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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香港民主要拒絕“選舉攬炒主義”？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wǎng)發(fā)布，原載香港《明報》2021年8月11日

選舉民主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國兩制”的法定制度。香港選舉民主制度起步于1980年代，有關政黨及其選舉文化形成較晚，而且?guī)в兄趁裰髁x、本土主義及冷戰(zhàn)文化的多重印痕，其內部的矛盾張力不斷積聚?！耙粐鴥芍啤币袁F(xiàn)實主義和發(fā)展主義的智慧認識和處理香港原有制度，在選舉民主議題上開辟更大的發(fā)展空間，設定了“雙普選”的制度目標，同時以“愛國者治港”作為制度安全的節(jié)制條件。“愛國者治港”是“去殖民化”的等效話語，1997年的“法律適應化”是其淺層次展開，未觸動根本，如今才有真正的制度化自覺和行動。        

在修例風波的破局效應下，香港國安法亡羊補牢，嚴陣以待，推動香港社會一系列深層次的治理改革，而“愛國者治港”成為選舉制度的根本原則和最大公約數(shù)，中央據(jù)此修訂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設立了嚴格的資格審查制度，彌補了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香港反對派循著“街頭政治+選舉民主”的路線實現(xiàn)完全自治的全套綱領與謀劃落空，其政治挫折感與意義幻滅感前所未有。于是，香港民主生態(tài)開始出現(xiàn)一種延續(xù)“攬炒主義”運動傳統(tǒng)的選舉不合作或選舉攬炒主義，逐步波及并危害香港新選制的社會認同和制度公信力，危害香港民主的制度性修復和理性回歸。        

選舉民主的環(huán)境巨變

“攬炒”是香港本地術語，有同歸于盡的意涵，流行于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并進一步延申到2020年反對派策劃的“政治攬炒”，典型如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這是一種極端非理性、不合作、容忍暴力并帶有政治決戰(zhàn)沖動的激進思潮。此前，香港民主的氣質和氣氛并非如前。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民主黨的“民主回歸論”尚帶有承認“一國兩制”與中國人身份并“循序漸進”達成普選民主的理性氣質和共識，但隨著政改挫折與本土主義興起，該路線逐步式微。2010—2020年的“民主十年”就是溫和路線快速退場、激進路線粉墨登場的蛻變期，主要事件是國教風波、非法占中、旺角暴亂和修例風波，主要的政治思潮是公民抗命、本土自決、勇武路線和政治攬炒。

這些激進的政治蛻變造成了嚴重的制度安全風險：其一，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港版顏色革命變本加厲展開；其二，挑戰(zhàn)“一國兩制”底線，煽動和挑撥香港青年群體反對國家及破壞法治，追求港獨；其三，無底線勾結外部勢力，充當新冷戰(zhàn)棋子。這些制度風險刺激中央理性判斷和承擔“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改造責任，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構成“治港組合拳”的最關鍵支柱，而貫穿其中的憲制精神就是“愛國者治港”。

新的選舉制度因運而生，對香港民主發(fā)展而言最核心的改變在于：其一，保留但暫時擱置了普選民主進程，將選舉安全置于新制度的首要位置；其二，重構選舉的制度層級，凸顯選舉委員會作為選舉制度的核心與底層基礎地位，縮小直選成分，擴大功能代表制，追求均衡參與的民主秩序；其三，設定嚴格的資格審查制度，引入完整的背景與行為審查，并以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做最權威的把關機制，確?！胺粗衼y港”勢力決定性出局；其四，新選制與香港國安法緊密結合，打擊本地“黃媒”勢力（以壹傳媒為代表）對選舉的操控，嚴格監(jiān)管和排除外部勢力對香港選舉的滲透和影響。這些制度環(huán)境及其影響的變遷，造成了香港選舉民主的環(huán)境巨變及利益格局的結構性調整，香港反對派在普選挫折基礎上疊加政治出局的更深挫敗感，由此激發(fā)一定時段和形式的政治反彈。這是香港選舉攬炒主義產生的基本政治背景和心理因素。

選舉攬炒的特征與危害

選舉攬炒主義是特指香港新選制下，香港反對派所持有的一種選舉不合作與選舉破壞并行的政治思潮及其行動路線。選舉攬炒的基本特征包括：

其一，選舉攬炒主義在政治精神上延續(xù)了修例風波的攬炒主義，本質上屬于本土主義的政治極端化，但適應的是新選制下的全新制度環(huán)境與挑戰(zhàn)。  

其二，選舉攬炒主義是一種“消極的公民抗命”，以不參選、不合作、不妥協(xié)及阻止他人參選和破壞選舉作為基本行動策略，最終目標是煽動對新選制的政治抵抗，攪黃新的選舉過程，破壞香港民主重建與社會和解的治理預期。

其三，選舉攬炒將繼續(xù)煽動對“一國兩制”與新制度改革的不滿和污名化，繼續(xù)勾結外部勢力制裁香港及采取本土與國際路線聯(lián)動的方式，但會忌憚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的制裁規(guī)范而采取更加隱蔽的手段，將政治抗爭轉入秘密狀態(tài)和地下，其對抗強度和破壞性不容低估。

其四，選舉攬炒派堅持“唱衰”香港民主，配合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制裁和攻擊，不惜以香港既有反對派政黨的政治消亡為代價，刻意制造所謂的香港民主已死、香港選舉是“清一色”、香港政治進入“一言堂”的輿論和亂象，對抗“一國兩制”及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

這種攬炒主義與修例風波中產生的全面的政治攬炒主義有所不同，是一種政治退守后的再抵抗。之前的攬炒是本土主義基礎上的積極進取路線，試圖以恐怖暴力與煽動性選舉相結合的方式奪權，典型例證是2019年的區(qū)議會選舉，后續(xù)計劃是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這是表面攬炒、實質奪權的顏色革命套路。但如今的選舉攬炒主義已經(jīng)喪失奪權預期和政治進取意志，蛻變?yōu)榧兇獾倪x舉不合作與選舉破壞路線。當“破壞就是一切”成為香港反對派心底的集體無意識時，香港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忠誠反對派”的正道目標就會落空。這是香港民主的一個“至暗時刻”，民主派以背叛憲制和徹底破壞的方式進一步損害香港民主的根基與前途。整體上，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心智迷失與決定性的政治失敗，香港民主重建面臨重要考驗。     

對選舉攬炒說不

新選制的正當性毋庸置疑，一方面是香港國家安全與選舉安全漏洞赫然，自治無能為力，中央介入合法合理，另一方面中央垂直立法尊重“一國兩制”，維護香港法治和民主空間，是理性負責的國家管治行為。但選舉攬炒主義仍有相當?shù)恼蝿萘ι踔吝x民基礎予以支持，未來的三場選舉（選委會、立法會和特首）面臨的攬炒風險和壓力不宜低估。但我們也需要堅定“一國兩制”和香港民主理性凈化的基本信心，通過制度說明與選舉動員推動新選制實現(xiàn)軟著陸。

選舉攬炒的延燒證明了反對派轉化為“忠誠反對派”的極高政治難度。這一難度并不來源于國家的制度定規(guī)，因為新選制依法開放了民主政治空間，不是“清一色”，其設定的“愛國者”資格標準是最低標準，是確認和塑造治港者政治倫理與忠誠底線的最低要求。真正的政治困難在于香港反對派的民主文化與民主責任倫理的薄弱和缺失：其一，反對派民主文化存在“不忠誠基因”，來源于香港人口中的“反大陸”歷史情結、港英殖民政府與外部勢力的贖買與控制以及追求香港完全自治的虛妄目標；其二，香港民主進程受到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勢力劫持和誤導，破壞法治與國家安全底線，造成無法信任與合作的民主政治僵局；其三，反對派領導層的自大、自私與狹隘的國際政治觀及其責任倫理，敗壞了香港民主風氣和理性要素，純以一黨或一己私利凌駕國家安全、香港法治與民主前途之上，是香港民主的“精致功利主義者”，對香港變亂與民主停滯負主責；其四，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民主領袖學養(yǎng)不足，挾洋自重，醉心本土，輕率選擇勇武暴力，跑路形成港獨國際路線，是“垮掉的民主一代”。以上種種，造成香港民主派對新選制的道德疏離和政治抵制，選舉攬炒變成絕望而可悲的最后抗爭。

在此僵局下，香港民主黨的轉型艱難，如羅健熙的改革空論、黨內大佬的自私騎劫甚至李永達之流的政治跑路，就不難理解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青春”將會逝去，“愛國者治港”及其新選制將塑造何種民主文化與民主生態(tài)，是“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一個歷史謎團。而香港社會自身仍是香港民主重建的最關鍵力量，精英的責任倫理，民眾的制度學習與理性投票，對新選制的民主認同、參與和維護，都需要對選舉攬炒及其一切煽動破壞形式嚴格“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