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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儒家女性主義和儒家環(huán)境哲學觀點的提問與反思

作者：李明書（浙江大學哲學系特聘研究員，發(fā)表時為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來源：作者授權(quán)儒家網(wǎng)發(fā)布，原載《鵝湖》第46卷第8期總號第548期（2021年2月）

本文系《鵝湖月刊》“切琢新知”專欄文章。本期共三篇論文，集中討論南洋理工大學李晨陽教授《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一書。

壹、前言

近來中西比較哲學研究逐漸升溫，引發(fā)越來越多的關注。李晨陽教授長期從事儒家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其《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1]是在《道與西方的相遇：中西比較哲學重要問題研究》[2]之后的專著，進一步思考具有前瞻性的比較哲學議題與方法。基于儒學研究長期以來的累積，以及今日面臨全球化的時代，李晨陽認為應承繼第三期儒學的特點，“對儒學的哲學思想進行比較性的研究”[3]，而儒家傳統(tǒng)正面臨科學、民主、女性主義、環(huán)境保護主義與儒家傳統(tǒng)自身生存問題等五個挑戰(zhàn)。[4]這五個挑戰(zhàn)皆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與實踐意義，其中的第一至四個挑戰(zhàn)可以直接從西方問題的沖擊看出其意義；第五個雖是儒家自身的生存問題，而事實上也是在受到西方?jīng)_擊之后而產(chǎn)生。由此可見今日的儒家哲學研究，幾乎脫離不了比較的視角。

李晨陽認為不同的文化之間，以需求做為共同的基本價值。就這一點而言，所有的文化有相通之處，進而才有對話、影響、比較的可能。其稱之為”文化的價值組合配置”（cultural configurations of values）[5]，以此展現(xiàn)出不同文化互動的多種可能性。當中西思想共同面對上述五個問題時，除了須回應問題本身之外，也須回應不同視角提出的觀點。在此過程中，將因不同視角的介入，導致自身的觀點可能更為豐富地展開。

基于筆者的學術(shù)觀察，儒家與女性主義的比較研究，已有數(shù)十年的歷史，而且在儒學蓬勃發(fā)展與性別議題不斷推陳出新的今日，許多學者以儒家思想回應性別議題，更能均衡地凸顯雙方的特點，也可看出儒家對于性別議題的關注更甚于以往。環(huán)境哲學在儒家理論層面較難以與現(xiàn)實銜接，雖是有待開發(fā)的議題，但迄今為止，如何從儒家的宇宙論結(jié)構(gòu)發(fā)展成一種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儒家環(huán)境哲學，尚在萌芽的階段，研究的成果也相對較少。有鑒于此，本文將著重于書中的儒家女性主義與環(huán)境哲學進行評述，并以向李教授請教的態(tài)度，期能獲得解答與收獲。

貳、以關愛倫理學做為儒家性別研究的切入點及其遺留的問題

當前已有不少儒家學者為儒家的性別觀辯護，試圖證明儒家并非性別歧視，或是合理地解釋儒家性別歧視的思想和歷史。透過女性主義以證明儒家思想具有內(nèi)在的女性特質(zhì)，在根源上并非歧視女性，即是一個重要的視角。李晨陽透過女性主義的“關愛倫理學”（care ethics）指出儒家亦重視關愛的思想和表現(xiàn)，只是在儒家既有的經(jīng)典和歷史中，關愛特征并不明顯，因此值得當代強調(diào)和發(fā)展。

一般認為，關愛倫理學最早由吉利根（Carol Gilligan）于1982年出版的《不同的聲音》一書所提出。[6]吉利根透過心理實驗，認為正義之類的倫理思考，是基于男性的理性視角所建構(gòu)，不符合女性的感性和經(jīng)驗視角，因此正義之類的倫理原則不能普遍適用于所有人在面對道德情境時所采取的判斷。有別于此，從女性視角提出的“關愛”（care），才是所有人在面對道德情境時，首先發(fā)自內(nèi)心的情感。關愛倫理學其后由諾丁斯（Nel Noddings）、赫爾德等人持續(xù)發(fā)展，將吉利根提出的女性之關愛特質(zhì)，逐漸轉(zhuǎn)變?yōu)槟信餐哂械奶刭|(zhì)，并展開對于康德倫理學、功利主義、德行倫理學等理論的反思和批判。

李晨陽將關愛的特質(zhì)和儒家的“仁”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有四點相似之處：

第一，儒家倫理學和女性主義關愛倫理學都以關系性的人為基礎。第二，儒家倫理學的核心概念仁和女性主義關愛倫理學的核心概念關愛之間有相似的脈絡。第三，與西方流行的康德倫理學和功利主義倫理學相比，儒家倫理學和女性主義關愛倫理學都不那么依賴普遍規(guī)則。第四，兩者都不主張普世主義，而主張愛有差等。當然，說它們之間有相似之處，是與康德倫理學和功利主義倫理學相比而言。相似不是相等。它們兩者之間也有不少區(qū)別。[7]

如上所述，藉由關愛倫理學的基本主張?zhí)接懭寮覒绾螌Υ?，強調(diào)儒家對于人的關懷具有普遍性與平等性，成圣并不限于男性，[8]因此應立足于女性的視角，發(fā)展出相應的關懷女性之方法，并且不具有性別上的歧視。李晨陽采取諾丁斯將關愛倫理學運用于道德教育的方法與建議，指出改善儒家對待女性的方法是“加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yǎng)”[9]，以及“擴大其（儒家）關愛的范圍”[10]，最終可望透過儒家思想支持男女平等而不歧視女性。[11]

李晨陽認為，儒家歧視女性的歷史既已不能抹除，即應正視這些歷史，并在思想上予以回應，才能面對今日的性別問題。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彪m在古時候造成了兩性的主從關系，但三綱、五常更深一層的內(nèi)涵，是安立兩性的相處，達到和諧穩(wěn)定的狀態(tài)，故可理解為相互分工的關系，[12]而不需將主從關系的歷史事實，視為儒家思想的立場。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修養(yǎng)，更是無分性別的實踐理論，不僅在基礎上無分男女，甚至可以開發(fā)出女性特有的道德修養(yǎng)方法。[13]

這樣的主張是立基于李晨陽認為儒家思想是以關系性的人為基礎，如同關愛倫理學認為關愛者與被關愛者之間的關系建立之后，才能產(chǎn)生關愛行為，進而可能發(fā)展成道德行為和原則。李晨陽認為儒家的人是在關系中形成，這一觀點和安樂哲（Roger T. Ames）提出的“焦點──域”（focus-field）相同，儒家的人是在家庭和社會，與他人不斷發(fā)生關系而成長，并非獨立存在的原子實體。[14]以關系作為道德行為的基礎是關愛倫理學的特點。關愛倫理學認為道德并非抽象而獨立的想象，必須在具體情境中實踐才有價值。據(jù)此否認了康德純粹形式和理性的道德原則建構(gòu)，也排除抽象和空談的功利計算。

不論是關愛倫理學在道德教育方面所提供的啟發(fā)，或是以關系性的人理解儒家對于人的定義，確實都能夠從儒家文本中看出這一層意義與價值。于此之上，我們更想了解的是在比較的視野中，如果關愛倫理學是一個相較于其它理論而言，較適合系統(tǒng)性地理解儒家思想的理論，則應該如何以儒家式的關愛倫理學回應當代新儒家基于康德義務論的解讀，以及儒家德行倫理等其它立場？

除此之外，關愛倫理學和儒家思想雖皆重視道德教育，但兩者的差異勢必有待詳細厘清，如何在兼顧儒家思想與女性主義的條件下，規(guī)劃道德教育與修養(yǎng)的具體內(nèi)容，以及關愛的范圍應擴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夠在支持男女平等上發(fā)揮一定的作用。進而言之，儒家思想所接受的是何種意義上的男女平等？儒家促進男女平等的方法又是什么？諸如此類，皆是期待李教授能進一步回應的問題。

參、儒家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huán)境哲學觀點之反思

《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提出另一個重要的前沿問題是儒家環(huán)境哲學，也就是如何基于儒家思想，發(fā)展出相應的環(huán)境理論。

李晨陽引用《易經(jīng)》，以“天”、“地”、“人”的“三才”思想做為儒家環(huán)境哲學的基本架構(gòu)，也是對待環(huán)境的三個原則。有別于傳統(tǒng)上常所說的“天人合一”思想，李晨陽認為“三才和諧”才是儒家完整的環(huán)境觀?！叭恕奔慈祟悾耸侨f物之靈，承擔宇宙、環(huán)境和諧進步的責任，與動物有根本性的區(qū)別?！暗亍背酥傅厍虻淖匀画h(huán)境之外，也意指萬物棲息、繁衍后代的場所，在《易經(jīng)》中具有母性的意義。萬物居于“地”之中，才能安立自己的角色，而人于其中更應實踐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天”在自然方面，指地球以外的宇宙、天體；在人文方面，則有道德根源、宗教性的意義，表示父性的地位。[15]

依據(jù)儒家的觀點，勢必賦予人有較高地位的獨特性，在一般的情況下，可以充分利用天地的資源。例如孟子所說：“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保ā睹献?梁惠王》）。然而，在面對自然環(huán)境的沖擊與反撲時，人的力量又顯得微不足道。人既可以轉(zhuǎn)化自然資源以發(fā)展科技，但再高技術(shù)的科技也抵御不了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是故儒家的天地觀，除了描述部分事實之外，也不斷提醒人類自身的不足與局限。

自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被提出以來，對環(huán)境造成負面的影響。儒家的環(huán)境思想，正可對此進行調(diào)整或修正。儒家雖然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但建立了“天”這一超越且廣大的意義，對于人的行為有一定的指導與規(guī)范作用。當人類試圖宰制地球內(nèi)外的環(huán)境時，即可透過“天”去反思自己的局限與不足。天地提供了絕佳的場所供人類使用，而非人天生就能夠且應該宰制自然環(huán)境?；趦r值配置的思維，人類中心主義的內(nèi)涵也有其不同之處，以儒家思想予以回應時，可以提出修正、取代、調(diào)和等不同的作法。李晨陽據(jù)此宣稱儒家的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別于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資源保護主義（conservationism）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保護主義（preservationism）。[16]

透過西方理論和語言，我們可以闡釋出儒家思想的新意，同時也認識到儒家立場不能由任何一個理論完全概括。從李晨陽對于環(huán)境哲學的反思之中可以發(fā)現(xiàn)，似乎是有意弱化儒家“天”的超越意義。將“天”理解為地球以外的宇宙、天空，雖然符合直觀的理解，畢竟人在望上看時，直接看到的是天空、日月等自然現(xiàn)象，而非抽象的道德原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儒家也往往以“天”作為道德、價值意義的根源。雖然李晨陽保留對于“天”的超越意義之理解，但在其所謂的儒家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huán)境哲學，看不出超越意義在其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中具有什么地位，似乎將提升儒家的超越意義視為一種不同的理解，而弱化或解消了超越意義則是另一種理解。因此引發(fā)筆者好奇，李晨陽如何回應當代以超越作為儒家根源的學說？

舉例而言，朱建民曾從儒家立場提出有別于人類中心主義的環(huán)境倫理學說，稱之為“人類優(yōu)先主義”。[17]同李晨陽的相似之處，二人皆認為人是萬物中最為獨特而重要的，因此在環(huán)境的價值和地位上有優(yōu)先性。不同的是，人類優(yōu)先主義認為人因其特有的四端之心，進而具有參與天地化育的責任；[18]亦即天地賦予人生存的環(huán)境和空間，并且賦予了人獨特的意義與價值，人須透過自身的獨特性和優(yōu)先性，回應天地的賦予，努力達到天地的高度，而實踐上則是共同參與到整個世界的繁衍與進步。相較之下，李晨陽雖也凸出人的價值，認為人必須承擔起如天地一般的責任，[19]然而，天地的意義主要在于賦予人在自然環(huán)境中的價值，而不是賦予人在道德、倫理上的特殊性。若是如此，如何理解如“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之類的文本，以及以此衍伸的相關學說？這亦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與探討。

肆、整體性的思考與展望

《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從較為宏觀的視野指出當前儒家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然而，其中蘊涵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化的議題，如同前述的儒家與關愛倫理學，還需建構(gòu)具體的實踐理論，以及對照更為多元的女性主義，才能確立儒家對于性別的態(tài)度。

這本書雖然在許多議題上提出重要的觀點，也為以儒家思想為出發(fā)點的比較哲學奠定基礎與架構(gòu)。不論是女性主義觀點，或是儒家在其它領域方面的探討，皆已有相當程度的發(fā)展與突破。令人更為期待的是李晨陽對于近幾年來熱議的許多哲學議題之觀點，及其在實踐上具體的建議，而不僅是提出研究的方向而已。在學術(shù)研究日新月異的今日，許多話題從多方面、多角度被提出。例如女性主義的議題方興未艾，多元性別的議題也已經(jīng)成為討論焦點；又如我們一邊還在建構(gòu)儒家環(huán)境哲學的理論時，自然環(huán)境也一邊正遭受著難以想象的破壞。是故此書一方面標示著儒家與西方哲學議題的銜接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遺留了許多問題，提供后來的學者值得加緊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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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O一九年。
[2]?李晨陽《道與西方的相遇：中西比較哲學重要問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ＯＯ五年。
[3]?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頁一。
[4]?同上注，頁二七。
[5]?同上注，頁一O─一一。
[6]?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赫爾德（Virginia Held）認為關愛倫理學的開端是魯?shù)峡嗽?980年發(fā)表的“Maternal Thinking”一文，也可做為這一理論起點爭議的參考。參閱：Virginia Held,?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the Glob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 Sara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Feminist Studies?6, 1980: 342-367.
[7]?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頁九Ｏ。
[8]?同上注，頁九八。相關的觀點可參考：Raphals, Lisa,?Sharing the R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李明書〈當代儒學對于性別歧視的討論與回應〉，《哲學與文化》五四四期（二Ｏ一九年九月），頁一七七─一九一。
[9]?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頁八六。
[10]?同上注，頁九二。
[11]?同上注，頁九一。
[12]?同上注，頁一Ｏ二─一Ｏ三。
[13]?同上注，頁一Ｏ四。
[14]?同上注，頁七二。
[15]?同上注，頁一二五─一二六。
[16]?同上注，頁一二七─一二九。
[17]?朱建民、葉保強、李瑞全《應用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新北：國立空中大學，二ＯＯ五年，頁八一─九一。此書依序由三位作者編寫環(huán)境倫理、商業(yè)倫理與生命倫理三部分。
[18]?同上注，頁八七。
[19]?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頁一二五。