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仰湘】清儒對鄭玄注《孝經》的辯護
清儒對鄭玄注《孝經》的辯護
作者：吳仰湘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初八日丙戌
耶穌2018年2月23日
內容提要：《孝經鄭注》作者問題是中國經學史上一樁公案。鄭玄自言注《孝經》，但自陸澄首發(fā)難端，陸德明、孔穎達等續(xù)加疑辭，劉知幾再設“十二驗”斷言《孝經》非鄭玄所注，王應麟繼稱鄭小同注《孝經》。清代漢學復興，《孝經鄭注》作者之爭空前激烈，陳鳣、袁鈞、嚴可均、錢侗、侯康、鄭珍、潘任、曾樸、皮錫瑞、曹元弼等前后踵繼，通過考核證驗，尋出《孝經注》必屬鄭玄的種種內證，同時針對劉知幾“十二驗”逐一辯駁，又對“鄭小同注《孝經》”說予以否定，力翻陳案。這一典型的案例，具體展示出清代漢學持續(xù)發(fā)展的歷程與后出轉勝的成就。
關鍵詞：《孝經鄭注》/鄭玄/清代漢學/經學公案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皮錫瑞《經學通論》注釋與研究”(15ZDB010)的階段性成果。
鄭玄遍注群經，尤重《孝經》，在《六藝論》中將《孝經》視為六藝根本，自稱“玄又為之注”。①東晉以來，歷南北朝以迄唐初，國學均立有《孝經》鄭氏博士。然而，后世對鄭玄注《孝經》屢生疑竇。最先是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所注”，陸德明隨之增疑，謂《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②。至唐代，情形更甚?！端鍟そ浖尽冯m著錄《孝經鄭注》，卻明言有疑?？追f達疏解《禮記·王制》時摘引《孝經注》，卻加上案語：“《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雹厶菩谠钊喝逶敹ā缎⒔洝粪崱蹲ⅰ放c孔《傳》長短，劉知幾奏上“十二驗”，宣稱“《孝經》非玄所注”，提議“行孔廢鄭”。④后來唐玄宗自作《孝經》新注頒行于世，鄭、孔兩家漸廢。南宋王應麟并疑孔、鄭，提出“鄭小同注《孝經》”新說⑤，使問題更為糾紛。
清代漢學復興，鄭學如火如荼，其中鄭玄是否注《孝經》，一直是學界熱點。一方面，清儒在搜輯《孝經鄭注》、整理《孝經注疏》或撰作《孝經》新疏時，必定要考辨《孝經鄭注》作者，或力主鄭玄作，或斷為鄭小同作，持論截然相反；另一方面，諸家《后漢書》中，唯范曄明載鄭玄注有《孝經》，清人無論考述鄭玄事跡，還是考證范曄記載，大多斷斷相爭。侯康、姚振宗、曾樸等為《后漢書》補作《藝文志》，則參稽眾說，答解疑難，將《孝經鄭注》歸于鄭玄名下?？傊?，清儒或沿襲舊說，或力駁前人，或別出新論，爭辯空前激烈。被譽為乾嘉考據學大師的王鳴盛，既確信鄭玄注《孝經》，又贊成“康成胤孫作《孝經注》”，⑥最能見出《孝經鄭注》作者問題糾紛難解。
《孝經鄭注》作者之爭延續(xù)千年，異議紛紜，堪稱中國經學史上一樁公案，足與偽《古文尚書》案相提并論。學界對清代有關偽《古文尚書》案的考辨非常關注，可是迄今未對清人考辨《孝經鄭注》作者問題的成績作專門評析。本文僅就清儒對鄭玄注《孝經》的辯護作集中探討，藉以一窺清代漢學的歷史進程。
一、內證：清儒對鄭玄注《孝經》的正面辯護
歷來的懷疑論者，均指《孝經鄭注》與鄭玄他經注風格不同，或持論相異。如陸澄說“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陸德明說“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隋志》說《孝經注》“立義與玄所注余書不同”，⑦孔穎達說《孝經注》“多與鄭義乖違”，持論如出一轍?！缎⒔涀ⅰ分懈┦敖允堑慕裎募艺f，更與鄭玄《三禮注》、《毛詩箋》多從古文說矛盾。諸儒由此懷疑、否定鄭玄注《孝經》，雖未經指實，卻似有理致，兩宋以來學者采信其說，甚至加以補證，如王應麟說：“《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困學紀聞》卷七，第18頁)清代迮鶴壽還從《孝經注》中拈出十數條，稱“以上諸條義皆醇正，然比諸《詩箋》、《禮注》之典雅古奧，相去遠矣”。⑧然而，堅信鄭玄注《孝經》的清儒接踵而起，深入探討鄭玄經學，特別是多方發(fā)掘《孝經注》，覓到各種證據，答解陸澄、王應麟等疑難。
陳鳣直駁陸澄說：“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于群經乎？”⑨從《三禮注》與《毛詩箋》有異，推論《孝經注》不必與鄭玄各經注相同。袁鈞就陸德明之論，提出“陸氏疑《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細案之，實未見其不同也”⑩，認為《孝經注》與鄭玄各經注有相同者，惜未列舉實證。嚴可均則兼釋二陸之疑，認為“鄭氏注書百余萬言，非旦夕可就，先后不類，非所致疑。即如五經注，亦或不類”，根據《禮記正義》引《鄭志》自言注《禮》、箋《詩》前后參差，不及追改，指出“辭不相類，《詩》、《禮》多有之，何止《孝經》”，證明鄭玄各經注“先后不類”，勝過陳鱧空泛立論。他同時提出“是否鄭注，今宜詳考，而注中故實，類不類，同不同，亦宜詳考”，就《卿大夫章》“法服”鄭注與鄭玄他經注服章相異，解釋說：“大較鄭學積累而成，由疏而漸密。注《孝經》在注《禮記》、注《周禮》之先，用其初定之說，粗舉大綱，后雖累更其前說，猶以《孝經注》小異大同，不復追改。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試問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誰為此語者？不必致疑。”(11)用鄭玄注經先后變化，盡釋“不相類”之疑難。在《圣治章》鄭注“上帝者，天之別名也”句下，他又考釋說：
鄭以“上帝”為“天之別名也”者，謂五方天帝別名上帝，非即昊天上帝也?！吨芄佟さ淙稹贰耙造胩?、旅上帝”，明上帝與天有差等。故鄭注《禮記·大傳》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又注《月令·孟春》云：“上帝，太微之帝也。”《月令》正義引《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太微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五帝，五精之帝。合五帝與天，為六天。自從王肅難鄭謂“天一而已，何得有六”，后儒依違不定。然明皇注此“配上帝”云“五方上帝”，猶承用鄭義，不能改易也。(12)
指出“五方天帝別名上帝”(即《典瑞》之上帝、《月令》注之太微五帝)，另有“昊天上帝”，五帝與天合為六天，證明鄭玄“六天”說有典有據。嚴可均引《禮記注》解說《孝經注》，揭示鄭玄各經注間內在一致，實是從鄭玄各經注相合、相同，否定陸澄等“不相類”之說?？梢?，從陳鱧、袁鈞開始釋疑解難，到嚴可均提出“類不類，同不同”，指明了考辨《孝經鄭注》作者問題的方向。晚清學者繼之而起，從求同、釋異兩方面尋獲到更多、更強的證據。
侯康專就王應麟的例證作辨析，提出：“王伯厚以‘上帝，天之別名’一語，謂與‘六天’之說不符，考《禮·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粍t上帝者，五帝之總稱，天即五帝中之一帝，郊祀之天非圜丘之天。故云‘上帝，天之別名’，與鄭生平宗旨不背，此說亦不足疑也?！卑l(fā)現(xiàn)鄭玄在《大傳》注中，將《孝經》之“天”指明為靈威仰，將“上帝”指明為五帝，而靈威仰正是五帝之一，“上帝”既是五帝總稱，自可代稱五帝之一的“天”(靈威仰)，可見《孝經注》與鄭玄《大傳》注恰相呼應，并不矛盾。侯康通過尋求《孝經注》與鄭玄《禮記注》之同來反駁王應麟，要言不繁，簡截有力，惜未深究《孝經注》與鄭玄他經注之異，僅說“至謂與鄭他經注不類，今不盡可考，然康成箋《詩》不同注《禮》，《鄭志》諸說每異群經，博雅通儒固宜有是，亦無可疑也”，(13)這種“今不盡可考”的缺憾，后經潘任、皮錫瑞等努力，得以彌補。
對《孝經鄭注》與鄭玄各經注的關系，潘任不太滿意嚴可均僅明其異，轉而廣求其同。他通過比對，發(fā)現(xiàn)《天子章》“兆民賴之”注與《禮記·內則》注全同，《圣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注與《禮記·祭法》注合，《卿大夫章》“守其宗廟”注與《詩·清廟》箋、《禮記·祭法》注合，《孝治章》“得萬國之歡心”注與《禮記·王制》注合，“是皆與《禮注》相合者”。他又將《開宗明義章》、《卿大夫章》、《諸侯章》、《三才章》、《孝治章》、《感應章》所引《詩》句鄭注與《詩箋》對照，發(fā)現(xiàn)“《孝經》引《詩》鄭注多與《詩箋》合”。他還根據鄭玄自述“遭黨錮，逃難注《禮》”，提出：“是言逃難，即序所謂避難南城山，可知避難南城山乃注《禮》之時。注《禮》之暇，乃注《孝經》，故序云‘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不然，則‘余暇’二字為贅辭矣。鄭君注《孝經》在注《禮》之暇，故注‘郊祀后稷’與《祭法》注合，注‘朝聘’之文與《王制》注合。又《祭法》注引《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即引《月令》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云云，是以《月令》之文釋《孝經》之‘上帝’，而《孝經注》但云‘上帝，天之別名’，即謂五帝之別名也。鄭君于《祭法》詳之，故于《孝經注》從其略耳?！?14)潘任不僅以充分的事實證明《孝經注》與鄭玄《三禮注》、《詩箋》相合，而且提出鄭玄“注《孝經》在注《禮》之暇”，兩經注文存在詳略互見的關系，足證《孝經注》必為鄭玄作，“佐證翔實，辨解詳明，非徒逞口舌之比也”。(15)
曾樸針對王應麟之論，對“上帝，天之別名”重作考釋。他綜括鄭玄各經注，指出“鄭所謂六天者，即北極耀魄寶及五色帝靈威仰等是也。鄭注諸經，大略以帝嚳、后稷、文王分配六天。以帝嚳配北極耀魄寶，即冬至祀于圜丘者也。以后稷配感生帝靈威仰，即正歲正月祀于南郊者也。以文王泛配五帝，即以四時祀四郊者也。凡經稱皇天者，耀魄寶也；單稱天者，靈威仰也；稱上帝者，泛言五帝也”，揭明“鄭之宗旨如此”，再推而廣之，發(fā)現(xiàn)“其注《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大宗伯》《大司樂》《小宗伯》《典瑞》、《秋官·職金》、《禮記·月令》《王制》《禮器》《雜記》《大傳》《祭法》、《尚書·君奭》，均本此意，略無歧說”，證明《孝經注》對“上帝”與“天”的解說與鄭玄“諸經注正合”。他進而征引群籍，探求“別名”二字古義，指出：“漢人之所為別名者，皆作別出解，非如俗解之所云一名、又名也?！青嵰庹陨系壑杏徐`威仰等五帝，雖不外于天，而別出于天，故下‘別名’二字分出之，猶言‘上帝者，天之分別名也’?！彼脷w納法推尋“別名”的本義與引伸義，強調“鄭君漢人，故猶從本義。是則此注‘別名’之說，正與六天合，王氏之言不足疑矣”，不僅佐證《孝經注》與鄭玄群經注所說“六天”正合，而且揭出王氏致誤的根源“乃由王氏不知‘別名’二字之古解，而以俗說解之也”。曾樸還就陸澄的疑難“不但謂解說之不同，蓋兼文法而言”，分別舉證反駁，一是《孝經注》與鄭玄《論語注》、《毛詩箋》“詞旨相同，顯出一手”，二是《孝經注》與鄭玄《禮記注》互相援引，“一人所注，故相合如此”，三是鄭玄注《周禮》、《禮記》“皆據《孝經緯》為說”，《孝經注》“大半據《孝經緯》，與鄭平生注書之旨亦合”：“由是言之，《孝經鄭注》與諸經注幾無一不合，則陸澄之所謂不相類者，后儒可無疑矣?！?16)
皮錫瑞無論求同還是釋異，均能直探根源。他就嚴可均解《孝經注》服章之失，提出鄭玄“各注雖有詳略之異，并無觸礙之處”，(17)強調《孝經注》與鄭玄他經注并不矛盾，特別指出：“鄭君深于禮學，注《易》、箋《詩》，必引禮為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依據鄭玄以禮注經的風格，指明《孝經注》多引古禮，與《易注》、《詩箋》等完全一致，從本源上找到了證據。他在《孝經鄭注疏》中不畏繁難，“于鄭注引典禮者為之疏通證明，于諸家駁難鄭義者為之解釋疑滯”，援引鄭玄《三禮注》、《尚書注》、《尚書大傳注》、《毛詩箋》等，附以孔、賈之疏，以《孝經注》與之相同、相合或相近，證明《孝經注》必出鄭玄之手。他還根據鄭玄先治今文、后治古文的學術經歷，解釋《孝經注》與鄭玄他經注一主今文、一主古文的歧異，答解前人疑難：“鄭君注《孝經》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后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沖遠不考今、古文異同，遂疑乖違，非鄭所著?！?18)疏證《孝經》各處鄭注時，皮錫瑞一再指明鄭玄所采今文經傳、所用今文經說，或指出鄭解同于今文某說，指斥前儒不能分曉鄭玄注經先后相異之故，以致妄疑《孝經鄭注》。如《孝治章》鄭注“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無恙，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與鄭玄《王制》注兩歧，孔穎達無法疏通，悍然棄置，皮錫瑞疏證時先引《公羊傳》桓元年“諸侯時朝乎天子”及何注、徐疏，指出何休所引《孝經》古說同于鄭說，證明鄭注屬于今文，再引《王制》經文及鄭注、孔疏加以分析，然后評判說：“鄭君先治今文，后治古文。注《孝經》在先，用今文說，與《公羊》、《王制》相合，自可信據。注《禮》在后，惑于古文異說……鄭義當以《孝經注》為定論，不必從《禮記注》。鄭注《禮》、箋《詩》，前后違異甚多?？资鑸?zhí)《禮注》疑《孝經注》，真一孔之見矣。”(19)一旦明晰鄭玄注經先今后古，即可清楚《孝經注》與鄭玄晚年各經注歧互的根源，對《孝經鄭注》的疑慮自可煙消云散。
總之，二陸、王應麟等提出《孝經注》與鄭玄他經注風格不同、持論有異，是從《孝經注》本身人手發(fā)難，對鄭玄是否注《孝經》構成致命威脅。對此，陳鱧、袁鈞、嚴可均、侯康、潘任、曾樸、皮錫瑞等相繼奮興，通過求同、釋異的考核證驗，深入探討《孝經注》與鄭玄各經注的異同，尋出《孝經注》必屬鄭玄的種種內證，“使千百年之蒙蔽，一朝盡發(fā)其晦，真鄭氏之功臣也”。(20)不料民國年間蔡汝堃作《孝經通考》，竟對清儒考辨成績置如罔聞，仍引二陸之說辭、王氏之例證，老調重談，“檢所謂《孝經鄭注》，實與鄭注五經不同”(21)，全然不顧清儒早已駁正二陸之說，推翻王氏之證。當代學者陳鐵凡承清儒之緒，在《孝經學源流》辟專節(jié)“鄭解《孝經》與箋《詩》、注《禮》相類舉證”，又據《孝經注》敦煌寫本，與鄭玄《易注》、《書注》、《詩箋》、《三禮注》、《論語注》對勘核校，舉出十六例，發(fā)現(xiàn)“鄭注《孝經》與注他書相類者殆十之七八”，由此“以鄭證鄭，俾釋群疑”，斷言《孝經注》“實與鄭注他書符合，其為康成自著無疑。陸澄妄詆，后儒訾嗷，俱不必論”，使《孝經鄭注》的歷史疑案得以定讞。(22)
二、外證：清儒對劉知幾“十二驗”的反駁
前人懷疑《孝經鄭注》的另一大理由，是認為東晉以前官私記載未明言鄭玄注《孝經》。如陸澄說“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陸德明說“案《鄭志》及《中經簿》無”(23)，以鄭玄本人、鄭門弟子均不言及，《晉中經簿》無明確著錄，試圖否定鄭玄注《孝經》。劉知幾兼取二陸之議，增添各種新說，力論“《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24)議廢《孝經鄭注》，司馬貞等反駁，朝廷也未依從，但宋代官修《唐會要》、《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孝經注疏》以及王應麟《玉?！返燃娂姴射浧湔f，后世深受影響，鄭珍因此痛言：“劉議頗多信者，此《注》遂不為康成書矣?！?25)清儒在為鄭玄《孝經注》辯護時，相繼對二陸之說尤其劉氏十二驗作了辯駁。
嚴可均指斥陸澄之說“尤為偏據”，因《六藝論》明言注《孝經》，又有《孝經鄭氏序》傳世，可證鄭玄《自序》遺漏《孝經注》。他進而提出：“《自序》注《易》時作，稍系晚年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置不登載，未可據為《孝經》非鄭注之證也?！薄啊蹲孕颉窡o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托？”以鄭玄《自序》本不記載前期著述，對其遺漏《孝經注》作了合理解釋，強調“《孝經》為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26)袁鈞則在《孝經注》輯本序中考辨說：“萬歲通天初，史承節(jié)為《鄭君碑》，具載鄭所注解，仍有《孝經》，孔、賈諸疏亦并引用，是當時從鄭《注》者眾也。宋均《孝經緯注》引《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是鄭已自言，可信。吾鄉(xiāng)黃文潔謂《孝經》鄭康成注主今文，是京口刻本文潔猶及見之，今斷句流傳正是今文，又可信也?！庇绵嵭匝宰髯⒑吞迫瞬尚?、宋人目見，證明《孝經注》可信。他還特別指出：“《禮·郊特牲》疏引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薄缎⒔涀ⅰ吩疲骸昂箴ⅲ烈?。句龍為后土?！编嵓仍啤吧?，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跻?，昺之疏也?！?27)尋出《禮記正義》引王肅難鄭言及《孝經注》，堪稱一大發(fā)現(xiàn)，后人紛紛采用，對劉氏驗十一給予致命一擊。
針對劉知幾的十二驗，清儒更紛起反駁，屢加辨析。經初步統(tǒng)計，情況如下：
可見，鄭珍、皮錫瑞、曹元弼對劉知幾作了全面批駁，錢侗、侯康、潘任反駁也很集中。從各家批駁的內容與力度看，以錢、潘、曾、皮四人最為突出。
錢侗認為宋均《孝經緯注》所引“玄又為之注”、《春秋緯注》所引“為《春秋》《孝經》略說”，以及《大唐新語》所引《孝經鄭氏序》，“皆當日作《注》之證”，繼而分析說：“鄭注《春秋》未成，遇服虔，盡以所注與之，《世說新語》實志其事，而云鄭無《春秋注》，非也?！多嵵尽芬粫酁楹笕隋耠s，隋唐所行已非原本，所記容有脫漏。趙商撰鄭碑銘具載諸注、箋亦不言注《孝經》者，猶《后漢書》本傳敘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諸書，而唐史承節(jié)碑乃多《周官》而無《論語》，俱載筆者偶然之疏，豈得據墓碑、史傳，并謂鄭無《周官》《論語注》乎？”(28)錢侗從劉知幾驗七、驗八和《世說新語》中找出力證，又以原書脫漏、記載疏失解釋《鄭志》諸書、各種碑銘何以不載鄭注《孝經》，言之成理，后來各家紛起仿效或援引。潘任承嚴可均之緒，“就嚴氏所未及以廣證之，又得其十五證”，辨論《孝經注》出自鄭玄，對劉知幾疑難予以圓滿解答。其中關于《晉中經簿》著錄《孝經鄭氏解》而不明言鄭氏名玄，他辨析說：“考《釋文》于《毛詩》、《三禮》皆稱鄭氏，賈公彥《周禮》《儀禮疏》，孔穎達《禮記正義》、《毛詩正義》，皆稱鄭氏而不名玄，可知諸經中專稱鄭氏者甚多，亦不足致疑?！?29)舉出中國古代學術基本史實，對劉氏驗五可謂釜底抽薪。曾樸鑒于“劉知幾之十二驗，國朝錢侗、嚴可均等駁之甚詳，惟第十一、十二兩驗無駁”，專門就此兩驗作駁。他依據《晉書·禮志》，考明東晉元帝太興年間立過《孝經》鄭氏博士，“劉知幾乃謂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魏齊始立學官，誤矣。然則博士且立，即不必有撮引之證，而劉說自破”，(30)對劉氏第十二驗的駁斥最為有力。對劉氏第十一驗的反駁，清儒多舉《郊特牲》孔疏為證，皮錫瑞則從《孝經注疏》發(fā)現(xiàn)新證：“《圣治章》疏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于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福骸择g之曰’以下，是王肅駁鄭之語。肅引《孝經》駁鄭，確是駁《孝經注》。邢疏于下文亦謂是《圣證論》，則‘以駁之曰’上必有脫誤。黃干《儀禮經傳通解續(xù)》引《孝經》邢疏‘以駁之曰’上，多‘韋昭所著，亦符此說。唯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十七字，文義完足，所據當是善本，今本邢疏乃傳刻訛奪耳。子玄生于唐時，《圣證論》尚在，乃漫不一考，且謂魏晉朝賢無引《孝經注》者，王肅豈非魏晉人乎？”(31)他對檢《孝經注疏》、《儀禮經傳通解續(xù)》，斷定王肅《圣證論》確曾攻駁鄭玄《孝經注》，責斥劉氏信口胡言，立說確鑿難移。
總之，陸澄等提出東晉以前官私記載未明言鄭玄注《孝經》，是從《孝經注》外圍搜集證據，經劉知幾匯成十二驗，看似理據充足，實多疑似之辭，“惜當時皆懾其名學，謂必不誤，都無抵其巇而破之者”(32)，司馬貞即針對劉氏“行孔廢鄭”之意，用力指摘孔《傳》偽劣，未正面回應對鄭《注》的疑難，竟使十二驗流傳千年。袁鈞、嚴可均、錢侗、侯康、鄭珍、潘任、皮錫瑞、曹元弼等前后相繼，紛紛反駁，多能擊中要害。不過書缺有間，各家辯駁中仍難免推測之論，因此若無上文各種內證，僅憑這些外證，難翻千年陳案。
三、補證：清儒對“鄭小同注《孝經》”說的反駁
因《孝經鄭注》歷遭懷疑，王應麟所謂“鄭小同注《孝經》”作為一種異說，得以流傳后世，如明代胡爌《拾遺錄》、清初朱彝尊《經義考》均有引錄，否認鄭玄注《孝經》的清代學者更直接采信，阮福還苦心論證“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33)清儒在考辨《孝經鄭注》作者問題時，一并對“鄭小同注《孝經》”說加以辯駁，為鄭玄注《孝經》作了補證。
嚴可均辨析說：“小同，漢魏間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寶貴，然而舊無此說?！督浀鋽洝吩啤浪朽崱蹲ⅰ罚喑幸詾猷嵭?，引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陸澄所見宋、齊本題鄭玄注，《舊唐志》、《新唐志》稱鄭玄注，未有題鄭小同者也?！?34)他以鄭小同注《孝經》說始自宋代，因此以“舊無此說”及晉、唐間記載加以反駁。顧櫰三也對此種“后儒擬度之辭”作了分析：“小同所著有《鄭志》十二卷，與玄弟子同撰集，又有《禮記》四卷，不言注《孝經》?！鬄樗抉R昭所鴆而死，距黃巾之亂相去甚遠，不得云遭黃巾亂避難徐州注《孝經》也?！?35)從鄭小同著述與生平入手，推斷他未注《孝經》，更不可能遭遇黃巾之難，論證相當有力。皮錫瑞還另作推斷說：“鄭小同注《孝經》，古無此說。自梁載言以為胤孫所作，王應麟遂傅會以為小同。梁蓋以《孝經鄭氏解》世多疑非康成，故調停其說，以為康成之孫所作；又以序有‘念昔先人’之語，于小同為合，遂創(chuàng)此論。案：鄭君八世祖崇為漢名臣，祖沖亦明經學……鄭君之祖必有著述，序云‘念昔先人’，安見非鄭君自念其祖，而必為小同念其祖乎？”(36)他提出鄭玄可自念其祖鄭沖，不必釋作鄭小同懷念其祖鄭玄，實有正本清源之效。潘任則列舉王肅《孝經注》與《孝經鄭注》三處明顯差異，指出：“此皆與鄭《注》相違處，茍為小同注，則肅何必難之？”又據《公羊疏》兩言何休解《孝經》與鄭玄有異，以兩家解《孝經》“資”字為例，指出：“一訓資為取，一訓資為人之行，是鄭與何異義處，如為小同所注，安得云與康成異耶？”(37)他采用排除法，推論《孝經鄭注》作者只能是鄭玄，不可能為鄭小同，理據較為充分。
四、結語：千年疑案有定讞
《孝經鄭注》從東晉到唐初幾度立學，通行于世，人無異辭。陸澄雖認為《孝經鄭注》“不宜列在帝典”，卻不被王儉依從，陸德明雖續(xù)加疑辭，仍說“未詳是非”，直到劉知幾設十二驗斷言鄭玄不注《孝經》，“自后論者或疑小同，或疑康成胤孫，甚有據徐彥《疏》證為鄭偁作者，紛紛聚訟，莫衷一是”。(38)《孝經鄭注》作者之爭延續(xù)千年，到清代又有眾多學者繼起論辯，惠棟、錢大昕、阮元、阮福等沿襲舊說，不信鄭玄注《孝經》，而袁鈞、陳鱧、嚴可均、錢侗、侯康、鄭珍、潘任、曾樸、皮錫瑞、曹元弼等先后辯駁，尋出《孝經注》必屬鄭玄的種種內證，同時針對劉知幾十二驗逐一辯駁，擊中其要害，又對鄭小同注《孝經》說予以否定，力翻陳案，為清代鄭學研究增添一道亮麗風景，也為后人深入觀察清代漢學發(fā)展提供一則典型案例。
梁啟超曾把清代考證學稱作一場“繼續(xù)的群眾運動”，認為以考據為業(yè)的乾嘉正統(tǒng)學派“遠發(fā)源于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余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39)對《孝經鄭注》的輯佚、疏證及其作者的考辨，始役自清初，大盛于乾嘉，畢功于晚清、民國，堪稱一次曠日持久、具體而微的考證學“群眾運動”。幾代學人前后接力，淬厲精進，不僅最大程度恢復了《孝經鄭注》的文本，還以確鑿證據維護了鄭玄的著作權。特別是幾位學者針對陸澄、陸德明、孔穎達、王應麟的疑難，就《孝經注》與鄭玄五經注的異同問題，以各種策略釋疑解難：先是陳鳣承認鄭玄各經注存在差異，袁鈞另稱《孝經注》與鄭玄五經注“實未見其不同”，卻未及細究，嚴可均接著論述鄭玄群經之注本來有異，又具體考察《孝經注》與鄭玄各經注“類不類，同不同”，既求其同(僅一例)，又釋其異(鄭玄解經有初定、后定之說)，為考辨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侯康、潘任、曾樸更求其同，例證增多，皮錫瑞再進一步，既深求其同(強調鄭玄以禮注經的風格)，又盡釋其異(論證鄭玄注經先主今文、后主古文)，最后陳鐵凡根據敦煌新材料，“以鄭證鄭”，盡釋群疑?？梢?，在為鄭玄注《孝經》作正面辯護的兩百余年間，自陳鳣、袁鈞云程發(fā)軔，經嚴可均創(chuàng)建基業(yè)，侯康、潘任、曾樸開拓奮進，至皮錫瑞底定大局，終由陳鐵凡奏凱告成，后先相繼，層累遞上，徹底解決經學史上一樁千年公案，從而非常具體地展示出清代漢學持續(xù)發(fā)展的進程與后出轉勝的成就。
注釋：
①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經注疏》卷首《孝經正義》。
②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敘錄》。
③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十一《王制》。
④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七，《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第7-13頁。
⑤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四部叢刊三編》景元本，第18頁。
⑥分別見王鳴盛《尚書后案》卷一、《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蛾術編》卷八與卷五十九。
⑦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敘錄》；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
⑧王鳴盛撰、迮鶴壽校訂：《蛾術編》卷八，道光二十一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第12頁。
⑨陳鱧：《集孝經鄭注序》，乾隆四十七年裕德堂刊本，《孝經鄭注》卷首“序”第1頁。
⑩陳惠美點校、蔣秋華校訂：《袁鈞集》卷一，臺北：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24頁。
(11)嚴可均：《孝經鄭注》，《叢書集成初編》本，卷首“敘”第1-2頁，卷末“后敘”第1-3頁。
(12)嚴可均：《孝經鄭注》，第7頁。
(13)侯康：《補后漢書藝文志》卷二，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第4頁。
(14)潘任：《孝經鄭注考證》，光緒二十年《虞山潘氏叢書》本，第1-4頁，第9-10頁。
(15)陳鐵凡：《孝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第153頁。
(16)曾樸：《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2496-2498頁。
(17)皮錫瑞：《師伏堂筆記》卷三，民國十九年長沙楊氏積微居刊本，第1頁。
(18)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光緒二十一年師伏堂刊本，卷首“自序”。
(19)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卷上，第24-25頁。
(20)潘任：《孝經鄭注考證》，第1頁。
(21)蔡汝堃：《孝經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56-57頁。
(22)陳鐵凡：《孝經學源流》，第154-159頁；《孝經鄭注校證》，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弁言”第7頁。
(23)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敘錄》。
(24)劉知幾原文見《唐會要》卷七十七。
(25)鄭珍：《鄭學錄》卷三，同治四年刊本，第12頁。
(26)嚴可均：《孝經鄭注》，卷首“敘”第2頁，卷末“后敘”第1頁；《孝經鄭注考》，《鐵橋漫稿》卷四，道光十八年四錄堂刊本，第16-17頁。
(27)陳惠美點校、蔣秋華校訂：《袁鈞集》卷一，第23頁。按，袁鈞誤將劉知幾說系于邢昺。
(28)錢侗：《重刊孝經鄭注序》，《知不足齋叢書》本。
(29)潘任：《孝經鄭注考證》，第1頁，第10頁。
(3)曾樸：《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卷三，第2498頁。按，曾樸另謂《南齊書·禮志》有晉泰始七年祠部郎中徐邈議禮援引鄭玄“郊者，祭天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云云，據此反駁劉知幾第十二驗，實有誤。
(31)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卷上，第11頁。
(32)鄭珍：《鄭學錄》卷三，第14頁。
(33)阮福：《孝經義疏補》卷首，道光九年春喜齋刊本，第9-10頁。
(34)嚴可均：《孝經鄭注》，卷首“敘”第2頁。
(35)顧櫰三：《補后漢書藝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第2158頁。
(36)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卷上，第1-2頁。
(37)潘任：《孝經鄭注考證》，第6頁，第9頁。
(38)曾樸：《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第2496頁。
(3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頁，第46頁。
(40)虞淳熙：《孝經跋》，呂維祺《孝經大全》卷二十二《表章通考》，《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41)曹元弼：《孝經學》，《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42)方宗誠：《柏堂集后編》卷五《呂忠節(jié)公孝經本義跋》，清光緒8年(1882)刻本。
責任編輯：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