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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當代大陸儒學“民”觀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姜志勇（國家信息中心副處長，生民書院院長，時政評論家）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廿七日乙卯

           耶穌2016年6月2日

編者按：2016年5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學文化傳承與發(fā)展中心、儒家網(wǎng)、敦和基金會聯(lián)合舉辦的“儒學重光”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在京的儒家學者陳明、姚中秋、方朝暉、王瑞昌、彭永杰、慕朵生、姜志勇、田飛龍等人出席，并做了精彩發(fā)言。發(fā)言錄音整理出來后并經(jīng)發(fā)言人訂正，現(xiàn)予公開發(fā)表，以饗讀者。

2003年，中國當代儒家學者蔣慶先生出版了《政治儒學》，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也帶動了學界對政治儒學問題的研究。經(jīng)過十多年的發(fā)展，時至今日，政治儒學的研究范圍已經(jīng)不局限于《政治儒學》一書所提出的范疇。

政治儒學論題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儒家的外王問題，其最初是為了應對港臺心性儒學的不足，尤其是牟宗三“良知坎陷說”的不足。民國時期，學人受儒家內圣外王說的影響，特別是西方邏輯學的影響，希望從內圣之中推到出外王，在儒家人性說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理推導出民主政治制度，但這樣的努力注定很難成功，因為儒家的人性說是性善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則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之上。人性惡的狀態(tài)下，因為矛盾沖突才會達成契約，并互相監(jiān)督，而人性善的狀態(tài)下，作為善之代表的圣人是完美自律的。因此，牟宗三在他的《政道與治道》一書中認為，雖然從人的良知中推導不出民主制度，但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儒家也希望國家越來越好，對于保護個人權利、維護善治的民主制度是不會反對的，甚至能和民主制度和諧共生，雖然不能從良知中內生民主制度，但可以把民主制度坎陷進去，通過這種坎陷的方式來實現(xiàn)儒學對民主制度的吸納。

這個理論提出后受到了不少批評，蔣慶對“良知坎陷說”也作了批評，并在此基礎上認為，不能從內圣的角度去推導出外王，而要從儒家已有的政治智慧中去尋找外王的資源，他找到了公羊學。

現(xiàn)今，從傳統(tǒng)儒家政治智慧中去尋找解決今天理論難題的資源，去尋找構建一個新的儒家式政治體系的資源，已經(jīng)有不少學者在做。除了公羊學外，學者們還借鑒傳統(tǒng)的禮學，從禮學中尋找現(xiàn)代法治建設、憲政建設的資源，還借鑒傳統(tǒng)的民本政治、仁政，甚至是三綱五常思想，從中尋找富有啟迪的智慧。

政治儒學研究中“民”的缺席

儒家的傳統(tǒng)政治智慧，為解決今天的理論難題，提供了很多資源。不過，在這里我想談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對于政治儒學的研究思考，側重于宏觀的問題，比如政治制度的建構、國族國教建構等，學者們比較關心儒學在所建構的這套政治制度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而對于政治制度體系的基礎——“民”的問題——則缺乏應有關注。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有些學者，在他建構的理論中，“民”還是一種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民”，而不是權利主義、獨立自主的“民”，而這種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意義上的“民”，和我們今天通行的民之觀念一樣，在保護個人的權利利益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

二是照搬西方的公民理論，缺乏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自身“民”之理論的研究。有些學者不是沒有關注到“民”的問題，但他們基本上都接受西方公民理論的那一套，沒有想過要研究儒家的“民”之理論。有的學者雖然意識到了公民理論與中國文化、儒學的差異問題，但找不到好的解決辦法，在公民理論作為一種強勢價值、強勢觀念的沖擊下，只能被動接受，這樣導致了自身理論的很多不足。

比如儒學公民、公民儒教兩個概念，是由東西方兩種概念結合而成，內在隱含了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和矛盾。中山大學教授郭忠華認為，這兩個概念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差異，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以集體或者家族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公民文化是一種以原子式個人為基礎的文化體系，如果以儒家文化為本體，以個人權利為補充的話，這種公民觀念很可能會強調集體和共同體至上，同時以一定的個人權利作為補充。如果把公民文化作為“本體”，而把儒家文化作為補充的話，那將形成一種以個人和權利至上的公民觀念，共同體、義務等觀念作為其補充，這種公民觀念比較接近于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公民傳統(tǒng)。郭忠華認為，儒家公民搖擺在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傳統(tǒng)之間。

更為重要的是，公民雖然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概念，但卻不具有普世性的外延與內涵，我們都知道，公民理論在西方也不是單一的，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對公民都有自身的理解，而且差別很大，甚至在何為善這樣的核心問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如果我們照搬西方公民理論的話，我們又該照搬哪一種公民理論呢？另外，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公民理論有多元化、民族化的趨勢，公民理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結合起來，才能為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所接受融合，以其為理論基礎建構的政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的獲得穩(wěn)定性。

姜志勇（國家信息中心副處長，生民書院院長，時政評論家）（資料圖圖源網(wǎng)絡）

“生民”研究的時代意義

在對先秦典籍的研究中，我們發(fā)現(xiàn)“生民”這一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特別是當我們將“生民”與“公民”進行比較后，其價值的重要性，對政治儒學的自我完善以及儒學復興的重要性，將會得到更加凸顯。

“生民”的獨特涵義，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生民”是一種具有獨特政治內涵的“民”，這種獨特性集中在民的地位、君民關系上。從先秦典籍來看，先秦時期的“民”除了“生民”之外，還包括“黎民”、“庶民”、“下民”、“小民”、“平民”，之后還有“草民”和“臣民”。通過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民”之概念和“生民”的最重要區(qū)別在政治地位上：“生民”的“民”是天生的，和“君”一樣都來源于天，而且君是為民而立的，而其他類型的“民”都是君主制中的“民”，有些甚至是卑稱，缺乏“生民”那樣的政治涵義?！盾髯印酚涊d，“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左傳》記載，“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边@些原始文獻向我們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大一統(tǒng)的封建君主制國家建立之前，中國古人對于“民”之地位的認識和我們今天的認識很接近，君是因為民而產(chǎn)生，并且要為民負責，要利之。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認為，“作為天所生之子，生民都是平等公平的存在?！駴]有自治能力，因此天子為天所立并被委統(tǒng)治之任，天子的權力是為了安定天所生生民的生活而得以被天所委任的，其權力的行使也必須均一、公平?！?/p>

第二，“生民”是一種具有獨特心性內涵的“民”，這種獨特性集中在民與天的關系上，民是天生之民，其身上具備天生之性?！吧瘛庇蓛蓚€概念“生”和“民”組成，其中的“生”更是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表征了中國人生生不息的價值觀和發(fā)展觀，而這是“公民”概念所不能具備的。西方的“公民”建基于人性惡，而“生民”的天生之性則是儒家的性善論。北宋思想家張載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為生民立命”中，“生民”包含特有的哲學涵義，“民”的身上有天生之性，這種天生之性就是《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的“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葛兆光認為，“為生民立命”表示“理學家對自己的社會責任的充分自信，他們相信，重建以道德和倫理為本原的思想秩序，可以使人們重新確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并與蒙昧與野蠻劃清畛域，獲得有價值的生活世界?！边@種有價值的“生活世界”是建立在“天命之性”基礎上的儒家的“生活世界”。

第三，“生民”是一種具有獨特公共政策訴求的“民”，這種獨特性集中體現(xiàn)在民與政府的關系上，政府要實行生民之治，潤澤生民?！吧瘛敝吧?，除了是“天生”、“生生”的涵義之外，還指民眾的生存、生活和生計，這里的“生民”就是“民生”，而關注“民生”則是政府的天賦職責，因為政府的產(chǎn)生是為了“利民”。儒家的“生民之治”、“生民之道”在關注弱勢群體生活上類似西方的福利政策，都要求通過政府干預來保障弱勢群體的生活、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但相對于西方福利制度遭受理論和現(xiàn)實的雙重困境不同，實施“生民之道”不需要像新自由主義者那樣去尋找理論支持，因為在“生民”理念上建立的國家具有保障弱勢群體生計、生存的天責。我國理論界在與西方辯論人權時，相對于西方主張的政治權利來說，更關注生存權、發(fā)展權等社會權利，其實在“生民”的內涵中，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都是本身就具有的，且兩者同樣重要。

從以上分析來看，“生民”具有豐富的含義，且作為一種政治學與儒學的研究來說，其又是政治儒學自我發(fā)展、自我完善的需要，政治儒學也必須從關注宏大敘事轉為關注“民”的問題，并把“民”作為建構政治體系的基石?！吧瘛笔侨寮冶居械母拍?，做好“生民”研究對于儒學的發(fā)展，尤其是對于儒學與西方民主政治的相通相融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目前，國內的“生民”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很多基礎性研究需要去做，還有很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去解決。為了做好“生民”研究，我建立了生民書院及其網(wǎng)站，生民書院主要是一個搜集、整理生民資料，交流相關研究成果，促進生民研究的平臺。未來，我還會在國內成立生民研究學術小組，期望對生民問題感興趣、愿研究、肯擔當?shù)娜?，一起來推進國內的生民研究。期望更多人關注“生民”，讓我們一起來“為生民立命”，并以此促進儒家的“為萬世開太平”事業(y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