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書院“儒家資源與憲政秩序”研討會 暨《儒家與憲政論集》新書發(fā)布會成功舉辦
作者:方正毅
來源:弘道書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穌2015年11月3日
2015年10月21日,由弘道書院、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儒家資源與憲政秩序——暨《儒家與憲政論集》新書發(fā)布與對話”活動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成功舉辦。本次弘道書坊分享的書目是北航高研院·治道文叢系列叢書中的最新一本——由杜維明、姚中秋、任鋒等合著的《儒家與憲政論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07)。參加本次思想對話的嘉賓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姚中秋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鋒副教授、中國國家畫院趙璕研究員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田飛龍助理教授。本次思想對話由北京大學法學院甘超英副教授主持。
甘超英老師作為東道主介紹到場嘉賓并作簡單歡迎辭之后,弘道書院院長姚中秋教授介紹了本次對話的緣起。2013年6月,由北航高研院發(fā)起組織了一次主題為“儒家憲政”的研討會,邀請來了杜維明、成中英、林安梧、陳弘毅等不少海內外知名學者?!度寮遗c憲政論集》即那次研討會的論文精選以及部分對話實錄,在書的最前面則選取了幾篇關于儒家憲政主題的綱領性論述。
姚中秋老師指出,有人可能會問:已經有了這么多憲政學說之后,為什么還需要提出儒家憲政這樣一個理論綱領?姚老師進一步闡釋說,我們的宗旨就是表達一個呼吁與期望,愿意將儒家思考社會思考的路徑和大家共享?,F(xiàn)代政體的根基是憲政的文明自覺,我們必須在文明的框架中,思考優(yōu)良治理之道。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特別是革命時代的中國,一直有一種去文明化的傾向;所以英國就特別讓人羨慕。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儒家中國,今天我們要構建憲政秩序,必須從這個起點出發(fā)。我們需要站在文明之上,去學習和創(chuàng)造,去損益和改進;但首先要明白自身所處的位置,這也是儒家憲政主要考慮之所在。姚中秋教授也表示,希望這番透過文明框架對憲政的思考,能對人類思考治理有所貢獻——這也是一個世界歷史主體民族角色的自覺。前段時間中國政法大學舒國瀅教授批評我們法學界不夠虛心地學習西方,但我們更想強調,只做一個小學生其實還是偷懶,我們需要吸收,然后再創(chuàng)造——在我們自身文明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造。
孔子的創(chuàng)制禮法之道是什么?借用《論語·衛(wèi)靈公》中的話說,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憲政是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最復雜的制度,我們需要廣泛地學習,而不能只是照抄照搬。我們需要從我們自己的文明主體性出發(fā)進行獨立自主的創(chuàng)造,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不是驕傲,而是真正的謙卑。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老師首先表達了對秋風近些年在憲政理論構建方面的支持和肯定,強調憲政不是空中樓閣,需要有文化和文明的基礎,不能建筑在沙灘上。但面對各種爭議,我們要思考如何使得爭議更有建設性。前提,是我們需要先明確立憲的規(guī)則、辯論的規(guī)則。對待不同意見的原則是什么?求同存異。在學科思想方面,我們求的是最小公約數(shù);從政治方面,則是最大公約數(shù),是大家都同意的原則,比如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儒家并不是一個單數(shù)概念,內部也有不少分支,秋風是儒家已經沒人懷疑,但他不能壟斷儒家名號。舒國瀅先生所講的謙虛學習本身是儒家真精神,我們中國百年憲政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們不如日本謙遜,沒有好好做一個小學生的態(tài)度。所謂法學的本土化,根本是個偽問題!秋風說極權主義是引進西方的結果,也是值得商榷的。近代中國走向極權主義,并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么簡單,很大程度上和儒家自身長期養(yǎng)尊處優(yōu),將自己變成了“八旗子弟”,也有很大關系。長期被奉為正統(tǒng),很快就會失去戰(zhàn)斗力。
弘道書院副院長任鋒老師首先簡單回顧了自己的治學理路以及這些年和秋風先生一起思考憲政問題的過程。通過對英美法政傳統(tǒng)的思考和對中國儒家經典的重讀,在反思和前瞻的基礎上,提出了儒家憲政,以表達對中國政治發(fā)展基本路徑的思考與關切。中國近代史,從清末特別是五四前后,以輸入學理為主,走的拿來主義的道路。這種單向度的、過于倚賴西方的做法,代價非常之大。在激進主義的狂飆中,傳統(tǒng)很快就和黑暗愚昧劃了等號。而離開了對中國傳統(tǒng)的真正把握,勢必會走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險境。我們不僅要做西方人的小學生,而且要做皇皇巍巍中國傳統(tǒng)的小學生。我們需要擺脫黑暗史觀,需要認識到,我們中國維持了如此超大規(guī)模的政治體,本身是一個重大成就?!暗乐缘拢R之以禮”,我們要思考歷史上中國是如何新生轉進,儒家在其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儒家憲政、儒家憲制的角度可以真正幫助我們了解中國人怎樣處理天、人的關系,神、人的關系,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怎樣處理行動、規(guī)則、習俗、風氣、先例、慣例、禮法、政體的關系。我們養(yǎng)成政治的規(guī)則感、儀式感,都需要從文明根基中來。儒家憲政主義可總結概括為四個基本要項:第一、以這樣一種內在超越為核心的天人關系;第二、以禮治為中心的復合治理模式;第三、相維相制的政體結構;第四、以士人、士君子為中心的這些政治秩序主體的認同。
中國國家畫院趙璕研究員認為,我們今天談儒家憲政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未來中國政治社會的建設,并舉了近些年大陸新儒家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與港臺新儒家之間相互批評的例子。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遭遇自我瓦解與中西沖突導致的花果飄零之后,假定儒家還可能繼續(xù)存在,那是什么樣的方式?除了制度層面的建設,我們還能做什么?接下來,趙璕老師以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人物嚴復先生為例,談了他對政治社會的理解。他認為我們的思想史研究之前大大低估了嚴復,他思想的深度比康梁都更突出,他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深入觀察可以與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相媲美。他注意到了英國的強大的原因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其社會,英國最重要的是作為社會狀態(tài)的民主和作為社會狀態(tài)的憲政??上В試缽拖壬鸀榇淼奈拿魇酚^很快被物力史觀所顛覆。通過對嚴復的發(fā)現(xiàn)式的解讀,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中國的歷史,并為未來中國憲政建設或者說政治社會建設提供良好鏡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田飛龍老師則為大家歸納了姚中秋老師與張千帆老師之間的共識與分歧。指出姚老師對當下中國憲法或者憲政研究當中的法文明性格的批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而張老師基于憲政的立場,對儒家的反憲政傾向予以一定的澄清和匡正,也十分必要。我們可以將兩位老師在憲政和文明之間相互反對的關系,理解成我們理解儒家憲政論內部張力的一個理論參照。田飛龍老師認為,如果我們要避免使儒家憲政淪為一個儒家與憲政的拼盤,就既不能站在描述性文明的意義上去反對憲政,也不能站在強規(guī)范意義上憲政的立場上去反對一種文明,而要取一個中道。在儒家本身現(xiàn)代化接受民主作為一個基本道德預設和意識規(guī)則的前提之下,儒家可以有效地鼓勵目前的民主憲政帶來的很多缺陷,比如說由于過分強調官僚治理性而導致國家治理中的形式主義的僵化與社會治理層面的功利化。
提問環(huán)節(jié),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提出了一系列有質量的問題,幾位老師也給出了精彩了答復。比如有同學問到姚中秋老師儒家憲政究竟是目標還是實現(xiàn)目標的手段,姚老師答復說:憲政本身是我們追求善治的過程,所以儒家憲政既不是目標,也不是手段。強調“行”是儒家特別的道的思維方式,因為我們永遠都不可能達到一個完備的狀態(tài),我們要做的就是關注過程本身——“志于道,據(jù)于德”。還有同學問儒家憲政是否擔心在將來遭遇與清末禮法之爭中禮教派類似的失敗,姚老師凜然答道:儒家并不怕失敗,就算失敗了又怎么樣?沒關系,我們再次爬起來。實際我們回顧中國歷史,會看到儒家衰敗和邊緣化已多次發(fā)生。歷史有興衰往復,有上行也有下行,不會有歷史終結。還有同學問到儒家憲政的具體開展,姚老師提供的答案是——教育。努力展開儒家的文教,關注從自由教育到公立教育的多個層面,努力提升大眾對儒家的接受程度。
還有同學問到憲政路徑借鑒的危險性問題,趙璕老師說,憲政的討論不能只是有關國家和政府,最終的歸屬應該是自由社會的建設。任鋒老師則以首屆國民會議制憲會議對國教等問題討論為例,提出這為我們理解近代激進化思潮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寶貴的視角。張千帆老師則指出我們當前面臨最大的危險其實是國家主義,并表達了其個人對儒家憲政的期許,希望儒家憲政能在下層路線方面做更多工作。任鋒老師正面回應了張千帆老師的擔憂,認為自由主義對國家的道德潔癖導致了不少偏見,實際上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國家的維度,并舉儒法之別為例,儒家從來不是國家主義者,法家才是。
最后,主持研討會的甘超英老師作了總結陳辭。他贊賞本次對儒家憲政問題的討論非常熱鬧,而且有深度。甘老師還指出,近代的憲政民主產生于市民社會,而儒家對此也是有論述的,比如任鋒老師在《儒家與憲政論集》一書中就舉了浙東學派為例。所以中國近代的遭遇,并不能說是儒家學說本身的錯誤,關鍵在于我們的市民社會沒有成為我們的社會基礎,而科技又太落后。西方國家如果沒有科技的進步,它的市民社會也不一定就能導向憲政。
在在座同學和老師的掌聲中,弘道書院舉辦的本次儒家資源與憲政秩序暨《儒家與憲政論集》新書發(fā)布會順利落下了帷幕。
責任編輯: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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