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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xiàn)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著有《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xiàn)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譯有《聯(lián)邦制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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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急需構建回歸史觀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wǎng)?發(fā)布
? ? ? ? ? ?原載于《環(huán)球時報》2015年5月30日,略有刪節(jié)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丁未
? ? ? ? ? ?耶穌201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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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前夕的香港政改情勢依然不夠明朗,反對派“捆綁否決”立場無明顯松動,青年社運派依舊一方面對元老派展開“批判性團結”,另一方面則開始借助占中運動政治資本開展有限但重要的獨立國際交往。面對基本法的憲制權威、8·31決定無法修改的政治現(xiàn)實及主流民意漸趨“袋住先”的正當施壓,反對派依舊無動于衷。在通常的政治理性與經(jīng)驗分析均指向通過政改,甚至歐美國際主流亦有隱約導向,反對派依舊不松口。近期中央官員駐深開展最后的溝通努力,但此舉并未獲得泛民反對派積極回應,央港雙方的實際政治分歧及關于政改的基本立場未見彌合態(tài)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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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著實構成了央港關系的嚴峻困局。博弈各方都很明了,6月的立法會政改闖關是香港民主發(fā)展的標志性時刻,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治理實驗的重大進展,成則兩全其美,敗則無地反轉。尤其是經(jīng)歷占中運動,香港青年一代走上政治舞臺,逐步改變著香港傳統(tǒng)的“建制—泛民”二元格局,使得關鍵時刻的政治妥協(xié)日益處于一種嚴峻的本地監(jiān)控態(tài)勢之下,輾轉難明。相比于從港英時期一路過來的傳統(tǒng)泛民,青年社運派對“一國”的認知與情感更形薄弱,而其歷史觀更加具有民粹化、激進化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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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港關系沖突有多重面向,無論如何激烈都是九七回歸以來兩制融合互動中的必經(jīng)陣痛,占中運動就是一個高燒式的發(fā)作。后占中本應循常規(guī)病理退燒、反思、轉型和重建,迎來央港關系新氣象。可惜,香港社運轉型并未循著良性退燒的方向進展,而是一方面嚴厲監(jiān)察傳統(tǒng)泛民妥協(xié)跡象,守護所謂的真民主綱紀,一方面則蓄積力量和激化理念,尋求在立法會政改闖關時刻“二次占中”、“占領立法會”或者轉入闖關后的長期化升級對抗。這里固然有利益矛盾和生活方式差異,有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傾向的基本法法理學的對峙,但更關鍵是是一種深沉的歷史觀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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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構成香港人當代歷史觀的主要質素包括三種:第一,150余年殖民史帶來的英式“殖民史觀”,這是最深刻的香港價值及其生活方式的來源,也是香港更加認同其“國際城市”與西方世界成員身份的歷史基礎,而回歸以來從未有過嚴格的去殖民化教育或意識自覺;第二,蘇東劇變尤其是中國改革艱難轉進時期以來的“東方冷戰(zhàn)史觀”,尾隨西方體系將中國嚴格識別為下一個“民主化”演變目標,而對既定的“一國”政治體制缺乏一種演進改良史觀的內在同情理解與知識更新;第三,由香港傳統(tǒng)左派及回歸以來經(jīng)由國家權力支撐的“新建制派”共同構成“愛國愛港史觀”,一種深切的回歸史觀。無疑,在香港的多數(shù)政治文化精英特別是嚴格西式教育下的香港青年一代的政治精神結構中,前兩種史觀根深蒂固,后一種史觀相對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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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港回歸以來就呈現(xiàn)出兩種并行的政治進程:一種是循著“中國憲法—基本法”方向的兩制良性融合互動與一國內涵制度化的進程,這是香港“繁榮穩(wěn)定”的主因,也是白皮書宏大回歸史敘事的主線;另一種是循著“中英聯(lián)合聲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普通法化的基本法”方向的兩制嚴格區(qū)隔及鞏固并擴大高度自治,甚至朝向“極度自治”的進程,這是香港政治反對派的精神基底和政治謀略。這兩種進程表征著反對派的殖民史觀與愛國愛港力量的回歸史觀之間的二元張力,或體現(xiàn)于1999憲制危機,或爆發(fā)于2003反23條立法,或糾纏于2012反國民教育運動,或匯集于2014占中運動。如今的“捆綁否決”及青年社運激進化更是殖民史觀對回歸史觀的過分意識形態(tài)化從而過分意氣化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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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6月政改闖關盡管有著中央的誠意支持和香港主流民意的護航,甚至有著歐美派的遠程撫慰和導引,但歷史觀的糾結終究是深沉而不易短期轉換的,特別是經(jīng)由廣場共同“洗禮”后的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tài),其理性化程度很可能不升反降。這些后占中的痛楚及政改闖關的微妙困局,未必不為香港民眾及有識之士所見,近期就有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士仗義發(fā)聲。事實上,捆綁否決是民主文化的倒退,不僅傷害了議員對選民的政治責任,也傷害了議員個人的政治良知與責任倫理。理智松綁不僅是給香港普選一線生機,也是香港民主文化觸底反彈至理性軌道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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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成敗或許很快就可揭曉,但無論結果如何,香港反對派政治一任其舊,需關注者是青年社運派在香港本土與國際空間的綱領、形象、力量與政治操守。長期來看,如果不能在基本法再教育和香港公共文化重建中展揚“回歸史觀”的主導性及落實于具體的制度機制,則央港關系之陣痛將綿綿難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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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表面是主權,內里是精神,是新歷史觀的生成。這種暫名為“回歸史觀”的新歷史觀要有明確的去殖民化意識和超越冷戰(zhàn)之自覺,要有演化改良主義的溫情與智慧,要有國族意識和國家概念,要有審時度勢和互愛互信的政治心智,要有視角內轉和勇敢跨出歷史小天地的決絕和勇氣,而國家應大度從容,因勢利導,柔性接納。舍此,則央港關系改善無望,社運激進化反轉無望,新香港創(chuàng)新發(fā)展無望,國家治理對香港經(jīng)驗的遠程期許亦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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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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