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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疑古時代”及其爭論——以李學勤的相關(guān)學術(shù)貢獻為中心

作者：丁四新

來源：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發(fā)布，原載《李學勤先生90誕辰座談會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12月

摘要：1992年至2012年，中國古典學術(shù)界和國際漢學界就中國傳統(tǒng)古書古史問題掀起了一股反思和批判的思潮，并由此引發(fā)了一場持續(xù)時間較長的學術(shù)爭論。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說包括提倡“走出疑古時代”和“走進釋古時代”兩個層面，后者在論辯的過程中被突顯出來?！白叱鲆晒艜r代”的口號體現(xiàn)了當代中國古典學術(shù)運動和中國人文化心態(tài)的一次重大轉(zhuǎn)向。劉起釪、池田知久等人對于“疑古主義”的捍衛(wèi)和對于“走出疑古時代”說的批駁，有助于“走出疑古時代”說之內(nèi)涵的澄清及此一學術(shù)口號的傳播。古史辨派所高揚的疑古精神及作為其理論支撐的懷疑理性，仍然值得肯定和堅持；不過，新釋古派所批評的是絕對的疑古以及對于懷疑理性的濫用。從精神實質(zhì)上來看，新釋古主義是以王國維的“證古”說為其主脈和正脈的，但它也與馮友蘭的舊“釋古”說具有抽象繼承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走出疑古時代；釋古；證古；李學勤

出土簡帛文獻的重大價值之一，是給相關(guān)學界帶來了觀念上的革命和方法論上的巨變，其中李學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說極其突出和重要?；仡櫄v史，李先生之所以能夠提出“走出疑古時代”這一學說，是因為1942年以來中國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漢時期的簡帛文獻。若沒有這些古書古籍的大量發(fā)現(xiàn)，那么他是不可能提出這一口號的。而“走出疑古時代”這一口號的提出，在近三十年里發(fā)揮了正面的引導(dǎo)作用，激勵了眾多學者走出疑古時代，部分學者甚至反戈一擊，積極撰文批評了古史辨派的基本觀念、做法和眾多論點?？梢钥隙?，“走出疑古時代”已成為近四十年來當代中國學術(shù)界、國際漢學界最具價值和影響力的觀念和口號之一。本文將以李學勤先生的相關(guān)學說為中心，梳理“走出疑古時代”說及其爭論，評論和指明其學術(shù)價值和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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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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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2012年，中國古典學術(shù)界和國際漢學界就中國傳統(tǒng)古書、古史問題掀起了一股反思和批評古史辨派的思潮，并由此拉開了一場聲勢較大且持續(xù)時間較長的學術(shù)爭論。這一思潮，據(jù)筆者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李學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說，第二階段是“疑古”捍衛(wèi)派和“疑古”走出派的相互批評與爭論。1992年，《中國文化》第七期發(fā)表了李先生的一份發(fā)言整理稿——《走出“疑古時代”》一文。這篇發(fā)言整理稿的標題很犀利?，F(xiàn)在看來，“走出疑古時代”這一口號的正式提出，即應(yīng)當是此次學術(shù)反思運動的起點。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一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簡的出版是此次學術(shù)反思運動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之一，起到了催化作用，許多學者由此獲得思想大解放，開始意識到古史辨派提出的許多觀點未必是正確的，其基本觀念也受到了普遍的懷疑。與此同時，在“走出疑古時代”說的思想擴展和震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眾多“疑古”的捍衛(wèi)者即感到相當憤懣和郁悶，他們很快對李學勤先生及其跟隨者展開了阻擊和反批評。

2012年，楊慶中等編輯的《疑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和梁濤等編輯的《出土文獻與古書的反思》出版。【1】筆者認為，這兩部書的出版即大體上標志著這次學術(shù)反思運動的結(jié)束?！蹲叱觥耙晒艜r代”》是一篇劃時代的文獻，此文后來作為導(dǎo)論收入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1版，1997年2版）一書中，書題即用此篇文章的篇題。由此可見，李先生對于這篇文章是十分看重的。這篇發(fā)言整理稿共分六節(jié)，分別是：一，話題：考古與思想文化研究；二，兩種考古證據(jù)；三，古代學術(shù)史的再認識；四，古書新證（甲骨金文）；五，古書新證（簡牘帛書）；六，結(jié)語：走出“疑古”時代。其中最重要的幾段文字現(xiàn)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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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學的東西和歷史學的東西放在一起來研究，特別是把地下的東西和地上的傳世文獻放在一起來研究，從方法上講，是我們大家尊重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來二重證據(jù)法，即地下的與地上的相互印證，這是很有名的。它為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有一點今天我們已經(jīng)可以說，就是學術(shù)史恐怕得重寫，還不僅是先秦和秦漢學術(shù)史的問題，而是整個學術(shù)史的問題。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進步的，從思想來說是沖決網(wǎng)羅，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是要肯定的。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一腳全都踢翻了，經(jīng)書也沒有權(quán)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當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馮友蘭先生曾講到一個“三階段”說，即“信古—疑古—釋古”……我想說的是，咱們今天的學術(shù)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xiàn)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們要講理論，也要講方法。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jié)合起來，這是“疑古”時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運用這樣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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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起來，李先生的觀點是：其一，走出疑古時代，同時走進釋古時代；其二，重寫學術(shù)史，不僅要重寫先秦、秦漢學術(shù)史，而且要重寫整個中國學術(shù)史；其三，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其四，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雖然具有思想進步的意義，但是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其五，應(yīng)當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及其古史新證的精神。這五點構(gòu)成了一個思想系統(tǒng)，極好地展現(xiàn)了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說的主要內(nèi)容及其個人的學術(shù)雄心。其中前三點是目的，后兩點是方法和手段。而在前三點中，第一點無疑又最引人入勝。

在此基礎(chǔ)上，李學勤先生后來又提出了“今天我們應(yīng)該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的說法，這一說法其實是對于上述第一點的推演。他說：“最近這些年，學術(shù)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量發(fā)現(xiàn)的這種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們有可能對過去古書辨?zhèn)蔚某晒M行客觀的檢驗。事實證明，辨?zhèn)喂ぷ髦性斐傻囊恍┘馘e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夠進一步了解古書在歷史上是怎樣形成的。我們還體會到，漢晉時期的學者整理、傳流先秦古書，會碰到怎樣復(fù)雜的問題，作出多么艱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失誤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經(jīng)說過，‘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應(yīng)該擺脫疑古的若干局限，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3】這就是我大膽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原因。”【4】

所謂“第二次大反思”，是針對第一次古書大反思，即疑古思潮提出來的；其前提和基礎(chǔ)是大量新出土或新發(fā)現(xiàn)的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由此可知，李先生正是以出土簡帛文獻為基礎(chǔ)來校準其批判目標的，而這個批判的目標包括疑古思潮本身及其所制造的眾多“冤假錯案”。其中，批判疑古思潮所制造的眾多“冤假錯案”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很顯然，對于“疑古思潮”本身的批判及倡導(dǎo)“走出疑古時代”才是李學勤所說第二次學術(shù)大反思的根本目的。

1993年以來，簡牘古書古籍不斷出土，如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王家嘴簡、夏家臺簡、岳麓秦簡、北大秦漢簡、老官山漢簡、?；铦h簡等，蔚為壯觀。這些出土資料進一步證明了李先生上述觀點的正確性，“走出疑古時代”不但完全符合實際，而且極富膽識。關(guān)于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說的來龍去脈及其體系，已有多位學者做了梳理，散見于多篇文章，楊春梅的《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走出疑古時代”述評》一文即梳理得很細致、很系統(tǒng)【5】，可以參看。與池田知久認為顧頡剛“是一位思想史家”不同【6】，據(jù)筆者陋見，李學勤雖然在學術(shù)上同樣極富見識，但更多地是一位歷史學家和古典學家。毋庸諱言，李先生同時是一位中華傳統(tǒng)文明及其內(nèi)在精神的信仰者和捍衛(wèi)者。現(xiàn)在看來，盡管李先生對于顧頡剛等人的批評難免有時犀利，但是從總體上來看，他的批評還是相當客觀的，大體上符合出土簡帛文獻所反映的歷史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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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guān)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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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至1998年間，劉起釪等人批評了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說。在《關(guān)于“走出疑古時代”問題》一文中，劉先生竭力捍衛(wèi)了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觀念、觀點和做法?！?】且在那數(shù)年里，李學勤先生似乎遭到了圍攻。不過，隨著1998年郭店竹簡的出版，此一情況很快得到改變，支持李先生觀點的人相繼撰文，參與論戰(zhàn)。由此，雙方的爭論進入激烈化階段。其中，廖名春、郭沂、梁濤和謝維揚等人即明確表態(tài)和撰文，積極支持李學勤先生的觀點；池田知久、曹峰、西山尚志、楊春梅和陳淳等人則批評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說，而捍衛(wèi)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疑古觀念和觀點。順便指出，1990年代中后期，李學勤對劉起釪等人的批評有所回應(yīng)，可以看出其議論和主張的重點已轉(zhuǎn)向了以“證古”說為基礎(chǔ)的新釋古主義?！?】

在《試論馮友蘭的“釋古”》等文中，廖名春除批評顧頡剛、池田知久等人的疑古說及其做法外，同時還高度評價了王國維的古書古史觀，并將其“古史新證”說概括為“證古”說?！?】需要指出，他對于馮友蘭“釋古”說的評價不高。廖先生所謂“證古”，即是以出土材料證明古書之相關(guān)歷史舊說的可靠性?！?0】郭沂寫作了《從“疑古”走向“正古”——試論中國古典學的發(fā)展方向》一文，與廖氏不同，他認為，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或“二重證據(jù)法”屬于所謂“正古”說，其中“正”是“修正”，包含“補正”和“證明”兩義。在郭沂看來，“正古”即是“修正”傳統(tǒng)古史學?！?1】在《二重證據(jù)法：疑古與釋古之間——以近年出土文獻研究為例》等文中，梁濤認為“二重證據(jù)法”不僅具有“證明”，而且具有“證偽”和“補正”的三重作用。他又認為顧頡剛的“層累說”和王國維的“素地說”，實際上“都只是道出真理的一個方面”，因此二者有必要取長補短。在此基礎(chǔ)上，梁濤提出了“原型—意義流變說”，冀圖以此說來解決歷史敘事中的“素地”和“層累”之關(guān)系的問題?！?2】

謝維揚主要從理論層面對疑古主義的古書古史觀作出了深入批評，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概念”的說法。謝氏認為，傳統(tǒng)辨?zhèn)螌W存在三大缺點：一是用“以今比古”的方式來看待先秦古書，這是其“方法論上最致命的缺陷”；二是層累的系統(tǒng)造偽說的古史史料觀，這是“對中國早期文獻文本生成機理的非常主觀的想象”；三是傳統(tǒng)辨?zhèn)螌W整體上不成功的事實，導(dǎo)致辨?zhèn)蔚闹匾栽谖磥砉攀肥妨蠈W中會“大大減弱”。在此基礎(chǔ)上，他認為，人們應(yīng)當“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概念”，并認為“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概念的核心問題不是別的，而是對古書成書情況的再認識”。【13】此外，陳其泰也批評了古史辨派，指出其存在三項缺點：一是未能注重結(jié)合考古發(fā)現(xiàn)來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變成“古書辨”；二是有的地方懷疑過頭，如對《左傳》和《周禮》的懷疑；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不當之處，如過分使用“默證法”，抹殺不利于自己的證據(jù)，以及不愿分辨古史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14】

與廖名春、郭沂、梁濤、謝維揚、陳其泰等人相對，另外一部分學者卻通過申言和論證“疑古”觀念的正當性，而試圖捍衛(wèi)古史辨派的學術(shù)正當性及所謂學術(shù)功績。在《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訪談錄》一文中，池田知久即作了如此的闡發(fā)。他認為，學者要發(fā)揚古史辨派的“層累說”，不斷擴展其辨?zhèn)畏椒?；要擴大懷疑的對象，繼承許多古史辨派未竟的事業(yè)；要繼承“疑古”的科學精神。最后，關(guān)于出土資料研究與所謂疑古派科學精神兩者間的關(guān)系，池田知久說：“第一，出土資料研究并不能成為否定疑古思想的理由，考古發(fā)現(xiàn)只會修正若干古史辨派的結(jié)論，而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其科學基礎(chǔ)。第二，從根本上講，“疑古”并不只是某一時代的產(chǎn)物，也不只是一時的思潮，而是一種貫通古今、不分國別的科學精神。出土資料研究也完全需要疑古派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科學精神。第三，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出土資料研究其實也是疑古派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們的工作在新時代的延伸。我們必須沿著古史辨派所開辟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通過新的研究，對古史辨派的理論、方法和未竟的事業(yè)進行新的開拓。既然疑古學派的研究方法是繼承乾嘉考據(jù)學的、最具批判意識和科學精神的、最值得信賴的方法，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要反對、要舍棄呢？”【15】可以說，池田知久的上述意見是目前可見捍衛(wèi)“疑古”、反擊“走出疑古”而發(fā)出的最強音。曹峰大體上同意池田知久的看法，但有所折衷?！?/span>16】西山尚志根據(jù)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理論批評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認為它不具有可證偽性，也因而它不具有科學性?！?/span>17】楊春梅在全面梳理李學勤相關(guān)說法的基礎(chǔ)上，對“走出疑古時代”說作了一定的批評。【18】陳淳則在區(qū)分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基礎(chǔ)上，批評李氏的“走出疑古時代”說試圖將前者作為后者之附庸，并認為“疑古辨?zhèn)蔚囊饬x被人刻意貶低”了?！?/span>19】

順便指出，裘錫圭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這場爭論，他的立場依違于兩派之間。不過，單純從古書問題來看，他的觀點更接近于李學勤的說法，同樣認為疑古派在中國古書問題上搞了許多“冤假錯案”?！?0】在國際漢學界，日本學者深度介入了“疑古”與“走出疑古”的爭論。據(jù)其態(tài)度，他們大體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池田知久為代表的“疑古”捍衛(wèi)派或“走出疑古”的批評派，一類是以谷中信一為代表的無可奈何派，一類是以淺野裕一為代表的“疑古”批評派和“走出疑古”的支持派?！?1】第一類又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一種對于“走出疑古時代”說采取積極抵抗的態(tài)度，他們屬于少數(shù)，對于上述李說作了直接批評；另一種對于“走出疑古時代”說采取消極抵抗的態(tài)度，他們屬于大多數(shù)，對于上述李說及簡帛資料的不斷出土保持故作鎮(zhèn)靜的緘默，但暗中仍然堅持“顧頡剛—津田左右吉”一系的疑古觀點。與日本漢學界相對的是，歐美漢學界雖然對出土簡帛文獻保持了頗為濃厚的學術(shù)興趣，但是與中國學界業(yè)已形成的“走出疑古”風氣保持距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堅持“顧頡剛—葛瑞漢（A. C. Graham）”一系的疑古觀點。應(yīng)該說，在這一點上，歐美漢學界的認識實際上落后于日本漢學界。而日本漢學界和歐美漢學界的這種差異，大概緣于兩者融入“中國古典學術(shù)”的程度及其漢學特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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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ji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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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土簡帛文獻及其相關(guān)問題，會給學者帶來學術(shù)觀念和方法上的反省。迄今，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學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說。從前提看，出土簡帛文獻無疑是李學勤提出其“走出疑古時代”說的資料基礎(chǔ)。如果沒有眾多簡帛資料的出土或發(fā)現(xiàn)，那么李先生是不可能提出這一切中時弊和時代精神的學術(shù)觀點的。不僅如此，“走出疑古時代”說還擊中了現(xiàn)當代中國學術(shù)的一個關(guān)鍵痛點，引發(fā)了疑古派和“走出疑古”派的激烈爭論。應(yīng)當說，“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體現(xiàn)了當代中國古典學術(shù)運動（包括古史古書、古代文明和古代思想等方面）及中國人文化心態(tài)的一次重大轉(zhuǎn)向。從實踐來看，當代漢語世界的出土簡帛文獻研究幾乎都是在此一觀念的指導(dǎo)下展開的。不過，筆者認為，劉起釪、池田知久等學者起而捍衛(wèi)“疑古主義”和批判“走出疑古時代”說，這不但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必要性，這即是說，相關(guān)批評實際上有助于“走出疑古時代”說之內(nèi)涵的澄清。

不僅如此，通過雙方的辯論，“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事實上被傳播得愈來愈廣，且愈來愈深入人心。與此相對，疑古派的捍衛(wèi)者面對出土簡帛資料的不斷質(zhì)證及其辨?zhèn)谓Y(jié)論的不斷倒塌，而一直處于守勢和不斷退卻的窘境中。同時，通過辯論，雙方的一些誤會可以消除。古史辨派所高揚的疑古精神及作為其理論支撐的懷疑理性都是值得肯定和堅持的，這一點也是“疑古派”的捍衛(wèi)者們一直在不斷自我表白和辯護的東西。不過，需要指出，以李學勤先生為代表的新釋古派其實沒有否定此一理性和此一學術(shù)精神，他們所批評的是疑古主義，即所謂絕對的疑古，以及對于懷疑理性的濫用。所謂釋古，既非信古，亦非疑古。新釋古主義雖然起源于馮友蘭先生的相關(guān)說法，但卻是對于馮先生相關(guān)主張的反思，從精神實質(zhì)上來看，新釋古主義是以王國維的證古說為其主脈和正源的。以李先生為代表的新釋古派所反思和批評的對象無疑主要是泛濫于二十世紀中國的疑古思潮，但也包括那些打著“釋古”旗號的馮友蘭式疑古活動?！?2】

順便指出，廖名春所謂“證古”說和郭沂所謂“正古”說對馮友蘭、李學勤先生的“釋古”說都存在一些誤會。誠然，李先生有其自身的學術(shù)追求和學術(shù)目的，而且他有些推斷未必正確，此毋庸諱言，但是在方法論上他力圖做到客觀平允，如實闡明先秦古書古史之真相，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有一個愿景，即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這本無可厚責，但目前看來，這只能期之于未來。在審查和理解史料問題上，“相信”和“懷疑”其實是一對孿生姊妹，既需要“信古”，也需要“疑古”，即使是疑古派的疑古在其背后也包含著對“疑古”本身的確信。因此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yīng)當如何做到適中，使“相信”和“懷疑”兩者達到恰如其分的地步。還需要指出，從抽象繼承的角度來看，李學勤的新“釋古”說與馮友蘭的舊“釋古”說無疑存在繼承關(guān)系，二說都試圖在相應(yīng)的歷史條件下給“信古”和“疑古”劃定邊界，但是馮氏的舊“釋古”說其實暗中有意支持和配合疑古派的說法，這是我們今天特別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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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楊慶中、廖娟編：《疑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梁濤、白立超編：《出土文獻與古書的反思》，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
【2】李學勤：《導(dǎo)論：走出疑古時代——在一次學術(shù)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9、9、19、19頁。
【3】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復(fù)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再估計——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顚W勤原注。【4】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347—348頁。李文原載《原道》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03—310頁。
【5】楊春梅：《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走出疑古時代”述評》，《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5—25頁。
【6】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訪談錄》，《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頁。
【7】劉起釪：《關(guān)于“走出疑古時代”問題》，《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第4期，第22—28頁。
【8】李學勤：《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點說法》，《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第6期；《疑古思潮與古史重構(gòu)》，《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簡帛書籍的發(fā)現(xiàn)及其影響》，《文物》1999年第10期。
【9】“古史新證”是王國維于1920年代針對當時疑古思潮的泛濫而提出來的重要學說，“二重證據(jù)法”是其基本方法。參見王國維：《古史新證》，謝維揚、房鑫良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9—282頁。
【10】廖名春：《試論馮友蘭的“釋古”》，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第六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304頁。此外，他還發(fā)表了《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陳明主編：《原道》第四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第110-129頁）和《論六經(jīng)并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論問題》（《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第47—58頁）等文，可以參看。
【11】郭沂：《從“疑古”走向“正古”——試論中國古典學的發(fā)展方向》，《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第80—88頁。
【12】梁濤：《二重證據(jù)法：疑古與釋古之間——以近年出土文獻研究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第151—162頁。此外，梁濤還發(fā)表了《疑古、釋古與重寫思想史》（《二十一世紀》總第87期，2005年2月號）一文。
【13】謝維揚：《古書成書情況與古史史料學問題》，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4—286頁。這本書的“序”亦為謝維揚所作，表達了相同觀點，可以參看。
【14】陳其泰：《“古史辨”派的興起及其評價問題》，《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19頁。
【15】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訪談錄》，《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頁。
【16】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38—51頁；《出土文獻與思想史研究方法論芻議》，《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第122—127頁。
【17】西山尚志：《我們應(yīng)該如何運用出土文獻——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不可證偽性》，《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45—52頁。
【18】楊春梅：《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走出疑古時代”述評》，《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5—25頁。
【19】陳淳：《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第16—27頁。
【20】裘錫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證據(jù)法”及其相關(guān)問題——裘錫圭先生訪談錄》，《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5—15頁；西山尚志：《我們應(yīng)該如何運用出土文獻——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不可證偽性》，《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45—52頁?！?1】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訪談錄》，《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頁；谷中信一：《新出土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疑古主義的走向》，《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淺野裕一：《新出土文獻與思想史的改寫——兼論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1期，第22—36頁。
【22】馮友蘭：《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57頁；《近年史學界對于中國古史之看法》，《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258-262頁；《馮序》，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3頁。前兩文發(fā)表于1935年5月，后一文則寫于193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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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李學勤先生90誕辰座談會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12月版，第48—54頁；本文與拙文《新出儒家簡牘文獻及其研究》（《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相關(guān)，部分內(nèi)容亦著重參考了后者。又后者經(jīng)過壓縮，并由趙乾男作了局部修改，由田凱文（Kelvin J. Turner）英譯，以丁四新、趙乾男聯(lián)署的方式發(fā)表于《亞洲研究》2024年第1期。參看Sixin Ding & Qiannan Zhao:?Newly Excavated Confucian Bamboo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Research, Asian Studies, Volume XII, Issue 1, 2024, pp. 1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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