中國的聲音。因此，從1999年起便分別開設有巴利文、梵文、希伯來文、拉丁文課程。只可惜無法圓夢。
來到21世紀。由于中山大學與中山醫(yī)科大學合并，得廣東省政府大力支持。我們的收入才真正有較大增幅，坐下來做學問的心態(tài)也得以更加地穩(wěn)定。
這個世紀的前十年，外人評議為中山大學哲學系學術發(fā)展的鼎盛期。上個世紀五十年出生，這個世紀在學術界已很有影響的學者如劉小楓、甘陽、倪梁康紛紛來系加盟。我已過“耳順”之年，便請小楓接任比較宗教研究所所長，陳少明接任中國哲學研究所所長，甘陽創(chuàng)辦博雅學院，梁康創(chuàng)建現(xiàn)象學研究所和西學東漸博物館，張志林創(chuàng)設分析哲學研究所，鞠實兒更獨立建構一個邏輯學基地，整個哲學系學術成果豐厚。后來雖然出于各種原因，小楓、甘陽、梁康調(diào)離，宗教研究式微，但梁康組建的西學團隊仍然強勁發(fā)展，中國哲學學科點則有學兼中外的陳少明、陳立勝、張永義諸君經(jīng)營，在海內(nèi)外同行亦有不凡影響。
我個人無法逐浪，便以編撰教材為生計。2004年，獲教育部下達，與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共同主編的統(tǒng)編教材《新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出版，2007年經(jīng)中宣部、教育部委任，我和郭齊勇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國哲學史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又再度編寫《中國哲學史》（上下冊），教材也已于2012年出版。
統(tǒng)編教材篇幅太大，多達60-70萬字，而且難以表達個人偏好。因之，我自己也編撰了一本《中國古典哲學略述》，二十多萬字，比較簡要，已先后被譯為英文、越南文、韓文出版。
想起這些年間學術上的創(chuàng)獲，可是要回顧到上個世紀90年代的道家研究，和這個世紀前十年，從道家轉出的黃老思潮關于中國古典哲學的宇宙論探索。
由老子和莊子建構的道家，我一直把它擬定為中國古典哲學的批判精神的奠基者。學界多關注它對欲望及由欲望追逐帶來的社會動亂的價值觀反省，我自己卻更看好它對人類的認知及認知的語言表述的檢討。價值觀往往被認為是個人的、主觀的、缺失客觀普遍性；知識則可以被看作具客觀普遍意義。因之，從認知切入，才有顛覆性。于是，問題便得以歸結為：一切的制度施設、種種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指引，都是立足于認知基礎上的。可是，認知可靠嗎？認知只是在把事物看作靜止的，且只觸及事物的某些方面才成立的，認知的語言表述更只是“約定俗成”而已，認知怎么會是可靠的呢？認知既不可靠，制度施設、生活方式、價值指引，便亦是靠不住的、虛擬的，有理由予以置疑的。
可見，立足于認知檢討，我們才可以把一切執(zhí)著放下，回歸到無執(zhí)的狀態(tài)，過著順其自然-本然的生活。這是老莊的批判精神給出的價值指引。
然而，人畢竟生存與活動于天地宇宙間，順其自然-本然，如何可能呢？以黃帝與老子的名義建構起來的黃老思潮以為，只有依從天地宇宙變遷的節(jié)律行事與生活，才能做到順其自然，于是建構起一套影響中國深遠的宇宙論。這個世紀的前十年，我更多地關注到了宇宙論的評價問題。
宇宙論從元氣（太極）、陰陽、四時、五行交變論萬物化生，近代以來國內(nèi)學者多指為不科學甚至屬神學信仰，評價甚低。西方部分人類學-社會學家則認為宇宙論講的“天人合一”，無非是追求神力而成神，不具認知意義。甚至以為西方因為強調(diào)神人分立和人的抗爭，才推動了科學的發(fā)展與近代資本主義的勃興，而中國宇宙論，卻讓人聽命于自然，無法營造近代精神。諸如此類。
但是，如果漢唐思想信仰那么糟糕，何以能夠帶來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兩期的盛世氣象呢？
我致力于為漢唐宇宙論翻案，覺得其中關鍵之一是如何看待宇宙論的認知方式？我們知道，西方近代時興的是分解-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對象分拆開來，抽取若干構件予以量化，很是精確，但是對象是被看作沒有生命的。中國古典宇宙論卻立足于從生命看天地萬物，那些即便是沒有生命的東西都因為參與到生命的生息變遷而獲得生命性。而生命是如何生息變遷的呢？是依陰陽、四時、五方（五行）的交替節(jié)律變遷的。天地宇宙中凡適應這種變遷節(jié)律的物類才得以生存與繁衍，不適應的都會被淘汰。陰陽、四時、五行的變遷節(jié)律，已內(nèi)化為生物品類的生物鐘，宇宙論以陰陽、四時、五行對萬物做類的區(qū)分，即是以這種生物節(jié)律-生物種為依據(jù)，而體現(xiàn)出一種客觀認知的意義。中醫(yī)取陰陽、四時、五方論生理、病理、藥理、治理，它的有效性正表明了這種認知方式的正當性。
可見，宇宙論有認知價值。
及從宇宙論也可能引申出神學信仰，那是出于對天地宇宙生生之德的敬畏與感恩：沒有天地宇宙的生化，就不會有我們?nèi)祟?，難道不應該敬畏？天地宇宙生化不僅讓人類成為最優(yōu)秀的一族，而且年復一年生成百物供養(yǎng)不斷，難道不應當感恩？從敬畏出發(fā)，必定有所禁忌，有些東西不能去碰；從感恩出發(fā)，又得有所承擔，借承擔使天地宇宙生化得以永不止息。
敬畏、感恩、禁忌、承擔，都體現(xiàn)為一種宗教性情感，可以引向宗教。
然而，即便如此，從宇宙論引出的宗教性信仰，與西方和中東地區(qū)推崇的宗教，仍有巨大差別。西方和中東的宗教，原出于對社會不公的抗爭，往往取一神教的形式以強化抗爭的力度。中國傳統(tǒng)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人格神，“天”“太一”都不具偶象品格，及各種散殊（互不隸屬）的節(jié)日敬祭，又多與四時五方（五行）的時空交替有關。這樣一種祭拜，實出于對天地宇宙變遷節(jié)律的敬祀，起著強化信守時節(jié)更替從事勞作與安排生活的作用。
其實，中國古典宇宙論，不著意去鼓動人與天地宇宙（神）的抗爭，這種抗爭至今已帶來巨大的災難；中國古典宇宙論講求人與天地宇宙的一體情懷，這種情懷才能使人類的繁衍與福祉得以永續(xù)。
我為古典宇宙論在認知和信仰上的這種辯護，或可說體現(xiàn)了我個人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一顆守護心。
來到本世紀最近十年，已踏入70后。有一種年齡劃分的新說法，確認79歲還屬中年，心里竊喜。
回想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從1977年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
我和我的同事和學生，在此期間獲得社會各界的多方支持：
港臺地區(qū)，如香港道教學院、臺灣中華儒道研究協(xié)會等等機構，都曾為我們把中國文化向當?shù)氐膫鞑ィ峁┝嗽S多幫助。
更值得感恩的是：云浮市政協(xié)在前主席黃達輝先生主導下，支持我們從事六祖慧能禪學研究長達十年；又得中山大學原主管校友會的領導李萍、陳紹彬諸君牽引下，香港旭日集團楊釗董事長支持我們成立中山大學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由是，我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走出書齋，面向社會，向社會學習，為社會服務。
2015年至2018年，我們以中山大學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為主體，先后在云浮、珠海等地，辦了五期公益性質(zhì)的“國學研修班”，聽課人員廣及黨政領導干部、中小學教師、國學愛好者和部分宗教人士。稍后，我們又應邀在廣州文化館開設系列國學講座。我們系從事中國哲學與宗教研究的老師們紛紛前去開課。我負責講授中國哲學概論，連續(xù)三天的課程不感疲勞。授課者與許多聽課者由此成為好朋友。
2019年，更獲清遠市委宣傳部和一默智庫邀請，研究院在清遠江心島開設高端國學公益講座。2020年，清遠市領導進而在江心島建立嶺南書院·江心島書院，并贈與我“山長”的一項殊榮。從此，美麗的小島成為我們長久傳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基地。那么多的好學者冒著風雨前來聽課，與我們討論問題、交流心得，給了我們許多激勵，讓我們更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研究與教學，守護好自己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建設好自己的精神家園。
我們誠然知道，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血脈。2016年我們訪問以色列，撇開政治問題不談，對猶太人通過“苦難教育”強化族群認同意識的做法就不能不令人感嘆。次年訪問伊朗，漂亮的女導游每到一個教堂都虔誠地跪拜的那種對神的敬畏與感恩意識也很讓人感動。2018年訪問埃及，守護埃及文明的族群已經(jīng)不是創(chuàng)造埃及古文明的族群，但是他們?nèi)匀灰源藶闃s的精神心態(tài)也很值得贊賞。
顯然，不同文明都有各自的獨特之處，都應該受到尊重。
我和我的同事們，是從中華文明的懷抱里成長起來的，自然會更加珍惜與熱愛自己的文明，并深感自家的文明有別的文明不同的長處與優(yōu)勢。我常常與學生們談到這樣一點感知：西方古圣賢，大多以為在雜亂的現(xiàn)象界里不可能找到普遍永恒的東西。他們意圖通過抽離現(xiàn)象，在純形式的層面上建構哲學體系。及西方宗教，則認定世間是丑惡的，真善美的東西，只有在神那里才能見著。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西方古典哲學與宗教，都不看好現(xiàn)實世間，追求遠離現(xiàn)實世間。耶穌基督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保ā都s翰福音18：36》）典型地表達了西方古典哲學與宗教對現(xiàn)實世間的貶斥態(tài)度。這似乎也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的理想追求。
可是，人畢竟生活在現(xiàn)實世間中，好利惡害、趨樂避苦，既然被認為是生活于世間的眾人的本性，也應該獲得正當性。于是有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勃興，以便為這種正當性提供理論說明。及后來覺得“上帝”存在只會阻礙人的這種本性的“自由”張揚，干脆宣稱“上帝已死”，于是便出現(xiàn)我們今天看到與面對的，現(xiàn)實世間為利益謀取或“連橫”或“合縱”去作永不停息的爭奪與搏殺的狀況。
顯然，在西方哲學與宗教那里，由信仰營造的理想世界，和由權謀操控的現(xiàn)實世間，是分離的，對置的。
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由孔子締造的儒家，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體，卻是始終立足于世間，從世間出發(fā)的。孔子并不是不知道世間有丑陋的乃至罪惡的東西，但他堅信世間更有善良的美好的東西，致力于在世間尋找善良的美好的東西，守護與弘揚善良的美好的東西。世間善良的美好的東西是什么？那就是，人人都有親親之情，仁民愛物之心。只要我們守護住我們的這份真情與本心，激發(fā)與推達這份真情與本心，我們每個人便都會成為圣賢，人世間就都會成為善良美好的世間。絕對純粹的追求，真善美的世界，或如哲學家所許諾的具有普遍永恒意義的東西，不是現(xiàn)成地擺放在那里，不是訴諸祈禱借由恩典得來的，也不是離棄具體有限的事物虛擬的，它是通過我們?nèi)俗约旱囊淮忠淮膴^斗乃至獻身，去求取，去創(chuàng)造的。
這里所謂人自己的一代又一代的奮斗乃至獻身，一方面自當是指的人-主體自強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是指的每一代人-主體都不免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包括外在的條件和個人的“命限”，由之便意味著，美好生活的普遍與終極的營造不是靠某一代人可以完成的，需要人類永續(xù)的努力與不斷地付出。前一代人的付出，為下一代人開拓了更好的前景；下一代承接上一代人以至數(shù)代人的努力，又將會把美好生活的前景不斷向前推進；而每一代人有限的努力即此得以匯入人類美好生活無限發(fā)展的長河，而獲得終極意義。神圣的美好的理想追求與人在世一點一滴的努力，有限的自我與無限的世界不是分離的、對置的，而是是連續(xù)與統(tǒng)一的，這構成了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色。
有一年我與一班學子去歐洲開會，間中游學法國。巴黎各種店鋪慣常于下午7時關門，以此確保個人的權利與閑適。我們逛街到深夜二時，到處找地方補充氣力，從一區(qū)走到十三區(qū)才看到還有一間華人開的飯店仍在營業(yè)，老板和員工如此勤勞令人感嘆。我想，這應該就是中國文化浸潤出來的中國精神吧！
2022.7.15草于住所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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