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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輝純】論朱熹忠德思想產(chǎn)生的社會性根源

——佛教、道教、商品經(jīng)濟和私欲四層次的展開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 ? ? ? ? 原載于 《武陵學刊》2020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三十日甲子

??????????耶穌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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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之際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變革時期。儒家忠德在這個時期受到巨大的沖擊、挑戰(zhàn)、刺激和顛覆，主要表現(xiàn)為四個方面：鼎盛的佛教對儒家忠德的挑戰(zhàn)，泛濫的道教對儒家忠德的沖擊，繁榮的商品經(jīng)濟對儒家忠德的刺激，膨脹的私欲對儒家忠德的顛覆。這些為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盡己之忠”提供了社會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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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朱熹；忠德；社會性根源；價值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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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際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變革時期。儒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唐末五代時期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儒、道、釋三教鼎力互爭的局面一直延續(xù)到朱熹時代。這引起了朱熹的高度關注和文化焦慮?？梢哉f，朱熹忠德思想是在佛教、道教、商品經(jīng)濟和私欲對儒家忠德的挑戰(zhàn)、沖擊、刺激與顛覆中產(chǎn)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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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鼎盛的佛教對儒家忠德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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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①，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發(fā)展，不斷與中國文化融合。隋唐達到了發(fā)展繁榮的黃金時期。從教理上說，隋唐佛教改變了南北朝時期北專禪定、南重慧觀的分歧，提倡“止觀并重，定慧雙修”，從理論上實現(xiàn)了南北的統(tǒng)一。[1]唐代出現(xiàn)了眾多的佛教流派，如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凈土宗、禪宗等。唐代后期佛教盛行之風一直延續(xù)到宋明。禪宗的形成，標志著中國佛教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表明中國宗教的成熟。禪宗對后世中國文化藝術、倫理道德、思維方式等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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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會昌滅佛之后，唐宣宗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導佛教，修建寺院。唐懿宗更加信奉佛教。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他甚至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痹谖黄陂g，他“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路徑車馬，晝夜不絕”（《資治通鑒·咸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導致全社會競相崇佛、拜佛，最后出現(xiàn)了“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shù)十里。儀衛(wèi)之盛，過于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彩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資治通鑒·咸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的盛況，而“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全唐文·崔烈倫》卷八百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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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國家愈是分裂、社會愈是混亂，人們就愈篤信佛教?！拔宕鷷r期，王朝急遽更替，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盵2]這個時期軍閥割據(jù)，統(tǒng)治者鮮有體恤百姓的，他們?yōu)榱烁髯缘睦?，互相廝殺。但是，五代十國的佛教延續(xù)了唐代佛教的繁榮局面，信徒遍及南北各地。從佛教的發(fā)展史來說，“五代十國時期的佛教發(fā)展，突破了隋唐之前以中原、北方佛教為核心的存在格局，形成佛教多中心的趨勢。中國佛教格局的多地域擴展，各競其秀，既是五代佛教的基本樣態(tài)，同時也對宋代佛教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3]。信奉佛教的君主大有人在，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史書記載：“南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南唐主，論性命之說，南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續(xù)資治通鑒》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他因為篤信佛教，被北宋皇帝利用，最后居然“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導致國破家亡。陸游描寫了南唐佞佛的盛況：“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浸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后世鑒者，酷好浮屠也?！保懹巍赌咸茣じ⊥懒袀鞯谑濉肪硪皇耍├铎显谖粫r，“南唐主酷信浮圖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續(xù)資治通鑒》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官寺和僧人的大量出現(xiàn)，是南唐佞佛的主要表現(xiàn)②。陳寅恪先生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盵4]277佛教文化的發(fā)達，為趙宋文化的一種表現(xiàn)。宋代佛教發(fā)展的盛況延續(xù)了唐代的樣式，并且有了進一步通俗化、本土化和民間化的發(fā)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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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的佛教大師智圓和契嵩就是代表。智圓（976—1022），字無外，自號中庸子，錢塘人。雖然他是佛教徒，但是卻采取“援儒入釋”辦法來發(fā)展佛教。他曾作《中庸子傳》?！吨杏埂繁臼侨寮业淖髌?，但是作為一個佛僧，他自作《中庸子傳》，足見他對儒學和佛學的融合。在《中庸子傳》中，他說“志慕儒學”（智圓《閑居篇》卷一九），并在《黃帝陰符經(jīng)題辭》中，直接表明了“吾之注皆以儒道明之”（智圓《閑居篇》卷一一）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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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靈，滕州鐔津（今廣西藤縣）人。契嵩雖然和智圓一樣以“援儒入釋”來弘揚佛學，但是其方法與智圓不同。智圓是直接以儒學來解釋佛學，而契嵩則是通過對韓愈的批判來調(diào)和韓愈思想與佛家的關系，目的是借韓愈（韓愈本屬儒家）為佛家護法。契嵩寫了《辟韓》三十篇，對韓愈的文章進行逐一批駁?！对馈肥琼n愈的名作，文章開篇就寫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保ā俄n愈集·原道》卷十一）接下來，他論述了儒家的“道”和佛、道家之“道”的不同。韓愈論述的儒、釋、道之“道”的不同，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是，韓愈并沒有指出道與德何為“虛位”，也并沒有說明儒家“道”究竟是何物。這就受到宋明理學家的批評。朱熹說：“（《原道》）首句極不是?！?、‘虛位’卻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保ā吨熳诱Z類》卷一三七）契嵩正好就利用朱熹的這個觀點來調(diào)和儒家與佛道。其實朱熹這里說的既不是儒家的“道”，也不是說佛家的道與德的“虛位”。契嵩就此指出韓愈既不符合儒道，也不符合佛道，這樣就調(diào)和了韓愈與佛道的關系，間接地將韓愈改造成維護佛法的使者。他指出：“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乃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茍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保ā剁喗蛭募し琼n上》卷十四）所以，他說：“韓氏之心，于佛亦有所善乎！”（《鐔津文集·輔教編上》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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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佛教文化的挑戰(zhàn)，引起了朱熹對儒家文化和儒家權威的擔憂。他在這種擔憂中構(gòu)建的縝密而龐大的理學體系，又時時處處受到佛教的影響。這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樣：“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孤山閑居篇）。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作中庸廣義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興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學為先覺。”[4]284在三教文化并列的狀態(tài)下，隨著宋代國家的大部分統(tǒng)一，重新構(gòu)架新的價值體系和思想譜系就成為宋代理學家的責任。這正如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敝祆渥鳛榧袄須庵畬W”與“象數(shù)之學”之大成者[5]，在儒學發(fā)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忠德思想是其理學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梢哉f，朱熹的忠德思想正是因佛教的挑戰(zhàn)而建構(gòu)起來的，或者說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因佛教文化的挑戰(zhàn)而引起的文化焦慮的產(chǎn)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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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泛濫的道教對儒家忠德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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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中國本土產(chǎn)生的宗教，其奉行的基本經(jīng)典是《老子》《莊子》《太平經(jīng)》等。其核心信仰是通過祈福禳災、煉丹服藥、符咒幻術等手段去追求“道法”，達到延年益壽和長生不死，渴望羽化成仙，即道家修行常說的“仙有五等，法有三成”③。漢代末期涌現(xiàn)大量的道教組織，派系眾多，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唐朝主要有上清派、正一派、樓觀派、靈寶派等。[6]461唐代奉行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國策。唐高祖李淵說：“三教雖異，善歸一揆。”（《冊府元龜·帝王部》）早在隋朝末，民間就流行“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天道將改，當有老君子孫治世”的道教讖語。[6]450由于道教的讖緯曾經(jīng)為李淵奪取隋朝政權成功制造了輿論導向，所以，唐代皇帝踐祚之后，非常重視道教，大力支持李聃著的《道德經(jīng)》。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李淵三次召集道教、儒家和佛教進行三教排序的辯論。雖經(jīng)歷多次辯論，但沒有結(jié)果。唐高祖便欽定了三教的順序：道教為先、儒家次之、佛教再次，足見唐代皇帝對道教的重視。唐高宗時，冊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尊《老子》為《道德真經(jīng)》，尊《莊子》為《南華真經(jīng)》，他還在科舉考試中專門設立了道家的考試科目。由于唐代政府的一系列舉措，道家在唐代迅速發(fā)展起來，“一時間，兩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廟，觀場遍于全國，黃巾羽士充塞道路”[6]450。因為唐代道教十分盛行，所以皇親國戚十分鐘情煉丹，多位皇帝和大臣就是服用丹藥而身亡。依據(jù)清代著名歷史學家趙翼的研究，唐代因為服用道教丹藥而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等7人，服用金丹中毒而身亡的大臣就有杜伏危、李道古、李抱真等人（《廿二史札記·唐諸帝多餌丹藥條》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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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道教依然十分盛行，出現(xiàn)了鐘離權和呂洞賓等金丹道人。五代道教雖然盛行，但是，道教的形式卻發(fā)生了變化，道教煉丹方法從外丹轉(zhuǎn)向內(nèi)丹。茅山宗在道教從外丹到內(nèi)丹的轉(zhuǎn)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道教在隋唐五代時期與儒家相互砥礪，不斷向倫理化方向發(fā)展。張豈之先生說：“在唐代的道教學者中，從初唐的成玄英、李榮，到中唐的吳筠、李約，直到晚唐的杜光庭，都為論證儒、道的契合而不遺余力。綜而觀之，這些道教學者在闡釋儒、道二教的關系時，多是采取援儒入道、道本儒末的態(tài)度和立場。”[6]579五代的譚峭在《化書》中直接把道教的道和德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相融合。他說：“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圣。”（《化書·仁化》卷四）張豈之先生指出：“援儒入道、道本儒末是隋唐道教倫理化發(fā)展的新特點，也是隋唐兩代道教學者們調(diào)和儒道兩家在理論層面上所作的努力，為道教倫理化發(fā)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jù)?！盵6]581而五代道教理論繼續(xù)堅持道教倫理化、儒學化的路徑。宋代立國之初，如唐代一樣堅持“三教并重”的宗教國策。內(nèi)丹道教在唐末五代的由外丹向內(nèi)丹轉(zhuǎn)化的過程中走向了成熟。陳摶和張伯端是著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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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摶，五代末期北宋初人，相傳他得到了鐘離權和呂洞賓的“真?zhèn)鳌薄Ｋ白蕴柗鰮u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yǎng)及還丹之事”（《宋史·陳摶傳》卷四百五十七）。他曾經(jīng)做《無極圖》和《先天圖》，對宋明理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張伯端，號“紫陽④真人”，生平經(jīng)歷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五代，著作主要有《悟真篇》《青華秘文》和《金丹四百字》等。張伯端在道教史上最大的貢獻是贊同“教雖分三，道乃歸一”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念，并用佛教和儒家的理論來論證道教。三教合一最終在金元之際變成全真教，而道教與儒家的融合發(fā)展為明代以忠孝為核心的凈明教奠定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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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朱熹看來，儒家盡管在漢代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但是隨著漢代政權的崩潰，在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儒、釋、道各自取得了大發(fā)展。隋唐又采取儒、釋、道三家并重的基本國策，儒、釋、道雖然再次獲得了大發(fā)展，但是，儒家的權威已經(jīng)不復存在。唐中葉至朱熹時代，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取得了可以和儒家思想體系相抗衡的地位。朱熹帶著憂心忡忡的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感，綜羅百代，重振儒學理論體系。忠德作為儒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是朱熹思考的重要課題?？陀^來說，隋唐五代時期儒釋道三教并列發(fā)展，為宋代理學的先聲，更為朱熹綜羅百代，集大成的理學理論提供了精神食糧。朱熹的忠德思想作為其理學體系鎖鏈上重要的一環(huán)，自然也與朱熹理學誕生之前的儒釋道并駕齊驅(qū)發(fā)展相關聯(lián)。這種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文化發(fā)展鎖鏈，是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也是文化自身發(fā)展的必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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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榮的商品經(jīng)濟對儒家忠德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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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中國古代的商品經(jīng)濟已經(jīng)相當繁榮，尤其是宋代，商品經(jīng)濟比以往都要發(fā)達。有人說，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在宋代已經(jīng)開始了。這是用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方式作為標尺來評價中國的歷史。甚至還有人說，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認為，中國文化、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其獨特歷史。也就是說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的發(fā)展有其自身的歷史規(guī)律。任何用西方歷史標尺來評價中國的歷史進程，都應當謹慎下結(jié)論，否則，就很容易誤導人和誤讀中國歷史。最近40多年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學者其實已經(jīng)逐漸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同樣，對宋代商品經(jīng)濟背景下如何產(chǎn)生朱熹忠德思想的研究，也應當注意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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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證明了一個事實：一個統(tǒng)一的開放的繁榮的國家對于一個理論的成熟非常重要。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這種經(jīng)濟背景下產(chǎn)生的。盡管在宋代的商品經(jīng)濟中，不忠的商業(yè)行為普遍存在，但是，誠信、忠誠、信任等商業(yè)信條對經(jīng)濟發(fā)展依然十分重要。由此可見，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從正面的角度為朱熹忠德思想的提出和論證，提供了可能性的依據(jù)。但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導致人心私欲的膨脹，又同樣從相反的角度為朱熹提出忠德思想提供了必要的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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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不是“虛假的繁榮”，而是“實體的繁榮”。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說：宋代商業(yè)有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而且其發(fā)展是建立在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種植業(yè)提供較多的商品糧食，才能使行商坐賈、行鋪稗販進行各項貿(mào)易與交易活動；只有農(nóng)業(yè)提供更多的農(nóng)產(chǎn)品，以及手工業(yè)提供更多的產(chǎn)品，商業(yè)活動才能興盛起來。[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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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nóng)業(yè)上，宋代的墾田從宋太祖開寶九年（976）的295萬頃，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則為524萬頃。[7]458-459唐代發(fā)展到這一步，用了110年時間，宋代達到這一步用了不到60年時間。這些發(fā)展與宋代統(tǒng)治者多次發(fā)布墾辟農(nóng)田的詔令有關。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閏八月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并只納舊租，永不通檢?！保ā端未笤t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詔：“應天下荒田許人戶統(tǒng)管請射開辟，不計歲年，未議科稅；直俟人戶開耕事力勝任起稅，即于十分之內(nèi)定二分，永遠為額?！保ā端螘嫺濉な池洝芬恢黄撸┐送猓鶕?jù)《宋會要輯稿》和《宋大詔令集》的記載，宋代統(tǒng)治者，分別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宋仁宗天圣初（1023）等都頒布了開墾農(nóng)田的詔書。經(jīng)過宋代統(tǒng)治者的努力，宋代的農(nóng)田面積大大增加，達到了“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地”（《通考·田賦考五·歷代田賦之制》）的地步。例如，蘇杭昆山一代出現(xiàn)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繁盛景象，吳越一代則是：“自昔號稱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皆為田?！保ǚ冻纱蟆秴强ぶ尽肪矶┛傊?，保守估計，宋代墾田比唐代墾田要高出300萬頃以上。[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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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糧食獲得極大豐收。漆俠先生說：“兩宋300年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是初步發(fā)展的。以江浙為例，宋仁宗時畝產(chǎn)二三石，北宋晚年到南宋初年已是三四石，南宋中后期五六石，是不斷增加的。宋代畝產(chǎn)量一般是2石，最差的也有1石。就單位面積產(chǎn)量而言，宋代顯然超過了隋唐，更遠遠超過了秦漢。按宋代1石，折今市6.6斗，合92.4斤。如果宋代最高產(chǎn)量以五石計算，折今460斤。這樣，宋代一畝或一畝多地即可養(yǎng)活一個人。而在戰(zhàn)國則要20-30畝（折今4～6畝）方能養(yǎng)活一個人。唐代最高畝產(chǎn)量，據(jù)陸宣公奏議所載，約為2石。宋代農(nóng)業(yè)最發(fā)達地區(qū)的單位面積產(chǎn)量，大約為戰(zhàn)國時代的4倍、唐代的2倍有余。顯而易見，宋代農(nóng)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已經(jīng)有了顯著的提高，這是歷史的一個重大進步?！盵7]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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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糧食生產(chǎn)如此，宋代農(nóng)產(chǎn)品如棉花、麻、甘蔗、果樹、蔬菜、藥物、花生、經(jīng)濟林木、養(yǎng)魚業(yè)等都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以菜園為例。菜園比糧食生產(chǎn)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資金。但是在宋代，由于生產(chǎn)技術提高，經(jīng)濟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畝園，十畝田”的農(nóng)諺。也就是說，在宋代，在農(nóng)業(yè)發(fā)達的地區(qū)，菜田一畝可以養(yǎng)活30口人。[7]162由此可見，宋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是相當發(fā)達的?？傊?，“宋代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發(fā)展”[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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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農(nóng)業(yè)的重要因素，也是宋代商品經(jīng)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根據(jù)漆俠先生在《宋代經(jīng)濟史》中的分析：與前代戶口相比，兩漢人口最高為5000多萬；唐代開元開寶之際的人口6000萬上下，這些人口創(chuàng)造了漢唐盛世；宋代自從仁宗時起，戶數(shù)即超過了1200萬，已經(jīng)超過了漢代，與唐相等，到宋徽宗年間，戶數(shù)超過了2000萬，每戶以5口計算，人口已超過了1億，遠遠超過了漢唐，幾乎是漢唐的兩倍。[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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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宋代思想家曾鞏曾以繁昌縣戶口為例，說明宋代人口的增長與經(jīng)濟繁榮的關系。北宋初以來的90年間繁昌縣從3?000戶增加到了1萬戶（《元豐類稿·繁昌縣興造記》卷一七）。劉弇在《龍云集》中，以吉州和潭州為例，認為這兩個州戶口增速是東南諸州最快的。漆俠先生認為：從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到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的134年中，戶口每年以11%的年增長率增加。[7]46因為宋代人口眾多，大的城市也大量涌現(xiàn)，如開封、杭州、廣州等。著名的《清明上河圖》記載了開封城市的繁華，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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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是商品經(jīng)濟的流動媒介，是商品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說：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到元豐八年（1085），每年鑄造的銅錢數(shù)量平均在450萬貫左右，比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5）多出近15倍。天寶八年（749），政府歲入錢幣200多貫，為唐朝國家年貨收入之冠，約占國庫總收入的3.9%，而宋神宗時歲入錢幣6?000多萬貫，占總收入的51.6%。[8]14在宋代，金、銀、銅錢和鐵錢都成為通貨。金、銀的流動，較之唐代更為廣泛。銅錢是通貨中的主要貨幣。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的鑄造額達500萬貫以上，為唐代的近20倍，銅錢年流通總量達1億貫以上。[9]944宋代還大量生產(chǎn)和使用“交子”（紙幣）。紙幣在宋代的商業(yè)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大地促進了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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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進了成熟的市場和交通運輸?shù)陌l(fā)展。成熟的市場大致可以分為：以汴京為中心的北方市場；以東南六路為主的東南市場；以成都府、梓州為中心的西北市場；以永興軍、太原和秦州為中心的關隴市場。[9]944這些市場通過宋代成熟的交通，將整個宋代的商業(yè)活力和市場靈活性發(fā)揮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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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宋代商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進了宋代社會的進步，刺激了朱熹對忠德內(nèi)涵及社會性的反思，為朱熹提出系統(tǒng)化的忠德思想提供了經(jīng)濟條件。隨著宋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商業(yè)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也隨之發(fā)展起來。商業(yè)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逐漸和宋代的官僚、地主勾結(jié)在一起，形成宋代商業(yè)社會三位一體的模式。這種三位一體的經(jīng)濟模式逐漸成為宋代社會發(fā)展的阻力。作為著名理學家的朱熹，已經(jīng)清楚地看到這種經(jīng)濟模式的影響。所以，他提出“恤民”是“忠”的最基本的社會內(nèi)涵之一。他說：“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保ā吨煳墓募ご笥碇儭肪砹澹┊斎?，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雖然促進了宋代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但是的確也使得人性私欲得到了極大的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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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膨脹的私欲對儒家忠德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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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私欲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xiàn)。士人的人心是最為典型的代表。春秋戰(zhàn)國的士人普遍以獲得軍功為榮，戰(zhàn)場上，他們奮勇殺敵。秦漢的士人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抱負，為后人所敬仰。隋唐時代的士人追求“遍干諸侯”，具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英雄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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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代士人更多注重生活的情趣和風雅，卻少了秦漢隋唐士人的陽剛之氣，普遍具有陰柔之氣。宋代士人對人心的考評，既不像秦漢以軍功論賞，也不是魏晉以評品人物的風姿和氣度為尺度，而是以道德標準去綁架人的衣食住行。而這樣道德標準，又往往帶有若干理想和虛無的成分。張豈之先生指出：“宋代士大夫的這種保守、內(nèi)向的特點是他們對宇宙、人生問題感興趣的根本原因，那種清通優(yōu)雅的生活方式和淡泊閑適的人生態(tài)度也構(gòu)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轉(zhuǎn)向了宗教，從談禪說道中去領悟人生的真諦和生活的情趣?！盵8]18盡管北宋初期，出現(xiàn)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也出現(xiàn)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但是，總體上掩蓋不了宋代士人恬淡儒雅、注重生活情趣的整體風尚。在宋代理學家看來，人心茍且、偏安一隅、奢靡浮華的士人風尚是主流，所以宋代理學家（包括朱熹在內(nèi)）非常強調(diào)道德的重要性和道德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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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家（包括朱熹）對人心私欲的關注，是有原因的?！白酝硖莆宕?，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變。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點在軍閥混戰(zhàn)、武夫擅權、弒君弒父、背信棄義等現(xiàn)象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文化失序，道德淪喪，價值迷失，被儒家正統(tǒng)視為千古不移之圭臬的綱常倫理面臨徹底崩塌之危險。”[8]19同時，與北宋初期政府采取“興文教、抑武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十八，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條）的政策相關。趙匡胤是通過士人黃袍加身進行“不流血的革命”取得帝位的，所以，他登基以后時時擔心武人推翻自己的統(tǒng)治。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石守信等武將的兵權，讓他們蓄錢糧購田地，多養(yǎng)寵妓等來打發(fā)時光。同時，他又確立重文抑武的國策，大力扶持科舉考試。這樣，宋代奢靡之風就逐漸在整個北宋彌漫開來，直到南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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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奢靡之風、人心私欲的膨脹不是從宋代立國之初開始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崇尚儉素”，廣大的“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jié)為高”（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二）。但是到了宋真宗時期，奢靡之風四處彌漫。宋真宗本人則是“無名之賜賞，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麗，工功極其淫，他費百端，動計千萬?！保ɡ顮c《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四，咸平二年閏三月庚寅條）宋真宗私欲膨脹，窮盡其欲，導致整個北宋官場上行下效?！跋唐?、景德以后，粉飾太平，服用寢侈，不惟士大夫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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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踐祚之后，士大夫依然淫靡成風。如宋祁“點華燈，擁聲妓，醉飲達旦”（陶宗儀《說郛·林下偶談》卷二二）。這種奢靡之風，在當時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痼疾。理學家游酢無不感嘆地說：“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保▍巫嬷t：《宋文鑒·論士風》卷六一）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也說：“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chǎn)，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保ā锻跚G公文集·上皇帝萬言書》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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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時期，宰相的呂頤浩奢靡無度，他“喜酒色，侍妾十數(shù)，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娶之。呂用數(shù)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矣”（《宋人軼事匯編》卷一十四引《樵書》）。此外，當時的執(zhí)宰大臣李綱等人的生活也皆如此?！袄罹V私藏，過于國帑，侍妾歌童，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宴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廚傳數(shù)十擔。”（《宋人軼事匯編》卷一四引《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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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物產(chǎn)豐富，加之士大夫的奢靡，宋代聲色之娛不絕于耳?！蔼毮缬诼暽?，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恤也?！保ㄖ茌x：《清波雜志·士大夫好尚》卷三）由此可知，當時人心私欲膨脹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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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整個宋代生活奢靡，私欲膨脹，為生活在其中的朱熹所目睹。因此，他才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作為忠德的基礎理論。這是時代的產(chǎn)物，盡管后世人們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有這樣那樣的誤讀。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宋代，就不難理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儒家忠德思想的良苦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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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人是不可能跳出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的，他或多或少總是這樣或那樣受到所處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思潮等影響。朱熹作為理學集大成者，其思想具有超越性，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影響。同樣，他提出的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礎的“盡己之忠”也必然受到了他所處時代的影響，這就是佛教、道教、商品經(jīng)濟和私欲對儒家忠德的挑戰(zhàn)、沖擊、刺激與顛覆所引起的朱熹強烈的文化震撼和文化焦慮。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不斷傳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成熟的。同時，朱熹忠德思想的傳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成熟又為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提供了某種精神引導，至于他去世之后及元明清時期出現(xiàn)的“愚忠”“偽忠”“詐忠”等大概也是朱熹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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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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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獻首次出現(xiàn)“佛教”一詞是在公元65年，參見卜正民主編、王興亮譯、陸威儀著《哈佛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第273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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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從佛教發(fā)展史的角度來說，南唐佞佛，客觀上為保存佛教文獻起到了重要作用。據(jù)記載，宋代文化的發(fā)達與南唐保存大量的圖書文獻有關。宋代官方圖書文獻有三分之一來自南唐。在佛教文獻方面，南唐泉州招慶寺釋靜、釋筠編撰的《祖堂集》二十卷，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料綜集。參閱賴永海著《中國佛教通史》第八卷第7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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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鐘離權在《鐘呂傳道集·論真仙》中說：“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鐘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保▍⒁婄婋x權著《道藏》第4冊第657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概括起來就是“仙有五等，法有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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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朱熹別號“紫陽”，這是否受到張伯端的影響，亦或是巧合，目前學術界無確鑿的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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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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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漆俠.宋代經(jīng)濟史：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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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豈之.中國思想學說史：宋元卷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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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漆俠.宋代經(jīng)濟史：下［M].北京：中華書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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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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