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大學到底是誰家的？

作者：羅恩·斯賓格勒

譯者：吳萬偉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十九日丁酉

           耶穌2018年3月6日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臨終時候寫到，“到了50歲時，人人都長著一副自己應得的面孔?！睂τ谏鐣痛髮W來說，這種說法也說得通。社會到了高峰時，它就有了自己應得的那種大學。在政權的中期，現(xiàn)在加拿大已經(jīng)早已超過了青年，但還沒有到年老昏聵的地步?？纯次覀兊拇髮W這面鏡子，我們看到了什么？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什么？很多面帶微笑的學生，有關“影響力”和“創(chuàng)新”的談論，更多的基建投入，需要慶祝的更多新社區(qū)和產業(yè)合作。但是，那到底是誰的形象？是誰創(chuàng)造了它？又是為誰服務的？

管理者控制著現(xiàn)代大學。如果用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的話說，教授已經(jīng)沒落，大學現(xiàn)在完全是“管理者說了算”的機構。[1] 花在管理者和管理上的錢超過了花在教師身上的錢，管理者比教師多很多，管理者的薪水和全套福利待遇尤其是校長和其他高級管理者在過去10年已經(jīng)像坐了火箭似地向上攀升。更加說明問題的或許是，學生自己在雄心和需要方面更類似管理者而不是教授。我們聽到的是安全、舒適、保險、高質量的服務、一流的住宿條件、得到保證的成績、機構品牌、更好的就業(yè)安排、畢業(yè)證書的市場價值---這些是當今學生提出的要求，而不是追求真理、正義和智慧。[2] 教授和學生的傳統(tǒng)語言仍然存在，但“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的說法正在試圖取而代之。合議制和聯(lián)合決策的原則仍然還在書上，但是它們已經(jīng)不再是反映大學的樣子和運行方式的描述了。

革命已經(jīng)結束，管理者贏得了勝利。但是，傳統(tǒng)結構和語言的延續(xù)導致有些人認為，機構戰(zhàn)爭現(xiàn)在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個錯誤。正如很多革命那樣，公開的沖突只是在真正的權力已經(jīng)易手之后才出現(xiàn)。比如在法國，資產階級之所以能抓住對政權的控制，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jīng)牢牢掌握了控制權?，F(xiàn)代大學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幾十年來，管理者已經(jīng)緩慢掌握了大學的控制權。最近大量出現(xiàn)的批評這種接收的書籍文章和宣言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戰(zhàn)斗還在進行中。其實，那是幻覺，很多文章的作者對此心知肚明。所有這些抗議的聲音寫得非常漂亮，很高尚，也有深刻的見解，但這些要么是失敗者的哀號，要么是不甘心失敗的垂死掙扎。

那么，怎么辦？冒著被解雇的風險繼續(xù)作戰(zhàn)嗎？承認已經(jīng)變天，加入勝利者一邊分一杯羹嗎？還是承認失敗，隨后退出？

這些都是貌似有理的反應，我們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生存策略可能是某種混合體，這令人擔憂。從個人角度來說，筆者不像積極分子那樣咄咄逼人，但要比悲觀主義者更積極一些。本文的建議有些老套，但也有溫和挑釁性。本文認為，我們應該思考大學里的變化，以便對大學意味著什么達成某種共識。然后，我們就能采取合適的行動，無需對后果有任何幻覺。

為了做到這一點，本文提出一個測驗。管理者最喜歡的一個詞是責任追究。他們告訴我們必須問責，尤其是對教授們問責。好吧，就讓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問責一下管理者。他們在奪取大學的控制權之后，到底用公眾的信任做了什么呢？

這個測驗中的反諷意味一點兒都不少。新的管理者種姓制度給加拿大大學帶來的最顯著變化恰恰是問責傳統(tǒng)的顛覆。在傳統(tǒng)大學，教授是“不被問責的”。大學是神圣之地，教授們有完全的自由與學生和同事一起探索他們感興趣的領域，不受任何干涉和強制性的要求。這當然并不意味著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從深層次上說，教授要被責任追究的，但是那遠遠超出了官僚群體能染指的范圍，問責教授既不是他們的野心所在也不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教授的責任是發(fā)現(xiàn)真理和講述真理，鼓勵學生做同樣的事。在這個方面，考核教授的能力和成就是判斷問題，沒有辦法靠量化考核。而且，考核只能由具備這種考核能力的人來實施。因此，引進了一種機制來確保大學在永久錄用某位教授之前就做出這種判斷。通常，一個人要在大約15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學習和長時間的專業(yè)觀察和認真評估之后，在大部分學校是持續(xù)5到6年，只有那些證明自身價值的人才被授予終身教授職位，并被允許繼續(xù)教學和科研來追求這個美好的目標。

另一方面，管理者之所以總是被問責恰恰是因為他們的責任在本質上是管理性的，因而會因為評估和定期的公共審計而有所修改。他們有責任確保學生和教授的活動不受干涉，有責任管理學校的經(jīng)濟事務。在此意義上，管理者是這個神圣之地的管家而非家長。

但是在當今大學，這些角色已經(jīng)被徹底顛覆。教授們現(xiàn)在是被問責的對象，但不再是被同行或學生問責，不再被認為是所擔任課程的主導者。相反，他們要被管理者問責，這些人使用越來越廣泛的工具和人員來評估教授的成果，衡量其工作表現(xiàn)，所有這些都是被認為可量化考核的。而在對科研成果質量進行評價方面，我們現(xiàn)在擁有眾多被用來當作價值標準的“成果”。學生評教和選課率（受歡迎程度），被“評價量規(guī)”決定的學習，發(fā)表論文和出版著作數(shù)量、科研資金數(shù)量、社會影響力等都是考核指標。換句話說，量化考核你的只有東西，所有這些都不需要做出判斷。

激烈指責教授缺乏問責的管理者如今都處于不被問責的位置。在今天，管理者幾乎是誰都不敢碰的。他們對大學的價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根本就沒有辦法衡量，也不受批評性評價的制約。這部分解釋了管理者在大學里的瘋狂膨脹。大學校長在調整新崗位方面有困難嗎？管理者在管理時有麻煩嗎？沒問題。讓我們成立一個“調動委員會”－－也就是說更多的管理－－－所有這些人都獲得管理大學的更多權力。[3]

如今詢問大學的任何問題，提議的解決辦法不可避免地都與管理有關。為什么？因為我們認為，確保產品質量和大學目標實現(xiàn)的人是管理者而不是教授。但是，在知識和理解是真正目標的學術環(huán)境中，這怎么可能呢？無需過分吹毛求疵，原因在于這些已經(jīng)不再是大學的真正目標了。除了某些關鍵的科學和技術院系以內容熟練程度為首要任務外，大學的真正目標是管理效率和管理思想。受到技術和教育的技術模式的壓力，文科和理科院系正在靜悄悄地變形，其“內容”越來越多地僅僅成為傳播大學的真正渴望的場合，即培養(yǎng)很容易適應的、滿腦子管理思維的人來占據(jù)我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管理世界。所有這些的潛在假設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學生知道什么或變得多么聰明，而是他們的表現(xiàn)有多好，多頻繁，我們的考核多精細。

如果你覺得我夸大其詞，那就不妨看看大學的宣傳品，它們永遠在向當今學生夸耀“合作”、“交流”、“批判性分析”、“影響力”等。所有這些抽象名詞都指你能做的事，沒有一個字涉及你知道什么和你是誰的問題。沒有承諾向你講授歷史、政治或生物，也沒有承諾讓你變得更聰明、更有思想、或更謹慎。而是只有技術培訓，讓你在競爭的和創(chuàng)新的世界里有上佳的表現(xiàn)。

在這個方面，西方資本家社會開始繼承其遺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名言是，在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對人的管理”將被“對事的管理”所取代。西方比東方做得更好，沒有用東方破壞這樣的野蠻手段實現(xiàn)了自己的目標?，F(xiàn)在，我們都是很開心的、效率很高的管理對象，在西方技術專家型社會組織機構里生產和運行。

¤

如果有人挑戰(zhàn)管理者或者與他們進行建設性的、平等的辯論，人們對此作出的驚訝反應就足以說明管理者的權力之大已經(jīng)到了何等地步。如果你對管理者說，她在某個特定政策或做法上犯了錯誤，或者說你和同事已經(jīng)有很好的理由要求重新考慮或修改，你就要準備好迎接如下反應：他們一臉茫然地盯著你看，隨后點頭意味著要中斷談話，再居高臨下地確認你的建議會被認真考慮。薩斯喀徹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羅伯特·白金漢（Robert Buckingham）就是見識大學如此作為的倒霉蛋。就因為批評管理者的重構計劃，他被解雇，被剝奪終身教授職位，被趕出校園，在現(xiàn)實世界，這本來應該是完全善意的，甚至是受歡迎的行為。[4] 教授真的淪落到如此境地。在致力于探索和自由辯論的大學，究竟是什么讓這種野蠻兇狠的行為暢通無阻呢？

在現(xiàn)代大學，管理者已經(jīng)成為不再被任何人追究責任的人，因而他們的行為不受任何限制，這與他們冠冕堂皇的管理規(guī)定正好相反。管理者會堅持認為，他們事實上要對大學的很多利益相關者負責如社區(qū)、企業(yè)界、校董事會和政府等。與教授不同，他們必須直接對這些機構負責，因為他們管理和推動各自機構的利益。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說法是真實的，但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并不真實。比如，大學校長的確需要對董事會負責。同樣真實的還有，董事會可能解聘校長，雖然我們很難知道解雇背后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們必然達成了不公布實情的協(xié)議。然而，人們的印象通常是雙方可能因為機構管理方面的不同意見，或者捅了特別大的婁子，以至于根本沒有辦法從政治上補救了。對于前者，安大略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格倫·瓊斯（Glen Jones）最近在接受《大學事務》采訪中指出，緊張關系的主要源頭之一是校長因為“職位限制”不能像董事會希望的那樣自由和快速地行動。在瓊斯看來，那些限制是因為存在“終身教職”和“集體協(xié)議”等東西，大學校長沒有能力“解雇人”，也不能在“人員和資金”方面做出改變。[5]瓊斯說，在以“合理和公平的”方式考核校長的表現(xiàn)時，董事會必須考慮這些東西，但我認為通融調和在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在壓制如果不是徹底消除合議制以及傳統(tǒng)對企業(yè)和市場在學界內施加影響力的限制的殘余方面，加拿大大學的創(chuàng)造性一直非常強。

至于捅婁子，這些婁子要多大多么刺眼？結果是非常刺眼的婁子。請看三個例子。2014年，加拿大西安大略校長阿密特·查克馬（Amit Chakma）拿了薪水479,600美元和管理休假津貼（444,400美元），該大學（UWO）沒有強迫他辭職。[6] （如果你是教授，想象一下你要求財務副總裁支付你的工資和同一年的休假津貼。）2012年，愛德華王子島大學的校長阿拉·阿布德·埃爾·阿齊茲（Alaa Abd-El-Aziz）在一年中就有兩起不同的性騷擾指控，都引起人權組織的正式聲明譴責，最終都通過協(xié)商解決。他仍然穩(wěn)居校長寶座，雖然這些指控都出現(xiàn)在是否續(xù)聘前的中期考核之前。[7]沒有理由暫停其職權嗎？只是一些婦女的嘰嘰喳喳嗎？甚至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當?shù)胤植克坪醵荚敢鈳兔φ谘凇Ｔ趨f(xié)商協(xié)議中寫到，這“不一定意味著投訴是有根據(jù)的”。[8]當然，協(xié)商協(xié)議也不意味著投訴沒有根據(jù)。但是，加拿大廣播公司沒有提到這一點。最后一個例子，在2012年，卡爾加里大學（Calgary）校長伊麗莎白·賈農（Elizabeth Cannon）在領取該大學的薪水的同時還收取企業(yè)捐贈者之一的恩橋天然氣公司（Enbridge）的巨額資金。這都很好。校長不過使用其經(jīng)濟和社會資本為學校帶來好處。但是，如果捐贈者對大學和它支持的研究中心不高興了，會發(fā)生什么呢？賈農對卡爾加里大學哈斯卡耶商學院（Haskayne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勒恩·威夫曼（Len Waverman）說，　

恩橋很不高興。我們需要令人滿意的和有戰(zhàn)略眼光的領袖，這是恩橋在尋找的人才。他們渴望成功，他們看不到成功。我坦率地補充說，在這個案子中，他們沒有看到你的領導力，感覺到一旦資金承諾兌現(xiàn)，你的利益就喪失了。這對你和大學都不好。我希望與恩橋建立良好的關系，考慮到阿爾·莫納哥（Al Monaco）即將成為總裁和我們的校友(我也是董事會成員）。我們的利益遠遠超過 哈斯卡耶商學院。

調查此事的加拿大大學教師協(xié)會（CAUT）是這樣總結這個事件的：

卡爾加里大學的高級官員更關心的是迎合企業(yè)捐助者和“可利用的機會”，而不是捍衛(wèi)學界的誠信和管理透明的模式。有時候他們使用威脅或者恐嚇等手段以維持恩橋感到滿意。根據(jù)電郵記錄、多樣化的采訪和媒體報道，我們的獨特印象是卡爾加里大學有讓人閉嘴的文化，最糟糕的是恐嚇和報復。[9]

在回應米歇爾·恩賴特（Michael Enright）對大學校長巨額薪水的質疑時，查克馬本人說，“如果你想擁有一流的人才，你就需要支付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價格?！?u>[10]這里，一流人才指的是大學校長這種管理高度的人才嗎？

¤

說到現(xiàn)代大學的真正使命，董事會、政府和產業(yè)界達成了一致協(xié)議。那個使命是我們所有生活和居住在非名牌大學內的人都知道的：更多的產業(yè)合作，更多的技術，更多的STEM課程（科學、技術、工程、數(shù)學），更多的錢投入這些領域的研究和開發(fā)，更多的管理性評估機構和措施，更多的學生，更多的學生服務，更多的學生滿意度。因為管理型大學是零和游戲，該使命還有反面：更少的終身教授職位，老師更少的課程控制權，更少的人文學科和純自然科學課程，更少的人文和純自然科學研究的資金支持，合議制日漸弱化。

在大學的管理等級體系的關鍵人物中，并沒有關于該使命的嚴肅辯論。所以，管理者雖然堅持教授必須被問責，但要確認問責管理者，那不過是轉移注意力的幌子而已。管理者就是使命。在管理精英中可能存在有關勢力范圍和權威的內部爭奪和自相殘殺，在執(zhí)行使命所要求的禮節(jié)因為各單位的歷史淵源和市場老練程度或許存在差異，但是，對于根本性問題，人人都明白和同意需要采取的路徑：只要這個使命得以推廣，管理者就可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自由地管理大學。如果做事需要兇狠，那就做吧。比如，如果要求嚴重破壞確保支配和確定先例的集體協(xié)議；或者創(chuàng)造新的考核機構來破壞現(xiàn)有的教授考核機構，然后在機構中安插進管理部門人員從而獲得期望的結果；或直接或間接地改組管理招聘委員會和教授聘任委員會；或者培育和打擊教授協(xié)會的領導力；糾纏和虐待拒不服從的教授直至他們辭職或解聘，或者通過慷慨的資金資助和克扣他人資金來收買批評者，那就做吧。你不可能不打碎雞蛋就做蛋卷。正如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曾經(jīng)說過的那樣，蛋卷的質量與打碎了多少個雞蛋沒有任何關系。在此例子中，雞蛋不是可忽略的東西。它們是大學的基礎---來之不易的和合議制和民主管理原則，致力于真理、公平競賽和理性辯論，思想自由和集體智慧的悠久傳統(tǒng)。現(xiàn)在，所有這些都被管理者傲慢地拆解了，那些家伙根本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理解這些對大學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如果你覺得我過分夸張地談論了大學課程的破壞所造成的后果，那就把2016年美國總統(tǒng)競選辯論作為文化變遷的晴雨表。無論黨派利益如何，很多人對這個辯論感到害怕。但是，如果你想明白完整的恐懼程度，明白我們墮落的程度有多深，那就看看1960年代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電視直播辯論?，F(xiàn)在的新野蠻程度就立刻變得一目了然和令人震驚了，這并不是說肯尼迪和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文化水平有多么高。如果你認為這種衰落與真正的文科教育的衰落以及全官僚大學的崛起背景沒有任何關系，那就再想想吧。真正的人文教育就是教育學生學會有意義地和深刻地思考真正的人類管理問題，正義問題和理性問題。我認識的一位加拿大大學校長對曾經(jīng)表示有興趣研究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政治思想的同事說，“為什么研究他？他已經(jīng)死了?！睔v史有什么可學的？政治智慧有什么可學的？大學校長的思想廣度和深度僅此而已。我們現(xiàn)在竟然讓這些思想市儈來決定孩子們需要學習什么。在文化萎縮的烏煙瘴氣之中，能指望學生發(fā)現(xiàn)真正的政治家或公民或者真正有正義感的人么？聽任現(xiàn)代管理型大學盛行的話，絕對不可能。

這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是什么讓管理者有資格占據(jù)權力寶座？他們經(jīng)受過什么檢驗贏得了信任，被賦予如此程度的行動自由？我們?yōu)槭裁春ε聶嗔赡鼙粸E用而拒絕給予教授群體自由，卻給官僚群體這種自由，這些人既沒有學術背景也沒有機構承諾來確保其負責任地使用權力。為什么？我們明明知道官僚群體在本質上等級森嚴，缺少合議制的那種監(jiān)督和制衡，當初大學創(chuàng)造出合議制就是要確保大學不受官僚機構的入侵。合議制是平等者的管理，通過說服而不是權力，這是加拿大大學幾十年來管理的基礎。為什么將其扔掉，把高等教育機構交給各種形式的官僚強制和脅迫？大學創(chuàng)立之初就是積極反對這些東西的。

這個問題的簡短答案是我們想要這些。我們之所以想要是因為，通過這種新安排獲得的東西比丟掉的東西更多。更長的答案就更難解釋了，但是，當我們總結管理者在過去幾十年里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真相或許就更清楚了。如果使用在非藝術環(huán)境中公認的藝術考核標準，就是“通過他們的果實，你就能認識他們的本質?！?/p>

本文評論全官僚大學的四個領域：學生、大學課程、大學管理和管理者薪水。

學生

全官僚大學的本質的最清晰標志是其首要構成要素－－－學生的情況。根據(jù)現(xiàn)有的標準，在大學管理者不斷膨脹期間，學生的智慧水平已經(jīng)大幅下降。這個趨勢的很好證據(jù)，簡單地與最熟悉和喜愛學生的人－－－老師交談即可獲得。紐約大學社會教育學教授理查德·阿魯姆（Richard Arum）和約瑟帕·羅克薩（Josipa Roksa）的書《學術漂流：大學校園學習的有限性》顯然是對此現(xiàn)象的研究。書中描述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畫面，學生的分析思考能力、復雜推理能力、批判性反思和寫作能力等都有下降。大學在能力下降中的角色令人驚訝：４５％的學生在大學的前兩年里“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改善”，３６％的學生在四年的大學學習后并沒有任何顯著的改善。對于“學生在當今高等教育中實際上學到了多少東西？”的問題，兩位作者的回答很干脆：沒多少。[11]

我們學生的低劣狀況的丑聞因為下面這個事實而變得更加惡劣：如此糟糕的成績卻要求學生支付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昂貴的學費。從1991年到2016年，加拿大大學的學費增加了令人吃驚的263 ％ [12]。學生債務在增加。在1990年，平均每個加拿大大學生在畢業(yè)時欠債8,000美元[13]；到了2016年，債務超過了28,000美元。[14]有證據(jù)顯示，如果私人的和地方的貸款計算進去的話，實際數(shù)字要高得多。[15] 錢都到哪里去了？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 268,952管理者和職工為446,830個全職教授提供服務和支持。[16] 今天，這個比例已經(jīng)幾乎瘋長。他們已經(jīng)不再是服務和支持，而是一場政變，是誘騙學生花錢上大學的陰謀。

在全官僚大學，我們欺騙學生說真正的實質性教育，最有害的后果是破壞了他們的說話和思考能力，和嚴肅表達自己和世界的寫作能力。我們給他們套上了令人窒息的債務鎖鏈，進一步減弱了他們充分發(fā)揮能力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評估大學時，因為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在那樣的世界找到立足之地。要實現(xiàn)我們?yōu)槠錅蕚涞奈磥?，我們口若懸河地警告他們最好準備好“工作流失”和“不穩(wěn)定就業(yè)”和回到大學再進修的可能性，重復地更換工具，以便滿足不斷變化的無所不知的市場需要。[17] 大學體制制造的不是充滿活力的公民和有思想的人。它甚至不制造真正有技術的人，因為任何卓越的東西都需要真正的智慧自由，充滿活力的課堂和對研究對象的嚴肅關注。投其所好和手機干擾不可能做到這些。大學產生的是馴服的、聽話的“打工仔”，幾乎只關心自己的生存，很少意識到塑造其世界的力量和積極鼓勵他們接受現(xiàn)實的力量。現(xiàn)實就是如此，而不是某些人的決策或選擇，雖然有證據(jù)證明，最近校園里的游行示威顯示出人們對這種角色越來越嚴重的不滿。[18]

那么，既然投資的回報率如此微不足道，為什么學生和家長還持續(xù)花錢呢？

全官僚大學為學生提供的不是教育而是有市場價值的畢業(yè)文憑和大量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證據(jù)，用以證明擁有這種證書的必要性，如果你希望有光明的經(jīng)濟前景的話。[19] 對不斷增加的成就的推崇，有關文化和交流和學習的所有新項目，技術體系和學生設施和服務的所有改善都不過是掩蓋這種赤裸裸算計的幌子罷了。我們不在乎你是否成為文盲。我們不在乎你能否讀書寫字。我們甚至不在乎你人性的重要方面是否徹底萎縮。讓我們稱之為進步和我們保持經(jīng)濟和軍事主導地位必須付出的代價。你們也喜歡這些，不是嗎？你們喜歡福利---如滿世界旅行、手機、來自血汗工廠的廉價衣服、視頻網(wǎng)站Netflix和其他鴉片及籠統(tǒng)意義上的舒服自在，不是嗎？那好吧，我們達成相互理解。我們?yōu)槟銈冏龅氖?，確保我們的證書為你們充分提供經(jīng)濟餐桌上的位置，讓你得到公平份額的戰(zhàn)利品。畢竟，這對你我雙方都有利。

這個面目猙獰的故事的例外是精英教育自己子女的方式。很多在硅谷巨頭如谷歌、蘋果、雅虎和惠普（Hewlett-Packard）工作的人把孩子送到半島華爾道夫學校（The Waldorf School）讀書。該校不允許基礎教育（K-12）課堂里有電腦、手機或者iPads。那里全部是真人接觸，自由對話和身體的、思想的和情感的參與。[20] 說到名牌大學，情況也類似。有錢有勢者的子弟每周的課程內容里并不閱讀只有半頁的評論，然后點擊鼠標表明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他們讀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根源》，老師決不妥協(xié)，同事積極參與，為的是理解和認識人類的狀況。我有朋友在這樣的學校教書，他們告訴我，那里的衰落現(xiàn)在似乎“不可扭轉”。但正如但丁告訴我們的那樣，地獄不是單個地方，它有很多層，從相對令人愉快的哲學家和作家的居所到第九層的冥河科庫托斯（Cocytus）的黑暗，背叛者因為所犯的罪在那里受苦。（但丁地獄篇中所描繪出的景象分別有入口、過道、渡河、第一獄幽冥、第二獄黑風谷、第三獄暴雨、第四獄滾石、第五獄沼澤、六獄燃燒的墳墓、第七獄三谷、第八獄十壕、第九獄四圈地獄共9層。第一層是候判所，在這里等候上帝的審判。在其余8層，罪人的靈魂按生前所犯的罪孽(貪色、饕餮、貪婪、憤怒、信奉邪教、強丶暴、欺詐、背叛)，分別接受不同的嚴酷刑罰。--譯注）

今天，學生到大學里來遭受不負責任的剝削和蹂躪，以便滿足我們世界的經(jīng)濟和技術精英最深刻的欲望和需要。如果他們還沒有被玩世不恭打垮，他們很快就吃驚地了解到大學根本就不關心他們。他們在內心感受到的恐懼、心碎和奇妙的人類聲音在課堂上根本接觸不到，會被活活餓死。我們給學生提供的是某種技術教育（短期內更多），但我們要確保他們不要思考太多，要讓他們忙起來，連同整體文化一起教導他們害怕沉默、快樂、無聊、不快以及旅美韓國人第二代丹尼斯·李（Dennis Lee）所說的“真實的痛苦”。相反，我們要在課堂里塞滿手機、手提電腦、鈴聲和游戲風格的小測驗，這樣他們就不能意識到真體驗，即使有的話。正是在那些更黑暗的體驗空隙處，人們才變成真正的人，開始與世界的長時間對話，我們并不知道會出現(xiàn)什么樣優(yōu)美新奇的深刻見解?；蛟S如此。但是，全官僚大學討厭沉默和反思，他們渴望學生快速、溫順和高效。

大學課程

越來越多的證據(jù)顯示，管理者關心的生產率和商業(yè)應用已經(jīng)對科學造成了像對人文學科一樣的破壞。今天，管理者和政府科研資金機構迫使科學家出產能立刻帶來經(jīng)濟利益的激動人心的新研究。不幸的是，自然世界并不像管理者希望的那樣在制造產品方面如此直接了當，在提出深刻見解時，似乎按照不同的時間表運行。

不是追求真正的科學知識、有用的技術應用、和充滿活力的課堂，全官僚大學鼓勵毫無意義的科學上的吹毛求疵，沒有相關性的發(fā)現(xiàn)，技術上的騙人花招，常常無法重復的科研，甚至是公然弄虛作假。管理者要求“科研成果”的壓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科學家被驅動采取這些招數(shù)來維持生存。丹尼爾·沙爾維茨（Daniel Sarewitz）引用《柳葉刀》的主編理查·霍頓（Richard Horton）來表明科學危機的形狀和程度：

科學文獻中的很多，或許有一半或許根本就不真實。受到小樣本、微弱影響、不可靠的解釋分析和公然的利益沖突等，加上癡迷于追求重要性令人懷疑的時髦潮流的影響，科學已經(jīng)滑向黑暗的深淵。[21]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要想生存，科學家不得不用假動作誘騙國家。要做到那樣就需要犧牲掉某些東西，那就是真理?；蛟S沒有到要求兜售徹頭徹尾的謊言的地步，雖然確實發(fā)生過這樣的事。但是，至少它要求“玩這個游戲”，在生物醫(yī)學研究領域，據(jù)說每年耗費納稅人和政府280億美元科研資金，做出來的卻是“無法重復的”結果。按照沙爾維茨的說法，現(xiàn)代學術界的“科研并不是在自我糾正，而是在自我毀滅。”

與此種類型的科研相反，存在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奧地利科學家約翰·波蘭尼（John Polanyi）所說的“基礎科學”。[22] 基礎科學不受強制或有強制力，也不癡迷于短期結果。相反，其目標是對自然世界的真正見解。它的對象范圍從統(tǒng)一的場域理論到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到植物的生物物理學生命世界。與這種探索相比，無人駕駛汽車或臉部識別手機不過是技術花招而已---開發(fā)起來非常昂貴，出售的話有利可圖，要求很多非常聰明人來創(chuàng)造，具有深遠的社會影響，但除了能被更進一步剝削之外，最終很少為生命本身提供任何真正的新見解。

我猜想，大學的大部分科學家如果有選擇機會的話，他們更愿意進行基礎研究。對那些更喜歡技術應用的科學家而言，我敢打賭他們寧愿做一些他們及其同事認定有社會和科學重要意義的研究，而不是沒完沒了地奔波在“創(chuàng)新”的跑步機上。結果發(fā)生了什么？兩類科學家都被迫在妥協(xié)下的體制內工作，該體制以管理者的生產率原則（絕非科學原則）為幌子扼殺了基礎科學，并將技術應用瑣碎化。霍頓問到“糟糕的科學研究能被糾正嗎？”“部分問題在于沒有人被鼓勵去做正確的事。相反，科學家們一再被鼓勵要多出成果，多搞創(chuàng)新?！?u>[23]

就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科學的見解要求休閑和心靈的自由。如果你剝奪了科學家的這些東西，相反屢屢纏著他們要成果要影響因子，你是得不到深刻見解，甚至得不到科學的，得到的不過是花招而已，人是非常善長杜撰自己的重要性的。

¤

人文學科遭到的破壞與自然科學的破壞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在阿魯姆和羅克薩看來，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嚴謹性”。學生不能做他們過去常常能做的事，簡單的理由是我們不再堅持要求他們做了。為什么這樣？“學生的成功變成了大學的優(yōu)先課題，學校領導讓它變成這樣的?！薄靶ｉL、院長和教務長”－－－這些是決定大學文化的人。如果學生不能思考，不會閱讀，不再寫作，那是因為管理者根本不在乎學生能不能做這些。

忽略這些的理由之一就是腐敗。嚴謹性是困難的和不受歡迎的；縱容卻是容易和快樂的。因為整個世界都在討好學生以便從他們那里吸收眾多資源的一部分，為什么要抗拒不斷涌來的財富？畢竟，這是他們生活的世界和他們期待的東西。最好是簡單地把迎合重新包裝成嚴謹性---電子學習、數(shù)字素養(yǎng)、基于能力的規(guī)劃（competency-based programming）和個人學習議程（personal learning agendas），總之，堅決否認問題的存在。

衰落的另外一個理由是更多基于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考慮而非純粹的算計。在管理圈，正在進行的有一種被叫做“后官僚主義”（post-bureaucratism）的運動，其靈感來自大數(shù)據(jù)分析師和硅谷的現(xiàn)場監(jiān)控。后官僚主義者是反管理的管理者。就像特朗普和英國脫歐論者，他們做出的姿態(tài)好像是充滿關愛的民粹主義者，是反抗現(xiàn)有專業(yè)人士的斗士，其實他們不是。他們尋求的是將經(jīng)濟、政治、和教育體制“一體化”，將專業(yè)知識和內容管理從運行中清除出去，而不是改善它們。正如阿蘭·芬利森（Alan Finlayson）在《倫敦書評》的最近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野心，他們的政治“并不珍視社會知識（沒有這種東西）”。它看重的是個人行為和互動等事實的產生和闡釋。它們意味著什么或者預示著什么，如何管理和操縱它們?！?/p>

新管理者精英渴望挖掘和控制經(jīng)濟、教育、和社會資源以便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國家，其運行不是按照傳統(tǒng)民主政治的批評和競爭精神，而是搜索引擎的順暢的、無摩擦的運動，其中一切都按他們私下里夢想的樣子確認下來，根本不提出這些東西對個人和集體有什么意義的問題。

對于教育來說，其隱含意義令人震驚，首先是放棄了大學的原則目標：“在這個世界，人們不需要知道和理解有關自身的東西：他們是需要被了解的東西?！?u>[24]

或許沒有比當今高等教育的空洞無物更清楚的解釋了。在傳統(tǒng)世界，教育是培養(yǎng)性格和加深認識和理解所必需的東西，這樣人們在處理相互關系和與世界的關系時能夠更有頭腦地行動。那是在過去，世界充滿了自然的物體，它們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滿意，不是由數(shù)據(jù)構成的虛擬的地方或者“物體的因特網(wǎng)”，這些東西的構成受到?jīng)]完沒了的操縱。在傳統(tǒng)世界，重要的是你是誰和你知道什么。全官僚大學不再關心這些事，這個事實絕非偶然。在大數(shù)據(jù)的后官僚主義世界，沒有人去關心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教育學生，因為這種知識已經(jīng)不再指導決策，大學管理者對此心知肚明。再也沒有“霸權的”權威（教授）試圖說服或者教導你；不再有批評甚至不再有“批評性思考”；不再有哲學、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課程作為參加公共生活的準備階段。只要學會營銷、算法和會玩兒即可。

參與文化的知識和見解無關緊要，這已經(jīng)非常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甚至在選舉的有限政治活動中就無關緊要。辯論的表面目的是辯論對立的政策以便得出哪個決策更好，這仍然存在。哈佛大學舒思深（the Shorenstein Center）媒體政治和公共關系研究中心有關2016年美國全國代表大會（US National Conventions）的報告顯示，如果和投票、丑聞和其他選舉事務對比，公眾有關政策議題的討論微不足道。特朗普的立法議題比克林頓的議題引起更多關注---13%對4%，但是，報告清楚說明，這不是因為特朗普選舉團隊的“內容”而是因為特朗普更受電視歡迎的事實。[25]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總裁萊斯利·穆恩維斯（Leslie Moonves）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斑@對美國或許不好，但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絕對是好事。金錢源源不斷涌來。真是嚇人。唐納德，請繼續(xù)?！?u>[26]

思想和批評屬于從前的時代，現(xiàn)在已經(jīng)結束。書籍、課程、教授、學生、對話、課堂－－－所有這些都是舊大學內容驅動下的機構的過時特征。它們都要消失，簡單的理由是學生在大學里已經(jīng)不再是學習或知道任何事；他們在那里是要被關注和被認識的對象。這不是說在認識他們是誰的意義上去“理解”他們，以便幫助他們飛黃騰達。芬利森（Finlayson）說，“在交際和信息的新體系中”，權力落在“閱讀情緒和觀點流動和退潮的能力上，以便預測什么即將到來，發(fā)現(xiàn)一種潮流，它有助于放大和資本化臨時的力量和數(shù)字的強度?！?u>[27]人文教育從大學里消失是因為，我們從學生那里想要的東西不再是他們的深刻見解或性格，而是其最直接的和沒有深思熟慮的欲望的電子足跡，從這里可以精巧地制作出讓他們居住的消費者世界?！?/p>

或者加拿大安大略遠程教育網(wǎng) Contact North在當今的教育說法，

從前是機構決定學習項目，現(xiàn)在是勞動力市場需求或者個別學習者的偏愛決定以技能和能力為基礎的項目。這種轉變將減少人們對形式化項目結構的依賴，增加學習者結合自己學習議程混合和觀察學習活動的能力。這些議題中有些是專業(yè)機構和認證機構決定的，其他則是由個人的學習興趣、激情和承諾等來決定。[28]

對大學課程的這個可怕描述中有個真正的成---技術。全官僚大學出產了非常好的技術－－－生物技術、數(shù)字技術、環(huán)境技術和所有種類的技術。 [29] 推動力就是讓人在這方面做得更好。[30] 技術是我們世界的游戲的名字，以至于我們在全球的地位和物質繁榮幾乎完全指望著它了。我們?yōu)槭裁床皇褂媚苤涞乃泄ぞ邅黹_發(fā)技術，包括我們的大學呢？

技術本身沒有錯，但技術人有錯。兩者的差別是“技術”不過是用來追求實質性人類目的的工具，而技術人放棄了人類目的，偏愛純粹技術性目的。前者的觀點是經(jīng)典，后者的觀點源自硅谷數(shù)據(jù)主義者或者超人主義者（transhumanist）。在他們看來，人類自己不過是“過時的算法”，很快將被在任何方面都遠遠超過他們的綜合性算法所取代。[31]

傳統(tǒng)理解的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都反對后者的觀點。難怪他們處于邊緣化或者被大學課程排除在外。但是，他們與前者并不是對立的。甚至像我們這樣一邊倒地癡迷技術的情況并不意味著貶低或者消除其他形式的探索。那發(fā)生在當技術目標取代實質性人類目的情況下。從意識形態(tài)和經(jīng)濟角度考慮，這是全官僚大學的專利。

這是本質區(qū)分，在我看來，在此人們必須選擇。技術人的諾言一直是自由，讓人擺脫通常混亂的人類生活，其生死循環(huán)，生長、衰老，多寡，快樂與絕望－－－簡而言之，就是擺脫其特別令人擔憂的和有美感的不完美性。[32] 古典技術尋求改善減輕這些缺陷，但并不逃避它們，因為人類本質在古人看來是不可逾越的。這就是為什么傳統(tǒng)人文學科項目總是鼓勵人們謙恭、反思和智慧。這個世界有局限性，我們必須理解和尊重它。但是，當今崇尚技術的社會不這樣想。我們如今都膽大得很。因為人類不過是能夠隨意改變和懸置起來的算法，當今預言家承諾的技術世界比我們的世界更清潔，更加高效，當然也更加缺乏人性。只有在你希望成為人的時候，人文學科教育才是必要的。否則，需要其他形式的塑造。

如果技術主義者是正確的，這樣的世界可能出現(xiàn)，那么我描述的愚蠢和衰落不過是已經(jīng)已經(jīng)過時的人性的殘余，很快將消失在超級數(shù)據(jù)集的光明閃亮的太陽下。但是，如果他們錯了，人類沒有被改變，或者變得完美了；相反他們遭到了毀滅，首先是被當作機器那樣對待，接著是人性遭到系統(tǒng)性地忽略。正如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時代》周刊2010年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他是計算機科學家（虛擬現(xiàn)實之父）、藝術家（作曲與表演）、哲學家（《你不是一個器件》的作者---譯注）所說，在我們看來，人工智能像人類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機器變得越來越有人性了，而是因為我們越來越像機器了。[33] 機器的快捷和效率遠超人類恰恰是因為機器與人類不同，沒有“他者”。我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但已經(jīng)非常接近了。

大學過去常常幫助學生理解和評估這種思想和政治運動。但是，現(xiàn)在不這樣了。他們在賽馬場也找到一匹馬，使用其相當大的影響力確保學生盡職地接受自己在屏幕前的位置，按適當?shù)陌粹o，來決定是改善這個系統(tǒng)還是更進一步加大對居民的掠奪。

這是我們真正渴望孩子們擁有的東西嗎？承諾變得越來越稀?。喝绻覀兪褂眉夹g、忘記智慧、把科學變成馬戲表演、停止批評、把精力集中在大數(shù)據(jù)和算法上面，我們就能輕易撈錢和享受沒有盡頭的舒服自在。但是，存在成本越來越高昂。最近，年輕人的日子并不好過。一代年輕人的心理健康指標打破舊記錄，他們實際上是在屏幕下成長和教育起來的。他們在說話、思考和認識世界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文化和大學的野蠻性對他們起了作用。我們能繼續(xù)收獲那種野蠻的經(jīng)濟和技術利益，同時在我們給孩子們造成的現(xiàn)有混亂中貼上“軟技能”和“社會和情感學習”等標簽。但是，這種信念在不大可能繼續(xù)奏效了。我們已經(jīng)處于一個臨界點上，需要嚴肅的思想和情感干預。如果要拯救我們的孩子，沒有莎士比亞、伍爾芙（Woolf）或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英國作家、詩人、語言學家及大學教授，以創(chuàng)作經(jīng)典嚴肅奇幻作品《霍比特人》、《魔戒》與《精靈寶鉆》而聞名于世---譯注）是不行的。

大學管理

不是所有公司的行為都野蠻兇狠，也不是所有大學都野蠻兇狠，現(xiàn)在大學的作為儼然與公司并無差異。不過，其行為方式上一直有顯著的變化，如果與被其取代的師生共同體的傳統(tǒng)做法相比，全官僚大學的表現(xiàn)更野蠻，權力更集中，自由更少，民主作風更少。這樣的衰落有若干理由。

只要大學首先是學者在做的事，即科學和人文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學者本人就是最適合管理這些活動的人。大學從前就是這樣運行的。管理者從普通教師中產生，任職年限結束，再回到最初的院系崗位上。一旦大學的使命變成不是為經(jīng)濟提供技術勞動力---大學一直在做的事---而是培養(yǎng)有技術心態(tài)的人，學者就被視為沒有資格完成這樣使命的人，不僅如此，而且還被看作與其要求背道而馳。如此看來，他們被清除出大學管理和學術決策層，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清除不可能做得很好。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是從大學之外聘請高級經(jīng)理，這樣董事會可能與新的企業(yè)思想達成協(xié)議。這些經(jīng)理反過來被授權在機構內復制自身，通過任命有類似思想的同事和職工擔任管理者。這個企業(yè)思想軍團的增長速度已經(jīng)非常驚人，超過了大學的所有其他任命。在美國，從1985年到2005年，管理者的增長達到240%，而老師的增長只有50%。[34]現(xiàn)在，官僚已經(jīng)成為大學的支配力量。

為什么財政緊縮和裁人的呼吁適用于所有人，單單這些官僚除外？好的管理難道不是廉價和高效嗎？在加拿大大學，兼職教師現(xiàn)在已經(jīng)占到教學崗位的60%到70%，全職教師被大幅度削減。[35]教學是大學里的核心，但我們并不在乎廉價地做到這些。但是，對管理者則完全不同，在教師一直被削減的同時，管理者無論在人員數(shù)量還是在預算比例上都大幅度增加。

與管理者接收權力同時進行的是人為制造出來的大學信心危機，有人不斷對大學的效率和對文化的相關意義進行攻擊，這推動聯(lián)邦政府將轉移支付的比例幾乎削減了50%，迫使大學不得不尋求其他收入來源。學生提供了某種利潤之源，但大部分是通過與私人公司的合作而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商會國家議題委員會(BCNI)和企業(yè)界-高等教育論壇(CHEF)的工作，后者由25家加拿大企業(yè)老總和25所大學校長組成。[36] 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小組指導了大學的改組。

與此同時，與企業(yè)界相關的科學、技術、工程、數(shù)學（STEM）科目的科研資助開始得到大幅度的增長。加拿大國家科學基金會（NSERC）、加拿大創(chuàng)新基金會（CFI）和加拿大衛(wèi)生研究院（CIHR）都開始重新修正基金資助指南，要求研究者為企業(yè)服務，在很多情況下公然與企業(yè)和產業(yè)合作者捆綁在一起。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甚至加拿大人文社會科學基金會（SSHRC）---這個嚴肅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的少數(shù)辯護者之一---也遵循將資金集中在“與企業(yè)有關的學位教育”的路線。與此同時，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以及與企業(yè)沒有明顯聯(lián)系的自然科學的教學和研究資金開始枯竭。[37]

教授群體的墮落非常徹底。仍然保留下來的是將教授的影響力從課程設置上轉移走，大學引進了一種新的學術考核機構，雖然宣稱這種機構與現(xiàn)有考核機構相互補充，事實上是旨在取代傳統(tǒng)機構的安排。其中一個機構就是項目優(yōu)先化過程（the Program Prioritization Process），幾年前在加拿大大學已經(jīng)進行過了幾輪評估了。該結構是要評估大學內現(xiàn)有學術項目的可靠性。如果你想評估項目的質量，它們的作用很好。如果你不想做那事，而是希望終結某些基于其他理由你們判定不愿意保留的項目，那么你就需要其他評估標準。進入項目優(yōu)先化過程群體，按照他們的模式，被認定為沒有可顯示出商業(yè)或大眾可靠性的人文學科和科學項目將被認為是難以持續(xù)的和可取消的。[38]

這是在結構上進行重新組織的方式。從實際上看，管理上的每個后續(xù)變化，管理者都獲得了對機構的更大管理權，他們很快就用獲得的權力讓所有關于變革的辯論停下來。對全官僚大學的批判在全官僚大學是不能容忍的。言論自由只給圈內人談論使命，而不是對大學使命進行討論。這意味著根本性問題的討論統(tǒng)統(tǒng)被禁止。

管理者讓異議者閉嘴的方式主要是依靠白色美元硬式棒球?！靶抡叻较颉?、“項目優(yōu)化”、和“結構重組倡議”而不是靠夾板和彎頭作為對付批評者的慣技。但是，并不總是如此。當你離大學術市場越遠，做法就變得越發(fā)粗糙，因為在觀察的人更少，實施的時候就更少需要細膩和圓滑。

已經(jīng)有很多報道講述職業(yè)生涯被打折和毀掉的故事。讓我們找個代表。我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愿意在此分享。我不愿意其實沒有任何神秘之處：這些人讓我感到害怕?；蛘呷缂幽么蠡始覍W會研究員戴維·雷賽爾（David Layzell）的話。在被問到卡爾加里大學的管理文化時，他對《國家觀察者》說，“我真的并不覺得我能談論這個問題?！彼又f，“這話或許比實際說的內容更能說明問題?！?u>[39]

在我的確分享的故事中，為保護無辜者，身份已經(jīng)被隱瞞起來了。這已經(jīng)說明全官僚大學已經(jīng)變得多么危險。

我認識的一位教授在美國大學教書，該校的副校長研究試圖實施文獻統(tǒng)計學作為考核教授表現(xiàn)的標準。文獻統(tǒng)計學傾向于將數(shù)量等同于質量。擁有很多出版著作和發(fā)表論文和科研資金的教授是成功者，成果和科研資金很少的人不成功。這種考核標準非常有問題，原因有很多，但這不是故事的關鍵。要點在于管理者如何回應教授的批評。

這位教授寫信給若干同事，建議他們應該對這種考核指標表示擔憂。他得到的支持很少，因為他說，很多人“害怕丟掉自己的崗位?！彼郧闆r就一直持續(xù)存在。但是，對管理者來說不是。沒過多久，他遭到校長的傳喚。校長告訴他，若你覺得大學電郵帳戶對管理者來說不是透明的，就太天真了。會面結束了，沒有討論，沒有上下文，沒有實際指控，也沒有譴責。而是很少掩蓋的威脅，如果他不小心點，將被扔進學界東河的河底。

后來他了解到，他的電郵帳戶根本沒有被入侵，他不過是被一同旅行的同事告發(fā)了。這意味著校長不過是覺得威脅他一下很好玩兒，同時確認下次他和其他管理者懲治教授時，保證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這個同事在全官僚大學的工作讓他的道德良心一直陷入麻煩中，他在尋找到其他地方就業(yè)。他說，“對我來說，擁有家人和學界之外的生活越來越成為道德生命線?！蔽蚁氩怀鲞€有什么比這話更強烈地譴責全官僚大學了，沒有什么比這更深刻地揭示大學背叛其最根本的使命---發(fā)現(xiàn)真理了。

你愿意把孩子送到這種地方嗎？你渴望他們得到什么樣的教育呢？

管理者薪水

當今大學校長的思想和行為儼然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而非學者和學生群體的領袖。因此，他們要求得到相應的高收入。麥克萊恩（Maclean）追蹤了過去幾年的數(shù)字，那真的令人感到吃驚。

2011年，滑鐵盧大學校長戴維·約翰遜（David Johnston）的薪水是1,041,881美元 [40]。阿爾伯塔大學的英迪拉·薩馬拉瑟克拉（Indira Samarasekera）在合同最后一年的總補償金是1.1百萬美元。[41]卡爾加里大學的賈農和阿爾伯塔大學的戴維·圖爾品（David Turpin）在2016–’17學年的收入分別是897,000美元和824,000美元。[42]甚至中小型大學的校長通常都獲得300,000美元和500,000美元補償金，這還不包括額外收入形式，那些津貼每年加起來高達200,000美元 [43]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旦他們離開大學，這些人有多么昂貴。達爾豪斯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校長湯姆·特霍布斯（Tom Traves）從2013年退休之后連續(xù)三年獲得了1.3百萬補償金。 [44]彼得·喬治（Peter George）離開麥克馬斯特大學后每年獲得99,999美元，比公共事業(yè)薪資公開法（PSDA)）規(guī)定的最高限額低一美元，所以麥克馬斯特大學不需要公開具體金額是多少。[45] 這還不包括除了補償金之外，喬治在他退休之后獲得的保險、醫(yī)療福利、汽車津貼和旅行資助等。但這全套福利根本沒有辦法和卡爾加里大學前校長哈維·溫加藤（Harvey Weingarten）相比，他在擔任８年校長之后獲得了4.75百萬美元退休金。[46]溫加藤的全套退休金被曝光是在他警告卡爾加里大學師生要裁減２００個工作崗位以便彌補一千四百萬美元預算缺口的時候?！?/p>

你的金錢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

事實是如此令人難堪，大學不得不想盡辦法來遮掩這種協(xié)議。但是，當消息透露出來并引發(fā)批評聲浪之后，通常用兩種方式來為這種巨額補償金辯護。首先求助于公平原則：校長薪水必須與市場價值一致。但是，這里的市場價值是其他校長的薪水，所以論證是貝殼游戲（shell game）騙局。第二個論證是如果你想要人才，你就要付出代價。這是查克馬為自己的巨額補償金所做的辯護。但這也是一種幻覺，貪婪撈錢的企業(yè)詭辯術如今在學界也盛行起來了。

大學里最優(yōu)秀和最合格的領袖角色也是堅持要求最高報酬的人，我認為這個說法不準確。相反的情況可能更真實。最優(yōu)秀的人傾向于抑制個人利益如職業(yè)晉升和財富，更看重的是實質性的擔憂如有意義的工作、機構誠信和大學成員的幸福。最優(yōu)秀的人通常并不渴望權力，知道權力不僅對自己而且對他人都很危險，而且權力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因此，柏拉圖有句名言：從來不把統(tǒng)治權交給渴望它的人，只給不想要的人。我們不僅忽略了這個警告，而且還建立起積極鼓勵相反做法的體制。

不管人們對教育或大學應該采取的前進方向看法如何，認為滿心企業(yè)經(jīng)營思想的單個首席執(zhí)行官處于理解和服務大學利益的最佳位置，他身邊不是同事而是被手下和其他管理者簇擁著，這種想法實在極其不尋常。最近幾年，這種情況雖然有所緩和，但大學仍然充滿很多非常聰明的人，他們真正愛學生，知道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們曾經(jīng)把學校管理得很好。我們把這幫人淘汰掉，換上一群完全出于不同動機的企業(yè)趕超崇拜者，這個事實讓人不由得滿腹狐疑。

最近，自私已經(jīng)在社會上變成了可敬的品質。希望擁有這個觀點并不徹底遮蔽我們看見自己行為的丑陋和愚蠢。除了浪費和政治上的輕率之外，我們的大學領袖如此肆無忌憚地從致力于教育年輕人的公共機構中大肆撈錢簡直是荒謬之極，尤其是在年輕人遭遇歷史上空前的債務負擔和動蕩不定的前景的情況下。大學在重新制造出文化中更加糟糕的經(jīng)濟過剩，這個事實是重要的指標，說明大學已經(jīng)多么遙遠地偏離了它的使命。

¤

最后，我想直接對管理者說幾句話。之前，我都在寫你的事，現(xiàn)在我要直接對你說話。

雖然我描述的種種衰落出現(xiàn)在你作為校長的任期內，這并不意味著只有你應該為此負責。你的確應該承擔責任，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寫過的那樣，我和大學教授同事也應該受到譴責。此外，受到譴責的還有學生及其家長，以及我們都依賴的公司和企業(yè)。

就我們而言，我們教授用假動作誘騙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我們屈服于壓力讓學生成績及格，讓他們開心。我們降低課程難度，給學科灌水以維持生存。最糟糕的是，我們自己參與衰落過程使自己無論在思想上還是教學方法上都淪為二流水平。

對我們來說，做這些事和變成如此模樣的壓力基本上來自上面，也就是說來自你。但是，我們知道，你一旦上任，也面臨來自政府、董事會、和企業(yè)界的各種壓力－－如果真正履行大學使命的話。此外還有下面的壓力。學生渴望一些東西，他們往往用腳投票，這可能通過注冊率下降傷害你。還有非?，F(xiàn)實的家長，他們想讓孩子取得成功，在社會上在大學里就像他們一樣。但是，這并非排他性的。很多家長也渴望孩子漂亮、聰明、有思想，這與證書、技術和富有不完全是一回事。因此，期待和要求通過體制從頂端傳遞到底部，在每一個層次都強化了現(xiàn)狀，但也提出了令人納悶的懷疑，整個高等教育到底怎么了，為什么如此令人失望。

雖然我們都應該為大學的衰落負責，但是我們的責任并不等同，負責的方式也不同。我們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則是心甘情愿的，他們或者為了金錢或者為了權力或者缺乏想象力，沒有意識到它意味著什么。對于主動迎合的參與者，我沒有更多話要說。無論如何，我想象你可能早就不讀書了，繼續(xù)讀書不過是尋找一些策略。但是，對那些心中充滿懷疑和良心受到煎熬，覺得自己背叛了使命的人來說，我想說的話是：

大學教授們期待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對現(xiàn)實的誠實態(tài)度。數(shù)據(jù)在場，所有可靠的來源都贊同我們的學生處于麻煩中，我們的課程也是如此。如果我們繼續(xù)否認真實發(fā)生的情況，我們將動彈不得。在這方面，大學越來越讓人覺得就像政府的作為，永遠在進行危害控制，連一句反對的話都不能說，更不要提承認失敗了。如果丟掉偽裝的面具，我們或許能有些進步。

我們期待你做的第二件事是要稍微有些勇氣。不要私下里絞著手，面對衰落無能為力。不要光哀嘆而沒有實際行動。不要與任何人或機構合作，如果他們希望為大學的衰落辯護，或者要把衰落永久化。那實在太糟糕了。我的意思不是不接受捐贈，因為我知道辦學需要成本。我們有些人大膽說出了意見，卻得不到任何保護，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當你擁有降落傘條款，退休后有數(shù)十萬上百萬美元的養(yǎng)老金和津貼，有時候是超乎人們想象的兩百萬美元，你不可能指望得到人家對你的困難表示同情。[47]如果你上任真想做點事，那就用行動說話。否則，我們怎么信任你？

我們堅持的另外一點是，真正自由和根本問題的辯論的回歸。管理層的專制主義在短期內壓制批評聲音是有效果的，但是從長遠看是有害的，而且是內心虛弱的標志。強大的文化和機構，就像強大的人能經(jīng)受住批評而不會垮塌。事實上，他們渴望批評，因為批評讓他們變得更有活力，見解更深刻。此外，自由和開放的機構和人員更有趣味，更富創(chuàng)造性。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和商人在世界觀和習性上都有些卓而不群。如果你想擁有偉大的大學，就要尋找這樣的人，允許他們做自己喜歡的事，為他們清除做事的障礙，首先是你們管理者別去打擾。當然，可能存在搭便車者。管理者中也有這樣的人，為什么教授中不能有？這或許是做出偉大成果和發(fā)現(xiàn)值得付出的代價。

最后，你必須拋棄幼稚和短視的作法，僅僅因為與你的商業(yè)利益沒有明顯關系，就把科學和人文學科邊緣化。它們會卷土重來打擾你，毫無疑問，現(xiàn)在已經(jīng)打擾你了。你能擁有渴望保持競爭力的所有技術。但是，如果你允許技術控制一切，那就把孩子們給毀掉了。雖然技術專家說超級人類未來的預言，但我們知道的人類社會沒有一個能在不嚴肅反思什么是正義、真理和美的情況下取得繁榮。對科學來說，同樣如此。沒有什么比科學家對自然世界的清醒見解更能讓政治激情平靜下來，以及遏制擁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野心。你應該強力推動兩者，而不是允許科學和人文被廉價的思想潮流和市場短視徹底破壞?！?/p>

這個清單遠非面面俱到，但它是很好的開端。如果你簡單地誠實談論這些根本性議題，而不是因為我們提醒你這些就騷擾、壓制、威脅或開除我們，不知道我們共同能完成什么，或者會有多少新朋友站在你那一邊。到底如何，就看你的選擇了。

作者簡介：

羅恩·斯賓格勒（Ron Srigley），作家，在多倫多勞倫森大學（Laurentian University）和漢博學院（Humber College）文學藝術系講授哲學和宗教學。著有《加繆對現(xiàn)代性的批評》，譯著有加繆的《基督教形而上學和新柏拉圖主義》等。作品曾發(fā)表在《海象》（The Walrus）、《洛杉磯書評》、法國《新觀察家》（L’Obs）和眾多學術刊物上。

注釋：

[1] Benjamin Ginsberg,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Frank Bruni, “In College Turmoil, Signs of a Changed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6/23/education/in-college-turmoil-signs-of-a-changed-relationship-with-students.html?_r=0.

[3] Rosanna Tamburri, “Why grooming the next lin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matters more than ever” University Affairs, August 3, 2016. http://www.universityaffairs.ca/features/feature-article/grooming-the-next-line-of-university-presidents/.

[4] “Returned U of S Prof. Robert Buckingham gets hero’s welcome,” CBC News Saskatoon, http://www.cbc.ca/news/canada/saskatoon/returned-u-of-s-prof-robert-buckingham-gets-hero-s-welcome-1.2650317.

[5] Rosanna Tamburri, “Why grooming the next lin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matters more than ever.”

[6] “Amit Chakma, Western University president, earned $924K last year,” CBC News Toronto, http://www.cbc.ca/news/canada/toronto/amit-chakma-western-university-president-earned-924k-last-year-1.3012070.

[7] “UPEI settles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upei-settles-sexual-harassment-complaints-1.1323425.

[8] “UPEI settles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CBC News, July 11, 2013.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upei-settles-sexual-harassment-complaints-1.1323425.

[9] Drs. Allison Hearn & Gus Van Harten, “Report of the CAUT Ad Hoc Investigatory Committee Into the Enbridge 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October 2017.” https://www.caut.ca/sites/default/files/caut-ahic-report-calgary-enbridge-centre-for-corporate-sustainability_2017-10.pdf.

[10] “Have Canadian Universities Lost Their Way? Part 2 – Follow the Money” CBC Radio, The Sunday Edition.

[11] Richard Arum &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2] Jamie Brownless,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Corporatizing Canadian Universities,” Academic Matters, January 2016, http://academicmatters.ca/2016/01/the-role-of-governments-in-corporatizing-canadian-universities/.

[13] Joseph Berger, “Student Debt in Canada” in The Price of Knowledge: Access and Student Finance in Canada, Fourth Edition, The Canada Millennium Scholarship Foundation (Quebec, 2009), https://library.carleton.ca/sites/default/files/find/data/surveys/pdf_files/Price-of-Knowledge_4th-edition_2009-11_chapter-7_en.pdf.

[14] Op. Cit. Jamie Brownlee.

[15] Pam Davies, “As student debt climbs to an average past $25K, schools invest in battling the mental-health issues it causes,” National Post, May 30, 2016, http://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as-student-debt-climbs-to-an-average-past-25k-schools-invest-in-battling-the-mental-health-issues-it-causes/wcm/d6a4e21c-44d1-4455-8802-fa0b69f38b49.

[16] Benjamin Ginsberg, “Administrators Ate My Tuition,”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October 2011,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magazine/septoct-2011/administrators-ate-my-tuition/.

[17] “Get used to the ‘job churn’ of short-term employment and career changes, Bill Morneau says,” National Post, October 16, 2016,http://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get-used-to-the-job-churn-of-short-term-employment-and-career-changes-bill-morneau-says/wcm/ee7ad4d0-688d-44cb-b3dc-8901377f1bc9.

[18] Jack Dickey, “The Revolution on America’s Campuses,” Time, May 31, 2016. http://time.com/4347099/college-campus-protests/.

[19] Martin Hicks and Linda Jonker, “Still Worth It After All These Year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of Ontario, January 6, 2015, http://www.heqco.ca/en-ca/Research/ResPub/Pages/Still-Worth-It-After-All-These-Years.aspx.

[20] Matt Richtel, “A Silicon Valley School That Doesn’t Comput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2,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23/technology/at-waldorf-school-in-silicon-valley-technology-can-wait.html.

[21] Daniel Sarewitz, “Saving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 49, Spring/Summer 2016, pp. 4–40.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saving-science. Sarewitz’s article is a compelling and exhaustive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of modern science.

[22] John Polanyi, “Separating Science from Innovation: And Important Task,” The Globe and Mail,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separating-science-from-innovation-an-important-task/article32110983/.

[23] Richard Horton, “Offline: What is Medicine’s Sigma 5? The Lancet, Volume 385, No. 9976, p1380, 11 April 2015.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5)60696-1/fulltext.

[24] Alan Finlayson, “Brexitism,”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39, no. 10, May 18, 2017. My emphasis.

[25] Thomas E. Patterson, “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National Conventions: Negative News, Lacking Content,” The 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Harvard Kennedy School, September 12, 2016.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news-coverage-2016-national-conventions/

[26] Eliza Collins, “Les Moonves: Trump’s run is ‘damn good for CBS’,” Politico, February 29, 2016. http://www.politico.com/blogs/on-media/2016/02/les-moonves-trump-cbs-220001.

[27] Alan Findlayson, op. cit.

[28] “A 2016 Look At The Future Of Online Learning,” Contact North, https://teachonline.ca/sites/default/files/toolstrends/downloads/2016_look_at_online_learning.pdf.

[29] Research Matter, Game-Changers, Ontario Council on University Research, http://yourontarioresearch.ca/game-changers/.

[30] Elizabeth Cannon, “Canada Can’t Afford to Lose a Generation of Top Research Talent,” The Globe and Mail, April 28, 2017.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canada-cant-afford-to-lose-a-generation-of-top-research-talent/article34847865/.

[31] Pernille Tranberg, “From Humanism to Dataism: A Future Scenario,” Dataethics, April 25, 2017. https://dataethics.eu/en/humanism-dataism-future-scenario/.

[32] W. Patrick McCray, “Silicon Valley’s Bonfire of the Vainglorious,”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July 17, 2017.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silicon-valleys-bonfire-of-the-vainglorious/.

[33] Jaron Lanier, “The First Church of Robo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8/09/opinion/09lanier.html.

[34] Ginsberg, 2011.

[35] “Part-time Faculty: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Academica Group, February 25, 2015. http://www.academica.ca/blog/part-time-faculty-what-we-know-and-what-we-don’t.

[36] The best study of these changes is Jamie Brownlee’s fine book, Academia, Inc.: How Corporatization is transforming Canadian Universities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15). I am indebted to his analysis for this discussion.

[37] Ibid.

[38] Chris Herhalt, “U of G prioritization report puts low-scoring programs on alert,” Guelph Mercury Tribune, October 4, 2013. https://www.guelphmercury.com/news-story/4140165-u-of-g-prioritization-report-puts-low-scoring-programs-on-alert/. Josh Dehaas, “Saskatchewan isn’t the only school doing ‘program prioritization’,” Maclean’s, May 22, 2014.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versity/saskatchewan-isnt-only-school-doing-program-prioritization/

[39] Christopher Adams, “Teachers Investigate whether University of Calgary is in bed with Big Oil,” National Observer, August 10, 2016.https://www.nationalobserver. com/2016/08/10/analysis/teachers-investigate-whether-university-calgary-bed-big-oil.

[40] Jacob Serebrin, “Top 10 Highest Paid University Officials in Canada,” Maclean’s, July 4, 2011.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top-10-highest-paid-university-officials-in-canada/.

[41] Trevor Howell, “Compensation of Alberta’s Top University and College Execs Reignites Calls for Review,” The Calgary Herald, January 13, 2015. http://calgaryherald.com/news/local-news/compensation-of-albertas-top-university-and-college-execs-reignites-calls-for-review.

[42] Janet French, “Alberta top university salaries ‘out of line,’ advanced education minister says,” Edmonton Sun, http://www.edmontonsun.com/2017/07/17/

alberta-top-university-salaries-out-of-line-advanced-education-minister-says.

[43] Op cit. Jacob Serebrin.

[44] “Tom Traves retirement package not unusual at Canadian universities,” CBC News, August 10, 2015.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tom-traves-retirement-package-not-unusual-at-canadian-universities-1.3185501.

[45] “President’s $1.4-million Golden Handshake,” Maclean’s, June 26, 2008.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mcmaster-president-to-get-nearly-14-million-after-retirement/.

[46] “U of Calgary President Eligible for $4.5M Pension,” CBC News, September 21, 2009. http://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u-of-calgary-president-eligible-for-4-5m-pension-1.850905.

[47] Teresa Wright, [“Premier Wade MacLauchlan file disclosures,” Journal Pioneer, April 14, 2015, http://www.journalpioneer.com/news/local/premier-maclauchlan-files-disclosures-55681/.

譯自：Whose University Is It Anyway? By Ron Srigley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whose-university-is-it-anyway 

譯注：本文得到作者和原刊《洛杉磯書評》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