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煥禮 著《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出版暨緒言
葛煥禮 著《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出版暨緒言
書名：《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
作者：葛煥禮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作者簡介】
葛煥禮，山東沂源人。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宋史、《春秋》學史、學術思想史。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出版專著《尊經重義：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學》，發(fā)表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
【內容簡介】
本書在梳理、評述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唐宋學術思想轉型領域內前人關注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問題，進行專題性的深入研究。內容包括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考辨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初唐道教重玄學與程朱理學的思想關聯(lián)，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與道教“洞天福地”的關系，“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以及開新學風的士建中、劉敞等人的生平事跡、學術思想和學術地位，唐宋時期的《左傳》學與史書紀事本末體起源的關系。期望通過系列這樣的專題研究，將來連片成疇，能夠更為真切地呈現(xiàn)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的機制和面貌。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述評
第一節(jié) 唐宋思想文化轉型：國內不同學科范式下的研究與認知
第二節(jié) 范式與問題：美國的唐宋思想轉型研究
第三節(jié) 思想與思想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評介
第二章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
第一節(jié)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考辨
第二節(jié) 由“義見微旨”注再論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
第三節(jié) 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
第三章 唐宋道教與儒學：思想文化關聯(lián)
第一節(jié) 論李榮思想與程朱理學的關聯(lián)
第二節(jié) 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道士構建之比較
第四章 宋初的儒士與儒學：學術思想新聲
第一節(jié) 孫復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
第二節(jié) 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
第三節(jié) 石介儒學思想析論
第四節(jié) 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
第五章 唐宋時期的經史關系：《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
第一節(jié) 紀事本末體創(chuàng)始說辨正
第二節(jié)《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之源起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緒言】
作為中國思想史上“最有突破性的轉型”之一，唐宋之際的學術思想轉型問題歷來受到學者重視，是一個重要但研究難度很大的課題。說它重要，是因為狹義看來，它其實是漢唐儒家經學向宋代新儒學轉型的問題——這已經是儒學史領域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若寬泛來看，除儒學轉型外，它還包括中古佛教的世俗化轉向（表現(xiàn)為法相宗、華嚴宗、天臺宗等傳統(tǒng)大宗的衰落和禪宗、凈土教等貼近世俗的宗派勢力的崛起）、以“內外丹興替”為標志的道教轉型、史學的體裁創(chuàng)新和顯著發(fā)展等，而這每一項轉變，在佛教、道教和傳統(tǒng)史學發(fā)展史上都有著關鍵性的意義。說它研究難度大，是因為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需具備經學史、理學史、文學史、道教史、佛教史、史學史、科技史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綜合的視野。唐宋時期學術思想的承載者——知識分子，不僅包括學界慣常所關注的儒士或文士，而且還包括知識僧人、道士和科技人士等。這些不同身份的知識分子群體不僅承載、創(chuàng)造著本行業(yè)的知識和思想，而且吸收并影響其他行業(yè)的知識和思想，不同行業(yè)間有著十分復雜的影響、融合關系。因此，基于學科劃分而按門類掘進固然必要，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更是重要，這對研究者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zhàn)。
一、近四十年來代表性的解釋模式
雖然該課題牽涉面廣，研究難度大，但如本書第一章所示，中外學者已做出積極的研究，對其轉型過程作了多種解釋，形成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解釋模式。在古代，最主要的解釋模式是清四庫館臣提出的漢、宋經學轉型說。近代以來，隨著經學沒落和哲學崛起，主流的解釋模式轉變?yōu)橹袊軐W史敘事中的從唐代佛學轉向宋代道學。近四十年來，因不滿哲學史敘事的“線條化、簡單化”，一些學者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從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幾種互有關聯(lián)而又各具特色的解釋模式。
（一）道學（理學）的生發(fā)過程。這一解釋模式的源頭可上溯至朱熹《伊洛淵源錄》所構建的二程道學師承譜系，以及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基于理學標準而構建的宋學派別和師承譜系。近代以來哲學史界對宋代道學家的認知和道學生發(fā)脈絡的構建，根本上即依據(jù)了這兩種譜系?；谶@一學術傳統(tǒng)，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所構建的新的唐宋儒學轉型脈絡，可見于徐洪興《唐宋之際儒學轉型研究》一書。
徐洪興將道學思潮的演變歷程分為“萌發(fā)、初興、高潮、鼎盛和衰變五個階段”。從唐朝中期至北宋慶歷之前是萌發(fā)階段，道學思潮“還是一股潛流”，但出現(xiàn)了要求振興儒學、排斥佛道二教、批評四六駢文的呼聲，“孟子升格”、經學變古、古文運動等新文化活動初步展開；北宋慶歷至嘉祐之際是初興階段，道學思潮“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形成批判漢唐章句訓詁之學、佛道二教、四六駢文的社會思潮和新的學術思想取向，“其倡導者是范仲淹和歐陽修，而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都是這一思潮中涌現(xiàn)出來的有代表性的學者”；嘉祐至元祐之際，道學有了顯著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高潮階段，涌現(xiàn)出一批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如周敦頤、邵雍、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等，他們“為儒家的倫常綱紀提供哲學的論證，重新確立全面指導中國人社會生活的精神歸宿；為現(xiàn)實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的依據(jù)”；南宋中期是鼎盛階段，道學派別得到很大發(fā)展，主流學派即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派形成，出現(xiàn)反對派即陸九淵“心學”派，許多道學概念、范疇、命題走向深刻、精密和系統(tǒng)化，至此唐宋儒學轉型已經完成；從南宋后期至元末明初，是衰變階段，道學主流派“程朱理學”逐漸得到官方承認，最終成為官方統(tǒng)治思想，其生命力也隨之喪失殆盡。
雖然徐洪興鑒于由朱熹《伊洛淵源錄》所開創(chuàng)而為現(xiàn)今哲學史研究所繼承、發(fā)展的道學史敘事有著“線條化、簡單化”之弊，相對于邏輯鏈條上的學說分析，更注重發(fā)掘道學的歷史面相，從時代思潮演變的角度構建了唐宋儒學轉型的理論框架。但是這一新敘事，無論是關注對象（道學家）的擇取，還是對其思想的闡釋，皆未脫離傳統(tǒng)的哲學史敘事，在內容上便無法包舉“唐宋之際儒學”。
（二）宋學的演變過程。1984年10月，鄧廣銘在杭州舉行的宋史研究會上發(fā)表《略談宋學》一文，明確指出：“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我們卻不應該把理學等同于宋學”；“宋學”是指“萌興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后的那個新儒家學派”；其特點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們尋章摘句的學風，向義理的縱深處進行探索；2.都懷有經世致用的要求?！边@就突破了理學研究興起后學界往往將“宋學”等同于“理學”的狹隘認識，勘定了“宋學”的外延——理學之外，尚包括尉為大宗的宋代經學等儒學門類。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一書延依鄧廣銘的認識，采用“宋學”概念，構建了北宋“宋學”的演變歷程。
陳植鍔認為，“宋學在南渡之前，大抵經歷了從準備、草創(chuàng)到繁榮三個發(fā)展時期”。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漢唐注疏之學和文章之學的遺留期和宋學的準備期”，出現(xiàn)了宋學疑古派、議古派和擬圣派的先驅者，如王昭素、孫奭、賈同、柳開等；仁宗、英宗兩朝，是宋學的草創(chuàng)期，形成“講明義理而有別于漢唐注疏之學”的學風，出現(xiàn)以孫復、石介為代表的疑傳派，以歐陽修、劉敞為代表的疑經派，以李覯、章望之、胡瑗為代表的議古派，以及處在“宋學草創(chuàng)期與繁榮期的交接階段”的擬圣派學者邵雍、周敦頤；仁宗、神宗之交，宋學“從義理之學過渡到進一步以心性問題的探討為內容的性理之學”，進入繁榮期，出現(xiàn)王學、洛學、關學、蜀學等學派，其中王學的成就和影響最大。
作者運用歷史學的視角和方法，不僅清晰劃分了北宋“宋學”前后相承的三個發(fā)展時期，而且基于學說創(chuàng)新與社會影響相結合的標準，精細辨析、論證了后兩個時期內不同學派的先后關系，這樣便呈現(xiàn)了一條以時期為節(jié)段、由學派前后聯(lián)結而成的北宋“宋學”的演變鏈。遺憾的是，受論題時段所限，該書內容并未涉及南宋“宋學”。從整體上論述宋代“宋學”演變歷程的代表作，是漆俠《宋學的發(fā)展和演變》一書。
漆俠將兩宋“宋學”的發(fā)展歷程劃分為形成、發(fā)展和演變三個階段?！八稳首诮y(tǒng)治期間（慶歷前后）為宋學的形成階段，其代表人物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和李覯、歐陽修，而以范仲淹為核心人物。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學的大發(fā)展階段，形成為各具特色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和以洛（二程）關（張載）為代表的理學派等四大學派。其中荊公學派影響最大?！蹦纤问撬螌W的演變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從宋學中發(fā)展起來的理學興盛起來，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學派，同時與理學對立的則是浙東事功派”。
雖然上述三位學者的論述重心在于宋代，在于偏重學術的經學和偏重思想的理學，但這一解釋框架聚焦于“宋學”，最大程度上涵蓋了儒者之學意義上的宋代儒學。然而，由于“宋學”的外延十分寬泛，在宋代經學、史學等領域，還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一定會對上述解釋框架形成有效的補充和修正。
（三）士人價值觀基礎的轉變過程。此以美國學者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所構建的解釋框架為代表。該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公元600至1200年間士人價值觀基礎的轉變，以及士人是如何確立價值觀的。為此，作者所切入的并非是通常意義上的思想，而是“斯文”——“首先指稱源于上古的典籍傳統(tǒng)”（特指儒家經典），“包括了諸如寫作、統(tǒng)治和行為方面適宜的方式和傳統(tǒng)”；是“士學”而非儒學，尤其關注最受當時士人重視的文學。
包弼德將公元600至1200年士人思想和價值觀基礎的演變，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1.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朝廷學者將文化價值觀具象為可用作榜樣的“文化形式”（廣義的“文”），包括“所有那些屬于‘禮’的范疇的東西，過去的文獻遺產，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文章）”；就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他們標舉的是一種綜合的文章觀，包括“建立在天地之上的普遍基礎，上古權威的典范，真情實感的充實（現(xiàn)在指向社會、政治問題），以及文學技巧”等多種取向。
2.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隨著安史之亂所導致的唐朝政治危機，士人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觀也出現(xiàn)危機，他們認為過去的“文化形式”并未像想象的那樣起作用?；钴S在安史之亂之后40年的學者，如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和梁肅，主張文章復古，強調寫作為公共道德服務。以韓愈為中心的77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學者，繼承前輩通過文章復古來拯救個人和社會的理念，而且更進一步，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寫作必須建立在作者獨立思考的“圣人之道”的基礎上，這客觀上造成了學者的思想觀念獨立于皇帝所代表的道德權威。
3.宋朝初年至1044年慶歷新政被廢罷。以徐鉉、田錫和張詠為代表的宋初學者，追求“在終極的自然之道基礎上，建立文學與典籍傳統(tǒng)的統(tǒng)一”，以此“將圣人之道和古文聯(lián)系起來”。在11世紀30年代，為文標準出現(xiàn)了分化：以楊億為代表的一批士人追求“辭藻的繁縟”，“以顯示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廣泛掌握以及有能力將其匯總為適應當前需要的形式”；以范仲淹為中心的古文家則“堅持認為士應該以圣人之道作為學的核心，并將寫作當成實踐道的一種努力”，“這個道可以不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而對政治、社會和文化產生效用。
4.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學及其話題漸不被重視，學者致力于“探求一種可以為政治、社會和文化提供基礎的道”。作為范仲淹追隨者中最重要的文士，歐陽修主張“學道先于學文”，“人事的歷史”和“六經之本真”都是道的來源基礎。1020年前后出生的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代表的那一代文士，“對于用古道來轉變國家和社會這個政治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對士應該如何寫作的關心”。而更年輕一代的蘇軾和程頤的興趣焦點，“已經從制度化的探求轉向對于思想風格更個性化的探求，這種思想風格能使人像圣人一樣”應物。
上述四階段中，士人的價值觀雖然都建立在“宇宙和歷史”基礎上，但把握方式卻發(fā)生了從信仰政權所支撐的“文化形式”到獨立思考“圣人之道”，再到個人獨立于權威而解悟“天地之道”的轉變，即“從唐代基于歷史的文化觀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觀的轉向”。
這一解釋框架聚焦于“文”（特別是文學），探討其主體（作者限定為士人）以“道”為把握對象的價值觀的構建歷程。鑒于唐宋時期文學在“士人之學”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視角選擇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唐宋士人價值觀的轉變歷程。但是，同樣屬于“士人之學”重要內容的“儒家經典和歷史研究”，卻被作者有意忽略了。而且如下文所述陳弱水的研究所示，這一框架并未能夠深入歷史從更為深廣的層面揭示當時士人世界觀的構建實態(tài)（如“外儒內道”“外儒內佛”），即僅著眼于典型士人（主要是文人）及流派的文化（特別是文學）觀而論述士人價值觀的構建及其演變歷程，卻未進一步發(fā)掘其世界觀的歷史實態(tài)。
（四）士人文學觀和世界觀的轉變過程。這一解釋模式見于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他認為“唐宋之際的思想巨變不是在短時間內發(fā)生的，從韓愈（768—824）的時代到范仲淹（989—1052），大約為兩百二十年，到程頤（1033—1107），則有兩個半世紀以上。在此期間，思想的變化不是均質進行的，而是有兩個明顯的突破點。第一個突破點約在唐德宗至憲宗年間（780—820），第二個則為宋仁宗至神宗之際（1023—1085）”。陳弱水主要圍繞第一個突破點，基于對士人（尤其是文人）思想和心靈的考察，勾勒出兩條中古思想演變的線索：
第一條線索著眼于文人對文學與文化關系的認識。陳弱水認為，從南朝到初唐，文章寫作一直存在著“獨立的文學觀”與“政治教化”間的結構性緊張，根本性的變異發(fā)生在8世紀后半葉，以安史之亂前后出現(xiàn)的“文章中興”為標志。“中興”諸子“要求文學與德行、政教、經典等文化要素相連接”，“徇至而有文本于道的呼聲”；甚至“根本要求泯除文學和文化之間的界線，而把文學視為從屬于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因此，這一文學風潮既“代表文學改革的努力”，也含有“以文學論述面貌出現(xiàn)的思想運動”的成分。隨后，韓愈、柳宗元等人所領導的古文運動繼之而起，在9世紀初震動一時。古文家不僅主張文以明道或文本于道，而且開始了對儒道的探索——“這個‘破繭而出’非關小可，它不但是東漢以后第一個反思儒家之道的潮流，而且發(fā)生在主導士人文化的文人群中，造成關鍵的影響。”“道”優(yōu)先于“文”，儒道探索的出現(xiàn)，標志著唐宋間“文學脫中心化的開始”，并漸至發(fā)展成為新的儒家思想脈流。
第二條線索聚焦于中古士人心靈結構的變遷。陳弱水認為，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是“外儒內道”和“外儒內佛”，或者稱之為“二元世界觀”。曹魏時期登上歷史舞臺的玄學，是開啟此二元世界觀的決定性力量，在4世紀永嘉亂后蓬勃興起的佛教則大大強化了這一世界觀。即便對于中唐“文章中興”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關集體秩序的原理和價值”，個人生命的終極關懷則寄托于佛教或道教。中古時期對二元世界觀構成明顯挑戰(zhàn)的，主要有三種思想：一是6、7世紀時一些士人宣揚的“國家全體主義”觀點，“主張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應歸屬于統(tǒng)治者的權威”；二是以杜甫為代表的中唐少數(shù)士人“以儒家價值為個人生命主要導向”的世界觀。這一思想在當時“屬于較新的形態(tài)”，范圍有限，“屬于一個重大思潮變化的開端部分”；三是從8世紀晚期到9世紀初，“在二元世界觀架構里運行的儒家復振潮流中，冒出了直接向這個中古思想基調挑戰(zhàn)的動向”，即韓愈、李翱等“力主單一的儒家價值世界”，并“構建儒家本位的心性理論和修養(yǎng)學說”，正是這一思想開啟了唐宋之際的思想巨變。
因受論題時段所限，這一解釋框架于宋代部分略而未涉，所以對于唐宋思想轉型整體而言，并不完備?；凇拔娜司佑谔拼幕暮诵?，地位絕高”的認知，與包弼德一樣，陳弱水亦從文學入手，經由對中古士人文學觀演變歷程的梳理，揭示出中晚唐“儒道探索”思潮的源流。但他更進一步，從世界觀上揭示了中古士人“外儒內道”“外儒內佛”的基本心靈結構，以及先后出現(xiàn)的三種挑戰(zhàn)此二元世界觀的思想。他所指出的“即便對于中唐‘文章中興’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關集體秩序的原理和價值’，個人生命的終極關懷則寄托于佛教或道教”這一事實，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當時文學所推揚的儒家之道，等同于文人的“價值結構以及世界觀”；這亦表明，從佛、道二教入手是深入認識唐宋之際士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思想轉型問題的重要一途。
上述四種解釋模式雖然都有不足之處，但體現(xiàn)了學者在解釋唐宋思想轉型問題上的努力。任何嚴肅的框架性歷史解釋理論，都是歷史研究認識的結晶，體現(xiàn)著一段時期內學者研究所得認識的深度和高度。因此它通常會隨著研究的新進展而得到補充、修正，甚至被推翻，而這正是學術創(chuàng)新生命力的重要體現(xiàn)。就解釋唐宋思想轉型而言，上述四種模式的共同特點以及可深化之處有：
其一，將“唐宋學術思想”的承載者，都自覺不自覺地限定為儒士，所探討的主體對象，因而是唐宋時期的儒家學術思想，而非涵括佛、道二教教義學說等在內的廣義上的“唐宋學術思想”。
其二，即使就儒家學術思想而言，“儒家經典和歷史研究”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但要么未涉及，要么論述簡略，未曾予以足夠重視，所描繪的唐宋儒家學術思想轉型的圖景便不夠詳實、完備。經史之學，不僅是唐宋士人從小所受基礎教育的課業(yè)內容，而且是多數(shù)士人進行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在士人的知識、思想世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別值得關注。
其三，對佛教和道教之于唐宋思想轉型的意義重視不夠，即使有所探討，也局限在分析“若干工夫及語句的形式上的異同”上，缺乏真正在把握儒、佛、道三種學說核心的基礎上“探究其對立、糾葛的緣由并能闡明其思想變遷的哲學性基礎”的研究。
二、研究思路與框架內容
本書并不打算構建新的全面解釋唐宋學術思想轉型問題的理論框架，而是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該課題論域內前人關注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問題，進行專題性的研究。因為如上述解釋模式所示，它們在論題所涉內容研究的全面性上都存在不足——要么對某朝代、要么對某些門類的學術思想未涉及或探討較少，這必然會影響到解釋框架的涵蓋度和切實性。而且，新的解釋框架的構建，必須以數(shù)量足夠豐富而又深入的專題研究為前提。當前而言，這方面的研究尤其必要，只有在小塊深耕的基礎上，將來連接成片，才能更為真切地呈現(xiàn)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的機制和面貌。
本書書名中所標的研究對象——“學術思想”，意為“學術”和“思想”，其內容除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外，還包括知識和方法。限于學力，所論“學術思想”仍然以儒學為主。
依據(jù)專題內容，本書分為如下五章：
第一章《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述評》對唐宋學術思想研究重鎮(zhèn)——中國、美國和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評論。第一節(jié)《唐宋思想文化轉型：國內不同學科范式下的研究與認知》聚焦唐、宋“思想文化”的內涵、轉變過程和原因等重要問題，梳理近代以來國內代表性學者的相關認識和研究，在此基礎上總結具有典型性的唐宋思想文化轉型解釋模式。第二節(jié)《范式與問題：美國的唐宋思想轉型研究》基于對代表性學者著作的解讀，從派別劃分及其學說向背關系的角度，評述美國唐宋思想轉型研究范式、問題認識及其演變歷程。遺憾的是筆者未及對日本學界的相關成果進行全面考察，于此僅評介其中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期望多少能夠收到窺斑之效，是為第三節(jié)《思想與思想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評介》。
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是中古《春秋》學乃至漢、宋經學轉型的標志，在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第二章《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在考辨三人各自著作的基礎上，闡明其《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第一節(jié)《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著作考辨》從三人的《春秋》學著述活動入手，透過具體的修撰做法，考辨他們各自的著作及其內容體例，以及著述間的繼承關系，希望能夠正本清流，還原三人《春秋》學著作的真實面貌。第二節(jié)《由“義見微旨”注再論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針對《春秋集傳纂例》中的一處注文“義見微旨”，進一步辨正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第三節(jié)《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擺脫慣常所謂的“尊經排傳，而又兼采三傳”“變專門為通學”等寬泛論說，闡述三人經傳解說中一些具體認識和做法所呈現(xiàn)的學術理念層面上的轉型意義。
如所共知，佛教和道教對唐宋儒學思想轉型影響極為深刻。限于學力，本書未涉及佛教方面的內容，第三章《唐宋道教與儒學：思想文化關聯(lián)》乃從個案角度論述當時道教和儒家之間的思想影響和文化融通關系。第一節(jié)《論李榮思想與程朱理學的關聯(lián)》用概念史的方法，論證初唐道教重玄學大師李榮的學說思想與宋代程朱理學在“理”“性”等概念內涵上的關聯(lián)，以呈現(xiàn)前者對后者的影響。第二節(jié)《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道士構建之比較》將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描寫，與中唐道士司馬承禎、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各所記載的“洞天福地”系統(tǒng)進行比較研究，由此一隅，以窺當時文人與道士在思想和知識上的共享、互動狀況。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和石介，著名學者劉敞，歷來被視為開宋代學術新風的人物。第四章《宋初的儒士與儒學：學術思想新聲》探討他們以及與孫、石有著密切交往的知名學者士建中的事跡和思想，辨正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以期在宋學始興之處局部呈現(xiàn)新學術思想萌生時的學術生態(tài)。關于孫復的生平交游和著作，相關史料記載和后人說法中多有含混甚至捍格之處，第一節(jié)《孫復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對此予以澄清。第二節(jié)《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勾稽一直湮沉不顯的士建中的生平事跡，論析其思想，標明他在當時學界的地位和影響。第三節(jié)《石介儒學思想析論》依據(jù)現(xiàn)存資料，從思想特點及闡釋方式、哲理要點、弘儒思想及舉措等方面闡釋石介的學術思想。北宋“元祐史官”認為劉敞及其《七經小傳》在當代學風轉變中具有標志性地位，此說屢被以后的學者稱引，但現(xiàn)今有些學者提出質疑。第四節(jié)《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從宋廷修撰《實錄》和《正史》之記載、與同時知名學者地位及聲譽的比較等方面，對此說予以考辨，以標明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
唐宋時期經學與史學關系復雜，其中有些內容屬于唐宋學術轉型的范疇。第五章《唐宋時期的經史關系：〈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探討《左傳》學與史書紀事本末體之源起的關系問題，以揭示當時經史關系的一個面向。第一節(jié)《紀事本末體創(chuàng)始說辨正》辨正以往關于紀事本末體之創(chuàng)始的幾種說法，考定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創(chuàng)始之作。在此基礎上，第二節(jié)《〈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之源起》從《左傳》紀事類編學的形成原因、著作源流，以及其與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兩部起始性著作（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的學緣關系等方面，論證這一學術傳統(tǒng)是史書紀事本末體的歷史性生發(fā)源頭。
本書所涉內容繁雜，疏誤之處在所難免，而實證研究貴在求真求實，為使內容盡可能達到這一目標，尚請方家不吝教正。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