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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衡量中國的政治進步？為什么賢能政治是合適的標準？

作者：貝淡寧

來源：《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二輯

貝淡寧（Daniel A.Bell）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的邀請！首先，講一下為什么我認為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很重要，第一個理由是因為姚中秋老師是我的好朋友，按照我們山東文化，這是為了朋友。當然，更重要的是學術方面的理由，雖然我在山東大學，但是我還在清華教一門課，是關于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的，跟咱們中心的研究方向差不多，那門課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外國的。

我們應該怎么解釋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文化呢？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歷史感，當然西方知識分子也有，但沒那么明顯。我們跟西方的朋友相處，不可以每句話都講兩千多年的歷史；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家）和老百姓交流時，則好像歷史還活著，這點跟西方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中心非常重要。

剛才我跟朱老師討論怎么翻譯“歷史政治學”的問題，的確，怎么翻譯都有點奇怪?！皻v史政治學”并非中國獨有，其實西方也有。我本科在麥吉爾大學念書，專業(yè)是心理學。為什么我選心理學呢？因為我想理解人類是什么。但我們討論的問題和歷史沒什么關系，跟規(guī)范性的問題沒什么關系，我們也不討論人類應該是什么。直到最后一年，四年級的時候，我上了一門課，老師是查爾斯·泰勒，他很有歷史感，還討論了我們的政治理想應該是什么，討論了一些規(guī)范性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挺好，所以我改了我的專業(yè)，此后便一直在研究政治哲學問題。雖然我的歷史感沒那么深刻，但是我覺得這一點還是很重要的。

明年我會有一本新書出版，書名是《論正義等級》，我覺得這與中國文化有關。在中國，大家都承認需要一些等級，問題是哪些等級是合理的、哪些等級是不合理的；而在西方，很難討論這些問題。我四年前寫了一本書討論“賢能政治”，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規(guī)范性問題，即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政治的進步或退步?；卮疬@個問題，就需要一些歷史感，如果沒有歷史感，就沒法回答它。大部分西方人都覺得中國這幾年沒什么政治改革，因為很多西方媒體認為唯一的政治改革標準就是推行一人一票，但中國中央政府沒有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來選領導人，所以中國沒有改革。這種說法很教條，如果他們有歷史感，就不會這么想。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最出名的書是《理想國》，它完全按照賢能政治的標準來討論問題。以密爾為代表的19世紀的學者們認為，每個人的政治判斷能力不一樣，所以我們應該給那些比較聰明的人多一點投票權利。但現在，如果有西方學者討論這些話題，人們會覺得這個人的道德有問題。西方在這方面已經變得很教條了，而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則比較開放。當然，怎么選拔、怎么提拔領導，跟一個國家的歷史有關系，沒有一刀切的制度，應該依據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規(guī)模、國情等因素確定。怎么選地方政府干部和怎么選中央政府干部，也有不一樣的標準，同樣沒有一刀切的制度。要回答好這些問題都需要一定的歷史感。

所以，為什么賢能是合適的政府（主要是高層政府）官員的選拔標準呢？第一個理由與國家規(guī)模有關。大家都知道福山寫了一本書，他認為最理想的國家是丹麥，可是丹麥的人口只有五百萬人，和中國完全不一樣，怎么可以用丹麥的標準來判斷中國的問題呢？20世紀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學家都承認國家規(guī)模會影響領導選拔的標準。雖然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的前提是小規(guī)模國家，因為只有在小規(guī)模的國家，老百姓才會知道這些領導的能力，才可以判斷領導的能力，才可以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如果是很大規(guī)模的國家，就完全不一樣了。我現在居住的校區(qū)在農村，我和那些地方干部吃飯時發(fā)現，他們交際的第一個標準就是看你酒量怎么樣，然后才開始討論一些地方問題。但如果我和中央政府的人吃飯，他們就不會問你酒量怎么樣，而是馬上討論怎么解決中國和美國的問題等?？梢姴煌?guī)模、不同層級的共同體，官員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且，要處理好中央政府面對的問題需要一些經驗，他們考慮的是長期的問題，比如我們的政策會怎么影響后代、后人，又比如全球變暖問題。我真的很擔心全球變暖問題，因為我所在的山大的校區(qū)靠海，三十年以后這個問題如果還沒有解決，我可能就不得不離開美麗的山大校園了?？傊醒胝紤]的問題和地方政府要考慮的問題完全不一樣，所以需要以不同的標準來選拔干部。

這當然也跟國家的歷史有關。中國的歷史很復雜，但它的主流政治文化基本還是以我論著中所述的賢能政治為標準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改了君子的內容，孔子之前的君子標準與家庭背景有關，但孔子覺得君子就是能力比較優(yōu)秀的人，尤其是道德水平比較高的人。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討論怎么選拔比較優(yōu)秀的領導、怎么衡量能力、怎么衡量道德、道德和能力有什么關系之類的問題。如朱熹反對科舉制度，他覺得考試不能選出道德水平較高的領導。又如中國“大一統(tǒng)”的政治理想，要求“天下為公”和“選賢與能”，即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選拔和提拔比較優(yōu)秀的領導。這方面與馬克思理論不一樣，馬克思所說的“高級共產主義”是什么樣的國家——是沒有國家。但是儒家學者一直在關心“選賢與能”的國家問題，這與西方的歷史不一樣。我很喜歡趙老師的書，里面提到，法家主要是考慮“能”的問題，而儒家很重視“賢”的問題。西方當然也有一些賢能政治的歷史，但這并不是主流價值觀，中國在這方面是不一樣的。我在麥吉爾大學上跟古希臘有關的課時，曾經學習過《理想國》，但當時主要討論的是歷史方面的問題，沒有人會討論其背后的政治學道理。過去四十年間，我覺得中國在逐漸地恢復一種賢能政治，官僚制度雖然比較復雜，但它的目標是選出比較優(yōu)秀的領導。

剛才景老師討論了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個“on-site civil service exams”（公務員考試現場）的官方翻譯不對，因為西方政治學把civil service和political officer分得很清楚。理論上，國家政策應該由政治家來決定，而civil service只是一種implementation；但在中國，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這點都分不清楚。所以我覺得應該翻譯成“public official examinations”，而不要翻譯成“civil service”，還是要用西方語境中恰當的概念來翻譯這些觀點。

我的結論是，不管是政治哲學還是政治學，我們研究規(guī)范性問題都需要歷史感，比如我在清華大學的同事汪暉老師認為，不學哲學就不會問這些規(guī)范性問題，但研究歷史，也有一些價值觀。如果要研究當代政治，也一定需要歷史感才可以解決問題。最后，我認為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非常重要。謝謝！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