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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和現(xiàn)代靈知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南方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廿四日戊子

??????????耶穌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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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教團基本伴隨著秦朝一起走向毀滅，漢代或許還有一些殘存，但也僅僅只是歷史的灰燼了。在西漢中期以后，基本不再有墨者活動的痕跡，《墨經(jīng)》的傳承也幾乎斷絕，除了晉朝魯勝等極少量的注，或明代李贄、清朝汪中那樣的迷狂怪誕之人尚有對墨學的肯定言論，墨學本身其實已經(jīng)成為死去幾千年的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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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晚清，才又有人開始研究墨學，將其作為救世的新方法，試圖通過復活一個死去了兩千年的古代異端思想，來完成對今世的拯救。根據(jù)王汎森研究，這種試圖復活死去多年古代異端來救世的想法，在晚清比較常見，而且是走向激進主義，走向毀壞傳統(tǒng)的第一步。如章太炎贊美盜跖、商鞅、王充、劉歆、曹操等異端：“當異端一個個被從墳墓中喚醒，一個個站在歷史的幕前時，也正是傳統(tǒng)的基礎一步步崩墜的時候，章太炎把久為士人所不愿道、不敢道的異端，一一表彰，并寄深意，這些作為，便直接或間接地促發(fā)清末民初傳統(tǒng)的大崩潰”（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頁）。晚清墨學從墳墓中復活，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產(chǎn)物，是為了打倒一個延續(xù)了兩千年演化秩序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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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在討論“仁”時，除了引用孔學的“仁”、“性”之后，便迅速提到墨學的“兼愛”，認為墨學之兼愛就是“仁”。“善用愛者，所以貴兼愛矣”；“嗚呼，墨子何嘗亂親疏哉！……不達乎此，反詆墨學，彼烏知惟兼愛一語為能超出體魄之上，而獨任靈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仁學》）。譚嗣同要沖決一切落網(wǎng)，破除綱常名教，將復活墨學作為手段之一，用其調(diào)和佛教和基督教，用愛無等差的“兼愛”取代傳統(tǒng)的等差，并輔之“以太”等近代科學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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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梁啟超那里，墨學得到了更高評價，1904年梁啟超作《子墨子學說》提到：“今欲救之，厥惟墨學，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墨子之政術，民約論派之政術也。泰西民約主義起于霍布士，盛于陸克，而大成于盧梭。墨子之說，則視霍布士為優(yōu)”，“墨子論國家起原，與霍氏、陸氏、盧氏及康德氏之說，皆絕相類者也”；“墨子之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到了1922年寫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認為：“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質(zhì)生活幾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義務觀念之強，犧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由此可見，從晚清一直到民國，梁啟超對從墳墓中復活的墨學，寄予了強烈的希望和高度評價，將其視為救世良方，并且贊揚其同情心、義務和犧牲精神，和耶穌一樣偉大，其政治思想和盧梭、康德是同一高度的。顯然，梁啟超是要將墨學作為引入基督教思想、歐陸啟蒙思想的對接橋梁，落腳點仍在摧毀兩千年來的自然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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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從墳墓中的復活，一直伴隨著晚清以來激進主義的發(fā)展過程。1905年10月《民報》第一號，“圖畫”就刊登黃帝、盧梭、華盛頓、以及“世界第一之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墨翟”，將其視為盧梭式的“平等博愛主義大家”。李澤厚提到：“時間過去了一二百年，墨子在近代中國再一次被重新發(fā)現(xiàn)?！睹駡蟆返谝黄谄查_孔孟老莊，把墨子捧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刊登了臆想的墨子畫像。連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也呼喊‘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亡，厥惟學墨’。當時及以后，從各種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學和服膺墨子者盛極一時”（李澤厚：《墨家初探本》，《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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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創(chuàng)刊號中的墨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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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墨學更是得到了各種贊美，如“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就在《墨子的勞農(nóng)主義》一文中認為：“他的通約，就是盧梭的《民約論》；他的主張，就是勞農(nóng)主義了”；胡適則將墨子視為天人：“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厲害的孟軻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試問中國歷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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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保守穩(wěn)健的士人，則對墨學復活持否定態(tài)度。如張之洞就認為，墨學屬于“至為狂悍”的學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悍，《經(jīng)》上下、《經(jīng)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勸學篇》）”。民國時期四川的保守派史學家劉咸炘也對墨學進行批評：“翟之說適與朱反，重大群而以之沒小己，其視天下也，惟有大群之效率耳。凡在群之中皆當服其首領，舍身家以奉公利，自首領以下皆等視之，即父亦群之一耳，故曰無父”（《群治》），墨家教團是只有大共同體，而沒有多層次等差的多元小共同體的豐富結(jié)構(gòu)，這是無父的本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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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對于當時各種鼓吹復活墨學尸體的聲音，柳詒征評價到：“疑經(jīng)蔑古，即成通人。揚墨詆孔，以傳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殺一切，而又能尸‘國學’之名，則放恣顛倒，無所不致”（《柳教授覆章太炎先生書》）。他對晚清以來各類復活遠古異端思潮的現(xiàn)象看得很清楚，復活墨學、商鞅等遠古幽靈，其實是為了傳播各類奇怪的“西教”極端思潮。此外，墨學還可以打著“國學”的旗號，對漢代以來中國的主流歷史文化傳統(tǒng)作無所不至的徹底摧毀和抹殺。柳詒征對晚清民國知識界的觀察，其實同樣可以印證到當代，比如王小波自稱“墨子門徒”，理由就是“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王小波：《知識分子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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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詒征在1922年的觀察和預言，在數(shù)十年后1996年的王小波身上繼續(xù)應驗，這確實是一個荒謬的畫面。晚清民國以來那些試圖通過復活遠古異端木乃伊以“沖決羅網(wǎng)”的潮流，讓筆者想到了沃格林（Eric Voegelin）對“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論述，在靈知主義的本體論中，“是通過對一個‘陌生的’、‘隱蔽的’神的信仰來實現(xiàn)的，這位陌生的神是來幫助人的，帶給人他的消息，給人指示逃脫此世之惡神的道路……拯救的工具就是靈知本身”（[美]埃里克?沃格林：《沒有約束的現(xiàn)代性》，張新樟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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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米修斯是古老、陌生的提坦之神，最終成為了靈知主義者永恒的精神象征，是反抗宙斯所統(tǒng)治這個世界的盜火者。晚清以來對墨子等古代異端知識的發(fā)掘，正是希望這些陌生異鄉(xiāng)之神的知識，能夠逃脫兩千年來“孔孟之道”這一“宙斯”的統(tǒng)治和家園，用遙遠而陌生的《墨經(jīng)》作為獲得解放的“諾斯”知識。這個意義上，從譚嗣同到王小波，就是中國現(xiàn)代靈知人不斷尋找遠古異鄉(xiāng)之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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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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