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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我應香港法住文化書院院長霍韜晦先生的邀請，出席了由該院主辦的“中國文化之繼往開來”學術研討會。應邀蒞會的學者除我之外，尚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鄭家棟教授、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武漢大學吳根友教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高瑞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臺灣中國思想史家韋政通教授、臺灣師范大學林安梧教授、臺灣成功大學唐亦男教授、臺灣淡江大學曾昭旭教授、世界佛教友誼會游祥州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蘇新鋈教授。香港《大公報》以“內地臺灣香港及新加坡學者座談交流”為題提前報道了會議籌備情況，《明報》及其它香港傳媒也都介紹了會議討論主題。會議召開期間，適值法位學會成立二十周年，著名學者唐端正、柳存仁、湯一介、張立文、羅俊義、蕭箑父、李錦全、唐明邦、周策縱、馮天瑜等都發(fā)來了賀辭、賀詩或賀文。這些都足以說明，會議的隆重召開及法住二十年的成就，已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由于我和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提前于二十日到達，霍院長專門約請我們舉行了一次餐敘，作陪的有袁尚華、馮卓良先生。法住學院與南京大學長期都有學術交流活動，韜晦先生即多次赴南京大學作過專題學術演講，法住院學院不少同學還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指導教師即是賴永海教授，而我與霍、賴兩位先生也是道交已久的朋友，因此餐敘氣氛極為融洽。交談時特別提到韜晦先生對推動兩岸三地學術交流的貢獻；他是首先發(fā)起和召開兩岸三地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研討會的先導者，不少大陸和臺灣學者初次相識，即是通過他主持召開的學術研討會。大陸與臺灣學者能夠不斷加深理解，決不能忽視法住學院發(fā)揮的橋梁作用。席間韜晦先生還詢問了貴州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動態(tài)，永海教授則介紹了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慶典的空前盛況。
    
    
    二十一日袁尚華先生親自開車，陪同了我們游覽了香港淺水灣和深水灣，在沙灘上隨意漫步，極目眺望蔚藍色的大海，旋即又參觀了道風山基督教研究所。道風山遠離城市喧囂，位于新界沙田極幽靜的山麓茂林之中，在香港極為難得；尤其是建筑風格完全是中國古典樣式，與自然風光相映成趣，仿佛使人置身于古代道觀或佛教寺廟，更使我和永海教授感到萬分驚訝！中國古代道觀或佛寺歷來都要選擇潔凈幽清之處以作修道之地，使人透過宇宙自然秩序即可感到道的形上意義；道風山無論建筑群落或具體風格，都顯示了迎合中國文化的言說方向。交談中得知，大陸學者近年來這里訪問講學的極多，僅去年即有景海峰、劉峰、賀志剛、張慶熊等多人到訪基督教研究所，討論或研究主題多為儒學與基督教的對話。研究所還與中山大學合辦了“道風學員學術交流計劃”，學術訪問和講學交流活動極為頻繁。大陸近年來更有不少學者選擇基督教研究為博士論文，如北京大學游斌的博士論文，題目即為《走向淵源：現代漢語學術語境中的圣經研究》。具體內容則為以釋義學的方法，回溯原初文本，尋找經典淵源，研究它如何進入陌生的中國文化語境，在異域思想語文的壓力下，形成與漢語語境對應的文化質量，代表了新一代學者開拓研究空間的致思路徑和努力方向。從道風山回來，袁尚華先生還順道帶我們參觀了香港跑馬場，觀賞中央政府贈送給香港特區(qū)政府的禮物——金色紫荊花。
    
    
    當天晚上，韜晦先生在豪華酒樓設宴招待與會全體代表，我恰好與林安梧、曾昭旭先生鄰座。林安梧教授九四年曾到過貴州，對貴州陽明學研究的情況極感興趣；他回憶了當年拜謁陽明洞王文成公祠的情形，十分感謝接待和陪同他的貴州學術界朋友。曾昭旭教授則告訴我：面對西方文化橫絕天下的現實處境，儒學未來發(fā)展大有必要尋找詮釋學的新路途，借途西學，迂回重譯，以關照自家學問，反而會是“最遠的路最近”，否則照搬過去的概念名言，現代人的心理總以為隔閡，甚至誤認為此路難通。韜晦先生贈送了新出的《法燈》月刊，幷特別向我推薦了他的新作——《中國人的“中國史”導論》。該文認為歷史是人類精神超升的表現，也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具體展開過程，中國人的歷史特別能夠彰顯此點，因此讀歷史必須回到自己的生命上善加體會，使生命在歷史文化中得到真正的安頓。是夜暢談極為盡興，同時也結識了不少新的朋友。
    
    
    二
    
    
    二十一日上午，全位與會代表在韜晦先生陪同下，參觀了窩打老道冠華園法住學院，韜晦先生贈送每人一本新創(chuàng)刊的《性情文化》和他剛出版的《中國書院之旅》（演講集）。隨后又驅車前往法住書院即將遷入的觀堂新址。韜晦先生是大儒唐君毅的親炙弟子，曾主持編纂出版過《唐君毅全集》；他的辦公室懸掛著唐師母生前親筆手書的“心無疲厭”四個大字，《性情文化》也多有回憶唐先生往事的文字。法住書院總干事黎綺華小組追隨韜晦先生多年，她辦公室“留得清炁  滿乾坤”的條幅，筆力雄健飽滿，瀟灑超越，可說是書院精神的象征，也極為引人注目。書院圖書館藏書極為豐富，多為儒佛兩家原典及相關研究著述，西方哲學著作數量亦不少，相當一部分是我在大陸未曾經眼的撰作，翻讀時感到特別意外和興奮。書院尚有靜室一間，為學員禪修靜坐之地。
    
    
    下午兩點會議正式開幕，由香港顏國偉博士主持，韜晦先生致歡迎辭。他在歡迎辭中指出，儒學的現代發(fā)展始終走的是哲學建構的道路，即使是牟宗三先生的“圓善論”，就思維而言已是無懈可擊，但仍潛伏著與現實生活徹底脫離的危機，以致余英時要斷言儒學已成為“游魂”。他強調二十一世紀有幾項大工作要做，即他過去多次提到的四條要求：（一）替知識定位，批判知識的絕對價值；（二）安頓技術，不要使之泛濫無歸，甚至為魔所用（如今天之生物科技）；（三）扭轉人心，重開教化之門，確立生命成長之路；（四）回歸東方文化，人人努力，共挽世界之下沈。新加坡蘇新鋈教授與我分別作了“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出路”、“儒家精神的現代性新開展”的主題發(fā)言。蘇先生認為，儒學原有的特性，就是要人表現理性，實踐文明，從而對治人類的無理性、非理性，改變損人利已式的野蠻掠奪，盡管當代人類社會科教高速發(fā)展，經濟趨向全球化，人類心靈理性的躍動極為明顯，但能否作到人人都擴而充之其實踐理性，仍然是一絕大問題。無理性、非理性的盲動現象，還不時在世界各地發(fā)生，因此盡管傳統(tǒng)疲弊已久，現實危機深重，但以一貫重視理性的儒學，來對治非理性的人生或社會現象，確保人類理性與文明的實踐大業(yè)，仍然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文化課題。我的發(fā)言則強調儒學的未來發(fā)展必須走人格化的道路，人格化也就是將個人存在之至高價值和境界，以行為的方式活現在現實生活世界之中，以具體的生命成長和提升的歷程展示人生選擇與價值創(chuàng)造應有的精神蘄向，使民族生命的未來發(fā)展真正沿著精神形式的路徑發(fā)展，而精神形式的發(fā)展也由此而獲得了民族生命浩蕩充沛的活潑動力。人格化的儒學和儒學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靈，在理知和情感兩個層面引起人的共識性認同，從而在更廣大的生活世界中發(fā)揮其正面作用。因此關注儒學的人格化，實際也就是發(fā)揚儒學篤厚平實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間人的具體生存如何合理、合義、合地道安頓或調正的實踐性工作；當然，這幷不意味著我們忽視儒學廣大高明精微的一面，看不到由于超越的沖動而激發(fā)起來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行為。會議留給大家提問的時間竟有五十分鐘，質疑者極多，討論異常激烈，氣氛十分活躍，不少人言下即有感動，甚至流下了眼淚。
    
    
    稍事休息后,會議分為兩組繼續(xù)進行,地點則分別為法住書院旭日堂和二〇七室，我選擇參加二〇七室林安悟教授主持的研討會，發(fā)言人分別為吳根友教授和袁尚華博士。吳根友教授先講《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現代意義》，他認為君子人格必須具有憂患意識，超越情懷，自立精神，進取心態(tài)，做到立已立人，達已達人，在不斷提升德性的過程中，逐漸臻于完滿的生存狀態(tài)。君子人格與舍勒（Max Scheler）所說的“雅人”極為相似，即都能體驗到自己內在的絕對價值。如何使儒家君子人格進入現代社會幷發(fā)揮積極作用，其實就是現代人如何合理利用傳統(tǒng)資源，豐富我們解決現代社會生命困境的方法問題，特別面對感情世界高度陌生化，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日益嚴重的現實，個人所具有的內在精神把持力及其對人類生活特性的理解，乃是他能否生存于世界之中，同時又能領悟到人的生存意義的關鍵，而傳統(tǒng)的君子人格理想，正是培養(yǎng)自身德性的重要資源之一，適足以培養(yǎng)現代人的精神獨立性與完滿性，消除其生存的孤獨感和片面性。袁尚華博士的發(fā)言主題是《生命佛學：佛教發(fā)展的新機與希望》。他依據韜晦先生“生命佛學”的提法，認為佛教的精神在于生命的超升，而真正的符合佛教精神的佛學研究，也必須以關心生命的超升為宗旨，不能完全將其“知識化”，走純理論、純概念或純資料式的道路。生命超升對佛教來說，即是獲得智慧、覺悟和涅盤，既是人的生命的內在要求，也為一切人所共有而具備普遍性。知識的獲取幷不能真正使人安身立命，所以必須回歸生命成長，二者本來就分屬不同的層面，不能隨意顛倒，更不能以知識取代生命成長。韜晦先生總結他的佛學研究方法，稱之為“如實觀的研究法”，主要包括四點：“如語言文獻之實”、“如歷史文化之實”、“如思想義理之實”、“如生命成長之實”，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如生命成長之實”。林安梧教授總結時，對余英時的儒學“游魂”說極不滿意，認為海外學者缺乏本土經驗，譬如他生活的臺灣民間社會的主導價值，就不能不說是仍以儒家價值精神為依歸。我補充說明了大陸的情況，認為儒家研究不能忽視小傳統(tǒng)文化這一極為廣闊的空間，儒學同佛學一樣，也有必要回歸生命，依體起用，不能完全走學術化、知識化的路子。韋政通先生的論文《為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創(chuàng)造新模式》，也借用了朱熹“一輪轉、一輪不轉”的比喻，說明當代學者的研究已賦予了儒家傳統(tǒng)以學術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恢復儒家傳統(tǒng)的道德生命的問題。儒學的影響不能僅局限于學院和少數知識分子，更有必要深入社會大眾和日常生活，使社會大眾重新認識精神修養(yǎng)、道德人格及身教，對國家、社會、文化長遠發(fā)展的重要性。遺憾的是不能分身前往旭日堂，聆聽鄭家棟、唐亦男、黎綺華三位先生的演講。他們的演講題目分別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父子關系及其現代詮釋》、《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路線之爭》、《性情教育與現代社會》。
    
    
    三
    
    
    二十三日繼續(xù)大會發(fā)言，我負責主持二〇七室的第一場討論，由陳可勇先生主講《性情教育與社會工作》，林安悟教授主講《哲學人性論與意義治療：以儒、道、佛為核心的對比理解》。陳可勇先生長期在香港特區(qū)政府從事社會工作，他認為社會工作者是人，工作之對象即受助者也是人，因此便不能不面對與人性有關的問題。西方學者，無論心理分析學派、行為學派、存在主義、人文心理學，他們或依本能欲望說人，或忽略人的主體自由，或缺乏歷史文化的關懷，或仍停留在知識層次，因此還要有必要返回中國的性情文化，體證生命存在意義和人性莊嚴，打通自我的封閉，使生命伸入天地宇宙，伸入歷史文化，在性情的世界中成長和實現自己的人生。林安悟教授受傅偉勛及弗蘭克（Frankle）意義治療學（Longotherapy）的啟發(fā)，多年嘗試將儒、道、佛心性道德思想運用于教育和心靈治療。他強調在儒家看來，人活在世間，家庭是他最基本的生活場域，從家庭向外伸展，也就是把人放在最自然的親情脈絡中，一步一步向外展開，從孝梯到仁義，由家庭到社會，再到宇宙造化之源?！敖逃亍笔顷柟?、空氣、水，好像植物成長三要素一樣。“陽光”是家庭教育，“空氣”是社會教育，“水”是學校教育。人活在世間的實存脈絡里，則不能不重視這三方面。道家認為天地人我萬物所形成的場域，它本身就擁有一個自發(fā)和諧的秩序，人不應該破壞這個秩序，而應該參與促成這個自發(fā)和諧的秩序。以此看道德，其實就是“自然的生長”，與自然秩序的渾然合一，而只有返歸自然，才能回到存在的真實。佛家是通過緣起法，用緣起的方法論來說明一切存在空無的，通過修行化掉執(zhí)著，使心靈意識處在透明沒有執(zhí)著的狀態(tài)，而山河大地萬有一切也如其然，自在自如，這就叫真空妙有。現實中的人往往因執(zhí)著帶來的貪取、占有、利益等，使心靈充滿煩惱，團團被縛，因此只有把心靈的執(zhí)著解開，才能還原存在的真實。比較而言，儒家強調“挑起”，道家強調“看透”，佛教強調“放下”。儒家提出了人倫教化，幷強調了主體的覺性，可說是“我，就在這里”；道家開啟了自然天地的奧蘊，幷點示了場域的和諧性，可說是“我，歸返天地”；佛教深化了意識層次的分析，幷廓清了意識的透明性，可說是“我，當下空無”。儒道佛的心性道德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意義治療思想，不少語詞概念也可與現代西方的文化心理學、完形心理學接通，只是如何落實為治療之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在總結時提到弗蘭克的著作如《活出意義來》、《無意義生活的痛苦》等，大陸已有了中譯本；從意義治療學的角度研究儒、道、佛三家思想，也開始有了嘗試性的文章。其實向前追溯，本土傳統(tǒng)內部也有類似的說法，譬如《四庫總目提要》卷一四六就提到：“儒書如培補榮衛(wèi)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煩然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癥），亦復有功”。一個簡明的“藥”字和“劑”字，即點出了意義治療的價值指向。會議休息時，林安悟款贈送我一本他的新作——《從“以心控身”到“身心一如”：以王夫之哲學為核心兼及于程朱、陸王的討論》，幷相互談及大陸與臺灣的學術研究動態(tài)。
    
    
    次場演講我轉到旭日堂，聆聽曾昭旭、高瑞泉、顏國偉三位先生的演講。曾昭旭教授談孔子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意義，他認為儒學本質上是一最圓熟的生命哲學，善于跟隨生命的流變而給予相應的關懷，這就是所謂圣之時者。他強調謀生的需求具有優(yōu)先的迫切性，當謀生的初級需求獲得滿足后，人便會有意義、價值、尊嚴、自由與愛的渴望。在生存需求普遍獲得滿足的現代，人們對意義的渴求越來越迫切，也越來越需要生命哲學的指引，有著大套關涉價值創(chuàng)造、自我實現的安身之道的儒學也必然會大行其道。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以現代性的語言重新詮釋儒學，疏通歷史郁結，光暢生命智慧。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走思辯的道路，將儒學講成抽象玄奧的形上學，而是應該走實踐的道路，回到真實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扣緊現代人的存在苦惱，重新把儒學講得活活潑潑，切實有用。高瑞泉教授長期治研中國近代思想史，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交流碰撞的歷史也構成了我們置身其中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的特點在于不斷創(chuàng)新，先驅者的意義總是通過后繼者的成就才得以彰顯的。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存在著文化自由主義、文化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三種力量的互動，它們的得失利弊需要認真總結，以求開出一新的境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則是思考理論層面的創(chuàng)造如何進入普通人的生活，變成活的有生命力的智慧，而不是停留在口耳之間。顏國偉博士則發(fā)揮其師韜晦先生之說，認為現實社會的陋習，如人情至上、不講法治，如將之歸咎于中國文化，是犯了邏輯思考由果溯因，斷定因為唯一的謬誤。人在落實其理念的過程中出現問題，不是由理念引起的，而是人的局限，即人的本能欲望引起的。歐美歷史上也有暴君，難道暴君代表了他們的理想嗎？文化的目的是教養(yǎng)人生、充實人生、美化人生，但教養(yǎng)不了、充實不了、美化不了，卻不是文化的責任，這責任只能由不肖者來負。儒學的價值在于講生命成長，生命成長的動力不離人的性情，由此出發(fā)，生命才能不斷開辟，由自己到他人，由個人通向歷史、天地、道，生命才能得到安頓。這種動態(tài)的生命觀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民主，成就“開放”、“自由”、“創(chuàng)造”等價值，避免“異化”、“工具化”、“非人化”等現代性弊病。會議圍曾昭旭教授的演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發(fā)言列舉例證，認為生存貧困不一定與意義追求對立，也許越貧困就越需要意義力量的支撐，譬如任何原始文化都有自己的宗教，宗教所要解決的就是意義問題，何況歷史上還有“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士。學術爭論幷不影響朋友的情義，會后我們都感到更加深了友誼和了解。
    
    
    四
    
    
    二十三日上午的會議持續(xù)到中午近兩點，下午午餐略事休息后，即趕往龍堡國際賓館胡應湘堂，參加由韜晦先生主持的“法住事業(yè)與廿一世紀”學術座談會，聽眾除香港法住書院全體師生外，還有不少從新加坡趕來的學員。大家一致認為，韜晦先生開創(chuàng)的法住事業(yè)，不僅傳承了中國古代民間辦學的傳統(tǒng)，而且維系了文化發(fā)展的活潑命脈。法住書院吸納一切學術資源的開放性格，韜晦先生出入于東西方哲學的深厚學養(yǎng)，都足以令人稱羨。他的書生事業(yè)幷非僅僅局限于書院內部幾個年輕學子的培養(yǎng)上，而是要把以人的生命成長為根本的文化精神推廣到社會各個領域，使得人人受益，家家和諧，人類的未來發(fā)展，真正地有一理想化的方向。他提倡的“生命佛學”、“生命儒學”、“生命成長之學”，都是直接針對人的“精神世界”和“意義世界”進行發(fā)言，希望人們通過體驗的方法、生命實踐的方法，真正找到個人安身立命之地；人類在未來的世紀中，也真正步入合理的生存之道。特別是他所倡導的“后大學”理念，更足以彌補一般大學人文教育不足的缺憾，重開中國傳統(tǒng)一貫重視的成人、成德之學，發(fā)揚出一種引領世風的人文精神。法住書院的做法，實際也就是把傳統(tǒng)書院的精神，札根于現代性的文化土壤中，使人看到了中國文化返本開新的新路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法住的事業(yè)才不僅是學術性的書院工作，而且也是在謀求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新機運，開辟人類前途的新天地，誠如韜晦先生《風雨中的信心：法位二十周年獻語》（《法燈》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二四一期）所說：
    
    
    法住這二十年的努力，可以提供一點見證：見證我們的文化還存在，見證它與西方有很不同的價值，不但非西方文化所能取代，而且是很可能指引西方文化今后的發(fā)展。這幷非狂妄，只要你愈了解它，把法住放進歷史，放進生命，你就愈有信心。
    
    
    中國文化之所以不亡，在于中國人心之不亡。人心中有理，文化中也有理；人心不亡，文化不亡，其實也是理的不亡。人心之理，文化之理長在霄壤中，法住的事業(yè)也植根于人心，長存于天地宇宙中。理不能脫離心而存在，理也不能脫離事而存在，法住的事業(yè)既是“理”的事業(yè)，也是“事”的事業(yè)，是理事圓融無礙、為萬世開太平的事業(yè)。
    
    
    座談會召開時與我鄰座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他是貴州女婿，五次赴黔考察，極熱愛貴州山水，近又在遵義捐資興辦希望小學。發(fā)言時他談到港臺地區(qū)學術界稱他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而他則十分驚訝韜晦先生更勝于他的宏博——儒、道、釋無不兼通，同時還熟悉兵學、史學和領導學，所以他很高興自己有了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型朋友”。我發(fā)言時突發(fā)奇想，說如果孔子、老子、釋迦在一起開學術討論會，他們會說些什么？我說他們都會關注人的生命成長，繼續(xù)為人類指引提升生命境界的路徑。孔子依然要人成圣成賢，老子肯定會要人成為真人，釋迦則必然要人成菩薩成佛。略有不同的是，他們還會針對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開出更多的適應現代社會和大眾根性（契時契機）的方便法門，即以各種方便使正法永住于世，使人類永遠朝著合理、合情，合義、合道的方向前進。當然，他們幷不會止于言說，而是馬上就去行動——即先放棄形而上學的玄思討論，立該投入實踐性的拯救活動。正是從這一理路脈絡看，法住的事業(yè)乃是天命下貫必然的人生使命或文化任務，它其實也就是孔子、老子、釋迦所要從事的事業(yè)。
    
    
    當天晚上，法住書院還舉行了隆重的二十周年慶典活動，由法住學員表演了他們自編自演的節(jié)目，可惜粵語難以聽懂，我不時需要借助王煜先生的翻譯。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學員集體演唱的《法住學會會歌》，真可說是音聲繚繞，直入本心，臺上臺下融然一體，生命完全開放打通，令人感動不已，至今不能忘懷。歌詞為韜晦先生所作，具體內容為：
    
    
    法住事業(yè)從哪里來？
    
    從本心來，從自性來，從我和你的覺醒來。
    
    法住事業(yè)從哪里來？
    
    從慈悲來，從愿力來，從你和我的行動來。
    
    當世已濁，當人已苦，誰能奮起？誰能勇往？
    
    唯有志土，唯有菩薩，唯有我法住中人。
    
    當天已昏，當日已沈，誰能奮起？誰能勇往？
    
    唯有志士，唯有菩薩，唯有我法住中人。
    
    
    這首歌唱出了法住人的價值向往，也說明人只有回歸到生命的意義世界之中，才可能真正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香港有一百年多年的殖民地歷史，無論功利化或西方化的程度，較之其它任何華人地區(qū)都顯得更突出，但經過韜晦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仍然在西方體制的都市中扎根生長，穩(wěn)定發(fā)展，足證中國文化化成天下的智慧力量，決然不可隨意輕視。我次日從香港返回大陸時，從飛機窗口俯瞰山河大地，感覺虛空中一切都極為渺小，但人的性靈的偉大卻可以彌淪天地宇宙，我在心中輕聲向香港告別，眼前則浮現起韜晦先生及法住同仁的身影，想起法住的宏博悲愿和堅韌毅力，而只要想起法住，就會想起他們的會歌，于是心中便涌起了對他們所從事的文化事業(yè)的敬意，同時也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未來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于貴陽照壁山南麓仰山書屋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