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漢宋調和與“中體西用”論的生成

作者：毛朝暉（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副研究員，漢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內容摘要：“漢宋調和”與“中體西用”是中國近代兩股重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究往往忽視“中體西用”論的經學史背景及其與“漢宋調和”思潮的內在關聯(lián)，而有關“中體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只強調外部的西方文化沖擊或政治斗爭。

但“中體西用”論的提出絕不僅僅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也不只是起于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斗爭，而是更深層地起于嘉道以來的“經世”思潮與漢宋調和的內在發(fā)展要求。

（戊戌變法）

在這種內在要求下，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分別代表了晚清漢宋調和運動的兩個理論發(fā)展階段。正是這一內在要求導致了“中體西用”論的生成。

“中體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fā)展。原本可望深入開展經學與“中學”的系統(tǒng)重建，由于晚清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復之中。

關鍵詞：漢宋調和；中體西用；曾國藩；張之洞

“漢宋調和”與“中體西用”是中國近代的兩股重要思潮，相關論述甚多，但二者的內在關聯(lián)卻缺乏研究。在以往的論述中，“漢宋調和”是指經學史上漢學與宋學的調和，一般被認為是晚清經學史的一股思潮；而“中體西用”則一般被認為是晚清的一個政治或教育觀念。

不少學者注意到“中體西用”在晚清曾充當“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藍圖”。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以后，“中體西用”論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領域，有關“中體西用”的討論大多是與“學術”或“學?！毕嗦?lián)系。

職是之故，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究往往忽視“中體西用”論的經學史背景及其與“漢宋調和”思潮的內在關聯(lián)，而有關“中體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只強調外部的西方文化沖擊或政治斗爭。

本文旨在從經學史的脈絡揭示二者的此種內在關聯(lián)，并對“中體西用”論的生成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與此同時，曾國藩、張之洞在此脈絡中的思想史角色也將得以彰顯。

一、漢宋調和的思想基礎

乾隆后期是清代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不僅人口激增、教育腐敗、漕運危機等問題凸顯，更棘手的是下層社會頻繁的暴動，蕭一山形象地說“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得安生?！焙榱良?、龔自珍等經學家都對時局提出嚴厲批判，研究經學史的學者普遍注意到“經世”成為嘉道以來一股重要的學術思潮。

在經學領域，另一個普遍的趨勢是漢宋調和。陳澧（1810—1882）通常被認為是晚清漢學的代表人物。陳氏精于漢學訓詁、考訂之學，又治宋儒義理之學，且?guī)煛督间洝分舛鳌稘h儒通義》，其晚年精力所萃，尤在《學思錄》一書，其后刪定為《東塾讀書記》。

（陳澧）

陳氏自云：“《學思錄》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義理歸于讀書而有本有原。此《學思錄》之大指也?！标愂险J為無論漢宋，經學都必須“有本有原”，而且要“有益有用”。要做到“有本有原”，就必須以漢唐注疏為根據；要做到“有益有用”，就必須發(fā)明義理，而不能以訓詁、考訂為足。

根據陳澧的理解，不只宋學有義理，漢學也有義理，關鍵要看他們各自所謂的“義理”是否“有本有原”“有益有用”。換言之，經學義理實為漢宋經學的共同旨歸。陳氏的“義理”是合“治身心”和“治天下”兩面而言，但陳氏自己以“治身心”為主，故云“吾之學如此而已”。

漢學家主張漢宋調和，并不限于古文經學。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在其內部分化出今文經學一支，也有調和漢宋的傾向。常州今文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莊存與（1719—1788）既著有提倡《公羊》學的《春秋正辭》，也為古文經典《毛詩》《周禮》作注，著有《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

（莊存與《春秋正辭箋》）

則莊氏治經不但不專守今文門戶，而且是漢宋兼采?！洞呵镎o》“奉天辭第一”云：“《春秋》應天受命制作，孟子輿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春秋要指”云：“《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后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o:p>

可見，莊氏治《春秋》，志在闡發(fā)“王法”“王道”。他的《周官記》也是如此，該書旨在疏通《周禮》，補冬官司空之缺，以發(fā)明周代制度，阮元稱其于“《周官》則博考載籍，有道術之文為之補其亡闕，多可取法致用。”可見，莊存與治《周禮》，其旨趣在于“取法致用”。

在宋學陣營中，調和漢宋的努力更為明顯。陳慶鏞（1795—1858）服膺宋儒，著《三家詩考》《說文釋》等，提出：“漢宋之學，其要皆主于明經致用，其歸皆務于希圣希賢。他人視為二，吾直見為一也?！?o:p>

夏炯（1795—1846）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學無大小，以適于用者為貴。故義理為上，經濟次之，經學、史學次之，詩古文詞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聲音訓詁，不過藉以攻詩古文詞，藉以考經史而已。”

由上可知，陳慶鏞認為無論漢宋，經學都應以“明經致用”為歸；夏炯雖然從邏輯的先后說“義理為上，經濟次之”，但實際上“義理”的歸宿仍在于“經濟”，故他又說“窮經以致用也”，而這并無漢宋之分。

不難發(fā)現，“經世”是漢宋之所以能夠“調和”的一個重要共識。在此視域下，漢宋之爭只是治經方法之爭，其經世致用的目標并無沖突，因此二者完全可以調和。所謂“調和”，不是說漢、宋學的治經方法從此趨同，而是說他們在發(fā)明經書義理以期“經世”這一根本蘄向上形成共識，可說是一種通經致用的普遍自覺。

而且，漢宋調和思潮是源于漢、宋陣營共同的要求。漢學陣營不再單方面強調經學必須“有本有原”，同時也強調要“有益有用”；宋學陣營在強調“義理”的同時，也特別強調“經濟”“致用”。這樣，從“經世”的共同訴求出發(fā)，漢宋兩方都看到了調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成為漢宋調和的思想基礎。

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

在晚清漢宋調和的思潮中，曾國藩（1811—1872）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并具備建構學術體系的意識。他在經學上也主張調和漢宋，認為漢學宗旨本與宋學相通：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訓詁，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事實求是’，非即朱子所謂‘即物窮理’者乎？”

曾國藩對“實事求是”的闡釋意在說明：無論漢宋，經學皆當以義理為歸。無論是漢儒的“實事求是”，還是朱子的“即物窮理”，共同的旨趣都是探究義理。這就是說，漢宋之分并非學術的本質區(qū)分；學術的分野不在于是漢學抑或宋學，而在于其實質內容。

（曾國藩）

那么，學術的實質內容包括什么？曾國藩提出著名的“四科判學”。他認為：“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o:p>

又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紦撸诳组T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埻x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o:p>

曾國藩認為，學術在本質上應該判分為“四科”，而不是漢宋。所謂“四科”，就是義理之學、詞章之學、經濟之學和考據之學。只有從“四科”的視角，才能看清學術的實質。

漢宋之爭，是與學術的實質內容不相干的沒有必要的門戶之爭。以上兩條引文都表明“四科”不是平行關系，而是以義理之學為根本。曾氏主張：“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可知曾氏之學是以義理為本，以經濟為用。

義理與經濟是“體用”關系：“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曾氏認為，詞章、考據之學都是服務于義理之學。他說：“必義理為質，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薄霸~章之學，亦所以發(fā)揮義理者也?！边@說明，考據之學只是發(fā)現義理的手段，詞章之學只是發(fā)揮義理的工具。

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之所以值得特別重視，是因為它建構傳統(tǒng)中國學術體系的嘗試。在曾氏之前，“四部之學”只是一個書目分類，經史子集只告訴我們“中學”包括哪些書，而不能告訴我們中國有什么學科。漢宋之爭只是經學研究方法之爭，它只強調漢儒與宋明儒治經方法的差異，同樣沒有觸及中國學術的實質內容。

曾國藩反思的是中國學術的實質內容與學科分類。他不但提出了“四科判學”，而且分析了“四科”的關系。經過他的分析，“四科”構成“考據→義理/經濟→詞章”的學科結構，全面揭示了“中學”的內在結構與學術體系。

需要說明的是，曾國藩的思考重心是確定“中學”的分科與本體，而不是其學術基礎。他以“考據”作為“義理”的基礎，但是，“考據”畢竟也只是一種方法。實際上，曾國藩所說的“義理”主要還是宋學的義理，因而他的漢宋調和只能是“以宋學為主的會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昭軍稱曾氏的經世思想為“理學經世思想”。曾國藩以理學作為主要資源，這與陳澧“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或莊存與通過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來發(fā)明義理相比，在方法論上顯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陳澧、莊存與調和漢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漢學的經世功能；曾國藩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經世致用，而是更進一步，有意識地在經世致用的宗旨下建構中國學術的體系。

在叩問“中學”本體這一點上，曾國藩是一位先行者；但是，曾國藩并沒有解決“中學”的學術奠基問題。他主張以考據作為發(fā)現“義理”的方法，那么，是否可以通過傳統(tǒng)“四部之學”的考據而發(fā)現義理呢？“四部之學”的考據應該如何進行？這就成了曾國藩未能解決的遺留問題。

三、“中體西用”論的生成

那么，“經世”之學究竟如何奠基呢？正統(tǒng)的經學家也許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經世的學術基礎當然是經學。然而，西學乃至中國傳統(tǒng)學術內部并不一定會接受這個答案。例如，張穆（1805—1849）便認為經世之學本于史學。

事實上，晚清的“經世史學”成就斐然，這體現在邊疆史地、外國史地等研究的發(fā)達，以及譯介外國史地與改編國史運動。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如何認識傳統(tǒng)的經學、史學乃至“四部之學”，由此厘定“經世”之學的學術基礎，就顯得日益迫切。

伴隨“西學”日益的強勁挑戰(zhàn)，“經世”學術基礎的追問也變得愈發(fā)尖銳，其中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棘手的新問題：“西學”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嗎？

盡管魏源沒有明確提出“中體西用”，但他常被認為是“中體西用”論的先驅。他率先看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優(yōu)勢，承認西方的“長技”。在《海國圖志》中，他提出“先立譯館翻夷書”，并建議設立船廠、火器局等。

（《海國圖志》）

這些主張后來在洋務運動中獲得落實。實際上，《經世文編》列有兵政、工政等條目，學習西方的造船、火器等建議大致也可歸入兵政、工政各條目中。

《經世文編》“兵政”類中列有塞防、山防、海防、蠻防、廟防等條目，其中“海防”一目便收有乾隆年間廣東知縣張甄陶的《上廣督論制馭澳夷狀》，其后《海國圖志》乃專以纂輯此類文獻為主。

由此可知，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鵠的的《海國圖志》正是以經世致用為宗旨的《經世文編》“海防”一目的深入與拓展。就這個意義說，“師夷”可視為“經世”之學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邏輯發(fā)展。

值得注意的是，《海國圖志》不止講“西用”，也兼明“中體”。魏源認為：“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違從、知伍參變化之為學。學為師長，學為臣，學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o:p>

格致治平是《大學》之道，推本古今則是史學?？梢姡涸此^“學”是指經史之學，不含西學在內。魏源也不主張學習西方宗教，此書卷二十七特撰《天主教考》以辟天主教。魏源的學術標準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治歷明時、制器利用”，這與上述嘉道間經學家崇尚“義理”與“經濟”并無分別。

隨著“師夷”的深入，與“師夷”相對的“中學”的內涵也被不斷重新闡述。馮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成書的《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校邠廬抗議》）

在馮氏看來，中國的“倫常名教”與西方諸國的“富強之術”，是“本末”或“主輔”關系。其后，薛福成（1838—1894）提出“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湯震（1856—1917）聲稱“中國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專者形下之器。”

在薛、湯看來，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與西方的“器數之學”是“形上形下”或“道器”關系。鄭觀應（1842—1922）主張：“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痹卩嵤系挠^念中，中國的“孔孟之常經”與西方的“富強之權術”是“體用”“本末”“主輔”“道器”關系。

上述各種“中體西用”論述，雖或有“本末”“主輔”“形上形下”“道器”“體用”等說法的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點：第一，他們都接受“西學”具有經世致用的功用。從馮桂芬所說的“諸國富強之術”，到鄭觀應所說的“器可變”，都不否認這一點。

第二，他們對于“中學”內涵的理解也具有共識。無論是馮桂芬所說的“倫常名教”，薛福成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還是鄭觀應所說的“孔孟之常經”，他們所竭力維護的重點都是儒家的綱常倫理。

然而，他們的這些論述大體仍比較零散。尤其突出的一點是，“中學”一詞雖然被鄭觀應首次提出，但他并未對“中學”的學術內涵及其學術體系進行厘定。

嘗試對“中學”提出明確界定的人有陳虬（1851—1904）。在1897年所撰的《經教答問》中，他對“中學”進行了明確闡述。陳虬將“中學”明確定義為“中國周、孔之學”，又說“中學之綱有五”，包括訓詁、考據、詞章、義理、經制。他認為考據學就是所謂“漢學”，義理學就是所謂“宋學”。

陳虬對于“中學”的判攝顯然延續(xù)了曾國藩義理、詞章、經濟、考據的四科判學，只是將曾氏的“考據”再細化為“訓詁”與“考據”兩科。與曾國藩顯然有別的是，陳虬認為“西學”也自有體用，“西學”以算學為體，以化學、熱學、光學、聲學、汽學、水學、電學、礦學、地學、重學等學為用。

（陳虬）

在陳虬看來，“中學”與“西學”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學術系統(tǒng)。換言之，“中學”與“西學”都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在經世致用的目標下，“西學”也可以為“中學”所用，二者并不矛盾。

必須指出，陳虬之所以認為不相矛盾，是因為他只注意到“西學”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還沒有注意到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與儒家綱常倫理的歧異，因此他尚未充分估量西學對“中體”的沖擊。

另一位嘗試對“中學”進行明確界定的關鍵人物便是張之洞（1837—1909）。1898年5月，張之洞提出：“兩書院分習之大旨，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o:p>

同年出版的《勸學篇》分內外篇，開篇提出“保教”，繼申忠君、三綱、宗經等說，可見這九篇“中心意思很明顯是保護中學的‘體’”。在《勸學篇·設學》中，張之洞對“中學”與“西學”進行了具體的界定：

（張之洞和《勸學編》）

“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鼻把孕屡f，后言中西。顯然，所謂“舊學”即是“中學”，所謂“新學”即是“西學”。

《勸學篇·設學》將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歸入“中學”，是否這些學問都稱得上是“中學”的“體”呢？在《守約》篇中，張之洞將“中學”化約為：一、經學通大義；二、史學考治亂典制；三、諸子知取舍；四、理學看學案；五、詞章讀有實事者；六、政治書讀近今者；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八、小學但通大旨大例。至于各類學問是什么關系，研治之次第如何，本篇則未有說明。

在《書目答問》附錄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序中，張氏提供了一個解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這個解說表明：

第一，張之洞既強調經學應當以小學作基礎，又強調理學應當以經學、史學為基礎。在這里，經學既被理解為宋學即所謂“理學”的根基，也被理解為以“小學”為基礎的漢學的歸宿，于是成為漢學與宋學會通的學術樞紐，從而化解漢宋的對立。

第二，張之洞以經學與史學作為理學、詞章、經濟之學的基礎。這實際上也是沿用曾國藩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判學”的學術框架，而將“考據”之學進一步厘定為經史考據之學。具體而言，就是由小學深入經學，由經學深入史學，由此建立“考據之學”的主要內涵。至于理學、詞章、經濟三科，則與曾國藩所論無異。

在這個基礎上，張之洞特別論述了“四部之學”的關系。《書目答問》提出：“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被跒閷W次第的視角，張氏認為經學是史學的基礎?！秳駥W篇·設學》指出諸子學應當折中于經學。

（《書目答問》）

《輶軒語》則言“讀古人文集宜知體要”，“能知體要，則讀文集有益于經、史、子?！边@說明，集部是研究經學、史學、子學的輔助。如此一來，“四部之學”就被融鑄為“考據之學”，而尤以經史考據為根本；義理、詞章、經濟之學，都應以經史考據為基礎。

如果說曾國藩的漢宋調和偏重在宋學或所謂“理學”，那么，張之洞的漢宋調和毋寧說更偏重在漢學。如上所述，張氏頗費心力，嘗試基于“四部之學”建立“考據”之學，以“四部之學”為“四科判學”奠基。

這使得張之洞以四部之學為根基的“義理之學”比曾國藩以宋明理學為根基的“義理之學”有了更廣泛、客觀的學術基礎。張之洞強調：“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張氏所謂“中學”，就其學術體系而言，就是“四部之學”；就其學術內涵而言，則是繼承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即以“義理”為體，以“經濟”為用。

在“四部之學”中，又以“經學”作為基礎中的基礎。張之洞指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o:p>

張氏這里強調“中學為內學”，我們不能望文生義，以為他就此否認了儒學“外王”的一面；他的用意其實只是維護儒家的綱常倫理，彰顯“中學”與“西學”在“體”上的根本分際，這與前述晚清各種“中體西用”論對于“中體”的共識一致。

只不過，張之洞更進一步，他不止確定了“中體”的內涵，更進而確定了“中體”的學術基礎。他所謂“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云云，便是明確了以經學或“經義”作為“中體”的學術基礎。

經過陳澧、曾國藩等人的努力，漢宋調和運動在“經世”的訴求上雖然達成了共識，但他們用來經世致用的學術資源與方法則存在分歧。分歧產生的原因，是他們從“中學”中分別選取各自認為最重要的資源并通過相應的方法來實現“經世”的目的。

陳澧主張漢宋調和，張之洞也主張漢宋調和；曾國藩講“四科判學”，張之洞也講“四科判學”。張之洞的特殊貢獻在于，他基于為學次第的視角重新建構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學術體系，并用“中學”這一概念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進行整合。

他嘗試將“四部之學”建構為“四科判學”的學術基礎，其中又以經學作為“四部之學”的內核。馮桂芬、薛福成等早期“中體西用”論者已經初步認識到儒家倫理以及由此建立的政治傳統(tǒng)是“中學”的根本義理，張之洞則進一步論定這些根本義理的學術基礎便是經學。

因此，如果要推倒儒家倫理與中國政治傳統(tǒng)，在學術上就必須推翻經學；反之，如果要繼續(xù)維系“中學”的根本義理，在學術上就必須做到“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經過張之洞的理論努力，漢宋兩方不只在“經世”的目的上形成共識，而且首次厘清了“經世”的學術基礎與學術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是因應漢宋調和運動內在的深層要求，它不止進一步調和了漢宋，而且系統(tǒng)重整了包括漢宋在內的“中學”資源，論證了“經世”的學術基礎。

四、曾與張的經學史地位

清代中晚期有兩股顯著的學術動向，一是經世思潮，一是漢宋調和運動。漢宋調和之所以成為普遍的學術運動，經世的訴求是其重要推動力。在莊存與、陳澧、曾國藩等代表人物那里，我們看到“經世”已然成為漢學和宋學的學術共識。

其中，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在理論上影響尤巨，其后陳虬、張之洞等人都繼承并試圖改造這個學術框架。曾國藩雖然尚未明確提出“中學”的概念，但他用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對中國古典學術進行了一次系統(tǒng)的判攝與綜合。

這與近代西方大學普遍以文、理、法、商、醫(yī)、農、工“七科判學”類似，都體現了各自重構學術體系的努力。曾國藩的“四科判學”盡管并非直接針對近代西方的“七科判學”而提出，但他已經具有建構“中學”體系的意識。

不過，直到曾國藩為止，“漢宋調和”仍然只是一種低限度的調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雖然指出“義理”以及相應的“經濟”是“中學”的共同歸宿，但“中學”的根本義理是什么？

相較于“西學”的學術體系，“中學”又如何構筑中國學術自身的學術體系，從而在自身的教育體制中研究與傳授這些義理？曾國藩雖然已經觸及這些問題，但他還沒有能夠就此深入展開。

而這些問題隨著晚清“西學”沖擊的加劇而變得愈益迫切，因為，假如“中學”沒有自身的根本義理，又或者“經世”不必植根于中國學術自身的學術體系；那么，人們完全可以尖銳地質疑：為什么中國不可以將“經世”全盤奠基在“西學”的基礎呢？

晚清“中體西用”論的生成經歷了漫長的醞釀，它的提出絕不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也不只是起于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斗爭，而是因應于上述理論問題而起。盡管“中體西用”論有多種不同表述，但它們都試圖回應上述兩點：

第一，“中學”的根本義理究竟是什么？第二，“西學”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緊密關聯(lián)的。這是因為“中學”根本義理的追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漢宋會通”運動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西學”的沖擊下才被迫彰顯。

本文對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的討論顯示，晚清的“中體西用”論者大致都認同儒家倫理及其政治傳統(tǒng)是“中學”的根本義理，即“中體”；同時，他們也普遍認同，在“中體”的前提下可以接納“西用”，這即是說，在不抵觸“中學”根本義理的前提下可以接納“西學”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于是，第一、第二兩個重大理論問題至此都在理論上獲得了解答。

（薛福成）

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更進一步，這涉及第三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雖然揭示了“中學”的根本義理，卻沒能較好地回應曾國藩以來遺留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奠定“中學”的學術基礎，從而在西學沖擊下挺立“中學”的學術體系。

張之洞嘗試融會傳統(tǒng)的“四部之學”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他基于為學次第的角度，論證了“經世”必須以“義理”為根據，“義理”必須以“四部之學”尤其是經史考據作為學術基礎。

其中，經學又是史學的基礎，諸子學是對經學義理的輔翼，集部著作是為經史考據服務。由此，他論證“中學”的學術體系是“四部之學”，“中學”的“體”是“義理”，“義理”的學術基礎是經學。

要言之，張之洞明確論定經學是“中體”的學術基礎。這就解答了曾國藩“四科判學”的遺留問題。就本文的視野來看，“中體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fā)展。

順著晚清經學史的內在脈絡，原本可望深入開展經學與“中學”的系統(tǒng)重建，然而，這種系統(tǒng)重建的工作由于晚清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復的過程中。

因為篇幅原因，將注釋刪除，詳情請參閱《原道》期刊紙質版。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