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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君與內(nèi)外：《論語》管仲評價發(fā)微

作者：顧家寧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摘????要：《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微妙而復雜?？鬃右环矫婵隙ü苤儆腥手鹿?/span>，“不死糾難”并不構(gòu)成對其“未仁”的質(zhì)疑；另一方面，亦未許管仲為仁者，批評其“器小”。上述評價凸顯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兩個基本問題，即事君之義與內(nèi)外之辯。就前者而言，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效忠關系并不構(gòu)成一種絕對理念，君臣之義從屬于天下大義。就后者而言，事功成就在孔子對政治人物的評價中具有某種優(yōu)先性，但內(nèi)外合一仍然是一種作為儒學共識的理想狀態(tài)。至于內(nèi)外之間的連結(jié)方式，則開啟了后世理學、事功學派的差異，體現(xiàn)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內(nèi)在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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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顧家寧，男，1986年生，浙江金華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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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一直是古今學者聚訟的一個焦點論題。人物品評原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常見話題，不過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人物臧否，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一方面，它涉及對“仁”這一儒學核心價值的理解；另一方面，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問題，如關于忠君之義、內(nèi)外之辯的探討，亦關涉到儒學政治理念中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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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論共有四條，分別位于《憲問》篇和《八佾》篇。其中《憲問》篇三處皆為正面評價，而《八佾》篇則批評管仲“器小”。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態(tài)度，構(gòu)成了理解孔子管仲評價的最大懸疑。古今學者一直試圖從文獻版本、思想主旨等角度對此給出解釋，能夠部分說明問題，但仍有未盡之處【1】。本文考察的重點不在于對孔子管仲評價的褒貶結(jié)論本身，而重在通過分析其中蘊含的矛盾張力，探究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某些關鍵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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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仲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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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涉及孔子管仲評價的章句共有四條，分別位于《憲問》篇和《八佾》篇。其中《憲問》篇三處的評價態(tài)度皆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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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子產(chǎn)。子曰：“惠人也?！眴栕游鳌Ｔ唬骸氨嗽?！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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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痹唬骸拔慈屎酰俊弊釉唬骸盎腹藕现T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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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保ā墩撜Z·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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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章可分為兩類，其中“或問子產(chǎn)”章肯定管仲有治才，賞罰得當而能服人，語意顯明少有爭議【2】。至于后兩章孔子與子路、子貢關于“管仲仁否”的爭論，則是《憲問》篇乃至整部《論語》中管仲評價聚訟的焦點與難點。古今學者對此的解讀也是態(tài)度各異，僅就評價結(jié)論而言，大體形成了肯定、半肯定與否定三種意見，足見其復雜性【3】。孔子管仲評價的意義并不僅僅關乎歷史人物本身，而更在于儒家政治倫理價值中內(nèi)在張力的呈現(xiàn)。正如學者指出，“孔子仁學的多維性特點決定了孔子對此表述的多向性和豐富性，直接認定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為‘仁’，都有簡單化、呆板化之嫌疑?！薄?/span>4】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對孔子的管仲評價作出某種定性判斷，而在于對文本中呈現(xiàn)的思想問題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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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問》篇中的難點在于孔子與子路、子貢的兩段對話。子路、子貢同為孔門重要弟子，其與孔子討論管仲的兩段對話不僅篇次相連、主題一致，且在問答邏輯上也存在明顯的承接與連續(xù)性，因此有理由推測，這兩段對話乃發(fā)生于同一語境之中，需要在一種整體視野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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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首先以“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提出管仲“未仁乎”的質(zhì)疑，而孔子則答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番對話中頗多值得注意之處。就提問者而言，子路的質(zhì)疑其實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對其“無勇”的批評；其二，召忽殉主而管仲不能，是對其“不忠”的指責。所以在子路看來，一個“無勇”而“不忠”的管仲，自然不可稱之以仁。再看孔子的回答，并未正面回應子路對管仲“無勇”“不忠”的批評，而是應之以“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功，乍看之下未免答非所問。有學者指出，子路簡單地把赴死無懼之勇等同為仁，這是孔子所不能認同的，所以孔子要特別告誡子路“不以兵車”即是仁。這段對話的實質(zhì)是孔子對弟子的教育，“其目的旨在勸戒子路克制自身的好勇、尚勇，而非直接肯定管仲?！薄?a>5】是說點出了此章蘊含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仁”與“勇”的關系，可謂獨具只眼。不過，如果說孔子的答語只在教育弟子而非肯定管仲，不免言之過當。因為孔子對子路的教育正蘊含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討論之中，二者難以割裂，更何況孔子這里已經(jīng)明確給出了“如其仁”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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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仁”三字無疑是理解本章的關鍵。此處的“如”字，古今學者大致有兩種解釋路徑。一是以“如”為比較意，如何晏引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皇侃云：“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6】朱子《集注》亦采此說。不過，此說的最大問題在于增字解經(jīng)，同時義理上亦有窒礙之處，如清儒黃式三指出，“孔注云：‘誰如其仁?！l’字添設。且云‘誰如’，許之過當矣?！?a>7除此之外，清代學者從文字訓詁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即將“如”作“乃”字解。黃式三云：“如，猶乃也。《詩》‘如震如怒’，《揚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問道》篇‘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皆‘如’訓為‘乃’之證也?！?a>【7】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論語·憲問》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薄?a>8】質(zhì)言之，“如其仁”意謂桓公事業(yè)乃是管仲之仁。較之前說，此說不僅語義更加順暢，也避免了增字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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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仁”字。較之“如”字解釋的分歧，歷代學者對此處“仁”字的理解總體上較為一致，即以之為孔子對管仲政治事業(yè)的描述而非個人品質(zhì)的贊美。如皇侃云：“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跡?！?a>9朱子云：“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a>【10】李光地謂：“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薄?a>11】《論語》中“仁”乃至上之德，夫子從未輕易許人，更未以之自許。對于管仲這樣一位才能出眾功績卓著，但私德有闕的政治家的評價，“仁”字之評不免突兀，自然不能不引起后世的疑問與爭議。《朱子語類》即記載了朱子與門人對此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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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薄?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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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后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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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將仁德區(qū)分為“一事之仁”與“全體之仁”，由此解釋管仲何以有仁之功而未為仁者。事實上，倘若從一種連續(xù)視角考察孔子與子路、子貢的兩段對話，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思路實已蘊含于《論語》孔子與子路、子貢對話的問答邏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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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子路、孔子的問答為背景來看后一章子貢與孔子的問答，可以發(fā)現(xiàn)兩段對話的邏輯連續(xù)性。子貢善辯，位列孔門言語之科，“子貢為學的最大長處是善問、善于推理、善于比較異同。他每問一事，必窮源竟委而后已?！薄?a>14】這一特質(zhì)在本章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提問看，子貢“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的問話，顯然針對上章結(jié)尾處孔子對管仲“如其仁”的評語而來，是有的放矢的追問。子貢的這一追問，從兩個方面進一步明確了子路的問題。首先，如果說子路的批評重在“無勇”而只是隱含了“不忠”的質(zhì)疑，那么子貢“不能死，又相之”的指責就明確指向了“事君以忠”的問題，從而將基于君臣倫理的批評維度明確凸顯出來。其次，針對上章孔子基于“仁之功”而對管仲的回護，子貢于是明確追問管仲“非仁者與”，顯然意在把問題的重心從管仲的政治功業(yè)拉回到人格評價上來，迫使孔子作出直接、明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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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子貢的發(fā)問針鋒相對、直指要害。對于孔子而言，如何回應子貢的犀利追問顯然是一個更費思量的問題。所以較之上章，本章篇幅更長、言說技巧也更加細膩。分析孔子的回應，其中大體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依然延續(xù)了以“仁之功”為管仲辯護的思路；其二，仍然避免直接回應“管仲非仁者與”的問題；其三，在“仁”與“忠”的關系上，明確指出忠君殉主并不構(gòu)成仁德評價的必要條件。先看第一點，孔子延續(xù)了上章以管仲之功稱其仁的論說思路，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功業(yè)之外，更進一步指出管仲事業(yè)對于存續(xù)華夏文明的重要意義?！拔⒐苤伲崞浔话l(fā)左祍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存續(xù)文明、捍衛(wèi)華夏的大業(yè)遠重于執(zhí)守君臣小義。這里孔子采取了效用主義的回應邏輯，以政治實踐效果的權(quán)衡考量作為取舍的關鍵，正如顧炎武所言，“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quán)衡于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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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第二點。孔子答語中仍舊未及“仁”字，表明他不愿對子貢“管仲非仁者與”的追問給出明確的正面回應。這一問題早已為歷代學者所指出，清人黃培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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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論。蓋所答非所問，與答孟武伯問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虛擬之詞，存而不論，與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貢則并無一字及仁?！?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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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的觀察可謂細致，本章孔子之言的確“并無一字及仁”，但若因此謂孔子“答非所問”“至于仁俱置之不論”，但取管仲之功而不論其仁，則未免支離，割裂了仁與事功、事君等問題的關聯(lián)。對于管仲這樣的政治人物，其“仁否”的評價顯然是無法脫離事功、事君等具體問題而空頭討論的。因此，更合理的理解或許是，孔子這里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子貢的問題，但并非以“置之不論”乃至“答非所問”的方式簡單回避之，而是意在轉(zhuǎn)移對話聚焦的重心，引導弟子將目光從管仲的個人評價（“仁否”）引向更深層次的問題，即什么才是評價政治人物“仁否”的條件與標準？由此，也就引出了第三點問題，即“仁”與“忠”關系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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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子貢“管仲非仁者與”的追問，其回應意在有針對性地反駁子貢認定管仲“非仁者”的理由。換言之，孔子巧妙轉(zhuǎn)移了話題的重心，將問題從“管仲非仁者與”的結(jié)論式判定，轉(zhuǎn)化為對“不死子糾又相桓公”是否構(gòu)成否定管仲為仁者之理由的思辨性追問，由此而將話題的焦點從人物評價本身引向了對“仁”與“忠”關系的思考。這里孔子強調(diào)的是，管仲是否仁者或許見仁見智，但子貢以“不死子糾又相桓公”為由否定管仲為仁者，則顯然不能成立。這也意味著，對于君臣人身性關系的絕對遵從并不構(gòu)成評價政治人物“仁否”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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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可以用一種整體性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憲問》篇孔子與子路、子貢關于管仲評價的兩段對話。就對話邏輯而言，兩章文字存在明確的連續(xù)性，同時亦各有側(cè)重。在孔子與子路的對答中，子路就事而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舉事而答，以“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肯定管仲事功之仁，意在平抑弟子的好勇之氣，重點在討論“仁”與“勇”的關系，所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意在告誡“好勇力，志伉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子路勿以不懼赴死的意氣之勇為仁。至于“如其仁”的評價，也隱含了“仁功”與“仁人”的區(qū)分?？鬃优c子路的問答引發(fā)了子貢的進一步追問，子貢一方面通過“管仲非仁者與”的追問，將問題明確指向?qū)苤賯€人品質(zhì)的評價，另一方面又將“不事二主”的質(zhì)疑明確化，討論的重心在于“仁”與“忠”的關系。為此，孔子在回答中采取了巧妙的言說策略，他并未明確回答子貢“管仲非仁者與”的問題，而是重在反駁子貢立論的理據(jù)，意在說明“不死子糾”并不構(gòu)成論定管仲“非仁者”的充分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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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憲問》篇中，一方面就管仲評價問題本身而言，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行（仁之事功），但對其是否堪稱“仁者”并未給出明確答案；另一方面，在與弟子的對話中，孔子實際上是在循循善誘，將問題一步步抽離單純的人物評價本身，而逐步引向?qū)τ谂c“仁”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的探討，如仁與勇、仁與忠、仁與事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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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小”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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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行，反對將“不死子糾”作為其“非仁者”的理由。從邏輯上說，反駁理由顯然不等于否定結(jié)論，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所以僅就《憲問》篇三章而論，孔子其實并未對“管仲非仁者與”的問題給出明確結(jié)論。為此，需要結(jié)合《八佾》篇來進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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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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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孔子批評管仲的關鍵詞在于“器小”。從下文的問答看，“器小”的批評乃針對管仲行為上的驕奢與僭禮，所謂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等等，皆指大夫?qū)χT侯國君的禮制僭越。對于“器小”的不同理解，開啟了后世不同的詮釋路向。朱子《集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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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小，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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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蛉瞬恢善鋬€，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蛴忠善渲Y，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贝搜援斏钗兑?。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guī)矩準繩’，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nèi)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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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認為“器小”的實質(zhì)是“度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吧荻付Y”只是“器小”的表現(xiàn)，“度量規(guī)?！钡木窒薏攀瞧涓?。不過，究竟何謂“度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集注》并未展開，《語類》則作了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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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先生曰：“必兼某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里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yè)，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于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于己，故四方貢賦皆歸于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于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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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論管仲“度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關鍵在于其奢僭之舉背后的內(nèi)在動機。王者以道德為動機，“無一毫之私心”，志于至公而無懈，故度量深、規(guī)模大；功利者基于私心計較，故度量淺、格局狹。所謂“奢而犯禮”原本是禮制等級層面的問題，但朱子在這里不重“論位”而重“論心”，認為衡量政治人物格局的關鍵首在心志公私而非對禮制等級的循守，“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于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管仲之失不在以諸侯行王者事，而在以私心假借仁義。由此，朱子將管仲之病歸于德行稟賦與為學之功的欠缺，從而將其還原到個體修身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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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zhì)言之否？”曰：“然?！薄叭粢詫W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痹唬骸跋壬^其‘度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后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zhì)，規(guī)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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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強調(diào)所謂“度量”并非僅指氣度寬宏，而是形容其資質(zhì)見識。管仲“器小”源于見識不足而不學，故功業(yè)亦拓展不開。“小器”的反面為“大器”，即理想的政治家人格，朱子對此亦有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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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guī)矩準繩，無施不可?！苤倨餍?，只做得這一件事?！蠓沧哉?、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圣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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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認為理想的政治事功當“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正心、誠意、修齊治平內(nèi)外一貫，而非出于功利智謀。修己與治人、內(nèi)圣與外王是一以貫之的連續(xù)體，政治人物內(nèi)在的德性修為正是外在事功的本源和基礎。王道政治不僅在于事功之盛，更在于其道德表率性與感召力，“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而非從智謀功力中做來。判定政治事業(yè)品質(zhì)軒輊的關鍵在于其精神原則，而后者根本上取決于政治人物的德性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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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個體德性與政治事功綰合為一的政治觀念體現(xiàn)了鮮明的理學特質(zhì)。正如丸山真男指出的，“連續(xù)性思維”構(gòu)成了朱子哲學的最大特色，“天理與人性、氣與人欲、法則與規(guī)范、物與人、人與圣人、知（格物窮理）與德（修身齊家）、德（修身齊家）與政治（治國平天下），等等，這些全部都直線式地連續(xù)著。所有這些紐帶，在上述的道德性優(yōu)位（理、誠）之下，都顯示出一絲不亂的排列?！薄?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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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現(xiàn)實世界中，理學政治觀念往往遭遇內(nèi)在與外在、理念與現(xiàn)實的斷裂。政治事業(yè)并不全然等同于個體的修身工夫，后者可以無待于外，而前者必須將客觀世界中的歷史形勢、制度環(huán)境、力量對比、手段選擇、時機把握等等因素納入考量，故而絕不僅僅是道德心性的外在化。仁者之心未必能致仁者之功，而仁者之功亦不必盡出于仁者之心，由此隱含了德性與事功、手段與目的背反的可能。就此而言，《論語》的管仲評價正凸顯了這一困境。《語類》記載了朱子與弟子的如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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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zhàn)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雖曰統(tǒng)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個功業(yè)。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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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朱子將管仲歸為與漢高祖、唐太宗一類的政治人物，承認即便其心未臻乎仁，但在歷史因緣的際會之下仍可以有仁者之功。由此，也就觸及到孔子管仲評價褒貶差異背后的中心問題，即政治人物評價中心性、事功的緊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王霸義利之辯中重三代抑漢唐、尊心性輕事功的鮮明立場，在管仲評價上，朱子一定程度上乃表現(xiàn)出對政治人物之外在事功相對于內(nèi)在心性的獨立價值的承認?！墩Z類》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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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卻當?！?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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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張栻（南軒）的解釋，管仲有仁者之功而難稱仁人，這就意味著承認政治家的個體德性與外在事功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可分離性。就《論語》的管仲評價而言，這未嘗不是一種合理的解說思路，但在理學內(nèi)圣外王一以貫之的思想取向中，這一說法無疑隱含了內(nèi)外斷裂的危險。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朱子思慮良久乃肯定其說，這其中既呈現(xiàn)了純粹理念世界與現(xiàn)實歷史政治世界的緊張，亦凸顯了內(nèi)圣外王一貫理念的內(nèi)在困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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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理學家，南宋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的管仲批評乃體現(xiàn)出不同特質(zhì)。葉適首先從私德、政德二分的視角，指出管仲雖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卻仍不失為政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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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管仲，但為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爾。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故天下載其行事，后世想其風烈?！舴蜃灾芩ブ劣诤笫乐迹w未有如齊桓管仲者，宜孔子以為“正而不譎”、“如其仁”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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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葉適看來，個人倫理修為并非政治人物評價的關鍵所系，管仲私德有闕但政德無虧，故孔子謂“如其仁”，體現(xiàn)出不同于理學家的思路。至于為何稱管仲“器小”，葉適的解釋同樣頗具特色。在他看來，三代之治“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管仲實曉此意，故倡言德禮，然其身不能守禮，故不能使禮復行于天下，故孔子謂之“小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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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適指出，管仲明曉禮義而未能循禮，雖使禮義復振于一時，但并未能阻止，某種意義上甚至加速了春秋戰(zhàn)國禮治持續(xù)崩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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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變先王之法也，以諸侯之資而欲為天子，無輔周之義而欲收天下之功，則其勢不得不變先王之法而自為。然而禮義廉恥足以維其國家，出令順于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異于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詳于法而不求詳于道，以利為實，以義為名，人主之行雖若桀、紂，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o: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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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以利為實，詳求于法，以禮義治民而輕于律己，其流弊所及，不免破壞了禮制的德性內(nèi)涵而使之走向形式化，蛻變?yōu)槭埂吧舷铝暈檗o遜而不可爭”【24】的權(quán)力馴化工具。由此，失去了德性內(nèi)涵的禮自然也就難免流為“多其節(jié)目而為之法制”【24】的行為控制工具，繁重委曲而并不能使人深明義理。在此意義上，葉適批評管仲之術動搖了王道政治的根基，“故凡為管仲之術者，道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24】。就此而言，王政之壞亦可謂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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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適認為，孔子對管仲“器小”的批評中其實充滿了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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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為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管仲為政，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是至孔子百五十年，天下惟管仲之聽，周召之功泯矣。推孔子之志，將率天下以復周召之功，其道之順，時之易，無如管仲。所以不能者，視聽言動不由于禮，敗撓其力，削損其器，大道之喪，由此其始，孔子之所深恨也?！?o: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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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缺乏足夠的政治遠見，不思進取于大道，舉動違禮，錯失“復周召之功”的歷史時機，結(jié)果是進一步動搖了崩壞中的禮治秩序，開啟了向法家功利治術的轉(zhuǎn)軌之途，“所以使后世廓然大變于三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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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學家相比，葉適的管仲批評更加著眼于制度而非道德，體現(xiàn)出事功學派的特質(zhì)。不過，二者仍然共享了某種儒家的共同觀念，因為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仍然可以歸結(jié)到政治人物的心智。管仲“視聽言動不由于禮”，正在于政治遠見的匱乏與德性的缺失，可以說廣義上仍然是一個“內(nèi)圣”問題。由此，事功學派的批評雖以禮制入手，著眼于制度結(jié)構(gòu)，然終須觸及政治人物的內(nèi)在修為問題，呈現(xiàn)出與理學的思想結(jié)構(gòu)相似性。當然，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理學家那里，政治人物的修為問題主要呈現(xiàn)為個體德性，意味著個體道德人格主義式的呈現(xiàn)、示范與推擴，強調(diào)德性的感召力量以及政治行為的動機取向，而事功學派則更強調(diào)政治人物的心智識量、見識格局與政治遠見，強調(diào)理智與知性對于個體行為的節(jié)制作用。由此，展現(xiàn)出兩種“內(nèi)圣外王”的不同形態(tài)：一是以朱子為代表，認為內(nèi)在的心性之德與外在的政治德行在內(nèi)容上具有一貫性，邏輯上具有連續(xù)性；二是以葉適為代表，區(qū)分政治人物的政德與私德，將智識、格局、循禮作為政德的內(nèi)核，以事功成就作為衡量外王事業(yè)的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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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朱子的思路中透露出純從心性角度思考政治事業(yè)的困結(jié)，那么葉適的論述中則反映出從事功溯源心性的必要，因為對于事功的把握和理解，根本上無法脫離政治家個體的思考與見識。在綜合二者的整體視野中，方能呈現(xiàn)近世儒學對于理想政治人格的完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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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仲評價”與儒家理想政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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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綜合《論語》關于管仲“仁否”與“器小”的討論，可以就孔子的管仲評價得出如下認識。首先，就政治家的實踐標準而言，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者之功，體現(xiàn)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重建禮治秩序并且捍衛(wèi)華夏文明，其事功兼濟天下且合乎道義，具有仁之屬性，意義上勝于對忠君之義的執(zhí)守。其次，就儒家士君子內(nèi)外貫通的理想要求而言，管仲在德性層面顯然有所瑕疵，這種不足反過來又限制了其事功的高度。由此可見，管仲評價的復雜性源于儒家思想評價標準的內(nèi)在張力。首先，修己治人、內(nèi)外一貫固然是理想狀態(tài)，然而就政治人物而論，實踐標準（外王）與德性標準（內(nèi)圣）二者究竟孰先孰后，內(nèi)外德性之間是否連續(xù)一貫？其次，忠君是否構(gòu)成評價政治德行的絕對標準？以上種種，都構(gòu)成了儒家政治倫理中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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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華慈曾以“極點”（polarities）指稱儒家學說中的某些重要主題，如修身與平天下、內(nèi)外王國、知和行。原始經(jīng)典本身并非嚴格的體系化產(chǎn)物，而是蘊含了內(nèi)在的緊張關系，隨著后代的歷史發(fā)展與思想詮釋，這種張力便會逐漸凸現(xiàn)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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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自己很少是一個一心想建立一種嚴格條理化的體系的學院哲學家，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他只不過是為一種他必須說出來的強大的觀念所支配的人。他不一定關心他所說的全部內(nèi)容的相互一致性；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的思想可能是意義豐富而模棱兩可的。其中可能隱藏著使他偉大的一個秘密?！斎寮覍W說成為一個中央集權(quán)官僚國家的官方哲學，一個幾乎并不代表夫子自己理想政體觀念的國家的官方哲學時，這樣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在保衛(wèi)和運用這種思想的過程中，其中蘊含的許多問題都會變得明晰，而其內(nèi)在的許多極點也呈現(xiàn)到表層上來?！?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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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的管仲評價，正是凸顯儒學中一系列思想“極點”的經(jīng)典問題，像仁與忠、內(nèi)與外，這些富于張力的論題都能在其中找到根源。后世思想史上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正使上述“極點”變得清晰。由此，《論語》管仲評價的相關章句及其詮釋史，就構(gòu)成了探討儒家理想政治精神的一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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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看仁與忠，其背后的核心問題在于事君之道?？鬃又鲝埖木缄P系從來不是絕對化的，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強調(diào)君臣之間雙向性的義務—服從關系。圍繞管仲“不死子糾，又相桓公”的爭論，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于君臣之間的人身性關系是否構(gòu)成儒家政治倫理的首要基石?！熬几缸印钡膫惱碇刃驘o疑是孔子所珍視和維護的，即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對某種具體、特定的倫理秩序的維系是否可以等同于仁道本身，其間仍有辨析的余地。從孔子與子路、子貢的反復論辯中，不難發(fā)現(xiàn)忠君在他看來并非絕對的理念，君臣之間的人身性關系并非顛撲不破，而需要在大義、小義之間審慎權(quán)衡。由此彰顯了“仁”對于“忠”的統(tǒng)攝，反映出春秋時代從封建等級秩序中破殼而出的士人政治主體精神的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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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后世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quán)王朝的建立，基于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需要，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效忠關系被不斷強化，由是而有“三綱”觀念的確立。不過先秦時代由孔子創(chuàng)發(fā)的以仁攝忠、強調(diào)士君子政治主體意識的思想精神并未消匿，而是成為一條思想隱線，構(gòu)成了對于君主集權(quán)政治的批判性資源而被后人不斷發(fā)掘。就此而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27】的觀念，顯然可以在孔子的管仲評價中找到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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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內(nèi)與外。修己治人內(nèi)外貫通一直是儒家對于士君子的理想期待。史華慈指出，“像《論語》這樣的作品中的一個中心的極點就是自我修養(yǎng)（修身、修己）導致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最高品德‘仁’或‘誠’的獲得），以及天下的有序和和諧（治國平天下）的極點。這個極點只能充分關系到那些具有政治與文化領袖稟賦的人——即君子?！薄?/span>28】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封建秩序的瓦解與官僚制國家的建立，儒者的身份同樣處在變化與分化之中。在朝的政治家與在野的士君子，內(nèi)外評價的側(cè)重顯然有所不同?？鬃訉τ诠苤俚脑u價，正觸及了上述分化帶來的問題：應當如何把握、平衡政治人物評價中的內(nèi)外張力？這一問題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內(nèi)外之間的先后輕重，二是內(nèi)外之間的連結(jié)模式。首先來看第一點。綜合《論語》各篇章，可以看出孔子在對管仲的評價中大體遵循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基于實踐的身份原則，二是基于理想的最高原則。所謂身份原則，即著眼于管仲的政治家身份，認可其政治事業(yè)的功績與道義性。所謂理想原則，即在肯定管仲政治事功的基礎上，進而以更高的標準提出批評?！捌餍　钡呐u，即指向其修身與事功、內(nèi)在與外在的割裂。在孔子看來，管仲不愧為春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然而內(nèi)在修為的不足使其事功成就的高度與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態(tài)終有距離?？偠灾?，夫子對管仲的定位止于功臣、賢大夫，這也符合先秦儒者的普遍認識【29】。再來看第二點?！稇梿枴菲c《八佾》篇管仲評價的差異凸顯了內(nèi)外之間的緊張。修己與治人之間的連貫無疑是孔子所強調(diào)的，然而對于管仲這樣的政治人物而言，內(nèi)外之間的連結(jié)究竟如何可能，夫子并未明示。在宋明儒那里，這一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討論與詮解。理學家對于內(nèi)外關系的解釋更強調(diào)內(nèi)在德性與道德動機的決定性意義，將外在事功視為人格精神的外化擴展，追求政治人物德性品質(zhì)與行為動機的純粹性。相比之下，事功學者更強調(diào)政治家對于禮制規(guī)則的循守以及個體的政治遠見與識量格局，由此體現(xiàn)出政治德性相對于修身之德的獨立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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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論語》中孔子管仲評價的核心在于對理想政治人格與政治事業(yè)的探討。一方面，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者之功，“不死子糾”并不影響對其人格、事功的總體評價。另一方面，孔子亦指出管仲德行有瑕，“器小”違禮，難稱仁者。總體而言，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定位止于功臣、賢大夫而非仁者?？鬃訉τ诠苤俚目隙ㄊ钦嬲\而有限度的，反映了夫子對于理想政治人格的思考，由此亦涉及儒家政治倫理中兩大“極點主題”的探討，即事君之義與內(nèi)外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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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君之義是《憲問》篇孔子與子路、子貢的兩段對話討論的關鍵問題。孔子在與弟子的論辯中提示，“不死子糾”并不構(gòu)成質(zhì)疑管仲人格與功業(yè)的充分理由。這也意味著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服從義務在孔子那里并非絕對的政治倫理，其價值排序低于“仁”，并為后者所統(tǒng)攝。其次，就內(nèi)外之辯而言，《論語》中孔子并未直接回應管仲“非仁者與”的問題，而是肯定其仁者之功但不許之以仁人，表現(xiàn)出一種折中態(tài)度，由此呈現(xiàn)出政治人物德性品質(zhì)與事功成就之間的張力，也開啟了后世思想史上一系列論爭。在近世儒學中，圍繞管仲評價，這一問題得到了更充分的討論與展開，形成了理學、事功學兩種內(nèi)外之辯的理解進路。理學家強調(diào)心性之德與政治事功的一貫性，事功學者則對政治人物的政德與私德進行區(qū)分，強調(diào)循禮與智識作為政德的核心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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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何為儒家理想政治精神，從不同經(jīng)典文本出發(fā)，答案必然有所不同。若就《論語》中孔子的管仲評價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jié)論。首先，人身性的君臣效忠與服從關系并非儒學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忠君之義并非顛撲不破的絕對理念，而須接受天下大義的檢驗與權(quán)衡，由此蘊含了士君子的政治主體意識。其次，就政治人物的評價而言，外在事功相對于內(nèi)在心性具有某種優(yōu)先性，但內(nèi)外合一作為一種理想仍然為后世儒家所普遍認可。至于對內(nèi)外之間的連結(jié)方式的理解，則構(gòu)成了后世儒學中理學、事功學派的差異所在，體現(xiàn)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內(nèi)在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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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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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袁枚從文獻版本角度進行解釋，認為《憲問》來自《齊論》，故歌頌管仲；《八佾》來自《魯論》，故批評管仲，所以今本《論語》中出現(xiàn)了前后矛盾的評價。參見袁枚：《〈論語〉解四篇》，見《袁枚全集新編》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3-474頁。對于此說的批評，參見閆春新：《從〈論語〉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再探》，《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第25-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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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皇侃云：“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后，至死而貧，但食粗糲，以終余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梁)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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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見馮浩菲：《關于孔子論管仲的爭議》，《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48-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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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宗昌：《論孔子對管仲評價的一致性--兼及孔子仁學理論的多維性》，《北方論叢》2018年第3期，第6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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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世?。骸秾W界對〈論語〉“如其仁”的誤讀》，《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第45-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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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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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式三：《論語后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404，4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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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4-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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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皇侃：《論語義疏》，第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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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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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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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3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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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4，第1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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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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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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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程樹德：《論語集釋》，第1272-1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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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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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5，第629，629-6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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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5，第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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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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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4，第1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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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10《左傳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32-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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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7《周禮》，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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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05，706，706，706，7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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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13《論語》，第177-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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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本杰明·史華慈：《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點》，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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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見《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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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本杰明·史華慈：《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點》，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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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荀子·臣道》云：“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圣臣矣。”《禮記·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纮，旅樹而反坫，山節(jié)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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