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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jīng)與中華文明的禮讓精神

作者：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廿六日丙寅

          耶穌2024年7月1日

“禮讓”是中華文化中淵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觀念，以“讓”作為核心字的“謙讓”“禮讓”等詞匯至今都為人們所常道及。從思想學理上進行探究可知，周代禮樂文明有著“圣人貴讓”的傳統(tǒng)，以讓為禮的實質與精神，“讓”與禮制政治實踐緊密相關。今人觀念中作為公民道德的文明禮讓，也正是幾千年來以禮讓為核心的禮樂文明的遺留和傳承。

“禮讓”正是五經(jīng)所蘊含的核心精神，古人云“六經(jīng)皆禮”，亦可說六經(jīng)皆歸于禮讓。從時間上來看，尤其以《詩經(jīng)》《尚書》為重要?！渡袝芬浴秷虻洹烽_篇，這意味著《尚書》是以堯舜禪讓為開端的歷史之書，或者說，禪讓是中華早期文明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有趣的是，“文”“明”二字即是出現(xiàn)在《堯典》開首，“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禪讓發(fā)生于堯、舜、禹之間，讓是王天下的美德。難怪近代思想家陳柱直言，《堯典》“一篇大旨，莫非一讓字”。在堯舜禪讓之后的三代時期，以《詩經(jīng)》記載的周代禮讓傳統(tǒng)最為顯著?！对娊?jīng)·大雅·綿》記載太王古公亶父將本國的土地讓于狄人，不愿因此而讓百姓受到傷害。此事不僅被儒家的孟子所稱道，也進入了道家著作《莊子·讓王》的視野?！洞笱拧せ室印穭t記載作為長子的泰伯本應得國，但讓國于王季，而王季之子文王繼之興起，這是周之所以能夠最終取代殷商的重要事件?！墩撜Z》中有專門的《泰伯篇》，孔子稱贊泰伯“可謂至德”，也體現(xiàn)出了儒家宗師孔子對于周代禮讓傳統(tǒng)的重視和認同。此外，《史記·周本紀》記載，文王“行善”最重要的便是使治下之民能彼此相讓，虞、芮之人不再爭訟。由此來看，“禮讓”是周人自太王古公亶父以來的家風。簡言之，后世習稱的堯舜三代有著一以貫之的禮讓傳統(tǒng)。

這一精神傳統(tǒng)在記載周代后期政治實踐內容的《春秋》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周代禮樂文化的氛圍中，周人早期讓國的精神被春秋時期的士大夫逐漸轉變成了禮讓的德行，由此，周王興讓，就不僅是可為典法的周代故事，而且是重要的人人可遵循的美德。從《左傳》內容來看，“讓”是春秋士大夫講求的美德，也是行為合禮的重要體現(xiàn)；“讓”還是以禮治國的核心內容，是國與國之間建立外交關系時的重要準則。而這些都是孔子之前便建立起來的禮樂文明的內在精神?！蹲髠鳌酚涊d賢人叔向之言“卑讓，禮之宗也”，晏子言“讓，德之主”，又載“君子曰”之語“讓，禮之主”。一言以蔽之，禮讓是“明德”，“爭善”便是“昏德”。而推崇禮讓，不僅是《左傳》之意，也是《公羊傳》之意，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言“讓者《春秋》之所貴”，“讓者《春秋》之所善”，以“讓”為孔子所作《春秋》蘊含的重要價值觀念。

與《左傳》相表里，《國語·周語》記載叔向所述周初史佚之言：“德莫若讓”，也確證了西周悠久的讓德傳統(tǒng)?！秶Z·周語》又載“圣人貴讓”，認為人性都有陵越他人之上的欲望，這便是人的爭心，對此不能壓制而應當以禮讓的方式來處理，否則只會導致更壞的后果，就國家治理而言便是上下相爭不和。以“貴讓”為圣人之德，將“讓”放在了最高的位置?？傊?，在周代禮樂文明的背景中，尊禮就意味著必然要貴讓，是否能“讓”是判斷一個人德行之優(yōu)劣、一個國家是否能有善治的重要標準。

作為群經(jīng)之首的《周易》也以讓為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如《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謙》一卦，無論卦辭或爻辭，盡屬吉利，可見《易》作者之推崇謙讓；《周易》以乾坤為易之門，因為天地翕辟產(chǎn)生萬物，就此來說，“天地交泰”之象是以上下下，也正是體現(xiàn)了禮讓的精神。

這種禮讓的精神貫穿于儒道二家傳統(tǒng)。而源自印度的佛教主張放下執(zhí)著，保持“平等心”，以“忍辱”為六度之一。因此，禮讓也就構成了儒釋道三家精神的內在相融之處，是其共同的要義。就儒家來說，孔子身處周代禮樂文明沒落時期，但他浸淫于《詩》《書》禮樂的五經(jīng)傳統(tǒng)之中，使其能夠“集大成”式地繼承周文傳統(tǒng)。一般來說，孔子思想兼括仁、禮二維，“禮讓”是其開創(chuàng)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墩撜Z·里仁》篇記載：“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顯然，以禮讓為國正是對此前周代政治實踐之內在精神的繼承，禮讓而不爭，其本質是重義輕利，故儒家所言政治是以禮治國，亦即是以仁義治天下。而孔子作《春秋》，撥亂反正，其旨意便是天下莫不亂于爭而治于讓。于此，可見《春秋》與五經(jīng)內在精神之一脈相承。歷代思想家都注意到，孔子之崇讓大有取于堯舜、周家之事。需說明的是，相對于禮讓來說，孔子以仁釋禮，“仁”是最高的德目，是總德。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孟子抑或是荀子都是重仁過于重禮。孔門及其后學的“仁”貴于“禮”，仁高于讓，這表現(xiàn)出的是孔門思想家對于周文疲敝、禮崩樂壞的反思。雖然孔子仍重視“以禮讓為國”這樣的政治涵義，并未脫卻西周禮樂文明的貴讓傳統(tǒng)，但是在他這里，以作為理想政治觀念的仁政統(tǒng)攝禮治，對讓的理解必須要基于仁義方可。簡言之，禮讓不是不講原則、沒有立場的讓。但即使如此，讓的精神仍然貫穿于儒家仁學的內部，不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都顯露著鮮明的禮讓精神，仁愛和禮讓是一體的。

就道家來說，漢代班固《漢書·藝文志》已經(jīng)揭示了道家思想中的禮讓精神：“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zhí)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認為老子的貴柔守雌，崇尚不爭，繼承了堯舜和《周易》謙卦的精神。于此可對儒道之同源有新的領會?！兑讉鳌氛f“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而老子則說“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是謂不爭之德，……是謂配天，古之極”，以謙讓不爭為天道，為德行的極致。實則就儒家而言，禮讓也是天道，《左傳》以禮為“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便包含了這一層含義；而孔子說堯“則天”而行，既然如此，堯之禪讓本身也是法則天道的體現(xiàn)?？傊?，以不爭、禮讓為天道，是儒道二家的通義。二者的差異在于，儒家主要落在人生、社會、政治中說明禮讓、不爭的價值，而道家對周代禮樂文明有著強烈的批判反思，認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進一步從形而上的“道法自然”層面思考禮讓、不爭的精神。由此，就將“讓”視為人生、自然、宇宙中普遍貫穿的法則，依其思路，現(xiàn)實社會中的禮讓和不爭正是建基于“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自然法則，人的生活要以天道為依歸，人文世界要以自然世界為基礎，呈現(xiàn)出了一種整體的世界觀、宇宙觀。

合并觀之，儒道兩家都在繼承堯舜三代禮讓傳統(tǒng)的基礎上有所推進，前者走向內在，以仁釋禮，道就是仁道；后者則超越而上，推天道以明人事，用天道的不爭來成就人事的和諧，和諧不爭都深植于儒道二家的思想傳統(tǒng)中。近代以來，西強東弱，華夏山河破碎，乃至禮樂文明也被置于掃除的境地，然現(xiàn)代思想家熊十力、馮友蘭等人都立足世界局勢而思考華夏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意義，一致認為“禮讓”是中華文明貢獻給世界的寶貴精神財富，且可以作為國際間交往秩序的共同準則。由今觀之，經(jīng)典之為經(jīng)典，本就是人類實踐的積淀和總結，固為后世所當遵循之常道，所以能被儒道所共遵，二家互補，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追求和平與不爭的文化基因，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