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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知新 可以為師

          ——關于“禮法之爭”的再思考

作者：薛超

來源：作者惠賜本站

時間：2014年1月27日

在中國近代法制史中，清末“禮法之爭”在其中的意義似乎無須多言。時代發(fā)展的瞬息萬變，與清室統(tǒng)治的風云飄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直以來尋找救亡圖強道路的中國人，在“師夷長技”的道路上不停地深入，由槍炮到產業(yè)，由產業(yè)到體制，但始終改變不了一敗再敗的現(xiàn)實。在簽訂辛丑條約后終于想起新政續(xù)命的清政府，希望在法律制度上改變昏天黑地的現(xiàn)狀。而無論是在普遍的理念，還是在具體的條文上，支持全面改革的法理派與有所保留的禮教派發(fā)生了激烈的辯論，最終產生了那場著名的“路線之爭”。

雖然隨著辛亥革命的星火燎原，清政府的法制改革胎死腹中，讓這場方向之爭失去了意義存在。但這并不妨礙后人對爭論本身的不斷評述。究竟哪一方的理由更站得住腳，并值得后人所借鑒？其中不乏高見者甚多。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兩方相辯，是不是有必須只能支持其中一方的理由？

也就是說，兩方所陳述的觀點和論據(jù)，都有著相應的支撐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存在。對今天的“法治中國”進程而言，我們所采取的揚棄精神，不能只是帶著批判的觀點最后只是丟棄不用，而是真正吸收到有益之經驗，汲取到局限之教訓，才不至于一次次地在歷史進程的圓圈中來回打轉——理清兩派完全的論調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是法理派。該派以近代法律大家沈家本為代表，提出引進以西方為代表的普遍“法理主義”進入清律，改變僵化的律令體系。對禮教派而言，法理派無疑是倒向外夷的；對言必稱西方法學的當代人而言，法理派其實還不夠“純粹”。而對沈家本本人來說，被稱為“離經叛道”絕對超出了自己的預估范圍。事實上，沈家本本人對中國傳統(tǒng)律學的研究是首屈一指的，七十八卷本的《歷代刑法考》至今仍是研究中國法制史中必不可少的鴻篇巨著。沈家本的考量，其實與此前探求革新道路的洋務派和維新派是一個門路，不出“師夷長技”的范圍——何況法律也是廣義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沈家本們的難處也在于此：他如何能保證所引進的內容，是足以為中國的實際情況所接受并能付諸實施的？對于可能會出現(xiàn)的不如人意之處，法理派無從論述也無法論述。面對清政府腐敗無能的膏肓現(xiàn)實，有醫(yī)藥可救便已是謝天謝地的事情。當然，若屆時治療的效果明顯可見，既可以表明法理派們的診斷是正確的，也表明中國的律令體系是能夠經受住西風洋雨的考驗的。不消說，在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中，法理派的觀點獲得了大部分的支持和表彰。

然后是禮教派。他們的代表無疑是那位權傾一時的大人物——南皮張之洞。在今天因為《勸學》以“中體西用”而受廣大國學人士推崇的他，無疑以保全傳統(tǒng)律令系統(tǒng)為其基本立場。但這也成為了禮教派的矛盾所在：張本身也是清末洋務、維新和立憲三大運動重要的幕后支持者，要指責他“頑固”、“保守”的論調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也正是因為改革，讓張成為了李鴻章之后清廷最具實力的地方大員。對禮教派來說，引進舶來物本身不稀奇，關鍵在于引進舶來的觀念——尤其是在他們仔細掂量下來很是“危險”的舶來觀念，足以摧毀民間現(xiàn)存的綱常意志，對今后的國家秩序無疑是患難。器物可控，但思想?yún)s是不可控的。事實上，張之洞們的擔心也在后來被言中了一半：隨著大規(guī)模的新式文化思潮的推進，后來的法學圈幾乎成為了各式西方法學理論的囤積區(qū)，而傳統(tǒng)律學基本被當作歷史的灰燼遺棄于視野之外。

然而前面之所以說是一半，是因為即便是口稱堅守傳統(tǒng)綱常的禮教派，也無法回避這樣的設問：中國律學的傳統(tǒng)理念，究竟是什么？而這一點對法理派更無法免俗——西方式自成一系的分科別類，與中國萬殊歸于一本的科類離合有著截然不同的區(qū)別。何況從廣義的制法系統(tǒng)而言，帶有規(guī)防色彩的“禮”和帶有懲罰色彩的“法”，其實共同起到了現(xiàn)代法律體系所承載的維護作用。

無論是禮教派還是法理派，最初無一例外習讀四書五經的經歷讓他們認識到，無論是傳統(tǒng)律學還是其他傳統(tǒng)門類，這樣的政治最終都必須歸結為對傳統(tǒng)經典的認知上。表面上看，雙方是對峙關系，但從現(xiàn)實角度而言，他們恰恰處在一個戰(zhàn)壕里，都做著對傳統(tǒng)律學的解體工作：法理派是從理論上，而禮教派則是從實踐中。經典的權威性一旦受到動搖，那么必然將產生思潮的風起云涌。關于此，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近現(xiàn)代思想史已經為我們呈現(xiàn)了這千姿百態(tài)的形象。禮教派和法理派皆希望維護的那個傳統(tǒng)律學根基，在這其中被徹底摧毀。他們都自認為把握住了主旋律基調，卻不想成為了最后的掘墓人。

在這場嘎然而止的“禮法之爭”后，無論是北洋時期、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還是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的法律體系便在不斷處于與外法理念的接軌與碰撞中；同時，無法繼承舊時代值得借鑒的律學傳統(tǒng)，也阻礙著中國法制建設進程中執(zhí)行力與普及度——而這也是當年法理派和禮教派都礙于時代局限所難以克服的。如何全面地傳承光大傳統(tǒng)中的精華，同時全面地接納外來理念的補給，從而做到體用不二，這是給予當今中國法律人的一個不算平坦但卻必須跨越的道路。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一個國家的建設進程推進，既離不開對自身過往經驗的全方位繼承，也離不開對結合外來新生事物的借鑒運用從而上升為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既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又要“把傳統(tǒng)文化請回來”，或許這正是完成“禮法之爭”未盡疑問的解答所在。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