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毛片,在线欧美精品XXX,aaa成人电影视频,碰碰AV网

我為什么倡議建立儒家文化特區(qū) 

           ——對話北京大學教授張祥龍

作者：張祥龍  戴志勇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2013年12月8日

這不是為了提出一個烏托邦，也主要不是對現(xiàn)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對儒家、中國文化甚至人類未來的思考。

我不認為專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當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絕不歧視婦女。儒家特區(qū)就是公天下。

2001年7月，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的張祥龍教授發(fā)表《給中國古代瀕危文化一個避難所：成立儒家文化保護區(qū)的建議》。文章建議，借鑒“一國兩制”的先例和“特區(qū)”的舉措，劃出一塊地方，方圓百里或百公里的保護區(qū)，盡可能地采納儒家的經國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終生乃至世代傳承儒家道統(tǒng)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維持這樣一個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達到任其自行而無礙，與世無爭而潛潤世間的境地。

建議發(fā)表后，且不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構想。作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強烈的愛護之心，對現(xiàn)代化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有深刻洞察，但開出的藥方，極難實施。

十二年過去了。現(xiàn)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務，我們是否可能走出一條更好的現(xiàn)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現(xiàn)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種新的試驗——它保留傳統(tǒng)那些美好的生存結構與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現(xiàn)代文明的優(yōu)點？

南方周末本期“大參考”請張祥龍教授分享他這十二年來對“儒家文化保護區(qū)”的新運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賴讀者諸君自行體會。

“現(xiàn)代性”也有可怕之處

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qū)。了解您的人覺得您是對傳統(tǒng)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愛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覺得這簡直是“逆潮流而動”?，F(xiàn)在您的想法有什么變化？

張祥龍：總的思想方向沒有根本變化，但我對如何實行有了新的思考。

這不是為了提出一個烏托邦，也主要不是對現(xiàn)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對儒家、中國文化甚至人類未來的思考。目前人類主流的生存狀態(tài)很有問題：高科技對人類存在的重大威脅，把人類各民族的命運都綁架了。它雖帶來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東西消失。這是我提出設立儒家文化保護區(qū)的兩個原因。

人類精神的貧乏化是災難性的。儒家文化特區(qū)會給我們帶來不同的生存啟發(fā)，為人類提供一種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難所，為未來提供另一種選擇可能。

戴志勇：人們一般都將現(xiàn)代化理解為理性的運用、人權的保護、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對世界與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險、過度商業(yè)化，如馬爾庫塞在《單面人》里批評的現(xiàn)代人的生活狀態(tài)。這種物化趨勢，根源是什么？

張祥龍：你說的恰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觀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計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無上，個體主義的自由追求，這是現(xiàn)代性金幣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導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種理性的楷模；還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藝術與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導致“單面人”的生活狀態(tài)，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維度減少，只能在物質商品中找一時滿足。

說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對象化的思維方式，認為對象才是真實的，而對象是可被算計和追求的。智慧者卻看出這不可能是終極的真實者。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內在豐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對象可以窮盡的。有道性的思維方式就不會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現(xiàn)代化是否也有一種機制，對物化傾向有一種抵抗與平衡？

張祥龍：在美國留學時，我參加過他們教會的活動，有些年輕人至少受到熏陶。他們對現(xiàn)代化的物化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沒信仰的年輕人要強。雖然這一類人對社會風氣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國，人數(shù)不是很多。這種信仰對現(xiàn)代性帶來的根本性問題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較小，達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對家庭問題的看法。

現(xiàn)代性破壞的首先是家庭，從長遠看，這是最深刻的一種破壞。

戴志勇：為什么現(xiàn)代性對家庭造成根本破壞？

張祥龍：以前的生活生產方式，都是家庭的。即便考科舉進城為官，也是源自家庭，回饋家庭。有功名或辭官后回歸故里，成為德高望重的鄉(xiāng)紳。而現(xiàn)代性的經濟、法律、教育形態(tài)，都在鼓勵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發(fā)達的高科技，全球化的工作模式，人員流動特別大。

在這種新的全球化模式里，家庭越來越小。核心家庭也越來越不穩(wěn)定。美國的離婚率已經超過一半。這跟人類的生存結構有關?，F(xiàn)代性拉散家庭的力量日益增長。如無補救之道，這種個人式的生存方式會更加普遍，將來也可能出現(xiàn)一種集權主義的反撲。

重新理解“孝”的根源地位

戴志勇：家庭當然是傳統(tǒng)中國人的意義之源。但是否也有壓抑人的一面呢？父慈子孝，但父親若過于強勢，孩子是否也可能受傷害？男尊女卑一定程度上也是歷史的現(xiàn)實。

張祥龍：很多是要調整的。其實，儒家對女性沒有根本歧視，講男女有別也只是內外有別、分工不同，就如同長幼只是年齡之別。但畢竟從現(xiàn)代人的觀點看，女子沒受教育，吃虧了。經濟權不夠，不在外面工作等。

這種調適并不是家庭里不分長幼的“人人平等”，家庭里一定是男女有別，但不是高低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這種角色或分工的不同正是人類與其他靈長類的區(qū)別。要將儒家的價值以現(xiàn)代術語、現(xiàn)代思路重新發(fā)掘，以此來生發(fā)未來的儒家社團，才會更合乎人類本性。

儒家特別強調“孝”。我以為“孝”跟人性實有相關。西方也并沒有完全忽視孝。但隨著國家出現(xiàn)，更大的社群出現(xiàn)，家庭的地位就開始下降。古希臘、羅馬城邦高于家庭，到近現(xiàn)代，契約論的說法才出來。

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區(qū)，不是簡單對儒家傳統(tǒng)的照搬，而是對儒家理解得更深入并隨時代轉化。通過特區(qū)的思想和實踐，發(fā)掘和發(fā)揚儒家對人類生活的根本合理性之處，將其調準到“當代波段”上來，重建此種文明的生活和社群。

戴志勇：孝不光是“養(yǎng)”。曾子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yǎng)。”

張祥龍：是的。子女去報答父母，是子女成為完整的人的內在方式與要求。為什么人跟黑猩猩不一樣？黑猩猩就沒那個意識。由于人類有這種意識結構，會覺得不敬養(yǎng)家中老人心就不安。所以，孝恰恰是人類的本性、意識結構的潛能。

戴志勇：在具體內容上究竟怎么理解孝？

張祥龍：孝義極其豐富，需要孝子在生活情境里“發(fā)而皆中節(jié)”（《中庸》）地實現(xiàn)出來。“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篇》）這個“幾”是多么微妙！父母有過錯，你不可以去指責、去抗辯，那樣會搞壞親子關系，但又不能不管，那樣是聽任父母于危險境地。所以孔子主張要看準時機、依從情境來勸諫，甚至反復勸諫，使父母感不到冒犯地知錯改錯。曾子讓父親用大杖打昏了也不躲避，孔子痛斥之，因為在孔子看來，這種愚從絕非真孝，正足以讓父親犯下殺子大過。但，孔門孝悌之義曾也就被扭曲成了可怕、可笑的東西了。新文化運動攻擊儒家孝道，皆以這類被扭曲者為靶子。

戴志勇：有人認為金融市場發(fā)達，由社會來管養(yǎng)老，可以讓“孝”回歸單純的親情。在現(xiàn)代社會，“孝”的內容是否有變化？

張祥龍：變化自然會有，但首先得保證家庭的生命形態(tài)。養(yǎng)老去掉，會大大削弱親子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用金融支配的社會服務替代兒女養(yǎng)老，就不是完整的家庭關系了。人類的意識本性就是要養(yǎng)父母的，這就是最單純的親情。

戴志勇：在一些西方國家，父母跟子女之間相對比較獨立。小孩18歲就得出去，找父母要錢得還。但中國可能不是這樣，祖孫三代幫孩子墊首付房款，雖然孩子也回報，但不是契約關系。

張祥龍：美國父母把孩子養(yǎng)成，義務就盡到了。孩子再用父母的東西，原則上要歸還。子女要幫忙養(yǎng)老很好，但不是道德義務。我觀察到的美國社會，子女直接養(yǎng)父母，住在一個屋檐下侍候的，很罕見?；蜻M養(yǎng)老院，或自己照顧自己，或互助，社會給很多方便。他們還在研究能護理老年人的機器人，技術發(fā)展跟他們的社會形態(tài)是相配的。這跟儒家原來的看法很不一樣。

選賢舉能：儒家特區(qū)的運作規(guī)則

戴志勇：儒家文化特區(qū)是否有另一種延續(xù)性的風險，比如您希望小孩在身邊，但他未必選擇在特區(qū)里。怎么解決？

張祥龍：重建禮樂教化，并使區(qū)內生活既和諧，又有新鮮的追求。頭一兩代肯定有這個問題，但代代相傳，是有延續(xù)性的。在儒家文化特區(qū)里，家庭、家族的價值最高，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風俗，都會鼓勵這種更新后的傳統(tǒng)社會形態(tài)出現(xiàn)。新文化運動說儒家是壓制人性，以禮或以理殺人，全弄反了。

戴志勇：“孝”的內容中是否也要預防“郭巨埋兒”這種極端情形？戴震說“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他批判的“理”是什么樣的理？如何調整理跟情、理跟欲之間的關系？

張祥龍：他攻擊的不是儒家，是宋明理學中一些偏激的想法和說法。戴震自己也是儒家。戴震講得很有道理，宋儒講理跟情，有時確有分離，造成了惡果。以理殺人，在某些情況下確有發(fā)生。但鼓勵寡婦殉夫，根本不是儒家的主張，這會破壞陰陽之和，當時就有儒者反對。早在周朝就改掉了人殉。儒家也不反對寡婦再嫁，從先秦以來就是如此。

總之，宋明理學的確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但它沒有放棄對于基于家族的人—仁—性化的追求，應對佛教和道家，雖不很得力，但畢竟維持了儒家道統(tǒng)于不墜。清代儒家對它的批判，正表現(xiàn)出儒家本身的反省和糾偏能力。

戴志勇：儒家在不同的權力形態(tài)下有不同的調整。董仲舒有復古更化，以天限君權；二程朱熹可能都有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有對私天下的批評和部分分權的設想；譚嗣同的《仁學》批判二千年皆秦政、皆大盜；康有為也有君主立憲的想法……您覺得站在政治儒學的角度，在現(xiàn)階段儒家應該有什么樣的調適？

張祥龍：從周到秦到漢，國家政治結構變了。儒家也必須要調整。漢代也想分封，盡管取得了重要成效，如呂禍侵凌漢室，如無分封，漢文帝如何能上臺？但從主流上講失敗了。我對董仲舒原來的評價不高，現(xiàn)在隨著思想的成熟，認為漢儒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東西。到宋明理學后，又有調整。

康有為（更不要說譚嗣同）根本就不是儒家，貌孔心夷?？赐辍洞笸瑫罚尤贿€有人把康有為當儒家，簡直是笑話了。他的大弟子梁啟超將此書要旨概括為“毀滅家族”，很有道理。他太激進了。

戴志勇：孟子認為：同姓之卿可以換天子，異姓之卿可以走掉。儒家遇到堯舜是特別幸運，遇到桀紂怎么辦，對權力的制約有沒有好的辦法？

張祥龍：首先要保證不出現(xiàn)秦始皇，有辦法罷免壞統(tǒng)治者，等待好的出現(xiàn)，中常之君也就可以維持大局。

儒家特區(qū)的體制一定要有儒家特點，又要有反饋機制。領導人有問題，有辦法把他換下來。一是任期制，一是多元制，執(zhí)政者和立法者，有相互牽制。

體制上防止惡是第一步。還要有辦法引發(fā)出真正優(yōu)秀的領導者，即現(xiàn)代的堯舜、文武、周公，造就出好的區(qū)民，使整個社區(qū)生存變得極其美好，這才是最終目的。

戴志勇：在文化雜多的時代，有很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供選擇，這意味著，儒家必須要提供能吸引人的生活形態(tài)。

張祥龍：當然。人性是一種潛能，本身不是完全現(xiàn)成的。我們只有在不脫開傳統(tǒng)的文化生活中，展示現(xiàn)代人的人性理解。這種調適，不是完全站在儒家之外來判斷應該怎么調適。作為現(xiàn)代人，進到儒家活生生的學說和實踐里，與之共命運，自然就會有調整、反思、批判、繼承。

儒家文化特區(qū)是儒家復活的基地。蔣慶先生提出儒教復興，有爭取成為國教的上行路線，也有建立儒家團體、做社區(qū)建設的下行路線。我主張的儒家文化特區(qū)，是中行路線，它以下行路線為起點。

儒家歷史上就有通三統(tǒng)，“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孔子最想干這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從一個小地方干起，周文王、周武王起于豐、鎬那樣的“特區(qū)”，別的諸侯一看，太好了，敬老愛幼、路不拾遺、公正謙讓、民得其生、物盡其性，社會和諧之氛圍，如春風化雨。在這種社會里，才真活出人的感覺來了。于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國都被吸引，是被美好的生存形態(tài)吸引，不僅僅是道德的吸引。與殷紂王的軍隊決戰(zhàn)前，周族已經得了天下。

主流社會應寬容各種文化特區(qū)

戴志勇：儒家已很邊緣化，要參與進去，該如何與“主流”生存形態(tài)相處？

張祥龍：儒家還是個游魂，沒有真實的生存空間。現(xiàn)在主流社會對儒家、儒教太不寬容。

不要忘了，儒教歷史上就有寬容和多元的悠久傳統(tǒng)，現(xiàn)在儒家更要有體制上的多元見地。要注意避免全國一體化，它曾讓儒家吃虧很厲害。儒家特別不適應西方模式造就的現(xiàn)代化或現(xiàn)代性，又不可能不受體制影響，在這方面跟佛教、道教都沒法比，所以要保持和發(fā)揚先秦的多元見地。

設想一下，一百年前廢科舉時，可不可以有像鄧小平講的一國兩制那樣的構想？廢科舉，不全部廢，重要的省份辦新式學校，在愿意保守的省份，讓知識分子和百姓來選擇，同意的話就保留科舉制。新學校出來的也可以做官。這樣一國兩制，慢慢自然演化，完全可以啊。

在我所言的文化特區(qū)里，要按儒家的理想搞建設，雖然也必有調整，適應現(xiàn)代人的心理，但畢竟是儒家主導的。比如，我覺得也要允許基督教存在，但有一套區(qū)法，使儒家的家族價值觀有保證。它非常健全，合乎人性，就不怕別的東西來。

戴志勇：文化特區(qū)跟香港這樣的行政特區(qū)區(qū)別何在？

張祥龍：我設想的儒家特區(qū)，是一個文化特區(qū)。香港是一個行政特區(qū)。文化特區(qū)的含義很豐富。甚至可以設想，未來有道家文化特區(qū)。至于基督教文化特區(qū)，他們太強，基本不需要。儒家文化太弱，需要扶持，作為珍稀的文化物種保護。這是從國家的角度考慮。在美國，阿米什人的社區(qū)，是另外一個文化世界啊。

我以前的學生在美國訪問，我讓他們去看看阿米什人的社區(qū)。他們回來告訴我，說他們的小學是自己辦。這不得了，當年爭論了很久，看來他們跟國家爭到了教育權。得有個法律保證自己的獨立性，否則沖突就不斷。

未來要建立這種文化特區(qū)，國家一定要立法，規(guī)定清楚權利和義務。需要領導層認識到，這是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未來有關的好東西。也許可以具備這種遠見。

我不認為專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堯舜怎么是專制的？當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絕不歧視婦女。這個特區(qū)，雖然經過調整，如果它還是一個活的儒家社會，就會有很多傳統(tǒng)的內容，是嫁接在傳統(tǒng)之上的社會。

戴志勇：怎么看待臺灣的經驗？

張祥龍：臺灣已經非常西方化、全球化了，佛教也非常發(fā)達。那里中國文化保留得比大陸好一些，個體主義也很強大。

家、國、天下

戴志勇：儒家特區(qū)最核心的特點是家庭價值。但這個家庭，不僅通往國家，也是通往天下的。今天的儒家應該有一種什么樣的天下觀？

張祥龍：對，在這方面，我要更突出家庭的原則，“國家”這個現(xiàn)代詞雖然是日本人先用的，但它暗示了國之本在家，符合儒家的觀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很根本的。

為什么還有一個天下的境界？國家的根在百姓。百姓是家族化的人民。“百姓”和“黎民”或“民”不一樣。越早的文獻，分得越清楚。先秦的時候已經開始混用了。民，按董仲舒的講法，其義為“瞑”，渾渾噩噩的，需要教化。但百姓就已經含教化之根本了。如果國之本在家，它就有家的原發(fā)性、合作性和內外有別基礎上的開放性，“修身齊家治國”也就必導致“平天下”，也就是人類各民族和國家間的和平相處，就如同健全家族之間的共處一樣。

未來的社會，如果真能有儒家特區(qū)，就能既保證既不是民粹主義的，也絕對不是專制主義的。選出來的領導人，一定是大家熟悉、認可的。比如選舉、推舉出的家族領導人，一般都是辦事公道，大家服氣的。這完全不是烏托邦。只要未來出現(xiàn)機遇，就可以實踐。猶太人等了兩三千年，等來一個以色列，我們也可以等啊。但首先得有思想，讓人覺得是可能的，能說服人，有自己的信仰團體，才會有人愿意把性命都投進去做這個事情。

戴志勇：孔子說過“吾從周”，公羊家又說他最后有公天下的理想。怎么理解儒家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

張祥龍：如果不帶現(xiàn)代人的過重的偏見，《禮記·禮運篇》里講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還是以家庭為根的。不是僅僅親自己的親人，對社會上別的人也要親，恰是說以親親為根本，推及別人，這就是“公天下”。儒家特區(qū)就是公天下。

儒家講“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一個人知孝，就不會無原則地犯上作亂。家庭不是一個封閉的團體。黨派和小團體，是人們出于理念和利益結合的，公司大多就是考慮利益，比較封閉。家的視野比較長遠和顧及他者，只要家庭的孝德有了，時間意識和籌劃意識就會大大拉長，就不會限于自己的一家和一族。

利益團體的共在是內部的，與真正的他者是絕緣的，而家不是。為什么？跟孝有關系。這個地方，如果能以現(xiàn)代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講清楚了，起碼對我自己就能交代了。

按目前這種全球化和高科技之路走下去，儒家需要一個避難所。我大學畢業(yè)后也搞過一段自然保護，生態(tài)思想對我很有影響。道是一種生態(tài)頂級群落，我覺得生態(tài)思想在儒家里更重要——當然是以家為根的廣義生態(tài)思想。

戴志勇：哈佛大學的社群主義者桑德爾教授最近有本新書《反對完美》，反對用基因技術改造甚至克隆出“完美的人”，很巧，這個思路與您相通。但是，自然形成的人類及其生存結構，能否抵擋住這種科技發(fā)展帶來的巨大挑戰(zhàn)呢？

張祥龍：社會生物學創(chuàng)始人威爾遜說我們這種人的本性是在石器時代形成的，在許多方面已經過時了?，F(xiàn)在不少人也認為，我們依戀的那種家庭關系，已經適應不了現(xiàn)代社會了，婚姻家庭必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我們這種人應該升級了。怎么升級？從基因上改造，人機聯(lián)體，成為后人類，那家庭肯定就沒有了。

而我認為后人類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它對人類就是一個災難。有種“地球生態(tài)圈”的蓋婭假說，講地球的生命圈是一個整全活體，叫蓋婭（古希臘的大地女神名），弄死了就完了，雖然她有很大的恢復能力。

地球的藍色子宮中孕育出了人類的家庭，但不幸，我們咬破了這個繭，正在進入個體化、全球市場化和資本信息化的逐利形態(tài)，完全罔顧生命之家和家的生命，這樣，地球這個大家庭也會受到嚴重傷害。家庭是地球生態(tài)孕育出的最有持續(xù)能力的人類生命結構形態(tài)，個體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生存策略在其他哺乳類那里早就流行了。

海德格爾看到了現(xiàn)代技術崇拜對地球之家的損害，但沒看到人類的家庭與這個大家庭之間的根本聯(lián)系——這是我對海德格爾最主要的批評。儒家和中國的學者可以就此對世界做出一些實質貢獻，這是我們的資源，是我們文化的良知，但這個良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國人自己丟棄了，我非常絕望。

（戴志勇 系 南方周末評論員）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