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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重寫《宋明理學史》？

作者：吳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419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一日戊午

          耶穌2018年3月27日

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的申報結果出來之后，中國哲學界特別是宋明理學領域相關學者給予廣泛關注，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疑問，主要有兩個問題：為什么要重寫以及如何重寫《宋明理學史》。本文想就第一個問題即“為什么要重寫”談些初淺的想法，供學界批評指正。

挖掘新材料與增強方法論自覺

20世紀80代，在侯外廬先生的帶領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思想史室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先后推出了《宋明理學史》上下兩冊共130萬言的巨著，代表了當時中國哲學界在宋明理學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水平，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然而，學術著述往往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宋明理學史》亦概莫能外。由于受到某些時代條件的制約，該著在資料準備以及觀念運用等方面帶有濃厚的時代痕跡，如對理學基本文獻的掌握還存在較大欠缺，文獻解讀以及理論研判等方面也受制于某些觀念預設（如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負面評價居多）等。

此后30余年來，中國哲學研究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對《宋明理學史》進行反思和總結，擺脫各種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對30多年來的研究進行總體反省的基礎上，緊扣時代主題，增強問題意識，重新推動對宋明理學更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從而充分展示當今中國哲學界的理論學術水平。為此，我們需要著手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掌握基本文獻，二是深入拓展理論研究。

近年來文獻整理的實質性推進以及大量古籍數(shù)據(jù)庫的建設，為我們的“新編”奠定了充分的物質基礎。文獻資料好比食糧，有了食糧才能下鍋做飯。這是使“新編”得以成其為“新編”的首要條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新材料還不夠，關鍵在于如何解讀這些新材料，如何使用這些新材料。為了實現(xiàn)“新編”的目標，我們應當深入拓展理論研究，創(chuàng)新研究視角和方法取徑，增強方法論自覺。需要強調的是，方法需以文本為基礎，從文本中總結出方法，這才是真本領所在。另外，方法作為“工具”，是為實現(xiàn)某種目標而服務的，因此，它應當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如果將方法看作“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自家珍寶，往往意味著學術氣局的狹小，不值得推崇。拓展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深度，應當積極汲取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研究方法，無論它是來自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

再者，哲學問題從來不是抽離于人類歷史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它在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中，必然表現(xiàn)為具體的普遍性。舉例來說，由于近年來東亞儒學研究領域的開拓，我們發(fā)現(xiàn)在中國儒學史上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哲學命題，傳到日本和韓國之后卻發(fā)生了奇妙的轉化。一些看似絕對的思想命題，在日本與韓國儒學史上的解釋就顯得很不一樣，特別是在近世日本儒學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試圖全面顛覆宋明理學的天理觀，還有些儒者對思孟一脈的仁政思想以及良知本心觀念不以為然。這些歷史現(xiàn)象表明，任何一種哲學性問題只要落實到具體的地域文化傳統(tǒng)中，就必然會產生具體性的轉化。這也告訴我們，在從事宋明理學研究之際，我們的方法論也應當充分注意哲學性、普遍性以及具體性等方面的彼此關聯(lián)，若用某種固態(tài)化的立場預設以概其余，而忽視歷史文化的具體語境，就不免產生偏失。

重新審視“理學”問題

宋明理學研究既需要一種哲學的觀照以及哲學史的研究進路，同時也需要開拓視野，充分關注儒學、經(jīng)學乃至政治文化史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取徑和方法多元的設定，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宋明理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問題。嚴格說來，宋明理學只是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或領域，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相對于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來說是比較年輕的，大致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然而，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學的稱呼只是一種方便法門，因為在嚴格意義上，“理學”一詞難以涵蓋整個宋明時代的儒學思想發(fā)展，更難以窮盡宋明時代的思想文化發(fā)展。只是由于習以成俗，我們不妨采用“理學”一名，但在我們的意識深處，確實需要有一種自覺。

在我們看來，宋明理學其實是一場儒學復興運動，是對先秦儒學、兩漢經(jīng)學、隋唐佛教等思想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轉化。一方面，宋明理學對于“性與天道”“天人關系”“心性構架”“理氣問題”“本體工夫”等哲學問題的探討，都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這就要求我們注重對理學問題的理論性研究。另一方面，理學作為儒學的一種發(fā)展形態(tài)，若將其置于宋明理學史整體背景下來思考，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理論形態(tài)是多彩多姿的：既有強烈的以重建道統(tǒng)為旨趣的道學一脈，又有超越漢唐傳統(tǒng)的新經(jīng)學思想；既有理學模式的觀念學說，又有事功學的思想追求；既有以性即理為主導的理學建構，又有以心即理為主導的心學思想；既有以道問學為趨向的格物致知理論，又有以尊德性為主要導向的身心之學的取向；既有以“四書五經(jīng)”新經(jīng)典的確立為標志的儒學精英化轉向，又有以書院講學、民間講學為標志的儒學世俗化轉向。諸如此類，我們很難用“理學”一詞來加以統(tǒng)攝。出于對上述這些問題的自覺意識，我們的研究取向不得不從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發(fā)展的全局來重新思考和安排。在此過程中，我們將力圖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斷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對象為原則的研究進路，基于以問題研究為主、以人物個案研究為輔的考慮，把重點放在朱子學以及陽明學的理論研究上，以此兩點為主軸，上下打通，力圖對宋明理學思想發(fā)展作出整體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理學”研究助推中國哲學發(fā)展

在宋明理學研究過程中，還必然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評估宋明理學對于中國哲學發(fā)展的意義。一方面，“宋明理學”是一個老名詞，從黃宗羲兩部學案算起，以宋明時代為界線，以理學問題為核心，以學術史思想史的梳理為手法，黃宗羲、全祖望就已經(jīng)初步建構起“宋明理學史”的框架。另一方面，相對于傳統(tǒng)文化而言，“中國哲學”卻是一個新名詞，是20世紀初才出現(xiàn)的一個新領域。關于這個名詞的合法性問題，自其誕生之初起就一直存在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前些年還發(fā)生過有關這一問題的熱烈討論。但是，若把“哲學性”理解為對宇宙人生等所有根本問題之追問和思考，那么，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顯然也有哲學性問題的存在，它作為中國人的一種思想智慧，在儒釋道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當中，綿延不絕，延續(xù)至今。無論從文獻經(jīng)典的豐富性和思想性，還是從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廣度和深度等角度看，中國都有著自己的哲學傳統(tǒng)，只是中國哲學問題的表現(xiàn)方式與西方哲學有所不同而已。

那么，從宋明理學的角度看，它對中國哲學的發(fā)展具有什么意義呢？要而言之，我以為宋明理學是中國傳統(tǒng)儒學思想發(fā)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為儒學復興運動的宋明新儒學，不僅是對先秦以來傳統(tǒng)儒學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轉化，而且對于近現(xiàn)代新儒家的思想發(fā)展也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近現(xiàn)代儒學思想在中西古今這一時代課題的逼迫下，得以迂回發(fā)展或開拓新路，多少都與如何理解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論、如何繼承和發(fā)揚宋明理學的思想遺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梢哉f，儒學發(fā)展史上如果沒有宋明儒學的發(fā)展階段，那么近現(xiàn)代之后的所謂新儒學將難以重現(xiàn)，因為當代新儒家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性繼承，這是不爭的事實。

總之，就當今中國哲學發(fā)展而言，既要立足當下、展望未來，也要尊重傳統(tǒng)，反省和拋棄“五四”以來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傲慢態(tài)度。而傳統(tǒng)文化如何回應時代關切，如何實現(xiàn)自身的創(chuàng)新性轉化，正是我們重寫《宋明理學史》的一個重要問題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宋明理學的深入研究對于中國哲學的未來發(fā)展、增進我們的文化自信必將起到積極正面的助推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17ZDA013）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