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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實學之風

作者：童杰（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十二日戊寅

          耶穌2019年12月7日

陽明心學的崛起，開啟了明代中后期儒學流變的序幕，結合晚明復雜多變的政事與時局，深刻地影響到此一時期學術的走向。以往，論者多以空疏、淺薄形容晚明的學術，甚至將明亡之過歸結于心學。事實上，無論貶斥抑或表彰王學，都不可否認其引發(fā)的儒學內部流變，以及與此種流變相伴產生的學術多樣性，在晚明光怪陸離的社會歷史鏡像之下，亦不乏嚴謹、務實、創(chuàng)見、博洽的學風。

明中葉以后，王陽明繼承和發(fā)展了陸九淵的學說，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題，將程朱理學以超驗的外在“天理”規(guī)范宇宙人倫秩序的絕對真理轉向道德律令與個體內在道德意識相融合的哲學路徑上，主體意識與心靈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所謂“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心學“簡易直接，明白四達”的哲學理路被士人廣泛接受，思想界出現(xiàn)了一股新氣象。嘉隆時期，王學超越朱學，成為哲學的主流，打破了明代前期以來理學作為官學對意識形態(tài)的絕對統(tǒng)治與禁錮，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晚明士人的思想。在王陽明之后，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提出“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傳至顏山農、何心隱，已“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李贄更是“背棄孔孟，非毀程朱”，形成赤手搏龍蛇、掀翻天地的狂飆之勢，嚴重瓦解了以程朱理學為根底的名教。王學末流“非圣無法”的極端態(tài)度引發(fā)了晚明儒學內部的劇烈震蕩。東林學派的領袖顧憲成、高攀龍希望在秉承王學優(yōu)長的基礎上回歸程朱理學，調和兩家。王學內部，諸如劉宗周倡導“慎獨”，以道德內省與修己自律來約束王學過分強調心靈的裁判所引發(fā)的寬縱狂妄。針對王學末流在學問上“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弊端，以朱學“道問學”補王學“尊德性”之弊，知行合一、體用并重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晚明時期嚴峻的現(xiàn)實伴隨王學與朱學之間持續(xù)的交互矯枉，激發(fā)了士人端正學風、救世濟民與經邦治國的實學思潮，其表現(xiàn)為三途：

△李贄像資料圖片

以經史相表里、崇實黜虛的史學考據之風

隨著心學的盛行，沖破理學桎梏的思潮逐步蔓延升級。祝允明在其《祝子罪知錄》中刺譏“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孟軻縱橫者流，不可謂圣賢”“程頤、朱熹，經師君子，時之賢人，或稱過之，更以疑累”。對傳統(tǒng)論見及理學提出挑戰(zhàn)。李贄更是提出“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的“刺謬不經”之論。王世貞對于經史關系提出“六經，史之言理者也”“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繼承和發(fā)展了王陽明“春秋亦經，五經亦史”的觀點。凡此，匯聚成一股反對理學、打破經學教條、會通經史的思潮。史學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提高史學的嚴肅性、加強歷史著述的客觀性受到重視。王世貞《史乘考誤》指出國史、野史、家史三者的弊端，并參互考辨，系統(tǒng)清理和考訂了明初以來的史著。諸如薛應旂《憲章錄》、陳建《皇明資治通紀》、沈國元《皇明從信錄》、朱國禎《皇明史概》、何喬遠《名山藏》等，擺脫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所強化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褒貶義例，都是細致考訂、嚴謹征實的史書。胡應麟《史書占畢》、梁夢龍《史要編》、卜大有《史學要義》及朱明鎬《史糾》則分別是明代史學理論與史學批評的代表著作，上承唐代劉知幾《史通》之傳統(tǒng)，下啟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之端緒，凸顯古代史學發(fā)展的內在理路及其擺脫經學附庸的自主能動意識。晚明史學一掃元代及明初以來空洞、虛妄、庸俗且僵化的理學教條，王世貞、李贄等更是提出“六經皆史”的主張，史學獨立性大大提高，往著考訂、邃密、博洽的方向深度發(fā)展，開啟清代樸學之風。

△祝允明書法《東坡游記》資料圖片

以御邊強兵、重道亦重器

為宗旨的兵學著述之風

明中后期戰(zhàn)事不斷，面對嘉靖時期的“南倭北虜”、萬歷時期的“三大征”、明末農民起義以及后金的崛起，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的新型軍事著作接踵出現(xiàn)，如魏煥《皇明九邊考》、許綸《九邊總論》、鄭曉《九邊圖志》、霍冀《九邊圖說》、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zhèn)圖說》等。明代元而立，一貫重視對蒙古勢力的防御，明初即在長城沿線設置九鎮(zhèn)，“土木堡之變”之后，北疆尤為明朝國防之重心。嘉靖時期，隨著俺答汗勢力的壯大與威脅，塞防一度緊張，上述諸多邊疆史地著述應運產生。嘉靖二十年以后，倭亂遍及中國東南沿海，持續(xù)至隆慶初年。其間，總督胡宗憲的幕僚鄭若曾撰成《籌海圖編》十三卷，為明代乃至中國古代海防書的集大成之作，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贊譽鄭氏為“中國古代海防地理學的權威”。萬歷朝鮮戰(zhàn)爭后，又有范淶《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鄧鐘《籌海重編》、王在晉《海防纂要》等海防巨制問世，海防地理書在晚明臻于極盛。此外，親歷御倭戰(zhàn)爭或北疆戰(zhàn)事的將帥，亦有兵學著作傳世，如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分別是其御倭戰(zhàn)爭與北塞練兵實際經驗之總結，他將儒家選賢任能的原則貫徹于軍事人才的選拔，篤志專心、躬行踐履的心法用于將領和士兵的操練，取得奇效。戚的兵書與兵學理念亦深刻影響了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此外，尚有唐順之《武編》、朱紈《甓余雜集》、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等重要籌邊將帥的軍事著述與文集。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王鳴鶴《登壇必究》與茅元儀《武備志》，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集大成的軍事理論著作，《武備志》更是輯錄2000多種軍事著述，被譽為冷兵器時代軍事科學的百科全書。

△《紀效新書》書影資料圖片

以拯弊救亡、利用厚生

為指歸的經世致用之風

明代后期，王學末流在狂禪中走向空疏與膚淺，面對“天崩地解”的時局，虛妄之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一部分有見識的晚明士人一反徒尚玄學與清談的空疏學風，大力提倡經世致用之學，把學術研究和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聯(lián)系起來，注重學術的實際效用。一方面，在儒學關注現(xiàn)實與關心政治的傳統(tǒng)驅動下，經世之學抬頭。從嘉靖至萬歷時期，大量經世匯編文獻涌現(xiàn)，諸如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萬廷言《經世要略》、陳仁錫《經世八編類纂》、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等。另有一類反映明人經邦濟世思想的本朝名臣奏議，如張瀚《皇明疏議輯略》、張鹵《皇明嘉隆疏鈔》、朱吾弼《皇明留臺奏議》、吳亮《萬歷疏鈔》、吳道行《熙朝奏疏》等。德國漢學家傅吾康認為此一時期的經世文編與名臣奏議是“一項真正的發(fā)明”。另一方面，隨著傳教士來華與西學輸入，明代的士大夫不僅沒有深閉固拒，反而兼收并蓄，將西學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相融合，銳意革新、取長補短。當時編譯了大量西學著述，如徐光啟、湯若望等人編譯的《崇禎歷書》，收錄了21種西方歷書，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使中國天文學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李之藻、利瑪竇編譯的《同文算指》，是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介紹歐洲筆算的著作。李之藻以西洋地圖為藍本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湯若望口授、焦勖筆錄的《火攻挈要》，詳細介紹了西洋制炮技術與炮戰(zhàn)技術。徐光啟、熊拔三合譯的《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紹西方水利科學的重要著作。此外，晚明士人以蓽路藍縷之功開啟“質測”“通幾”之學，李時珍嘔心瀝血撰成的《本草綱目》，是我國古代本草學集大成之作，李約瑟贊譽他為“藥物學界中之王子”。宋應星撰寫的《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百科全書。徐光啟撰著的《農政全書》，基本上囊括了當時全部的農學理論技術，是一部集我國古代傳統(tǒng)農學之大成的著作。方以智《物理小識》則是一部全面記述萬事萬物道理的科學知識與科學理論著作，在17世紀晚期傳入日本，知識階層爭相閱讀。后來，日本學者把“物理學”作為Physics的譯名，最后又傳回中國。上述科學著作部帙龐大，精研卓識，在當時及后世產生極大影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代海防文獻研究”［項目批準號16CZS003］階段性研究成果。）

△《天工開物》書影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