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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學人為什么推崇朱子學？

作者：樂愛國

來源：“朱子理學搖籃武夷山”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十八日丁丑

           耶穌2015年2月25日

編者按：本文系第六屆海峽兩岸（武夷山）朱子文化節(jié)期間，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樂愛國，在紀念《近思錄》成書840周年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會上的演講摘編。

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對儒學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在此背景下，卻有不少學者推崇作為儒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朱子學。民國學人為什么推崇朱子學？分析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從學術層面看，以為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第二，從社會價值看，以為朱子學為救世之良藥；第三，從現(xiàn)代性看，以為朱子學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一、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民國時期對于朱子學的研究，至少應當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所述“宋明理學時代”第九章“朱晦庵”對于朱熹倫理學思想的闡述。在這里，蔡元培將朱熹與孔子相提并論，并明確稱二者皆為“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他的這部著作在民國時期影響之大，其中對于朱子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也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稱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不僅限于推崇朱子學的學者，即使是那些對朱子學持批判立場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認同這一說法。1935年，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第八講“什么是理學”有“晦庵思想的批判”一節(jié)，其中說道：“晦庵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釋三家思想而成的，又為周、張、二程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國思想界確實是個有數(shù)的人物。”后來，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九編第二章“地主階級內(nèi)部的分化和朱陸兩學派的對立”，在批判朱熹學說的同時，認為朱熹“可算是中國封建時代第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第四篇第十四章“作為宋學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朱陸對立的階級與哲學意義”，既認為朱熹是“南宋商工業(yè)階級的思想家”，又認為朱熹的思想為宋學集大成。

二、朱子學為救國治世之良藥民國初期，為挽救民族危亡，救國思潮盛行，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以及科學救國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于是，學者們反對空談心性，甚至有些學者排斥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潮，將理學與科學對立起來。對此，湯用彤于1914年發(fā)表的《理學譫言》就明確提出：“理學者，中國之良藥也，中國之針砭也，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卑阉蚊骼韺W看作是治國之良藥，予以大力推崇。1930年，唐文治所撰《紫陽學術發(fā)微》是民國時期最為重要的朱子學研究著作之一。該書“自序”在論及朱熹與陳亮之爭時指出：朱熹曾駁斥陳亮的“義利雙行，王霸并用”，而陳亮反以為朱熹空談性命，唐文治則為朱熹辯護，認為是朱子之學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氣節(jié)的抗敵英雄。該書還明確指出：“國家之興替，系乎理學之盛衰。理學盛則國運昌，理學衰則國祚滅。人心世道恒與之為轉移?！闭J為朱熹理學改變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學之盛衰關乎國家之興替。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學術精神論》，把朱熹的講學精神歸結為“孝”、“仁”，而且還進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jié)為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于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后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于帝王不息之心，其說實本于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疉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jié)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復疆土兩事。特節(jié)錄于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痹谔莆闹慰磥?，朱熹主張“攘夷狄”、“復疆土”，表現(xiàn)出浩然正大之氣節(jié)，而這種氣節(jié)不僅影響宋末，而且可以振奮民國時期人們的愛國精神。由此可見，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學，既有學術上的考量，也希望通過提倡朱熹之學而達到“善國性、救人心”之目的，實現(xiàn)理學救國。1944年，賀麟發(fā)表《宋儒的評價》，針對當時有人把宋朝國勢的衰弱和宋明之亡于異族歸罪于宋明儒學，甚至于說宋學盛行時期，就是民族衰亡時期，提出不同意見。他說：“平心而論，這些宋明道學家當國家衰亡之時，他們并不似猶太學者，不顧祖國存亡，只知講學。他們尚在那里提倡民族氣節(jié)，愿意為祖國而死，以保個人節(jié)操，民族正氣。”在賀麟看來，宋明理學家不是單純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他們在國家民族危亡之時，倡導民族氣節(jié)，保持個人節(jié)操。顯然，賀麟推崇包括朱熹在內(nèi)的宋明時期理學家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復興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至于宋明理學家的思想學說，賀麟說：“他們思想學說里，暗寓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散布恢復民族、復興文化的種子。試看宋以后義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賢，如文天祥，如方孝孺，如史可法，皆是受宋儒熏陶培植的人才?！痹谶@里，賀麟關注的是宋明理學中所具有的“尊王攘夷”、復興民族文化的思想，及其對于培植人才的積極意義，甚至還把包括朱子學在內(nèi)的宋儒學說思想與民族英雄聯(lián)系起來。1927年，陳復光發(fā)表的《陽明學派與朱子學派之大別》主要討論朱子學派與陽明學派的差別，但是又與民國時期的救國主題聯(lián)系起來。1938年，郭斌龢發(fā)表《朱熹與南宋學者之抗戰(zhàn)精神》。針對當時所謂朱熹以及南宋理學“空談性命，不知抗戰(zhàn)”的言論，闡述了朱熹等南宋理學家的主戰(zhàn)、復仇的思想。該文大量引述朱熹主戰(zhàn)而復疆土的言論，并予以高度評價。應當說，這些對于朱熹為政實踐所體現(xiàn)的思想以及政策主張的研究，也是民國學人對朱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三、朱子學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與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倡導科學相一致，民國學人之推崇朱子學，還由于在他們看來，朱子學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胡適是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贊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同時又十分推崇朱熹的學說，是最早從朱子學中發(fā)掘其科學精神之內(nèi)涵的重要學者。1919年，他發(fā)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原名為《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把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與科學方法聯(lián)系起來，并進一步追溯到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因而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闡釋。胡適認為，朱熹《大學章句》“補格物傳”所言“即物而窮其理”，要求通過研究具體事物而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他還認為，“補格物傳”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在闡發(fā)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所蘊含的科學精神的同時，胡適又以科學方法為依據(jù)，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體分析。盡管如此，胡適還是強調(diào)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一句話里，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而且，他還進一步引述《朱子語類》中的兩段語錄：“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并且明確指出：“這兩條都可見朱子頗能實行格物。他這種觀察，斷案雖不正確，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質學者，觀察同類的現(xiàn)狀，加上膽大的假設，作為有系統(tǒng)的研究，便成了歷史的地質學?！憋@然，對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胡適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學的內(nèi)涵，并認為朱熹通過格物，觀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又指出其作為科學方法，本身存在著很大的缺點。胡適從科學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從中發(fā)掘內(nèi)涵的現(xiàn)代科學精神，對于當時的學術界影響頗大。1926年，朱謙之所撰《〈大學〉研究》一文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作出闡釋。他完全贊同胡適的觀點，認為朱熹《大學章句》的“補格物傳”，“的確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的方法論”。針對當時有學者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旨在“‘一旦豁然貫通’時的‘表里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絕對真理，而不同于科學，朱謙之指出：“雖然他們所求者，或者不是這個物的真理，那個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的哲學上的絕對真理。但他們的哲學是以科學方法為依據(jù)，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蓖?，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在討論朱熹人生觀時則明確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著程頤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學上歸納的研究法很相似。他這種說法，影響于中國學術界很不小。后來由明而清，有許多看重知識、看重考證的學派，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這種格物說的暗示?！?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從認識論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指出：“其論理的方法為歸納，而含有近代科學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國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學本從格物入手，他的窮理致知之說，實在是近代科學家的態(tài)度。”同年，吳其昌發(fā)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其中認為，朱熹“實有‘實驗’精神”，而這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一直有學者堅持從科學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或是分別從科學和理學的角度加以詮釋。1936年，牟宗三發(fā)表《朱王對話——向外求理與向內(nèi)求理》，認為朱熹的“即物窮理”具有三個涵義：（1）科學家可以應用；（2）我們道學家可以應用；（3）理是普遍的存在，在科學家為物理，在道學家為倫理。他還說：“科學家因‘即物窮理’而得概然之自然律；道學家因‘即物窮理’而時時警惕以歸于至當?！憋@然肯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對于科學研究的價值。1945年，熊十力的《讀經(jīng)示要》出版，其中雖然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有所疑義，但仍然肯定其對于科學的價值，指出：“朱子以致知之知為知識，雖不合《大學》本義，卻極重視知識。……且下啟近世注重科學知識之風。程、朱說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尋理。由其道，將有產(chǎn)生科學方法之可能。”這一觀點實際上包含了對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的推崇。1948年，嚴群發(fā)表《〈大學〉“格物”“致知”朱子補傳解》，其中指出：“嘗謂朱子‘補傳’不及數(shù)百言，顧于知識之形成，及其主觀客觀之條件，皆已具其端倪，實與近代西哲之知識論相發(fā)明，而‘即物窮理’之論尤與科學精神相脗合，惜乎后儒之識淺，而不能竟其緒也?！泵鞔_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與近代西方哲學的知識論以及科學精神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不少學者或是認為朱子學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或把朱子學看作救世之良藥，或以為朱子學內(nèi)涵現(xiàn)代科學精神，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對朱子學的推崇，與以往單純的盲目崇拜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更多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因而對于朱子學，在肯定中又有批評，在批評中則有肯定，能夠推動朱子學研究的發(fā)展。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