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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儒家進入中國思想政治舞臺中心

欄目:快評熱議
發(fā)布時間:2011-12-0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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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簡介:姚中秋,筆名秋風,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陜西人士?,F(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發(fā)現(xiàn)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傳統(tǒng)》《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為儒家鼓與呼》《論語大義淺說》《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孝經(jīng)大義》等,譯有《哈耶克傳》等,主持編譯《奧地利學派譯叢》等。

  
     
     
     
    儒家進入中國思想政治舞臺中心 
    作者:秋風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撰稿 2011年12月02日
    
    
      
      對中國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經(jīng)濟大約永遠不會再有過去三十年的那種高速增長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公開爭論、新民主主義論的公開提出等事件,標志著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游戲規(guī)則正在發(fā)生巨大變化。同時,在這一年,一個對局外人來說不那么顯眼、但對中國長期演進頗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趨勢更為明晰和強勁,那就是儒家快速進入思想和政治之舞臺中心。
      
      儒家之復興并非新現(xiàn)象。八十年代初,全權體制的控制一放松,傳統(tǒng)就在復興,其中當然包括儒家。放長視野,三十年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從本質(zhì)上就是傳統(tǒng)之復興過程。
      
      不過,這種復興多集中于社會禮俗層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蔣慶先生倡“政治儒學”,開思想界回歸儒家之風氣。所以,我敢大膽斷言,蔣慶足以進入現(xiàn)代中國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當代中國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來,儒家之復歸就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最為重大的變化趨勢。在2005年召開的第一屆儒教會議上,蔣慶等儒者公開提出構建“儒教”之理念,讓世人得知中國大陸儒家進入秩序重建過程的強烈愿望。由此,敏銳的大陸儒家學者走上了與港臺儒學、海外儒學完全不同的進路,也即進入了政治哲學領域。
      
      儒學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有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的背景。過去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界隱然有一個“施特勞斯派”,施氏核心教誨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隨施氏亦步亦趨地研讀柏拉圖,學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稱希臘、羅馬,并以掌握了統(tǒng)治的隱秘術而自豪。但實際上,施氏的教誨是超越“歷史”,拋棄意識形態(tài),回向“自然”。中國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圖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頭腦靈活的施派學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勞斯的甘陽提出“通三統(tǒng)”論,主張在當下語境中,中國的合理秩序應當溝通孔子、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傳統(tǒng)。借助毛、鄧之政治正當性引入孔子,或者反過來,借孔子論證毛、鄧之歷史文化正當性。最近,甘陽又撰文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理念。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丁耘為首的一批上海年輕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即“儒家化”的命題。2011年初,這些學者與一批儒家學者、幾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覺寺召開了“儒家與社會主義”研討會。會間休息,有游客探頭看到橫幅“儒學與社會主義”,驚訝地說:“這兩個東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這個會議結束不久,在廣東從化,另外一批學者召開了“儒家與現(xiàn)代社會治理”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學者所提出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引起了較大關注以及爭論。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思想界開始對儒家進行不同的詮釋。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發(fā)表的一篇重要文章《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中的分析范式,甘陽、丁耘具有比較明顯的國家主義傾向,這種立場支配著他們對儒家的解釋和援用,他們試圖在儒家與當下政體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關聯(lián),以為現(xiàn)有統(tǒng)治秩序提供正當性。
      
      從化會議的參加者,不論是專業(yè)的儒學研究者,還是政治哲學思考者,大多數(shù)具有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立場。因此,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儒家與憲政、民主、人權之間的雙向詮釋。
      
      這種立場分歧恰恰說明,回歸儒家已經(jīng)是大勢所趨,因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歸儒家。而與此前不同,這一次,儒家的復興已不是個學術問題、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思想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學者們所討論的實為政治之最深層次的問題:正當性(legitimacy)。上述兩種不同取向的學者均面向同一個問題:現(xiàn)代中國政治秩序之正當性。
      
      這個問題當然也是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不能不面對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重大政治問題上,最近中共似乎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開其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其中充滿官樣文章,但有一句話卻十分重要:“全會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fā)展者。”其中,最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話。
      
      當然,恰恰是這句話已引起了不少爭議,甚至是嘲諷。但這些爭議、嘲諷其實都不得要領。中共黨的會議公報不是歷史書,而是政治宣言,因此,這句話當然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敘述,而是一個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并且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
      
      從客觀歷史的角度看,這句話難以成立。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主流精英群體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反傳統(tǒng)、反儒家,自由主義者如此,民族主義者如此,中共則最為激進。中共建政,中國社會陷入深刻的緊張、對立、沖突之中:政治與文化之對立,知識與生活之對立,政統(tǒng)與道統(tǒng)之對立。
      
      當然,如前所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這種對立就有所緩和。中共對傳統(tǒng)、對儒家的態(tài)度逐漸發(fā)生變化。首先,鄧小平以其務實精神放棄了另行建立道統(tǒng)的雄心。這樣,社會開始自然地回歸,從而有了傳統(tǒng)禮俗之部分復歸。隨后,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傳統(tǒng)、儒家。九十年代初,執(zhí)政黨正面倡導“國學”。隨后,儒家的詞匯、理念融入官方話語體系,比如“和諧社會”。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則等于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與政治的沖突,放棄其曾經(jīng)長期奉行的反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而全面地回歸中華文明,接續(xù)中華道統(tǒng)。
      
      中共這一轉向,對于中國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尚待進一步觀察。
      
      國家主義者對中共這一轉向當然十分欣喜,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識分子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則因此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
      
      過去十年,自由主義在持續(xù)地分化,筆者在《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比如筆者,同樣進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發(fā)現(xiàn)和詮釋儒家,而提出“儒家憲政民生主義”方案。一些從事政治哲學研究、而具有憲政主義立場的學者,也具有這種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義者卻仍然堅持胡適以降的自由主義反傳統(tǒng)、反儒家的立場。比如,今年,易中天、袁偉時、張耀杰等三位自由主義學者分別撰文,從歷史、從政治理論等角度,對筆者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提出嚴厲批評。
      
      筆者對此一一作出回應,而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在我看來,如果拋棄偏見,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學訓練,那就會發(fā)現(xiàn),儒家義理與憲政民主間并不對立,相反,有諸多兼容、相通之處。筆者正在撰寫的《華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將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制)和《現(xiàn)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張君勱為中心)就試圖從歷史、從儒家義理角度,對此進行系統(tǒng)討論。
      
      姑且不談這一點,當下中國思想、政治、文化之“勢”,也要求自由主義者必須一改此前對儒家的簡單粗暴態(tài)度,以認真的、理性的態(tài)度對待儒家。事態(tài)已經(jīng)非常明朗,儒家正在快速回歸,并已成為最為敏銳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預料,從現(xiàn)在開始,并且必然越來越明顯,中國真正的思想論戰(zhàn)將從西方牌號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爭,逐漸變?yōu)槿寮覂?nèi)部不同學派之爭。思想者分別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資源,具有不同的價值和政治取向,因而,側重發(fā)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體系?,F(xiàn)在實際上已經(jīng)局部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
      
      換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思想界充當西方常識傳播者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中國思想之主體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將成為未來中國思想之基本話語。你要討論中國問題,構想中國的優(yōu)良治理,就必須從儒家出發(fā)。你可以深化儒家、豐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你再也無法假裝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僅用西方話語言說中國之問題。
      
      在這樣的思想競爭場域中,自由主義若不想進一步邊緣化,就必須面對自由、憲政、民主與儒家價值的雙向詮釋這一重大理論課題。完全拒斥儒家的態(tài)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僅限于個人私德之養(yǎng)成,把政治交給西方理論和制度,同樣是不理性的。因為,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國未來的政治架構一定不可能照抄西方現(xiàn)成方案。因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對中國從來不是現(xiàn)成的。
      
      更何況,中國的規(guī)模,遠遠超出西方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其制度設計之復雜性是西方任何理論家也沒有面對過的。而儒家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巨大規(guī)模政治共同體之治理問題。僅這一點,就讓儒家之思考、傳統(tǒng)中國之治理智慧,對于今天構想、建設旨在保障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自由主義如果不想繼續(xù)被人視為淺薄,就必須中國化,也就必須與儒家和解、對話、融合,中體西學,資相循誘,接續(xù)中華道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