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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乃儒】“海派儒學”踐行四十年記——上海學者對儒家優(yōu)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欄目:觀察總覽
發(fā)布時間:2020-11-20 17:53:12
標簽:海派儒學

“海派儒學”踐行四十年記——上海學者對儒家優(yōu)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作者:夏乃儒(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來源:《儒學的時代擔當》,朱貽庭、施炎平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2020年10月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是上海地區(qū)的儒學研究由恢復、發(fā)展、興起而繁榮的時期,并逐步形成了可稱“海派儒學”的學問風格和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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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確的是,這里所說“海派”之“海”,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是就地域的歷史的角度講,指近代以來上海地區(qū)存在和演變發(fā)展著的一種區(qū)域性文化;二是在文化的特性風格上,“海派”崇奉“海涵”,具有兼容并包的氣派心態(tài),也有推動多元文化交流溝通而發(fā)展的魄力與智慧。就此而言,海派文化的提倡,和上海作為國際性現(xiàn)代大都市的精神文明建設需要是完全適應的。而且,海派文化雖有其地域的、歷史形成的特點,但畢竟是屬于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其思想指導和價值導向并不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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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講的“海派儒學”,是借用“海派文化”的說法,以表達上海學者從事儒學研究的思想指導和風格特色。當然,也另有新的發(fā)展和發(fā)揮。例如,更注意古今中西文化之爭的考量,比較參考西方文化的背景,在實際推進儒學研究的過程時,既要研讀儒學文獻,對儒學作歷史考察;又要展開儒家思想的的學理探討和分析評述;更要有關(guān)于儒家思想的現(xiàn)代詮釋以及資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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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特別要指出的是,上海學者的儒學研究,除了注重儒家思想的學理性、文化精神層面的、資源價值意義的研究外,還十分關(guān)注儒家文化中優(yōu)秀成分的傳承、傳揚和發(fā)展,重視向社會大眾通俗講解儒家經(jīng)典,推介儒學文化資源,傳揚儒家文化精神,促進儒家文化遺產(chǎn)的現(xiàn)代繼承。這后一類事項,我將之歸類為“海派儒學的踐行活動”,特撰文就此作出回顧、梳理和概括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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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開放前的沉潛與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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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間,上海學者的儒學研究處于沉潛階段,卻也有不少積聚。雖然在長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儒學一直被視作為封建的意識形態(tài)而受到排斥和批判,但是在上海解放后的一段時期里,儒學研究作為學術(shù)研究還是受到保護,儒學研究者也受到一定的尊重。這里記述兩件代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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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現(xiàn)代新儒學的先驅(qū)熊十力先生在上海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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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生于1885年,畢生從事學術(shù)研究和文化創(chuàng)制活動。曾于1920年在南京歐陽竟無門下學佛,后受聘為北京大學特約講師。解放戰(zhàn)爭期間,熊十力經(jīng)歷了學術(shù)思想的轉(zhuǎn)向,由佛入儒,并構(gòu)想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儒學思想體系。在董必武、周恩來、陳毅的關(guān)照下,移居上海,住在淮海中路2068號,不受外界干擾,一心著述。熊十力完成《原儒》上下兩卷,由上海龍門書局于1956年出版。該書構(gòu)建了體用不二、性修不二的儒學體系,論述了一系列儒學范疇。接著又在龍門書局出版了《體用論》(1958年)、《明心篇》(1959年)。熊十力是我國現(xiàn)代哲學史上最具原創(chuàng)力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奠定了現(xiàn)代新儒學的哲學形上學基礎(chǔ)。政府資助用線裝繁體本出版,也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的重視??墒沁@在激情燃燒的年代,學術(shù)界關(guān)注度有限,直到三十年后才重被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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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通過《辭?!返男抻?,積蓄了上海的儒學研究力量,保留下不少新中國成立后的儒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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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舒新城借機向毛澤東提出編輯《辭海》修訂本的建議。毛澤東當即表示贊成,并請人大常委會轉(zhuǎn)達有關(guān)部門。隨即迅速成立中華書局辭海編輯部,組織大批專家來修訂。雖然《辭海》是一部具有百科知識性質(zhì)的綜合性辭典,儒學的內(nèi)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儒學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列入編寫的條目還是相當多。諸如儒家學派、人物、學說、名詞、著作,以及經(jīng)學史的學派、人物、學說、名詞、經(jīng)傳著作等,涉及到中國哲學史的主要方面。參加編寫的專家感到又有用武之地,都兢兢業(yè)業(yè),釋文力求準確,言必有據(jù)?!对囆斜尽吩?961年出版發(fā)行?!对囆斜尽凡捎梅诸惥幱?,儒學部分都集中在第二分冊哲學卷內(nèi)。它成為青年人在這特殊年代里了解學習儒學與哲學知識的重要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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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建國后至六十年代初,上海儒學研究的環(huán)境還是寬松的。譬如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嚴北溟,他的儒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孔子的哲學思想》,就是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一篇較有影響的論文《論仁——孔子哲學思想的核心及其輻射線》,也是在六十年代初發(fā)表的??墒牵搅宋母锲陂g,情況出現(xiàn)了急遽的變化?!霸u法批儒”運動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是在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中制造學述思想的混亂。文化巨人孔子不僅跌落為封建專制制度的維護者,更貶損為“開歷史倒車”“復辟奴隸制度”的歷史罪人。儒學又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由于這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學術(shù)研究,而是一場文化劫難,這里就略而不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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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撥亂反正:從批判儒學到研究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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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結(jié)束,也帶來了學術(shù)界的思想大解放。思想理論和學術(shù)研究上的撥亂反正,一個重要的選擇,是對孔子思想評價這個難點進行突破。《歷史研究》1978年第八期發(fā)表龐樸《孔子思想的再評價》一文,1983年,山東曲阜舉辦了文革后首次孔子學術(shù)思想討論會,都在結(jié)束“文革”后的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上海作為文化重鎮(zhèn)也作出了積極回應,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學術(shù)界一系列活動中得到說明。這里列舉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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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匯報率先組織“孔子思想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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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曲阜孔子學術(shù)討論會”.吸引了全國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qū)的196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會議討論的學術(shù)論文共119篇,成果豐碩,影響深遠,是“文革”結(jié)束以來開學術(shù)界撥亂反正之新風,標志著由“批判孔子”轉(zhuǎn)向“研究孔子”。當時,《文匯報》記者施宣圓風聞復旦大學嚴北溟教授應邀出席曲阜孔子學術(shù)討論會回滬,趕快去組稿。嚴先生曾在文革初期被“押解”到曲阜十萬人討孔大會上挨批斗,此次劫后重游,感慨萬千,當場寫七絕詩云:“泗水滔滔去不回,杏壇遺址一徘徊;千秋功罪憑誰說?仁學精神世共推?!笔┬麍A請他寫篇重評孔子仁學文章。嚴先生一向以筆頭快見稱,很快寫就《談孔子的人道主義》一文。該文不僅重評了孔子的思想體系,還涉及了當時的理論禁區(qū)——人性與人道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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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討論的展開,還深入研討了孔子思想研究的方法論與其時代價值問題。上海的學者與全國的同仁們各抒己見。例如復旦大學的蔡尚思教授對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的“三分法”,發(fā)表了商榷文章。出現(xiàn)了好久未見的爭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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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撰辭書,扎實推進儒學研究的基礎(chǔ)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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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辭書編撰,推進儒學的基礎(chǔ)性研究和儒家文化資源的傳承、介紹,在上海學者中有傳統(tǒng),也有優(yōu)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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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學術(shù)界剛開始推動由批判孔子轉(zhuǎn)變?yōu)檠芯靠鬃?,我們就在國?nèi)先期開展“孔子大辭典”的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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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曲阜孔子學術(shù)討論會上,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提出:“尊孔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反孔的時代也已過去了”,“我們現(xiàn)在是中國歷史的新階段,應該科學地實事求是地來研孔、評孔”。上海與會的同志在這一觀點的感召下,決心要編撰出一部全新的研孔、評孔的大型工具書。先由上海師范大學與上海辭書出版社相關(guān)的同志提出一個框架構(gòu)想。經(jīng)與復旦、華東師大的同仁商量,大家一致認為可行。并請張岱年先生指導,擔任主編,具體編纂則由夏乃儒教授負責。上海多數(shù)研究中國哲學、倫理的學者參與其中。《孔子大辭典》聘張岱年先生為主編,具體主持的是夏乃儒教授,朱貽庭、朱義祿、施忠連、施炎平等為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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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大辭典》被稱為歷史上第一部,不只是從名稱上來說,更是從內(nèi)容與形式上有新的突破。圍繞著“孔子”,設“生平事跡”“歷史背景”“思想體系”“典藏文獻”與“弟子后學”等欄目,詳盡地建立詞目。有的詞目,較具知識性,如“孔裔字輩”,記述歷代孔門后裔的字號,檢閱率較高。有的詞目,具有開拓性,如“論語學”,成為可深入探討研究的提示。《孔子大辭典》不僅設立古代(先秦、漢唐、宋清)評孔欄目,還開拓了“近代以來評孔”和“臺港海外評孔”欄目,大大拓展了研孔的視野。該大辭典不采用通常的按筆劃檢索法,而是按內(nèi)容分類編排。不僅使讀者可以檢索,還使辭典具有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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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契先生主編的《哲學大辭典》也于1985年12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其中嚴北溟先生任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卷》,不僅系統(tǒng)收錄了反映儒家思想及其演變內(nèi)容的條目,而且,精心選擇、收錄了有關(guān)現(xiàn)代新儒家人物的作品、思想介紹的條目近三十條。是開國內(nèi)現(xiàn)代新儒家研究成果進辭書之先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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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馮契牽頭創(chuàng)建“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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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較研究中心”創(chuàng)立于1987年,是上海哲學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上海文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爸行摹蓖婆e馮契為主席,王元化為名譽主席,會聚了上海哲學界、文化思想界一大批學者?!爸行摹辈恢皇茄芯咳鍖W的,但是在當時儒學還是重要的研究熱點。王元化對“五四”時期的傳統(tǒng)道德與民族精神,發(fā)表了一系列的“反思”文章,極大地促進了上海學者探究儒學真知的責任感。馮契在該時期所作講演和發(fā)表著述中有關(guān)儒家思想的觀點,在上海學者中起著引導性的作用。諸如,研究歷史是為了現(xiàn)實;儒學熱的出現(xiàn)是和“中國如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密切相關(guān)的;當今研究儒學還是要放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歷史大背景來考察;儒學關(guān)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的學說有其兩重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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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上海舉辦“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馮契作了“儒家的理想和近代中國的自由學說”的發(fā)言。發(fā)言的最后,馮契用少見的鏗鏘語調(diào)說:“不管過程如何曲折,中華民族必將戰(zhàn)勝困難,克服障礙,向著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統(tǒng)一、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jié)統(tǒng)一的人類理想目標浩蕩前進?!薄?】這給與會的中外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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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shù)大師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我們可以從馮契為指導其弟子撰寫的論文、著作和整理文稿的評述,發(fā)現(xiàn)其許多關(guān)于儒學研究的遠見卓識。這里列舉幾則:其一,要重視王陽明關(guān)于本體與工夫統(tǒng)一理論的獨特貢獻,以及它對近代產(chǎn)生兩方面重大影響(即反對經(jīng)學獨斷論和提出自由人格的培養(yǎng))【3】。其二,要重視儒家在教育上對提高民族素質(zhì)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所起的積極作用【4】。要重視研究“求真”“明善”“審美”等方面?zhèn)鹘y(tǒng)文化的優(yōu)缺點【5】。僅以這三例,對照本世紀上海儒學研究的走向,就足以看出馮契作為學術(shù)大師對于上海學者儒學研究的指導性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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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毫不懷疑,這以后上海儒學研究正按著這些方面積極推進:王陽明的良知說及其轉(zhuǎn)換出主體的德性與人格,被深入地研究;關(guān)于要重視儒家在教育上的作用,萌發(fā)出對“教育儒學”的重新審視;至于以儒學為主導的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缺點,更是全面地深入地開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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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條件下上海學者儒學研究的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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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上海學者已在儒學研究方面有許多成就了,初步形成一個覆蓋面齊全的研究構(gòu)架,涉及儒家思想的多方面內(nèi)容。成果積累包括專著、教材、辭典、資料(包括引進與介紹)等,為日后以上海文廟為基地和平臺的《與孔子對話》系列活動的展開,推進上海儒學研究的拓深拓展,打下篤實基礎(chǔ),提供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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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專著出版方面,產(chǎn)生了一批代表性、有探索意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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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國榮,他曾是馮契先生的博士生,現(xiàn)為教育部長江學者。學問精深,思辨力強,研究勤奮,著作豐碩,在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均有大的影響。早在上世紀末,即出版了《王學通論》《心學之思》《善的歷程》等著作。近年來又完成“走向現(xiàn)代的儒學”三部:《道論》《倫理學與存在》和《成人與成物》,為中年學者中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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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朱義祿教授先后出版了《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圣賢人格到全面發(fā)展》、《朱子語類選評》等系列儒學研究著作,在上海以致全國學術(shù)界有積極影響。尤其是“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1987年即獲國家首批社科基金項目資助,列為國家七五規(guī)劃社科類重點課題,成果專著1991年9月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哲學學會曾專門舉辦書評座談,《文匯報》還作專題報道,給予推介。2006年10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又輯為“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叢書”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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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施忠連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現(xiàn)代新儒學在美國》,國內(nèi)受到廣泛關(guān)注,上?!秾W術(shù)月刊》、吉林《社會科學戰(zhàn)線》都曾刊登文章加以推介。該書詳盡地論述在美國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如杜維明、成中英等人的著作和思想,探討他們的思想學說與美國哲學的關(guān)系,以及他們對于儒學走向世界的促進作用。還介紹了幾位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學術(shù)界精英如狄百瑞、施華慈、安樂哲等,他們作為現(xiàn)代新儒家在美國的學侶和同調(diào),對于影響西方學界合理評價儒學的精神價值,推動儒學在世界上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施忠連還有《世界眼光中的孔子》、《儒風華雨潤異域:儒家文化與世界》、《四書五經(jīng)十日談》等書問世,涉及多個領(lǐng)域,探尋儒家文化價值觀在中國和世界上所產(chǎn)生的文化效應和塑造人類精神文明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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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羅義俊研究員對儒學的研究,尤其是關(guān)于現(xiàn)代新儒家的研究和介紹、評價,極為執(zhí)著,富有特色,在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都有影響。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評新儒家》一書,以及《錢穆學案》、《當代新儒家史論》等,對于儒學現(xiàn)代發(fā)展形態(tài)及其價值的研究探討,提供了個性化的獨特思考,有開拓意義和啟發(f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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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他曾是任繼愈先生的研究生,先在中國社科院任研究員,2002年起引入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任教授。他力主“儒學是儒教”說,雖未被主流學界所贊同,但其著《中國儒教史》的學術(shù)價值仍深得好評。來滬后繼續(xù)出版儒教著作多種,介紹他為說明上?!昂<{百川”的精神,也感召了北京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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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長期以來,上海學者尤在發(fā)揮自身兼容歷史功底、理論素養(yǎng)、學術(shù)風格的優(yōu)勢,注重以現(xiàn)代詮釋的思路、智慧、話語和方法,梳理、剖析和總結(jié)儒家傳統(tǒng)思想,取得一系列有特色、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成果,從而在儒家觀念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和弘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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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朱貽庭先生在主編《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史》(獲全國高校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倫理學大辭典》(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中國傳統(tǒng)道德﹒名言卷》,又出版《當前中國道德價值導向》等大著的基礎(chǔ)上,于2017年推出《中國傳統(tǒng)道德哲學6辯》一書(上海文匯出版社版),集中于儒家為主的傳統(tǒng)道德的梳理、總結(jié)、概括,提煉為諸如原源、天人、義利、形神等基本關(guān)系范疇展開論述,揭示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精神價值,以整合和重構(gòu)“中國傳統(tǒng)倫理學”,這對于深化儒家文化精神的研究,推進儒學思想資源的傳承和發(fā)展,是作出新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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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以撰述《劉子集?!贰?chuàng)建“五緣文化”學說聞名的林其錟先生,多年來率領(lǐng)的五緣文化研究所團隊,出版了十多部五緣文化研究論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施炎平著《五緣文化與中華文明》(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施忠連著《五緣文化: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都著眼于中華文化演變發(fā)展的大背景,以儒家文化精神的演變及其現(xiàn)代意義為重點,從不同角度、各有特色地闡揚了儒家所珍視和加強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對于弘揚傳統(tǒng)價值的重要意義,同時探討其思想資源在當代社會文明建設中的巨大作用。這些,都在文化學術(shù)界和社會上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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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孔子對話”為標識的“海派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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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學術(shù)界以媒體為紐帶,以文廟為基地,聯(lián)絡和組織上海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機構(gòu)的專業(yè)人員,積極開展多項研究交流活動,逐漸形成“連接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儒學研究的特色,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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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上世紀80年代,全國儒學研究基地,主要是北京和曲阜兩地。上海雖然高校和學術(shù)研究組織眾多,但是缺乏協(xié)調(diào),還形成不了有組織的團隊和研討活動,更難處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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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90年代中期,隨著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和弘揚,以及加強文化基礎(chǔ)設施建設和開展歷史文化遺址、遺址保護的需要,上海文廟的修繕取得積極進展。有鑒于此,《文匯報》資深記者施宣園獻出一條金點子——何不借此寶地,舉辦一次儒學研討會?此建議馬上得到當時南市區(qū)區(qū)長和文匯報社領(lǐng)導的贊同和重視?;I委會聘請了汪道涵、夏征農(nóng)、陳沂、王元化等老前輩為顧問。確定以“儒學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為主題開始征文。征文活動受到學術(shù)界的熱烈響應,在兩個多月內(nèi)就收到了蔡尚思、潘富恩、朱維錚、周振鶴、孔令朋等教授的三十來篇論文,保證了首屆上海儒學研討會在1997年11月順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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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開頭難,而堅持下去更不容易。首屆研討會氣氛熱烈,與會者都感到:學術(shù)界、媒體、文廟三方協(xié)作的方式不錯,希望以后繼續(xù)發(fā)揚。大家相約,每年在紀念孔子誕辰期間,都確定一個主題,開展儒學研討交流,由此開啟了連續(xù)九屆的“上海文廟儒學研討會”,形成以朱貽庭(時任上海倫理學會會長)和施宣園(《文匯報》高級編輯)、施炎平(時任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副會長、現(xiàn)任上海周易研究會副會長)為召集人的儒學研究團隊,逐步將上海文廟打造成儒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基地和交流平臺,在積累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時,塑造形成了研究特色和學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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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團隊倡導和推進“與孔子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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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與孔子對話”,受啟于馮契先生的“與古人為友”的論述。馮契在闡發(fā)文化領(lǐng)域的評價時說:“我能與古人為友,對古人的生活、思想及其所處的時代條件有同情的了解,我才能對古代作品作比較客觀的評價?!薄?】同時,他還提出評價者要有自己的觀點和“個性色彩”。這個“個性色彩”是由“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實條件的結(jié)合”所決定的。這個“個性色彩”是由評價者對文化現(xiàn)象理解的千差萬別所造成的。但是其前提還是“與古人為友”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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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來,這個研究團隊就是持著平等的態(tài)度與孔子作古今對話。探索著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在現(xiàn)代語境中,如何對待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態(tài)度和方法。他們摒棄那種“思想批判只是達到政治目的的實用手段”,【7】也遠離了斷章取義地“貼標簽”式的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并厭惡娛樂化、惡俗化的操作。譬如“和為貴”這條大家所熟知的儒家用語。他們主張先回到文本進行解讀。弄清楚“和”的本意是與“禮”相關(guān),即既不過,又不能不及的中庸。又從“禮”的功能,追溯到“義以分則和”,弄清“和”觀念,具有使社會有序的治理上的意義?!?】先正確地解讀文本,然后再挖掘其現(xiàn)代價值,這是他們所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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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住時代性、學理性相結(jié)合的課題,拓深拓展儒學精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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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團隊每次對話研討,都根據(jù)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對接的現(xiàn)實需要,事先擬定主題,供大家研究、撰述的參考。每次交流后都編成文集。以“與孔子對話”形式編成的文集,現(xiàn)已出版了八集。這里介紹幾次較有影響的交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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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guān)于“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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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中央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會上把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一個方面提了出來。研究團隊的召集人感到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對傳統(tǒng)的繼承和突破,感到我們有責任把儒家的和諧思想闡釋清楚。于是在2005年春決定組織研討,并于2005年9月出版了論文集——《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次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這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這本集子的出版發(fā)行碰上了時運,被社會各界廣泛關(guān)注。有關(guān)儒家和諧思想的論述被廣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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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guān)于“儒家文化與現(xiàn)代精神文明”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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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話題是該研究團隊近年來著力最多的,先后出版了四本對話集?!?】針對本世紀初以來出現(xiàn)的“漢服熱”,恢復祭祀活動,再現(xiàn)“讀經(jīng)”活動,重修家譜族譜等傳統(tǒng)文化“形”的復興,召集人朱貽庭教授首先發(fā)問:如何使優(yōu)良傳統(tǒng)達到“形神統(tǒng)一”,真正體現(xiàn)文化的自覺呢?學者們就現(xiàn)代人心理上的浮躁、焦慮、孤獨、煩惱和人格的扭曲,紛紛從儒學資源中尋求啟示。他們中,有的疏理了儒家的敬畏意識、憂患意識與敬德思想,以及找出儒家排解煩惱的大智慧;有的深入分析了中華價值精神的基本理念,作為重建中華人文精神之價值體系的嘗試;有的闡述了儒家“成人之道”的人格塑造的途徑;有的甚至提出應對儒學的四大系統(tǒng)(核心范疇系統(tǒng)、道德觀念系統(tǒng)、道德踐履系統(tǒng)和儒家經(jīng)典系統(tǒng))進行現(xiàn)代重構(gòu),以適應現(xiàn)時代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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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guān)于“儒家的公正與民生思想”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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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guān)于“公平正義”這一價值目標,無論是高層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輿論,都給予極大的關(guān)注。但是,自近代以來大量引入西方的關(guān)于“正義”的理論。特別是近期翻譯的羅爾斯的《正義論》成為熱門書。似乎一談論“正義”問題,都要以西方正義理論為依據(jù),忽略了對中國傳統(tǒng)的公正思想的研究。上海學者專門組織了一次研討,把儒家的公正觀,從先秦至宋明清以至近代,作了全面的清理,涉及到儒家的經(jīng)濟公平、執(zhí)政公正、社會公平、教育平等思想,是近年來對儒家公正思想資源挖掘得比較深入的一次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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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xù)22年的研究交流中形成的風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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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團隊召集人之一施炎平教授曾對上海學者儒學研究的風格特點作過的概括,【10】比較切合實際,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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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處理歷史考察、理論分析和現(xiàn)代詮釋三層面的結(jié)合上,更致力于學理性研究和時代性探索的結(jié)合。施炎平認為上海儒學研究者“善于根據(jù)現(xiàn)代文明建設的需要,重新解釋和剖析儒學傳統(tǒng)的思想資源,探討其與現(xiàn)代文化精神的契合處與轉(zhuǎn)化點?!?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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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擔當精神和使命意識,不斷明確儒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上海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是現(xiàn)代中西方文明重要的交匯點。上海的儒學研究者“已經(jīng)清晰認識到這種區(qū)位條件和文化優(yōu)勢,故努力使自己更有作為,并不斷增強研究成果的社會輻射度和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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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點判斷是有理有據(jù)的,是入木三分的,也有幾分是期盼的。重要的是要堅持下云,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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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向新世紀的“海派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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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開啟后的十幾年,上海儒學研究進入歷史上最佳黃金期。雖然一批“社科大師”相繼離世(馮契[1995]、王元化[2008]、蔡尚思[2008]),一位杰出的傳播傳統(tǒng)文化的引領(lǐng)者丁錫滿[2015]也已逝世,但是他們?yōu)榛謴涂茖W地研究儒學,積極傳承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辛勤耕耘并播下的種子正在開花結(jié)果。上海儒學研究正顯露一片方興未艾的蓬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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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層次儒學研究及其傳播的機構(gòu)組織已經(jīng)形成并健康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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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成立了一批依托高校、社科院,以儒學研究為主的學會社團,如上海儒學研究會,復旦大學儒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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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儒學研究會成立于2015年5月,為上海市社聯(lián)屬下的專業(yè)性社團。注冊地在嘉定孔廟。首任會長為華東師范大學朱杰人教授,劉永翔為常務副會長。2019年9月?lián)Q屆,新一任會長由復旦大學吳震教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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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成立于2016年,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由上海市委宣傳部直接關(guān)心下建立起來。從機構(gòu)名稱與領(lǐng)導成員組成來看,它是立足復旦,覆蓋全市,面向全國。院長聘請北大的陳來教授擔任,副院長中除吳震為復旦外,還請陳衛(wèi)平、高瑞泉(華東師大)、何錫蓉(上海社科院)、曾亦(同濟)等校外人士擔任。它的研究方向,強調(diào)“探索和發(fā)揚江南儒學的學術(shù)精神,推動儒學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并“以儒家方式闡釋當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及其意義”。大家期望它在探索江南儒學上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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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經(jīng)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以上海文廟為基地和平臺的儒學研究,不僅有聲有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涵蓋各高校及社科院專業(yè)人員的儒學研究隊伍,形成了可稱“海派儒學”的學術(shù)風格和研究特色?,F(xiàn)在,正積極籌備由市倫理學會、市中西文化與哲學比較研究會與文廟三方協(xié)作的“上海文廟儒學研究中心”。是推動儒學研究走出“學院派”模式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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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它是上海成立最早(1994年),涵蓋面更廣的傳統(tǒng)文化研究機構(gòu)。它的研究特點是切近現(xiàn)實,注重近現(xiàn)代。譬如近期舉辦了紀念孫中山、蔡元培誕辰150周年,以及“讓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入生活”等學術(shù)研討會。研究會辦有會刊《炎黃子孫》,重視刊發(fā)儒學研究論文,借以“挖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現(xiàn)任會長楊益萍語)。編有《游賞精神家園》論文集,約46萬字,是了解炎黃文化的活教材,深得會員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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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研究機構(gòu)組織相向而行,各務其實,如能進一步協(xié)調(diào)合作,當能發(fā)揮出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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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學研究面向基層群眾,注重傳承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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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胡守鈞教授主張推行“民間生活儒學”(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人間交往、傳道授業(yè)、行業(yè)規(guī)范中的儒學),并認為這是當代儒學復興的重要表現(xiàn)形態(tài)?!?1】上海一些名校教授帶頭編寫與宣講儒家通俗讀物,把儒家精神傳播得更加廣遠,其精神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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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的組織和推動下,上海學者還通過編撰經(jīng)典鑒賞的方式,分篇注釋、鑒賞四書五經(jīng)等經(jīng)典,出版了一系列傳承和傳揚儒家思想資源的通俗性作品,包括《論語鑒賞辭典》,《四書五經(jīng)鑒賞辭典》,《中國古代人文名篇鑒賞辭典》等,它們以深入淺出的精煉語言,揭示這些篇章中的精華和價值所在,積極弘揚儒家文化的優(yōu)秀成分,服務于提升當代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建設現(xiàn)代精神文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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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接連在《百家講壇》解讀儒家蒙學讀物《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等,影響頗大,雖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交通大學余治平教授也在上海三聯(lián)書店接連出版《做人起步〈弟子規(guī)〉》和《萬集鄉(xiāng)下這些年》等普及禮教的讀物。他們是開了個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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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少年傳播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絕不該忽視的。何況儒學在古代創(chuàng)建時,就是和“私學”的創(chuàng)辦是同步的,并非是后來紅極多時的“政治儒學”。為此,筆者曾呼吁重建“教育儒學”【12】。可喜的是當即獲得反響。市北中學校長陳軍根據(jù)他三十余年的教育實踐和研習《論語》的心得,寫下《〈論語〉教育思想今繹》【13】。該書通篇探索中國教育精神,是開拓教育儒學的先行佳作。上海有750多所中學。如果成千上萬的老師來探討、發(fā)揚中國教育精神,并向青少年遍灑原初儒學之甘露,那么何嘆儒學生命力之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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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思想的普及,除了專家著書立說,課堂講授外,還可以走出書齋,走出學校,面向基層百姓進行宣講。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就是這么做的。研究會的領(lǐng)導非常重視這項讓“陽春白雪”走近基層百姓的工作。他們在2014年成立宣講團,不斷下街道社區(qū),進武警部隊,把宣講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通過歷史事件分析、歷史典故的串講、詩詞賞析、戲劇評彈介紹等手段把儒家學說的哲理講得引人入勝。近五年來,約達到年均90講的熱度。這有力說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大有可為的。近年來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還著力舉辦“儒商論壇”,向企業(yè)家輸送儒學智慧,并樹立新儒商理念,已取得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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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時光,如波瀾壯闊,但終究一逝而去。展望未來,上海的儒學研究只要領(lǐng)導重視,組織協(xié)調(diào),學者努力,定能取得新人輩出、碩果累累、更加輝煌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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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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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王元化《思辨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63頁;方克立、王其水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第二卷人物志上,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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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復旦大學編《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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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序,載馮契著《智慧的探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94-3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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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儒家與教育——〈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序,載馮契著《智慧的探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35-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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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的民族特征》,載馮契著《智慧的探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63-5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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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文集》第二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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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元化《思辨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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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見朱貽庭《有序——和諧:“和為貴”文本解讀》,載《與孔子對話——新世紀全球文明中的儒學》,學林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7-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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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本《論儒學的現(xiàn)代生命力》,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二本《儒文化與現(xiàn)代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三本《儒家文化與現(xiàn)代人的精神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四本《儒家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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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見《再創(chuàng)上海儒學研究的新局面——編者寄語》,載《與孔子對話——儒家文化與現(xiàn)代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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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守鈞、張鳳池《儒學在民間》,載《與孔子對話》第8集,文匯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85-3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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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儒學的沉浮與重建》,載《與孔子對話》第8集,文匯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49-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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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軍著《〈論語〉教育思想今繹》,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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