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汲取養(yǎng)分,創(chuàng)造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不同的政治哲學和治理模式,讓中國以一種新的姿態(tài)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本書即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儒家是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政治哲學,也是中國人深層心理結構的總結。本書回到先秦儒家,從儒家經典著述里發(fā)現(xiàn)和汲取養(yǎng)分,用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方···
最近幾年,由于世界局勢變化,姚洋想發(fā)展出一套對應理論,開始對儒家政治哲學產生興趣。盡管心中有正義沖動和經世濟民抱負,但作為學者,還是應該做社會的旁觀者,因為社會分工要求學者公正、冷靜和深入分析社會。不過,重視旁觀和分析并不代表虛偽的價值中立,他認為值得警醒的是,經濟學界一些人濫用經濟理性,忽視社會的其他價值。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薄渡袝酚涊d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國賢能政治傳統(tǒng)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國的制度血脈、社會理念與民族精神。
平均主義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托底”,另一個是“提升”。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實現(xiàn)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拉下來,而是要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上去。這樣的目標,與中國人的道德觀是一致的。
在尊重個人的價值和自主空間上,儒家與自由主義是相通的,但儒家將個人置于社會秩序之中且尊重資質,從而能夠避免自由主義的三個原則即個體價值、個體自決和抽象平等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敘事和中國現(xiàn)實之間差距非常大,這樣就會產生雙向的焦慮,就是有所謂合法性的焦慮。當代中國的學者,政治學者,哲學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都應該一起來努力,創(chuàng)造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新敘事。這個新敘事恐怕要從我們的傳統(tǒng)里來汲取養(yǎng)分,這個養(yǎng)分就是儒家的政治傳統(tǒng)。
我覺得中國要想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中國共產黨必須回歸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我們黨的目標,既然這樣,就得回歸中國的傳統(tǒng)。但理論要轉型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就形成了這種自己說話自己都不信的別別扭扭的局面。先把理論給理順了,這是最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今天的很多問題的癥結都在這里。
中國人對儒家政治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理想原型這件事缺乏共識。中共還沒有準備好去完成其中國化的進程,而公眾又被西方民主敘事所支配。結果是,中國政治中充滿了雙重焦慮帶來的緊張 — 公眾、特別是知識分子,急切地希望中國過渡到民主制度,而正因為此,中共對其權力的穩(wěn)固產生焦慮。中國共產黨應該帶頭打破這種焦慮,而完成中國化是其···
中國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條既擁抱世界主流價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現(xiàn)代化之路。在這方面,發(fā)掘儒家傳統(tǒng)思想并使之現(xiàn)代化,恐怕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鍵性一步。潘岳先生對荀子的論述很有啟發(fā)意義。把荀子的追求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學為基礎實行法治,同時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