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龍 著《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出版暨后記
董成龍 著《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出版暨后記
書名：《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
作者：董成龍
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2
【圖書簡介】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
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quán)。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shù)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jīng)文景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quán)臣捍衛(wèi)祖制，未能成行；終于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的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歷，改用太初歷，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歷創(chuàng)制（天人），加之由黃老之術(shù)而獨尊儒術(shù)（君臣）的官學調(diào)整，共同構(gòu)成立教時刻。
司馬遷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筆法曲折，分散于《史記》各處，匯總而觀，足見其在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卻未能真正導民以德，史遷對此頗有微詞?！妒酚洝飞掀瘘S帝、下至漢武，黃帝作為首帝，無疑是歷史的起點和原則，武帝改漢德為土德，則首尾呼應；在此框架下涵蓋黃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漢初先帝（近古）與武帝（當朝）的多重古今之變。
【作者簡介】
作者董成龍（林堂堂 攝）
董成龍，法學博士，現(xiàn)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紀之后的立國與立教。主編“世界史與古典傳統(tǒng)”譯叢，編譯著作《大學與博雅教育》、《德性與權(quán)力》。代表作品: 《清民變局中的政治儒生與國運情懷》、《共和與君主》、《梁漱溟的“建國運動”》、《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等論文，《排他性共和主義與非君主制共和國》等譯文。
【目錄】
序：何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劉小楓）
第一章引言：閱讀司馬遷
第二章黃帝為首：紀元與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秦亡漢興：秦制與黃老
一、周秦之際：文敝峻法
二、漢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呂順守：黃老之術(shù)
第四章黃老之學：人世與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論
二、黃老的刑名說
三、陰謀：修德與逆德
第五章文景之治：無為而有為
一、漢家重定
二、改德變法
三、德位之辯
第六章武帝立教：“且戰(zhàn)且學仙”
一、文學風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禪改德
第七章史遷之志：立教與古今之變
一、欲與仁義
二、時與世
三、復古更化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后記】
洪邁（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詬病，未必因為它們太過不堪，還有一層原因，是它們緊隨其后的漢朝和唐朝都“享國久長”，相較之下，顯得秦、隋這兩個朝代很糟糕（《容齋隨筆·秦隋之惡》）。長短比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異或許在于秦、隋兩朝都是紛繁戰(zhàn)局的終結(jié)者，完成了立朝的事業(yè)，原本承載了歷史寄托，卻迅速重蹈覆轍，留待它們身后的漢、唐兩朝才完成立教的事業(yè)。如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示，正統(tǒng)之“正”（立教）比“統(tǒng)”（立朝）更重要，無奈歷代正統(tǒng)論大多著眼于“統(tǒng)”。
漢朝一改黃老之學與漢初祖制，轉(zhuǎn)向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進身之制，開創(chuàng)科舉，以制度化的方式將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漢、唐在經(jīng)學和制度兩方面的事業(yè)拓展，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國文教事業(yè)提供了核心要素，雖然經(jīng)學及其制度已經(jīng)被打散，但一些義理已經(jīng)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業(yè)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澤東經(jīng)過長征到達陜北，創(chuàng)作了《沁園春·雪》，感嘆江山多嬌，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評點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們的缺陷，無疑都指向文教問題。馮至先生（1905—1993）曾詩云：“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無怪乎，經(jīng)歷過漫長中世紀和二十世紀數(shù)次大革命的我們，面對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猶太人面臨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問題；晚清先進士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看來在思考國是上，猶太人問題和中國人問題在這三個層面相遇：國、種和教。
數(shù)年前，我在業(yè)師邱立波先生指導下完成一篇小文，當時落筆總結(jié)說全文皆是邱師學思之注腳，今日這本小書當然也沒有逃出邱師為我規(guī)范的學人心性和問題意識；原來今日的思考早在數(shù)年前邱師為我講解班馬異同時就已埋下伏筆。本書還在擴充時，邱師的《禮法與國體：兩漢政治的歷史與經(jīng)驗》問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師徒學緣殊勝。業(yè)師許振洲先生行無為之教正是無違我業(yè)已確立的學問品性，時至今日方知當時許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讓我習練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語，無法閱讀他用法語撰寫的《中國法家的統(tǒng)治藝術(shù)》（L’Art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許師晚近研究共和國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則這本小書可能會有另外的境界。
劉小楓先生讓我見識到成德者如何提攜年輕后學，本書大綱正是在小楓先生的點撥下才得以成型，若沒有小楓先生的鼓勵，這本小書也斷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楓先生曾以述為作，撰文《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載《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十七年過去了，不知道司馬遷研究的路線有沒有受此影響而引發(fā)轉(zhuǎn)變；十七年后的今日，這本小書若能呼應那篇文章則是莫大之幸——畢竟，這本小書的許多觀點背后都是小楓先生的“幽靈”（當然，文責自負）。這些年，若沒有幾位賢師相伴，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在本書大綱以《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刊發(fā)（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2期）前后，劉訓練先生、任鋒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無私的幫助，為我最終完成這部小書增添了信心。婁林兄和顧枝鷹兄為本書正標題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從定稿到問世，若沒有彭文曼編輯的辛勤勞動，本書也無法這么快問世。謹此一并致謝。
本書力圖以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當代觀察貫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當然也因此始終存在將司馬遷看小的危險和疑慮。全書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別有三節(jié)篇幅，唯有論黃帝一章僅兩節(jié)，論武帝一章則占四節(jié)，顯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黃帝的一節(jié)。關(guān)于《史記》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書也提供了某種思考，穿插在書中，留待細心的讀者挖掘。
修改書稿的夜深時分，曾經(jīng)一度翻讀北島的《時間的玫瑰》，用讀詩的意境來消解讀史的疲乏，其中寫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詩：“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边@不也正是司馬遷下筆時幾度哽咽的獨白嗎？所謂“情深而文明”（《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的文教理想，怎能不為之神往？
下筆至此，想到幾年前編譯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經(jīng)說：“一個沒有經(jīng)驗又未開化的強國，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未開化的政治權(quán)力是危險的，未開化的閑暇是墮落的，也會是危險的”（《大學與博雅教育》，華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科研項目資助。這本以專著面貌問世的小書，著實是一篇關(guān)于《史記》的讀書報告。
寫作本書，原不在研究計劃之列，可謂迷失了正路。
為了記下閱讀文字、探尋幽暗的摸索過程，前后又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將心海中的瑣思排列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際，輾轉(zhuǎn)于貴陽花溪與樂山峨眉山之間，初創(chuàng)草稿；2018年驚蟄書稿始成，又經(jīng)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qū)幝飞?，我在行將奔赴長春凈月潭之前成稿。從西南到東北，書中所記，當然可以看到時代的印記，也有個人的顛簸，不免有生疏淺陋之處。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說得恐怕不只是應當注意逝者的喪葬之禮，還在于如何對待故事和傳統(tǒng)及作為它們承載者的古人和古書。走進兩千年前《史記》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這本小書作為紀念。但在研討立國與立教這一問題線索上，許多思考并未因此結(jié)束，反倒剛剛開始。
董成龍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