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 馮利 著《中國慈善透視》出版暨前言
康曉光 馮利 著《中國慈善透視》出版暨前言
書名：《中國慈善透視》
作者：康曉光 馮利
出版社：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前言】
在這個“速食年代”，人們總會忍不住提出“有沒有一本書，讀完即能如何如何”之類的問題。同樣，無論是長期深耕公益慈善的業(yè)內人，抑或希望對中國慈善作一綜觀與速覽的行外者，也多多少少會好奇：“有沒有一本書，看了之后能夠對當今中國慈善有一個全面、清晰的了解？”
可以想見，寫這樣一本書并不容易。它既要求作者對中國慈善的發(fā)展有著長期而整體的觀察，甚至是直接而一線的參與；同時，高屋建瓴的視野、厚實的理論積淀、對中國慈善各個局部的研究積累，乃至于對中國公益事業(yè)的深沉情懷，均不可或缺。如此，方有可能居高臨下、舉重若輕地對當代中國慈善，進行一次全面詳實又重點突出、通俗易懂又深刻耐讀的“透視”。考慮到這項工作的難度，無怪乎其長期處于空白狀態(tài)。
康曉光教授和馮利博士的新著《中國慈善透視》，便旨在填補此項空白。本書力求為當代中國慈善提供一幅概略的但重點突出的全景圖，一個囊括主要影響因素及其關鍵作用機制的解釋框架，而且全景圖和解釋框架能夠反映它的本質特征并揭示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本書可以說是在致力于“一本書讀懂中國慈善”。
為了“讀懂”中國慈善，本書以“何謂慈善”為起點，在回答完“慈善研究的框架”后，從“中國慈善是什么樣”“中國慈善何以這樣”“中國慈善會怎樣”三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部分進行展開，對每一部分及其下設問題均進行了透徹而精當的回答。
1、慈善的正本清源
何謂慈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透視中國慈善的起點。
慈善是“民族的”，不同民族的慈善是不同的。慈善又是“歷史的”，同一民族的不同時期的慈善也是不同的。這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慈善的民族性和歷史性增加了準確理解慈善的難度。但是，各個民族、各個時期的慈善也存在“共性”，正是這種共性構成了“慈善的本質”。本書認為，盡管不同社會、同一社會的不同時期對“慈善”的理解存在差異，但依然有共同之處，即“利他”和“民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因此，本書認為，無論是傳統(tǒng)的“慈善”，還是現代的“公益”，無論是“法律上的慈善”，還是“生活中的慈善”，只要符合“慈善的本質”——利他性與民間性——就都是“慈善”。這樣的“慈善”，既包括前現代的慈善，又包括現代的公益，既包括政府承認的慈善組織所從事的慈善，又包括廣泛發(fā)生于親朋、鄰里、同事、陌生人間的人際救助現象。
2、慈善研究的框架
慈善研究方法論的確立與描述-解釋框架的構建，是透視中國慈善的基礎。
本書所采用的方法論是以“系統(tǒng)觀”看待慈善，“跳出慈善看慈善”“跳出當下看當下”，據此觀察與分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的慈善。因此，本書將“慈善”視為一個“系統(tǒng)”，“民族國家慈善”也不例外，只不過它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的、巨型的系統(tǒng)。所謂“慈善系統(tǒng)”是由各種慈善要素組成、要素之間的互動形成了某種穩(wěn)定的結構、具有某些確定的社會功能的系統(tǒng)，而且與外部環(huán)境處于緊密的互動之中。
為了有效地研究這個“系統(tǒng)”，本書從慈善行動、系統(tǒng)結構、空間格局等維度去“描述”民族國家慈善，從歷史、文化、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國際環(huán)境等維度去“理解”或“解釋”民族國家慈善。這也是本書針對民族國家慈善所建立的描述與解釋框架。
從方法論的確立到描述-解釋框架的建構，從而貫穿全書始終的，是一種遼闊的時空視野，具體而言即歷史視角與全球化視角的運用。前現代慈善與現代慈善對比，三種慈善傳統(tǒng)的分野，均是歷史視角的典型體現。對自由主義慈善文化、境外行動主體、慈善資源和行為的跨國流動、國際環(huán)境及其對中國慈善之影響等議題的關注，則是全球化視角的生動呈現。歷史的縱深與全球化的廣闊，使得本書得以超越一時一地的就事論事，擺脫了通行研究中的單薄干癟，讀來有一種難得的厚重遼遠之感。
3、中國慈善是什么樣？
是什么樣？即對中國慈善進行描述。
在前述描述框架的基礎上，本書進而對慈善行動、系統(tǒng)結構、空間格局三大指標進行了細分，并對細分指標進一步建立了分類體系，然后結合經驗資料與統(tǒng)計數據，分別刻畫了其構成內容、時代特征與變化趨勢。
在慈善行動部分，本書從慈善文化、活動領域、受益對象、行動主體、實施方式、資源動員六個指標入手進行描述。對于慈善文化，本書認為當代中國慈善文化是中華傳統(tǒng)慈善文化、資本主義慈善文化、毛澤東時代慈善文化三者碰撞、融合的結果。對于活動領域，本書從“個體性—群體性”維度與“生存性-發(fā)展性”維度建立了分類矩陣，并分述了高關注度與低關注度的活動領域。對于受益對象，本書從人、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慈善系統(tǒng)三大類型著手予以描述。對于行動主體，本書則從組織化程度、注冊身份、注冊地三個維度進行分類，對中國慈善領域中的多元行動主體進行了詳略得當的闡述。對于實施方式，本書根據“直接/中介”與“實體空間/虛擬空間”兩個維度對進行分類，然后分析了四種實施方式。對于資源及其動員，本書對比描述了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公募和私募、行政化動員與社會化動員等資源類型與動員形式。
在系統(tǒng)結構部分，本書認為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的發(fā)展，中國慈善部門的整體結構已初具雛形。慈善系統(tǒng)中不僅存在大量微觀層面的慈善主體，還形成了一些中層的組織結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整體性的宏觀組織結構。這種系統(tǒng)結構本身還在“組織化”過程中，有三種力量塑造著該過程：一為自然的，二為民間的，三為政府的。相應地，形成了三種“組織結構”，一為自然形成的分工與合作的結構，二為民間有意識建構的協(xié)作結構，三為政府塑造的統(tǒng)合結構。三種力量強弱不一，三種“組織結構”發(fā)育程度也因此呈現出不平衡的特征。
在空間格局部分，本書指出，中國慈善的區(qū)域差異逐漸顯現，這種差異體現在慈善主體的種類和數量、資源規(guī)模、慈善行動、綜合治理水平、慈善生態(tài)、區(qū)域慈善特色等方方面面?？偟膩碚f，組織化慈善的區(qū)域格局深受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地區(qū)差異的直接影響，非組織化慈善的區(qū)域格局則還會受到慈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持續(xù)深遠影響。從慈善的國際空間格局來看，近十年間，中國與外部世界在有形資源的輸入和輸出方面，規(guī)模都不大。對外的慈善輸出以有形資源為主，在無形資源方面，中國仍然是凈輸入國，對外輸出極為有限。
4、中國慈善何以這樣？
何以這樣？即對中國慈善進行解釋。
本書區(qū)分了五大塑造中國慈善的影響因素，并對其進行了闡述，分別是：（1）歷史；（2）文化；（3）技術、經濟、社會結構；（4）政治制度、法律體系、政府態(tài)度與行為；（5）國際環(huán)境。
在歷史部分，本書識別并對比了三種對當代中國慈善具有重大影響的慈善傳統(tǒng)，即中華慈善傳統(tǒng)、資本主義慈善傳統(tǒng)和社會主義慈善傳統(tǒng)，它們構成了作為當代中國慈善的“初始條件”的歷史變量。
在文化部分，本書認為，四十多年來，中國文化格局經歷了由“一元”到“二元”再到“三元”的演變過程。而慈善文化與“大文化”在格局上基本同構，在演化上基本同步。當下，中華傳統(tǒng)慈善文化、西方現代慈善文化、社會主義利他文化并存，三者的互動、融合一直在進行之中。
在技術、經濟、社會結構部分，本書認為，最近十幾年，IT技術革命、經濟發(fā)展、教育發(fā)展、產業(yè)結構升級、中產階級崛起，推動了現代慈善迅猛發(fā)展，也為后現代慈善的涌現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還開發(fā)出一系列前現代慈善的新形式。本書從中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影響與IT技術革命三個角度，解釋了最近十幾年中國慈善系統(tǒng)的變化。
在政治制度、法律體系、政府態(tài)度與行為部分，本書首先勾勒了與中國慈善系統(tǒng)相關的法律和政策體系的構成及其特征；然后運用“行政吸納社會”解釋它的來龍去脈，從政治制度，從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探究慈善系統(tǒng)相關法律與政策體系的形成；最后考察了法律和政策體系對慈善系統(tǒng)的影響。
在國際格局部分，本書從兩個視角切入：其一，將慈善視為政治中立的事業(yè)，主要關注慈善資源與慈善行動在國與國之間的輸入、輸出；其二，擺脫“不涉及政治”的限制，將慈善視為改變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礎上，本書討論了全球化與國際格局對中國慈善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綜覽本書的描述與解釋部分，可以發(fā)現，作者對于塑造今日慈善之形態(tài)的幾大根本力量——“文化”、“制度”與“技術”有著極為清醒深刻的認知，對其施加影響的路徑與結果也進行了不遺余力的論述。這種影響當然是彌散性的，無處不在的，同時也是集中性的，有所側重的。我們甚或可以說，“文化思維”、“制度思維”與“技術思維”，已經成為了作者撰寫本書過程中三種時刻待用的“運思方式”。事實上，“文化”、“制度”和“技術”，也與作者研究中國慈善所形成的幾大重要理論成果——“體用范式”、“行政吸納社會理論”和“超慈善理論”，存在著內在的對應關系。
“文化”要素的運用，除后文將會詳述的“體用范式”外，主要體現在作為解釋變量的“文化”與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慈善文化”，當然，此二者在本書中乃是一體兩面的。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書格外突出文化的作用，在實證研究基礎上，厘清了三種慈善文化源流、三者的結合狀態(tài)及其成因，克服了當下文化研究泛泛而論的通病。此外，本書最后還通過對“托克維爾悖論”的分析，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與制度的關系及其對慈善事業(yè)的重要性。
對“技術”變量的關注，體現在本書高度重視技術革命的影響力，對互聯網影響的論述散布全書，典型如虛擬行動主體，互聯網對實施方式的拓展、網絡募捐、經由網絡發(fā)生的慈善資源流動等方面。此外，互聯網技術影響的專題性論述，還體現對改革開放以來新慈善——即“后現代慈善”與“超慈善”之形成的描述與解釋上。作者通過對技術革新、經濟改革（市場化）、產業(yè)結構變化、社會階層變化、收入提高、全球互動影響、權威主義政體等變量和過程的綜合運用，系統(tǒng)解讀了最近四十年中國慈善事業(yè)的演變及其特色。
在這個過程中，作者還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特別是階級分析方法，來解讀市場化改革，并結合“行政吸納社會”這一中國獨特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透析了財富和權力對慈善的深刻影響。即，本該以代表弱勢群體、追求公平正義的慈善表達的卻主要是財富和權力的意志，而不是弱者的訴求；維護的主要是財富和權力的利益，而不是弱者的利益。
也正是這種對關鍵變量和主要矛盾的把握，使得本書既在重要議題上面面顧及，不曾遺漏；同時又未流于泛泛而談，反倒是在上述方面均進行了獨到而原創(chuàng)的觀察思考，每每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極具智識啟示與現實關切。
5、中國慈善會怎么樣？
會怎么樣？既是預判、展望，也是期待、主張。
本書從功能、行動與結構三個角度對中國慈善進行了整體評估，也對其慈善行動、系統(tǒng)結構與空間格局的未來發(fā)展進行了預判，這種預判又主要是建立在對“塑造慈善的力量”的判斷之上。本書認為，總體說來，中國慈善是個快速發(fā)育的“畸形”和快速前行的“跛子”，而制約中國慈善發(fā)展的瓶頸則是“宏觀制度”與“慈善行業(yè)文化”。為了突破這種“制度”與“文化”的瓶頸，本書倡導一場“范式革命”，即以“體用范式”進行思考并規(guī)范行動。
“體用范式”的提出，首先一種學術嘗試。這種嘗試意在回答本書開篇便提出的問題，“存在一個包攬無余、邏輯自洽、一以貫之的以民族國家慈善為對象的理論嗎”？彼時的回答是“尚不存在”。本書為處理此問題所采取的權宜之計是，在書中的“全局”或不同“局部”，根據需要，針對不同的理論，或用其“主干”，或用其“枝葉”，并使其各安其位、各司其職。
但是，作者并未放棄前述建立一種“大一統(tǒng)理論”的學術雄心，“體用范式”便是其給出的答案。慈善研究領域的既有主導范式為“國家與社會范式”，其側重于關注制度、機制與方法，缺乏“文化視角”，遑論關注文化與制度的關系。有感于此，“體用范式”旨在從更高維的視野入手，同時考察“文化”與“制度”及二者關系，以此吸納“國家與社會范式”及其相關研究，并拓展慈善研究的疆域。當然，“體用范式”現在更多尚處在倡導與雛形階段，在本書中也主要呈現于書末，其他部分則只是時隱時現，我們也期待著其后續(xù)更成形、更系統(tǒng)的成果能夠源源不斷產出。
進一步而言，“體用范式”更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價值觀的革命，思維方式的革命，個人和組織層面的行為方式的革命，國家的公共政策與行政方式的革命。也就是說，它不僅是一份學術綱要，更是一份行動指南。經由這份綱要和指南，我們有望建立“真正的中國慈善”。而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融合、制度的競爭、文化與制度間的交互，是不同國家均面臨的共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體用范式”深具超越特定領域和特定國家的普適價值。
源于中國古代哲學的“體用”范疇，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其超越特定時代和地域的普遍價值，當然是由于其所關注的研究問題與對象具有持續(xù)的重要性。不同的民族國家慈善形態(tài)，固然有其不同的“體”。但作者更堅信，是一種不同文化之“體”背后的“共同之體”，即人類共有的、不滅的“性之善”，塑造了慈善的普遍的“利他”本質和永恒的進步趨勢。“向善”是中國和人類世界發(fā)展的大趨勢，慈善發(fā)展不可阻擋，人類向善永無止境。
讀至此處，不難發(fā)現，本書兼具理性而冷靜的思考，與熱誠而深切的情懷。言其“理性而冷靜”，是因為它既系統(tǒng)、流暢、一氣呵成；又深刻、精準、直指本質。言其“熱誠而深切”，是因為書中字里行間所流露出的作者對做出理論突破的追求，對慈善事業(yè)的關懷，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憂思，對“人性向善”的信心。
就此，可以說，本書源于慈善又遠高于慈善。在這個意義上，這既是一本對所有關心、參與中國慈善事業(yè)的研究者、實務者和社會公眾來說，均不可不備的“案頭書”；也是一本對所有立志于從學術或實踐之“一隅”發(fā)掘重大問題、建立宏大理論、培養(yǎng)現實關懷的學人而言，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李毅
2021年3月于北京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