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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深處的良知——紀念林向榮老師逝世十周年（節(jié)選）

作者：夏勇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四日乙未

          耶穌2019年4月28日

（1928-2008）

戊戌八月（2018年9月），林向榮[1]先生逝世十載。同學們相約文祭，開啟了我記憶的閘門。隨濤泛舟，靜夜重逢，且行且記，綴連成篇。夏勇[2]謹按

一、混沌開兮幸遇良師

初識先生，在1979年上半年，大學一年級下學期。學校請了一位叫一圓一億的日本教授做系列講座，吸引我的卻是一位中國老師。他戴厚厚的黑邊圓框眼鏡，年過半百，枯發(fā)后仰，矮壯蒼肅。衣著樸舊而規(guī)整，領(lǐng)扣嚴正。走路昂首而若思，健步如儀。聲音洪亮而內(nèi)斂，字字鏗鏘。相言隨和而寡淡，不怒自威。這個印象，與稀稀爛爛的校園環(huán)境、松松垮垮的川腔川調(diào)對比鮮明，符合十七八歲少年對大學老師的臆想，成了先生在我心中永恒的定格影像。雖說后來接觸多了，也見過光膀子打蒲扇一類的模樣，但每當想起他，總是這個樣子。如同熟人圈里每每說及，覺得還是稱“林老師”順當，且近乎專稱。倘用別的稱謂，包括“林先生”，倒不知所云了。

和林老師單獨接觸，始于大學三年級做學年論文，林老師是指導教師。我自擬選題“論中國封建專制與封建法律”，上報不久，年級辦回話說，教研室同意寫這個題目，并定下交稿時限。這個題目，其實不是一個學識和閱歷尚淺的年輕人所能駕馭的。當年選這么個題目、學校老師也鼓勵寫，除了喜好歷史，主要是追隨時務。

那時候的高頻亮詞，還不是“改革開放”，而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落到實處，就是解放人，開解對人的禁錮束縛，是謂松綁。對農(nóng)民兄弟來講，主要是手腳松綁，能自己種地，能到養(yǎng)活人的地方做苦力。對社會大眾來講，主要是身子松綁，淡化血統(tǒng)論、出身論，從革干革軍革群、地富反壞右等身份板塊里解脫出來，走向平等人格。對高層及知識界來講，除了摘帽平反、免于挨整，主要是頭腦松綁，重新界定善惡是非。當時的流行語是“撥亂返正”、“把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可是，要返的“正”是什么，要重新顛倒哪些是非，卻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文革是我們這個民族難以言說的共同經(jīng)歷和命里劫數(shù)，也是一種發(fā)源久遠、深致周流的政治文化，重新認識，談何容易。

我手頭留存一份1979年2月學校發(fā)給七八級班組的油印資料《學術(shù)動態(tài)簡報》，從中可見，西南政法學院雖深處巴山，當時卻在思想理論的前沿研討。這樣的研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一批像胡光院長、楊景凡先生那樣憂國憂民、鼓勵探索的前輩，有一批像林老師那樣有學問、守良知的讀書人。這是值得我們永遠感恩的。

（學校發(fā)給每個班組的學習資料）

1978年西政復校時，許多老師剛從農(nóng)場、干校、監(jiān)獄回來，有的與家小還未團聚。老師們重返講臺，帶來濃烈的解放與反省氣息。講授中國法制史的張警老師是民國老派學者，嚴謹深邃，但走上講臺，瘦弱的身子在破舊的中山裝里激動得顫抖，令人滿心酸楚。多數(shù)老師講起課來，不論什么專業(yè)，都免不了情不自禁放聲控訴。有的課，比如國家與法理論，本來是維辛斯基版本，講著講著便疑竇叢生，變成自我批判了。有的老師講課激情洋溢，信馬由韁回不到本題，還自問“講到哪個地方啦”？尷尬得收不了場。我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教刑事訴訟法的女老師，講到有關(guān)章節(jié)，岔到自己的遭遇，幾度咽泣講不下去，同學們則低頭沉思，靜場默侯。

林老師這位早年投身革命的“歷史反革命”，復校時只是“半解放”，仍然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師母及孩子們都還在老家鄉(xiāng)下。直到1986年，也就是七八級畢業(yè)四年后，林老師長達三十多年的所謂歷史問題才得以平反。復校頭三年，林老師沒有上講臺，但學生們已然誦其文、達其聞。1979年、1980年、1981年，林老師在《西南政法學院學報》（后改名《現(xiàn)代法學》）發(fā)表了三篇猶如荊棘鳥絕唱的理論文章，分述法制概念、誣告反坐、三權(quán)分立，站到了解放思想、推進民主法制的最前沿（詳見后文）。

（1980年林向榮、李光燦、李步云、楊景凡、楊和鈺等先生合影）

當時，民主法制討論熱還在醞釀，都說“要法治、不要人治”，但究竟什么是法治、要什么樣的法治，卻不大清楚。流行的十六字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是針對無法無天講的，沒有涉及法律可不可依，即良法惡法問題。當時以為，只要結(jié)束動亂、恢復法律秩序，就萬事大吉了。林老師在西政學報1979年第1期發(fā)表《法制一詞含義的初步探討》，提出警惕對法制概念的“形式主義的解釋”，強調(diào)現(xiàn)代法制或法治的核心是“主權(quán)在民”、“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國家權(quán)力來自法”。文章認為，只有把法制理解為合法的體系，才能把社會生活納入法律的軌道；只有人民的法律，人民才會自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貫徹執(zhí)行和嚴格監(jiān)督；離開這個基本點，便無真正的法制可言。這篇文章提醒人們，要分清民主的法制與專制的法制，注意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反對惡法亦法，強調(diào)在法制建設啟動之初，應該對現(xiàn)代法制的原則、秩序、體系有一個戰(zhàn)略性、格局性的思考和把握。

在老師們的感召下，學生們的研討如火如荼。作為“新三屆”，西政七八級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群體，來自五湖四海。論職業(yè)，有工農(nóng)商學兵，也有知青、游民；論出身，有革干革軍革群，也有地富反壞右；論學歷，有老三屆中學生甚至工農(nóng)兵大學生，也有小學沒念完的自學成才者；論年齡，有已奔不惑的三個孩子的父親，也有十五六歲的懵懂少年。這樣的學生構(gòu)成，不僅在世界法律教育史上，而且在整個人類的教育史上，都是罕見的。來自不同職業(yè)工種、社會階層、學歷程度、年齡經(jīng)歷且差別極為懸殊的人們，僅憑高考成績，便一起走進校園，從此改變命運。這樣的政治決策，連同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摘帽平反等決策，確實深觸人心，誠如《詩》頌，“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奇幻跌宕的社會變革和命運轉(zhuǎn)折，激發(fā)了學生們的自覺反省，校園里，討論辯論、書文做詩，一時蔚然成風。蔣慶同學還自貼墻報《回到馬克思》，給人諸多啟發(fā)。

在我的記憶里，那是一個松綁開智、重新體認善惡是非、朝氣蓬勃追求光明的年代。官方話語與人心所向榫接卯合，塑造了那個年代沉郁而勃發(fā)、厚重而干凈、粗蠻而夢幻的獨特氣質(zhì)，反省與覺醒，猶如躁動于母親疲憊軀體里的一對孿生兒。青年學生多懷有對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的純真向往，尤其是學政法的學生，似乎天降大任，建設民主法制的時代重擔已然落在肩上，暴虎馮河，死而無悔。還記得，西政?？嫌幸粋€圖解古漢字“灋”的獨角獸標識，依許慎《說文解字》所云“平之如水”“觸不直”，既表示公平正義，是為原則；又表示剛直不阿，是為行動。雖比后來流行的一些校訓顯得簡陋，卻深觸內(nèi)心?？梢哉f，“新三屆”不論后來每個人的際遇、質(zhì)地怎樣變換，他們的青春記憶里，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總是染著玫瑰般的絢爛色彩，就像勞筋骨、苦心志總被看作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他們個人良知的蒙昧與開啟、泯滅與持守，終歸繞不開那一段重新認識善惡是非的青春歲月?，F(xiàn)在的青年學生見多識廣，或許會覺得，法治比人治好、民主比專制好、平等比特權(quán)好，正如富裕比貧困好、安定比動亂好、和平比戰(zhàn)爭好那樣，不過是些常識公理。可是，這些常識公理真要經(jīng)由內(nèi)心自覺、化為良知信念，還是著實不易的。我想，這大概是知識與良知的最大不同吧。

除了受到解放思想氛圍的感染、老師和同學研討的啟發(fā)，我想寫封建專制與封建法律這個題目的直接動因和理論根由，是當時中央文件、報刊雜志上有個流行論斷：我國封建專制、家長制的時間長、流毒深，這是發(fā)生文革、破壞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根本原因，當務之急便是“肅清封建專制主義余毒”。至于封建一詞確否、中國自秦以降究竟有沒有封建制度，封建何以同專制掛鉤，封建專制主義又何以流毒至今，我并沒有去思考。

題目得到學校認可后，便急忙動手了。這是我頭一次寫論文，腦子里完全沒有學術(shù)規(guī)范的概念，也不曉得史學研究的講究。似乎讀史就是為了用史，就是為了用歷史資料去論證幾個主流觀點?！耙允窞殓R”實際上成了以史為據(jù)、借古喻今。論文大體上是當作大批判文章來寫的，更遑論從文化的視角看待中國古代法了。其實，古代資料也沒讀多少。學校的圖書館正在清點復建，起初我主要看的，是批林批孔留下來的活頁本《評法批儒學習資料》，以及兩報一刊及上?！睹裰髋c法制》雜志談古論今的文章。林老師的法制文章我并沒有完全讀懂，老是在人治、法治、禮治說里打轉(zhuǎn)轉(zhuǎn)。只知人治為專制，不知專制也可以搞法治，而且還可以像商鞅韓非那樣，用法治把專制弄得更加酷烈卑鄙。所以，論文的主旨，一方面，試圖找出古代法律的專制主義表征，比如皇權(quán)、等級、專橫、隨意、殘酷，以便于肅清流毒；一方面，又憤然指責專制主義破壞法制，皇權(quán)超越法律，好像法律又不是帝王之具，不該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西政七八級六班部分同學合影）

1978年西政一分幣值的菜票可買一份咸菜

這篇膚淺敷時的文章，寫得激情洋溢，居然兩萬多字，還請家鄉(xiāng)一位做打字員的中學同學打印出來。文章上交年級辦，按學科歸口到法制史教研室。那時候師生親近，有些學科的老師到學生宿舍，商量論文修改，有的還逗留到熄燈時分。焦急等待中，年級辦通知我去林老師家“取論文”。

林老師住在中美合作所展覽館背后楊家山的教工宿舍，往西邊，就是白公館、渣滓洞了。進門往右徑入一間小屋，屋里一張書桌，一邊挨床、一邊傍凳，中設一把舊藤椅。這樣的書房兼臥室兼會客室，成了此后多年我常往的一個“道場”。后來搬家了、直到去世，我到書房吊唁，清貧疏簡的樣式大致未變。記得每次到老師家，就直接進那間小屋坐下談事。談完事，他開始靜默，等我起身，便送到門口，但從不挽留，也不出門。我談完便走，連客廳也不看一眼，只在門外轉(zhuǎn)身，微鞠一躬。他點頭示意，也不說話。這樣重復無數(shù)次的徑入徑出，沒有廢話、沒有拉扯，看似呆板單調(diào)、沒人情味，卻成了我與老師相處最溫馨、最寶貴的記憶。

那天談話很直接。林老師面無表情看著窗外，以特有的磁性嗓音，字正腔圓、慢悠悠地說，選題和內(nèi)容都不錯，看得出下了功夫；內(nèi)容有些空，專制主義、皇權(quán)與法制的關(guān)系不是那么簡單；恩格斯論述過東方專制主義，可以找原著讀讀。最后他說，字數(shù)多了，應砍到一萬字以下，最好六七千字，這樣也好給刊物投稿。我回答說，不能為了發(fā)表就刪改。林老師加重語氣說，沒有商量余地。還說文貴在精，老子《道德經(jīng)》也就五千言。

回來后，我冷靜下來修改，如同地里薅草間苗，終于刪去許多無關(guān)緊要的古文引證、文學佐料，同時驚覺，用大量文獻去論證的幾個觀點，其實都是人所共知的，了無新意。功夫似乎只在論證過程，尤在運用資料的簡繁粗細。用家鄉(xiāng)帶來的200格稿紙，下面墊一張深藍色復寫紙，抄出來還有近萬字。上交時似心有不甘，便在標題上加了個“略”字，成了“略論中國封建專制與封建法律”，大概想表示肚子里還有貨吧。

現(xiàn)在看來，做這篇文章雖追隨時務，卻并沒有觸碰到深層的古代法理。老師肯定的，不過是追求民主的價值取向。老師指出的簡單化問題，其實就是沒弄懂究竟何謂專制、何謂民主。五四運動以來“德先生”的威名、人民當家作主的信條、以及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落在我們腦子里的，只有專制不好、民主好一類簡單的價值執(zhí)著，而且，還要在清算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假民主、假自由、假平等做一通批判。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大詞，猶如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愛情，雖美麗、新鮮、炙熱，卻抽象飄渺，無從把握，于是，便只有憑借對其反面的專制獨裁作近乎隨意的歷史批判，獲得價值體認的快感。這樣一種非白即黑的價值先定，其實妨礙了靜下心來認真閱讀復雜的中國歷史，也妨礙了細心體會松綁解放對于民主法制的真切意義。并不懂得思想解放之歷史意義在于人的解放，而非僅僅用實踐去檢驗某個真理，或者提高經(jīng)濟生產(chǎn)效率，也不懂得民主法制建設應當著眼于老百姓的開智解蔽、自尊自強，著眼于老百姓權(quán)利的成長與強大。緣木求魚，狼則罹之，是可笑也。

這篇文章由法制史教研室推薦到楊景凡先生那里，楊老約我到家里談了一次，大意說批判古人要慎重，還鼓勵我多讀與法律無關(guān)的書。楊老的這次談話，2001年我在《憶楊老》一文里寫過。從內(nèi)江縣法院實習回來，看到這篇文章收入西政編印的《七八級學年論文選》。這是我頭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入集子，但文章刪到五六千字，乃林老師御筆親為。與復寫稿一一對照，竟有割肉般的疼痛，但幾天下來，多看幾遍，便漸覺簡約松快了，甚至隱約覺出音樂般的旋律節(jié)奏。我想，那應該是老師的節(jié)奏吧。古云大道至簡，文章一旦刪繁就簡、平易家常，到底值幾斤幾兩，自己也就心知肚明了?；叵脒@大半輩子的筆墨生涯，我偏好磨文章，有時磨過人家忍耐的底線，無疑與老師的早年開示有關(guān)。

二、郁郁文兮良識哺與

同林老師多些接觸，因于寫大學畢業(yè)論文，指導教師還是林老師。這得從外國史的學習與研究說起。

到了大學三、四年級，或許是受到一些年長同學的影響，我的興致轉(zhuǎn)到外國歷史。想來有趣，那時候研讀外國歷史，初始動因，一是為了讀懂革命領(lǐng)袖的著作，二是為了批判對立面。這也成了讀史的兩條進路。這樣的進路，對我們這輩人的知識構(gòu)成、歷史觀念有著潛在而復雜的影響。

當時的風氣提倡干部讀馬列，而非搞GDP。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當圣經(jīng)來讀，里面涉及的外國歷史，尤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涉及的歐洲史，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還有巴黎公社、共產(chǎn)國際等，老師們津津樂道，學生們也有些著迷。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論，中國缺一個資本主義階段，沒有多少資本主義可反，只能反封建。為了批判作為社會主義對立面的資本主義，占領(lǐng)意識形態(tài)陣地，恐怕也只能薄國史而厚歐史，主要從歐史里面找材料。大約因于這個緣故，涉外的歷史文獻資料，起初多是作為批判材料編寫的，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封面的左上角通常有黑體字“內(nèi)部資料供批判用”，有的還標有密級。

在這樣的背景下，讀史談不上閱讀文明，而是懷著某種莊嚴與警惕，體會和學習階級斗爭的歷史。對歷史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先貼上階級的、敵友的標簽，再按需取用，是謂批判史學、批判法學。問題是，有時候批來批去，反倒明白了、會通了對方的一些道理，且覺知出有些道理實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非對手的專利，也不該任由對手專享。不同的文化場景和歷史進路，似乎只在問道得道的先后深淺以及表述風格和政治文化特色。這個情形，有點像某些歐美大學開設漢學、東方學，本可在所謂“缺失式比較”中增強西方文化的優(yōu)越感、自信感，卻免不了總有些歐美學生真的學進去了，甚至迷上了。

作為法科學生必修科目的外國法制史、外國法律思想史這兩門課，由于戴著“外字號”“西字號”的帽子，敵情時發(fā)，從五十年代中后期便受到?jīng)_擊乃至取締，后來便銷聲匿跡了。改革開放打開國門，雖不至涉外必嫌、涉外必異，但政法教育與研究仍然敏感。西政七八級是作為“絕密專業(yè)”招進來的，這兩門課的內(nèi)容又主要講歐美日，即所謂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這就不免更加敏感了。我留校工作后才知道，西政七八級很早就上中國法制史，但直到四年級才排上這兩門外字號的課，且思想史還放在選修，主要是因為擔心學生的“辨別力”不強，上早了容易中毒。所以，第一學年講維辛斯基版“國家與法理論”，還特別開設了一門稱作“馬克思主義文風”的課。這次追憶林老師，看到1979年學校寫的一份關(guān)于請一圓一億教授來講學的報告材料，里面大量筆墨用在反復論證邀請西方學者來講西方資本主義憲法的必要性，并就一些論題提前打預防針消毒。據(jù)說，這位日本教授先是在北京轉(zhuǎn)了一圈，幾個著名高校只請他吃飯，不敢請他講課。

隨著改革開放邁開步子，研讀外國東西的動因和進路也有了明顯變化。雖不像九十年代、特別是加入WTO之際，提倡國家立法“與國際接軌”，但“參考借鑒”的提法已出離禁區(qū)。于是，外國法制史、外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名正言順地恢復起來。但是，怎么教這兩門課，仍然是個問題。當時的主流教材藍本是蘇式的《國家與法權(quán)通史》，實際上講的是列寧、斯大林的國家理論。

四年級上學期，林老師給七八級講授外國法制史，在近兩百人的簡易大教室。從羅馬法、日耳曼法到教會法、普通法，從英國法諺、自由大憲章到法國人權(quán)宣言、拿破侖法典、德國民法典，再到日本蘭學、明治維新，配以林老師渾厚鏗鏘、抑揚頓挫的標準國語和行云流水、精準疏朗的學術(shù)語式，學生們聽得如癡如醉，乃至每次宣布下課時，都舍不得離堂。

林老師的教學展示了一個新天地，一個讀史、用史的新天地，一個閱讀文明、閱讀世界的新天地，影響深刻而雋永。學生們感受到的、體悟到的，我想，不光是嚴謹?shù)膶I(yè)精神、矜持的學問尊嚴，還有對文明的敬畏、對文化的覺知。七八級學生對外法史興趣大增，畢業(yè)論文選題也多往這邊靠，還受“名額限制”。有些同學的畢業(yè)志向選擇，也直接受到林老師的影響。梁治平同學回憶說，當年報考外法史研究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聽了林老師的課。

我想寫外國憲法的題目，找林老師請教。他說要先定寫國別的、斷代的還是專題的，不要泛泛而論，寫一個題目就寫透。他先是說可以寫日本，我說日本學的歐美。他又說，英國憲法是柔性憲法，很有特點，值得研究，并隨口點了幾本書，說圖書館里有。記得一本是雷賓南翻譯的戴雪《英憲精義》，另一本也是翻譯的，符禮門《英吉利憲法的成長》，還有就是王世杰、錢端升的《比較憲法》、穗積陳重的《法律進化論》。

這幾本書為民國舊版，混合著書香和霉味，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圖章，大約是抗戰(zhàn)后流轉(zhuǎn)到重慶的舊物，文革中幸存下來。這類書如同善本，借不出來，也沒有復印機，只得每天去圖書館“坐班”，抄做卡片。圖書館里有一位熟悉古舊書的老太太，慈眉善目，眼鏡總是搭在鼻尖上，有時還著人給我倒杯開水。再稍晚些時侯，重慶解放碑、兩路口的書店和有些雜貨店，突然有幾大批民國舊版書低價甩賣，有的還論斤論捆賣，多是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的淡黃色小開本。林老師點到的這幾本書竟也能淘到了。我至今不清楚這個大水漫灌式的賣書渠道是從哪里來的。有的書是庫存的，有的卻是用過的，蓋有或公或私的圖章，甚至還有“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漢陽兵工廠圖書室”的章子。或許，也是抗戰(zhàn)時期裹挾入川的吧。后來，重慶坊間又出了幾批大開本的港臺版影印本，圖書館買來作為“內(nèi)部資料”閱覽。還有一些私下傳借的未公開出版的資料，如湖北財院曾廣載先生編寫的《外國憲法講義》，我從西政教外國憲法的鄭老師那里借得。曾廣載老先生學問深厚，雖未面謁，但我受益良多。他的講義是當時國內(nèi)學者寫的最好的外國憲法教材，與民國舊書相比，勝在材料新鮮和豐富，與港臺書相比，勝在適合內(nèi)地讀者的需求和口味。

（民國商務版《比較憲法》《政治典范》）（蓋有“漢陽兵工廠圖書室”印章的《社約論考》）

寫作過程中，林老師說，研究外國要讀外文原版書，學校正計劃購買。他借給我一本日文書，書名記不得了，我也沒看進去。他說，學會五十音圖就可以查字典讀，還說，日文漢字多，梁啟超不會日文，寫文章也能用日文資料。近代中國許多詞匯就是這樣從日文借過來的。林老師把這個現(xiàn)象稱為“詞僑歸國”。2001年9月，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演講《中國的公法學問》，著重介紹近代中國公法詞匯與日文的關(guān)系，用的資料多是那個時候開始積累的。里面，有我對老師的致敬和思念。

閱讀英國憲法史，極大沖擊了我自小灌進腦子里的“革命”觀念。此前，改良、保守皆負面詞，與階級的“軟弱性”“落后性”“不徹底性”、甚至道德瑕疵相關(guān)聯(lián)，似乎只有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美國獨立戰(zhàn)爭、俄國十月革命，才能蕩滌舊世界的污泥濁水，才是光輝榜樣，也才值得獻身。現(xiàn)在，看到英國社會進步的取得，通過溫和改良、依靠制度漸進、而不是血腥的暴力革命，似乎也沒什么不好。同時，在我們奉為圭臬的階級革命、階級斗爭中，英國的憲制傳統(tǒng)可以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江河，不論社會政治矛盾和階級力量對比如何跌宕起伏，經(jīng)濟、科技、文化如何發(fā)展變化，都有一種穩(wěn)定、渾厚而超越的力量，以不變應萬變，以萬變成不變。無成文憲法而能成憲法之事，無暴力革命而能維新舊邦，這里面的道道，著實激發(fā)了我的興趣。

那時候，我還不知保守主義，只是把保守性、連續(xù)性和相應的柔性作為英國憲法的表征，同時，在朦朧中思考，中國有哪些東西是可?？墒氐模男〇|西是不可保不可守的，可保可守的如何進入憲法，不可保不可守的如何遠離憲法。

我讀的那些清末民初的舊書里，彌漫著贊美英國、日本君主立憲的濃郁情調(diào)，似乎中國在喪權(quán)辱國、民族危亡之際，皇帝若是漢人、不是滿人，清末立憲就能成功，也就不會有后來的“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更不會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了。那么，清末立憲與英國立憲能不能做個比較研究？

更耐人尋味的是，文革宣告結(jié)束后，“把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進行到底”的熱情驟然降了下來，三中全會宣布，“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該按照嚴格區(qū)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去解決”。那么，怎樣按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去解決階級矛盾？如何把一個高度組織化、國家化的先進階級的先鋒隊及其列寧式的領(lǐng)袖集團納入民主法制軌道？能不能考慮英國式的立憲、形成制度化的階級調(diào)和、階級妥協(xié)？于是，我想做一個英國與中國的“比較研究”。

有一天，我到林老師家匯報這些想法時，他按下話頭，說得很委婉，大意是，寫外國就把外國寫清楚，把來龍去脈講明白；外國的東西對我們有借鑒意義，但外國的東西有的和中國有聯(lián)系，有的沒有聯(lián)系，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寫英國，就一心一意寫英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亂聯(lián)系、瞎比較。這當頭一棒，讓我清醒了許多，還特別在日記里記下“專門”、“可比性”。林老師還問到我畢業(yè)后想做什么，我說想做學問。他說，做學問，貴在精專，小題大做比大題小做好；不要想一下子解決什么大的理論問題；學生寫論文，就是練邏輯思維、文字功夫，做到文從字順。沒想到，他說的這些話，多年后，成了我常常在學生們面前叨嘮的話題。

細細想來，我當時的問題，往輕里說，是不知深淺，往重里說，是氣浮根淺、思想混亂，沒有認識世界，就想改造世界。尤其是，寫憲法文章，卻沒有把什么是憲法這樣的基本問題弄明白，所以就敢拉郎配、瞎比較了?，F(xiàn)在祭奠老師，回味舊題，我想，對憲法歷史及其比較研究的認知，該是比從前明白些了。

有一種法律被稱作憲法，乃因其源起為約法，是各類社會主體通過法律立下的共識，以達成一個結(jié)構(gòu)性動態(tài)平衡，其中沒有任何一方擁有絕對權(quán)威和特權(quán)。這個制度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鍵，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guān)系。倘若對執(zhí)政者的管控達到一定程度，且有明確、一致、有效的規(guī)范，按公開、公正、法定的程序，便可言民主、言法治了。英國1215年《大憲章》被認作現(xiàn)代憲法的起源，乃因它限制執(zhí)政者的絕對權(quán)威和特權(quán)，而非執(zhí)政者自覺約束自己，是“對”君主立憲，而非“由”君主立憲。它又被稱作“自由大憲章”，乃因它締造了一種限制執(zhí)政者抓人、掠財、輿論等特權(quán)的社會制度結(jié)構(gòu)，在這個結(jié)構(gòu)里，權(quán)力弱勢者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人身自由、財產(chǎn)自由、表達自由。此類自由以權(quán)利概念來表達，憲法也就成了所謂“人民權(quán)利的保障書”。憲法詞源為“結(jié)構(gòu)”（constitute），正是這個道理。

近幾百年來全世界都喜歡念叨的主權(quán)在民、人格尊嚴、自由平等、分權(quán)制衡等原則，乃是從這樣的制度結(jié)構(gòu)里生發(fā)出來的。至于這個結(jié)構(gòu)里的具體制度設計和語言表述，則要看各個國家的歷史發(fā)展道路、各類文化的哲學理論特色。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及原則，是憲法之為憲法的根本。識別一項法律是不是憲法性的法律，識別一項判例或習慣是不是憲法性的判例或習慣，識別一項權(quán)利是不是憲法性的權(quán)利，識別一種政治體制是不是憲制，只能以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及原則為依據(jù)，而不能僅依其名稱來判定。同理，對不同國家的憲法及其歷史作真正有意義的比較研究，也只能以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及原則為依歸，不能僅看其名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及原則，英國無成文憲法而成憲法之事、無法律冠憲法之名而得憲法之實。正是因為沒有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及原則，我們不宜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垂憲乃后、確實對皇權(quán)有一定制約作用的政治倫理看作憲法原則，不宜把中國歷史上數(shù)千年超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看作憲法制度，不宜把標榜國之根基、政之大法且萬世不易的唐律、明律、清律等看作憲法。

打掉比較研究方案后，我的態(tài)度謙遜、收斂了許多。論文起的標題叫《英憲特點初探》，大意講十三世紀以來的英國憲法制度如何相沿漸進，英國人如何重視歷史傳統(tǒng)，政治習慣如何進入憲法。該文也作為優(yōu)秀論文收錄到西政編印的《七八級畢業(yè)論文選》。后來在北大做博士論文《人權(quán)概念起源》，把英國人的“歷史權(quán)利”作為一個獨特類型占去較大篇幅，正是基于在西政的學習。每當看到那些文字，便想起當年林老師在我選題、讀書、思考和寫作上的點撥。

1982年7月，我畢業(yè)留校，在西政法制史教研室外國法制史教學組工作，林老師是組長。頭個學期只交給我一件事：收集整理民國以來的資料，雙周碰一次頭，為編寫教學參考書和教學大綱作準備。提交資料目錄后，林老師要我每篇寫個五百字左右的內(nèi)容提要，附在復印件上，分階段開會，逐篇口頭陳述入選或不入選的理由。討論后，入選的每篇內(nèi)容提要，林老師都親筆修改。

起初，我覺得沒甚意思，但這件事做下來，才覺得歸納提煉、口頭表達的功夫都有提高，對菁蕪錯雜的所謂學術(shù)成果，也差不多能識別大家小家、混家抄家了，比如，大陸刊物上的羅馬法文章，知道了首選陳朝璧、邱漢平、周枬的。林老師修改內(nèi)容提要，時常令我難堪，因為我自以為能寫大文章了，幾百字的提要還被改得沒脾氣。現(xiàn)在想來，老師是在不動聲色地教我練基本功。

留校任教時我未滿二十一歲，心猿意馬，思緒像翻飛的風箏。嚴師在旁，埋進歷史資料，漸覺厚重岑靜，仿佛一塊大石頭壓住了風箏線，不在理想的天空無際翻飛，也同現(xiàn)實的地物保持距離。后來，就老老實實跟林老師讀研究生了。

三、嚴慈仁兮古風君子

追憶林老師，首先想到的是“嚴”字。林老師的嚴格、嚴謹、嚴肅，令人冒汗。我自幼對聽課有抵觸，后來念到博士，也沒有認真聽過多少課。但是，跟林老師讀外法史研究生，他的課未敢逃過一堂。

林老師上專業(yè)課法學史，用的教材是碧海純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1976年的本子，上課方法是讓學生當面一段一段把日文念出譯出，再分析討論。這是要硬功夫的。上課時，只有何力同學和我這兩個“開門弟子”，誰也逃不掉。好在何兄學習能力強，且睿智仁厚，常施以援手。后來在北大念書時聽過兩回沈宗靈老師的研究生比較法課，教材是達維的《當代世界主要法系》英文本，也是點名讓學生一段一段譯講，但上課壓力并不大。因為學生有二十來位，且中譯本已出版，可預習參看。

林老師的嚴是多方面的，比上課更嚴的是文字。楊老曾說，凡老林過手的稿子，就放心了。林老師改過的稿子都是滿天星，但通常只改前面幾頁，讓你舉一反三。這是我最受教益的。文理亦事理，做文章與做事做人是相通的。這讓我想起某位大領(lǐng)導當年招考勤雜工，僅要求半小時寫篇作文。有人質(zhì)疑勤雜工考文章，他講的理由是，寫不清楚，就做不清楚。

（林老師修改的文稿）

1982年，學校進了一批外文書，組織翻譯《大陸法系》《法國法與英國法》《英國法淵源》等書，譯稿既要給英文專家校對，也要經(jīng)林老師審核通過。林老師審核通常不看英文原文，但提出的文字修改意見，一對照原文，卻驚人地準確。這看似天方夜譚，也偶招微詞，卻實際發(fā)生了。我想，這全憑極高的文字功夫，包括文字背后的邏輯能力和學識積累。比如，《大陸法系》譯者顧培東同學至今記得，書中有一段列舉國家名稱，譯稿誤將“Austrian”（奧地利）譯成“澳大利亞”。林老師沒看原文，就直接改成“奧地利”，因為澳大利亞作為英美法系國家，是不可能跑到大陸法系去的。

說到翻譯，記憶里還有一件事。林老師曾質(zhì)疑現(xiàn)代漢語“進行”一詞，說這個詞是那些翻譯家的漢語功夫不濟而生造出來的，比如，“進行學習”“進行開會”“進行立法”“進行戀愛”。我試著在譯文里變換句式，刪去“進行”，果其然也。

林老師的嚴，在學生圈子里出了名。他帶的研究生都有些怕他。他有意見或不滿時，極少說話，多是冷眉靜默，讓你自己去想。有的研究生定期去老師家里匯報時，緊張得幾番半路折回。寫論文是一道脫幾層皮的生死坎，有的論文還被推遲答辯。但林老師的嚴，不是墨守成規(guī)，不是不讓你闖蕩，而是嚴謹求真，刻求新意，不可膚淺花哨。這樣的嚴，其實是一種呵護。

師生關(guān)系也是極“正規(guī)”的。林老師門下，從來沒有在讀學生給老師送禮的概念。倘若有那樣的事，肯定會被看作對老師的侵侮。我到林老師的“道場”皆徑入徑出，只有一次說“天不早了，吃個便飯吧”，那是我研究生畢業(yè)要走的時候，在“七十二家”新居。上桌方知師母已精心備了酒菜，但席間喝悶酒，基本無話。離開西政十多年后，我從美國留學回來，偶爾聽說林老師人老了、變隨和了。不過，從王人博同學在葬禮悼詞里講述的為老師置辦七十壽筵的情況看，他們享受的待遇并不比我當年寬松多少。

留校工作后，方知林老師對自己的要求至為苛嚴，對別人，其實是寬慈而仁愛的。我想，這也是一種對自己的嚴吧。

林老師的嚴對事不對人，且當面鑼對面鼓。我從不曾聽過他在背后講小話。即便偶爾私下憶起文革期間挨過當年同學、現(xiàn)為同事的某教授當眾暴打，也斷不肯說出施暴者的姓名。

林老師與老一輩同行的友情，令我輩慚愧。林老師常掛在嘴邊的，是法律史尤其是外法史學界東南西北中的一些老同行，尤其每次開會回來，都要念叨多次。林老師說起老同行，皆由衷贊賞。或聞蜚短流長，即前辯護，或以冷眉。對老同行的高足，亦贊許有加。我們在巴山深處，雖不曾面謁，對有些前輩的學術(shù)長項、研究重點，包括遇過什么事、挨過什么整、甚至招了幾個學生，卻已知曉七八分，不禁“心向往之”。

（林老師與外法史學會張偉仁先生、徐軼民先生、陳盛清先生、林榕年先生合影）

中國人民大學林榕年先生曾任外法史學會會長，同林老師是老同學、老朋友，人稱“北林南林”。1991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大法律學系做完博士論文征求校外專家評審意見時，拜訪了林榕年先生并奉上論文。不久，系里老師告訴我，評審意見里只有一份人民大學林先生的評價是“negative"的，而且很厲害，說是沒有首先對人權(quán)作階級分析。那個時候，人民大學的吳樹青先生剛來北大做校長，大家有些緊張。好在同屬人民大學的許崇德先生、呂世倫先生，還有郭道暉、王家福、劉海年、李步云、江平、黃子毅、藍永蔚諸位先生的評審意見給得不錯，才有驚無險獲準答辯。事后見面閑談時，我給林老師提起這件事，他呵呵一笑，說“這老兄就這樣。有說不好的，也好嘛?！?o:p>

那個時候的法律史學會特別是外法史學會，是公認的君子學會，不曾有過臉紅內(nèi)訌。我想，這主要不是因為那輩人歷經(jīng)劫難、看淡榮辱，不屑于業(yè)內(nèi)的拼狠頂真，而是因為有一批做人做事都講究的前輩。林榕年先生不徇私情，也是一例。

胡適之先生曾言，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按瞬灰伞憋@然高出“用人不疑”，我想，根子還是“待己不疑”吧，如王陽明所云“我心光明”。

不過，林老師絕非那種和稀泥、討巧便、得茍且的人。在待人接物上，林老師是有潔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實際上，他工作和生活的圈子很小，用他的話說，有些人老死不相往來，有些話打死也不說，有些飯打死也不吃。誠可謂，“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闭驗檫@樣的講究，林老師晚年享有一個令人羨慕、卻難以復制的融工作和生活為一體的小圈子，大家相處自然，同氣相求，相惜相憐，親同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尤為感佩的，是林老師與楊老之間的深厚情誼，誠可謂，仁、義、禮、智、信，字字皆涵。從林老師寫的《沉重悼念楊主任》一文，不難窺見。據(jù)說，有一次，教研室?guī)孜煌录凹覍偃ジ铇飞焦菇o楊老掃墓，林老師在墓前喃喃自語：楊主任，我也快了，至多兩三年、四五年、七八年。同事家屬在一旁打趣說：啷咯越說越長，還是不想死哈？

林老師對學生嚴也有講究。我沒見過林老師當面夸過誰，包括我自己，但學生們在老師心里都是寶貝疙瘩，各有特點優(yōu)長。老師在背后悄悄說起每個學生，皆嘖嘖贊許，對工作、生活亦必掛問，總是“好啊好啊”，且不容別人說三道四，像對自己的孩子。周健同學在回憶文章里深情講述了林老師如何招他入門的，其實，這樣的動人故事還很多。楊老追悼會結(jié)束后，林老師說“替楊老”送我到機場，那一次我才覺得林老師真的老了，不禁戚戚然。他一路上仰頭念叨一些學生：誰誰誰調(diào)走了，誰誰誰在哪里，誰誰誰怎么了，如數(shù)家珍。里面多數(shù)人我聽來陌生，直到幾年后林老師葬禮上才有幸得見。我不知該用“師道”、還是用“父慈”來形容，只知做老師的這樣念著學生，真好。

（1985年外法史年會與學生合影）

林老師對家人也是慈厚的。林老師有家長制作風。大約1986年落實政策前后，大兒子二兒子（小兒子自幼過繼別人）從老家鄉(xiāng)下轉(zhuǎn)戶口來重慶團聚，在父親面前像老鼠見貓。但偶爾聽到老師說孩子們因為自己的遭遇而耽誤了，還有一次私下夸兩兒子在車隊、在圖書館如何如何上進，我覺得心里暖乎乎的。師母田老師也是以怕林老師出名，傍晚散步一前一后拉得老遠，蔚為西政一景?？墒?，同林老師做了多年鄰居的楊和鈺老師女兒回憶說，去世前到高灘巖西南醫(yī)院探望，林老師說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田阿姨，說著就流淚了，還堅持下床送客到電梯口，然后是一個日本式的鞠躬，真讓人受不了。

1982年秋，我跟林老師去安徽大學參加外國法制史教材研討會。那時，社會松綁，流動暴增，但交通陳陋，火車疲緩擁擠，從重慶經(jīng)貴陽、長沙、鷹潭至合肥，穿山爬嶺，小站頻停，還要在貴陽留宿換車，在鷹潭再換車，耗時兩三天。車廂里背筐扛包的民工兄弟多，站票比坐票多，搶座、霸座、侯座也多，有時座位底下也鋪報紙睡人，到車廂連接部接水喝、上廁所，往往得奮臂扒擠，猶如在沼澤行進。能買上臥鋪，便脫離苦海了。按出差規(guī)定，林老師可以享受臥鋪，我只能坐硬座。學校訂票時，林老師卻堅持“官兵平等”，一起買硬座，中途我?guī)状翁嫠麚Q臥鋪，皆被嚴拒。這一路往返，時坐時立，困頓艱辛，斯文難矜，無以詳述?；貋砗?，在教研室會議上，楊老嚴厲批評我，說“老林兩個腳桿都腫了，本來讓你跟去，是要照顧老林的，反而還要老林照顧”。

研究生畢業(yè)前幾個月，校方發(fā)表征詢分配意向，我明知法制史教研室?guī)熧Y奇缺，卻填了參加全國統(tǒng)一分配、不留校。那段時間我怕見林老師，他見到我，什么也不說。楊和鈺老師打趣說，“這師徒倆老是打肚皮官司”。人一生，內(nèi)心深處都有些隱秘的歉疚與傷痛，沒有留?！胺鋭凇?，一直是我心中不愿觸及的敏感地帶。先生去世時，我看到他書桌的玻璃板下壓在顯眼處的一張照片，是1982年10月在黃山的合影，里面有我，不禁心頭一緊。

（1982年10月外法史教材研討會與同行合影。

前排：潘詁周先生，林向榮先生，胡大展先生。后排：彭誠先生，林榕年先生，由嶸先生及夏勇）

畢業(yè)分配過程中，我經(jīng)歷了一些折騰，林老師都在遠處看著，沒說過一句責備的話。畢業(yè)后的一天，我在家鄉(xiāng)收到四川省政府頒發(fā)的《外國法制史教學大綱》獲獎證書，還有幾十元的稿費。翻遍包裹，找不到只言片語，但郵單上的字卻十分熟悉，是林老師古拙的鋼筆字。按當時的郵寄填單制度，無疑是老師親自去郵局填寫的。

我考入北大后，林老師來京開會，住在薊門橋附近的招待所，要我陪他去看一位住在馬連道的老朋友的遺孀，說“她要來看我，這怎么行”。出門乘公共汽車擠不上去，也不愿再去擠。我雖年近而立，卻依然懵懂、不會來事，我們只得拿著地圖往南走。時值盛夏，林老師年過花甲，途中在路邊林子里歇了兩三次，還講到這位老友好像沒等到平反就去世了。那時的馬連道四處是菜地、工地，好不容易找到，已是傍晚。女主人過上自己的日子，憶起亡夫，流下眼淚。林老師很克制地拉了幾句家常，大約十分鐘就起身道別了?；貋砺飞?，林老師說，原本以為見面會抱頭痛哭一場，看她日子過得還可以，也就放心了。

世上有這樣一種人，凡事總克著自己，為別人著想。他們寧愿別人對不住自己，也不會對不住別人。寧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看著別人受苦受累，更不愿別人因自己而受苦受累。他們企望以同苦共難、甚至苛受更大苦難麻煩，去化解、分擔別人的苦難麻煩。這樣的人，默默擔當?shù)氖瞧胀ㄈ藰愦緪烹[、卻孱弱易泯的良知，而非自認的天降大任，細心守護的是人之作為人將心比心的尊嚴，而非讓人不成其為人的專橫跋扈的權(quán)勢。榮華富貴、歌功頌德見不著他們的影子，困窘危難、門庭蕭疏卻必有他們現(xiàn)身。這樣的人，才是古之真君子。

細細想來，我們這些后輩，做人做事講究的越來越少了。特別是一旦成績做大、或染權(quán)勢，便容易和光同塵、澆淳散樸，真該感到羞愧。

四、孤默隱兮玉壺冰心

五、啼唱絕兮文章道義

（以上兩部分因篇幅所限從略）

結(jié)語

林老師是巴山深處的一位普通教師。林老師的故事，林老師和我們的故事，是巴山深處的一個普通故事。里面涉及的雖為讀書人，且在法學的小圈子，卻是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

那個時代過去了么？

我們真的懂那個時代么？

有時代的記憶，未必懂得時代。好比有人生的記憶，未必懂得人生。狄更斯《雙城記》云：“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逼鋵?，時代無所謂好壞。時代稱謂不過文字符號，時代變遷不過相對而言。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安教胡馬度陰山？對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講，真正有意義的，是自己生命時限里面的際遇與覺知。也就是，你遇到什么人、遇過什么事，讀到什么書、懂得什么理。這大概是人們常說的時運吧。

我們這輩人的時運，在趕上了改革開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這個時運百年不遇，千載難逢。從1978年上大學算起，我們這幾十年走得激情洋溢、忙忙碌碌，以為一切順理成章，只怕事情做不完，步子不夠快，好像上了一輛目標既偉大又模糊、卻快速奔馳的火車，很少停下來認真想一想：我們從哪里來？已走到哪里？該到哪里去？能到哪里去？倘停坐深想，便算上天的又一眷顧了。

我們這幾十年，其實是跟著林老師那輩讀書人走過來的。這條路，往前看，是改革開放，往后看，是走出文革。他們之所以有時候像個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的謎底，在我們心中還沒有完全破解。孟子說不慮而知為良知，王陽明說是非之心為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這樣的界說似乎簡單了。

我有幸認識的林老師、還有楊景凡先生、陳守一先生等前輩老師，早年冒著生命危險投身共產(chǎn)主義革命，在酷烈的政治斗爭中幸存下來，晚年松綁解放，仍然奮發(fā)工作、真誠思考。在任何時候，即便是非顛倒、尊嚴受辱，良知底線遭到不堪的挑戰(zhàn)，他們都本著原旨初心，最大限度守住自己的斯文清貴，始終謙慈仁厚、克己奉公、兢兢業(yè)業(yè)，真是不容易的。他們的思考和反省，加上他們做人做事的風范，其價值遠遠超越了法學的樊籬。堅守良知，是他們留下的寶貴啟示，也是加持給我們的正念偉力。

（2008年9月追悼會）

紀念林老師，我想了多年，不知怎么做才好。一是因為我從寫大學學年論文、畢業(yè)論文到讀研究生，從成年到參加工作，都跟著他，里面的情感難以言說，也不愿言說，好比把美麗的唐詩宋詞譯成白話、外國話，是舍不得去做的。二是怕落入俗套，弄得大詞連連、塵囂滾滾，與老師低調(diào)樸素的風范相忤，讓他不高興。倘若那樣，還是寧留夢中憶，不道與旁人吧。

感謝師弟師妹牽頭十年文祭之約，讓我有機會走近老師，也走近自己。寫著寫著，竟難歇筆。這里面有向老人家還欠債的因素，更多的，還是憶昔感今，歙辟本心。

師容師聲，肅峻若巖。師行師文，清奇若蘭。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心之憂矣，報無瓊琚。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風雨連江過野山， 

清聲慈范棘叢間。 

十年但信不孤默， 

天上良知算等閑。

（2018年冬于北京）

注釋：

[1]林向榮（1928—2008），河北昌黎人，1948年考入臺灣大學哲學系，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到西南政法學院工作。曾任西南政法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法學研究所所長、《外國法研究》主編，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職務。

[2]夏勇，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1961年生于湖北荊州，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畢業(yè)留校任教，讀法制史專業(yè)研究生，師從林向榮教授。曾任專業(yè)技術(shù)職務：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法學系主任、中國法律史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環(huán)球法律評論》主編、東方公益訴訟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主任等。曾在中央黨政部門工作。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