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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視野

作者：李長春

來源：《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穌2019年12月18日

“啟示與理性”編者按：2012年10月，《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開設“啟示與理性”欄目，邀請張志揚教授主持。該欄目每年三期，根據(jù)主題分為“中西方古典學”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兩大專題。2019年第1期“中學專題”，“啟示與理性”欄目邀請中山大學哲學系李長春副教授組稿并撰寫了導語。感謝作者授權本公號推送。

2019年第1期“啟示與理性”欄目目錄

李長春（中山大學）：《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視野》

黃   銘（重慶大學）：《略論董仲舒春秋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以“遠近內外”為中心》

谷繼明（同濟大學）：《張惠言<易>學與晚清今文學》

馬永康（中山大學）：《顯微鏡、望遠鏡與康有為的悟道》

中國古典學的主體無疑應該是“經學”。

經學之“經”，既是“經典”之“經”（典冊），亦是“經?！敝敖洝保ǔ５溃Ｗ鳛椤暗鋬浴钡摹敖洝?，是各種古典學術類型、知識類型和思想類型展開的基礎；作為“常道”的“經”，則構成了吾人精神生命的基本樣式，它不斷地展開為吾人精神世界的歷史圖景?！笆贰敝?，本為對于典冊的掌管和使用。因而古典史學，自其誕生之日，即與典冊（經）密不可分。既為對于典冊（經）的掌管，則其用意不惟在保存記載于典冊（經）中的史事，更應在守護貫穿于史事之中的常道（“天道”）；既為對于典冊的使用，則其功能不惟在為政治活動的得失成敗提供借鑒，更應在昭示內在于人事之中并且借助于人事不斷展開的天道。即此可見，在古典文明的整體之中，在經史之學的共同起源之處，“經”近“體”而“史”似“用”。

實齋以為六經皆史，皆先王政典，后世多有誤解。依實齋之意，六經記載三代以上先王政教，就其為先王政教之“實跡”而言，它當然是“史”；然而，三代以上政教合一之“史”乃是人類生活的理想狀態(tài)，就其高于此后一切歷史并為此后一切歷史垂范而言，它更是“經”。史遷嘗言：“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于六藝”。[1]可見古人不是依據(jù)學者之載藉（史）來判定六藝（經）是否可靠，而是以六藝（經）來裁定學者之載藉（史）是否可“信”。六藝體系的形成，乃是孔子“信而好古”的產物。故晚周秦漢之間，天下言六藝者，皆須“折衷于夫子”。于此可見，作為古學的經史，它可不可“信”，并非實證學術意義上的客觀與否，而是天道性命意義上真實與否。

中國古學，源自六藝（經），人人皆知；晚周諸子，所習多為六藝（經），則知之者少矣；[2]秦漢一統(tǒng)，學術亦趨于一統(tǒng)，諸子之學或匯入經學，或流入古史（如《左傳》、《史記》），于此則言之者眾而措意者少。綜合以上三點，大概可以看到，中國古學之基本脈絡乃是：六藝（經）——諸子——經學/古史。六藝（經）不等于經學，六藝（經）是源頭，經學是結果[3]；經學不是由六藝（經）直接衍生出來，中間經歷了諸子這一重要階段；經學也不是六藝（經）唯一的結果，經傳注疏系統(tǒng)形成的過程，也伴隨著古典史學系統(tǒng)的建立。換言之，無論是諸子、經學還是古典史學，都是六藝（經）這棵樹上開出的花、結出的果。古典學術中，經、子、史同本同源，事理相通，脈絡相聯(lián)，本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學者時常感嘆，現(xiàn)代大學在中國的興起，分科治學格局在中國的確立，則使得經學在現(xiàn)代學術中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在現(xiàn)代學術中無立足之地的豈止是經學？現(xiàn)代史學要通過重述民族歷史而構建民族國家，而古典史學只能講述“一家一姓”的王朝歷史；現(xiàn)代史學要通過描述普通民眾的生活而推進自由解放，而古典史學卻始終著眼于帝王將相的是非成??；現(xiàn)代史學要通過大膽假設和小心取證來獲得“科學”的“歷史知識”，而古典史學卻只能提供逐層累積的想象和傳說。至于“天人之際”、“古今之變”雖為古典史學鍥而不舍地追問，卻完全不屬于“現(xiàn)代知識”的范圍。于是，古典史學便徹底地淪為“古代史料”，提供給“科學的方法”批判和整理。

諸子的境遇似乎要好些，因其具有說理的性質與形式，在現(xiàn)代學術中被理所當然地等同于“哲學”。但是，就諸子全體而言，并非都具有說理的特征；具有說理特征的子書，又不一定都符合現(xiàn)代學術的論證形式。若以是否具有嚴格的論證來衡定，則對諸子的“哲學”品質可能會做出與古人截然相反的高下區(qū)分。以此標準，墨勝于孔，惠高于莊……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日益“嚴格”和“科學”的哲學“規(guī)范”中，諸子的遭遇并不比古典史學更為幸運。

現(xiàn)代學術處境下，要真切了解中華古典文明，深入理解這一文明的最高理想，就必須回到孔子六藝（經），回到六藝（經）所代表的精神源頭。要真正回到這一源頭，就必須借助于一個整全的古典視域。如何重建古典視域？首先當然是重建經學。重建經學迫在眉睫，這已是學界共識。然而，古史、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應當以何種恰當?shù)姆绞酵七M？這些，都是建設中國的古典學無法回避的問題。

 注釋：

[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版，第2121頁。

[2]《莊子》之《天下篇》即以諸子皆出六藝；清人章學誠、近人馬一浮，皆有類似看法。

[3]張志揚老師曾區(qū)分“元典”、“經典”、“經學”：“‘先王政教典章’即是‘元典’，經孔子編修之后旨在‘綱維天下’、‘取法乎上’，于是編修的‘先王政教典章’之‘元典’就成了‘經典’。但，待到秦漢及其后人把孔子編修宗旨：‘犯上作亂以致禮崩樂壞’之‘尊先王’，解讀成‘法今王’之‘綱維天下’，于是‘經典’解讀成‘經學’。”（張志揚：《開端·元典·經學》，載《海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這一區(qū)分無疑極富洞見。本文旨在勾勒古典學術的總體圖景，故只強調六藝與經學的區(q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