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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國學”：超越“1840”以來的“集體無意識” （石勇）

欄目：國學、國學院、國學學位
發(fā)布時間：2010-03-13 08:00:00
標簽：
石勇

作者簡介：石勇，男，獨立學者
 
　　近日，關于“國學”的話題，在《新京報》上接連刊發(fā)了王曉漁、林扶疊、劉永華、鄭茜的有關爭論。這種熱鬧我本來不想摻合，但在閱讀中發(fā)覺某些地方象往常一樣，還是令人遺憾地不是很對勁，遂忍耐不住。
 
　　現在看來， 5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南方周末》發(fā)表的《重估國學的價值》一文和5月30日《新京報》所報道的紀寶成正式宣布組建國學院的事件，想不引起爭論都很難。一是其乃是學術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二是基于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歷程，就像“五四”時一樣，“儒學”、“傳統文化”、“國學”等字眼總會比別的字眼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心理反應――或嘲諷否定，或美化辯護。
 
　　前一種爭論誘因且不去管它。后一種誘因才是問題所在。許多爭論如果剔除語言表達的局限與誤會，除去學術、理論觀點的歧異，恐怕更多就是價值觀的分野。而如果爭論的對象可以通過某種隱秘或明顯的聯系涉及到爭論者心理上的生存，那么爭論就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心理較量。這種“異化”現象可以說大量出現在學術探討與思想爭鳴中。
 
　　從這個角度上考察，無論是王曉漁、林扶疊，還是劉永華、鄭茜，參與爭論的諸位大抵上都是在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軌跡上對此進行評論和爭論。百年來，“國學”的確是一個讓人亢奮的東西，不是寶貝似乎就是垃圾。隨著1840年后的巨變，飽受屈辱的中國人從文化自信的高處一下跌入谷底，從極度自信（甚至自傲）到極度自卑的心理斷裂催生出普遍性的焦慮，使一種功利主義的變種放大并滲入人的精神結構，導致文化由此被賦予極強的功利性和實用性，以這種嚴重扭曲文化本真含義的方式來對儒學等的“存在合理性”進行判定。由此，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必須為中國的失敗承擔責任，或必須為它的“有用”提供說明。
 
這就是1840以來的“集體無意識”：將賬最終算到了文化頭上，那么“儒學”、“國學”，甚至“傳統文化”等字眼便容易讓人將它們與專制的罪惡和黑暗聯系在一起，對此保持一種“刺激－反應”似的警惕；而維護者則往往為了凸顯這些字眼背后的東西的意義，在現當代語境下也仍然固守一種脫離文化本位的泛政治化的立場，并落入與反對者那樣的實用主義的陷阱。這兩者表面上看似對立，但在心理邏輯上卻具有同構性。這種“集體無意識”使人們不是以文化看文化，而是要使文化承擔它本不能承擔的功能。它使理性思考的背后不可思議地出現一種人們無法意識到的心理過程，并受其支配。就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對人類自尊心的第三次打擊”中所說的，無意識使人們在自我的家里都不能“自為主宰”。
 
如果說是“救亡”激起文化焦慮，是中國的積貧積弱激起捍衛(wèi)傳統文化的焦慮，那么在中國已經強大的今天，應該是知識分子告別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時候了。如果我們意識到一個民族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對于它的主體性的確立和心理生存的意義，同時它又必須舍棄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改造一些東西，并且不能越位，那么這種暗中支配判斷的心理過程就不會再發(fā)生，這次關于“國學”的爭論想必會更有建設性。無論如何，受“集體無意識”影響的人，總難在判斷中貫徹“理性”。
 
附：
在心理上應超越孩提時代—看薛涌的“筆誤”
作者：石勇
 
這幾天關于中國人民大學組建國學院的事，爭論日趨激烈。有意思的是，作為 2004年讀經爭論點火者、曾經的“耶魯大學博士候選人”、現“薩?？舜髮W歷史系助理教授”薛涌又閃亮登場。
 
關于薛涌在《新京報》、《南方周末》針對蔣慶、鄧正來等人的一些胡言亂語，我曾說過他是“出口轉內銷”—這些人的火爆恰恰是我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現(見本報5月11日)。我當時還算客氣。但現在看來，薛涌的反應從心理上講仍像個兒童。而與之相似的大有人在。
 
6月10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的文章《中國文化的邊界》。他說不能狹隘地界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疑很有道理。但是，我不清楚他為何在文末犯了一個簡單的邏輯錯誤：別人所說的“國學”，所說的“復興”，當然指的是“傳統”而非“現代”的東西，如何又“涉及到我們如何界定現代中國文化的邊界”了？莫非是哈耶克等人的東西傳到中國，被一些信奉者拿來說事，于是可以認為它也算現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進而傳統就遭到了解構？
 
這種論證方式的荒謬之處和明顯錯誤且不去管它。真正有意思的是，在貌似公正一番后，薛涌一不小心出現了“筆誤”。
 
他的“筆誤”是：“我們面臨著一個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的時代，一個兼容并包的文藝復興的時代……”這段話如何理解？如果不考慮到他的邏輯混亂和文章的主旨，他顯然是少寫了幾個字，比如“人類”應該是“整個人類”，但卻是說不通的。試問：每種文化都有它的獨特傳統，一種傳統如何能在現在融入另一種傳統？你想拿別人的傳統作為自己的傳統，過去都不能“為”，何況現在。恐怕最多只能融入某種傳統的現代闡釋吧？而如果承認人家以祖先的東西作為傳統沒什么錯，那么薛涌的這種“筆誤”就很可笑。否則，從他整篇文章看，不能不讓人這么想：在他眼中，很顯然“國學”所說的那些東西，不能算是“人類的傳統”。
 
薛涌隨處可見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厭惡只能通過這種“筆誤”的方式來表達，其實大可不必。實際上除了極少數“原教旨主義者”以外，沒有誰要排斥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的先進文化。言說“文化”時，我們不能脫離其對應的語境。文化有多重含義，多個層面。已經內化到人的無意識深處的“文化”是人安身立命的內核，它表征的是一種生命尊嚴。一個民族喪失了這種文化認同，在精神—心理上只能被別人“殖民”。這個“文化母體”是所有曾置身于這一片土地的人的一種重要的存在屬性。對它的物質表層、制度表層可以揚棄，對其內核也可以創(chuàng)造性地加以重新闡釋改造，但一個中國人(文化、民族意義上)以西方文化為“本”而對它從根底上進行貶斥辱罵，恐怕更多地不是無知的結果，而是需要從心理上尋找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薛涌等人在心理上仍像個兒童。兒童有被關愛的強烈需要，他只接受而不懂得去施予。如果母親不滿足他的意愿，則容易產生生命的挫折。因母親代表了世界，于是他便認為整個世界都在虧待他。這種生命的挫折于是便轉化為對世界的不信任甚至仇恨。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些問題，但是，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就把傳統文化也一鍋端。
 
有偏激思想的人或許比別人更多了一份恥辱感，但這種恥辱感在讓他出現生命挫折的同時，也使他兒時的無意識經驗復活。生命的挫折導致心理防御機制運作，由此轉化為對與痛苦源有關的一切的憤恨。而由于“集體無意識”的支配，傳統文化讓人特別敏感。“恥辱者”只有激烈地否定傳統文化，才能確認傳統文化沒什么價值，他否定傳統文化在心理上也才得顯得合理。這種對自己的“文化母體”的“施虐”實際上等于自我否定。要在心理上生存下去，他一方面必須激烈地否定“文化母體”，使自己掙脫出去，使自己不再是“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必須投身于另一“文化母體”。幾乎不需要想像，激烈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少有人不以鼓吹西方文化為榮。
 
實際上，從精神分析上看這更像是“施虐狂”。但還是這樣表達：薛涌等人在心理上仍然沒有超越孩提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